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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盛宴-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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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我认为的小说，写我喜欢写的小说，写较广泛的人爱读而不是某些专门研究小说的人爱读的小说，这便是我的寻常的追求。即使为这么寻常的追求，我也衣带渐宽终不觉，并且终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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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注平民生活形态
我既为较广泛的人们写小说，既希望写出他们爱读的小说，就不能不睽注平民生活形态。因为平民构成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多数，还因为我出身于这一个阶层。我和这一个阶层有亲情之缘。
我认为，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他或她的“阶层”亲情。这一点体现在作家们身上更是明显得不能再明显。商品时代，使阶层迅速分化出来，使人迅速地被某一阶层吸纳，或被某一阶层排斥。
作家是很容易在心态上和精神上被新生的中产阶级阶层所吸纳的。一旦被吸纳了，作品便往往会很中产阶级气味儿起来。这是一种必然而又自然的文学现象。这一现象没什么不好。一个新的阶层一旦形成了，一旦在经济基础上成熟了，接下来便有了它的文化要求，包括文学要求。于是便有服务于它的文化和文学的实践者。文化和文学理应满足各个阶层的需要。
从“经济基础”方面而言，我承认我其实已属于中国新生的中产阶级阶层。我是这个阶层的“中下层”。作家在“经济基础”方面，怕是较难成为这个新生阶层的“中上层”的。但是作家在精神方面，极易寻找到在这个新生阶层中的“中上层”的良好感觉。
我时刻提醒和告诫我自己万勿在内心里滋生出这一种良好感觉。我不喜欢这个新生的阶层。这个新生的阶层，氤氲成一片甜的、软的、喜滋滋的、乐融融的，介于满足与不满足，自信与不自信，有抱负与没有抱负之间的氛围。这个氛围不是我喜欢的氛围。我从这个阶层中发现不到什么太令我怦然心动的人和事。
所以我身在这个阶层，却一向是转身背对这个阶层的。睽注的始终是我出生的平民阶层。一切与我有亲密关系乃至亲爱关系的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仍生活在平民阶层。同学、知青伙伴、有恩于我的、有义于我的。比起新生的中产阶级阶层，他们的人生更沉重些，他们的命运更无奈些，他们中的人和事，更易深深地感动我这个写小说的人。
但是我十分清醒，他们中的大多数，其实是无心思读小说的。我写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不知道。我将发生在他们中的人和事，写出来给看小说的人们看。
我又十分清醒，我其实是很尴尬——我一脚迈入在新生的中产阶级里，另一只脚的鞋底儿上仿佛抹了万能胶，牢牢地粘在平民阶层里，想拔都拔不动。我的一些小说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我的尴尬。
这一份儿尴尬，有时成为我写作的独特视角。
于是我近期的小说中多了无奈。我对我出身的阶层中许多人的同情和体恤再真诚也不免有“抛过去”的意味儿。我对我目前被时代划归入的阶层再厌烦也不免有“造作”之嫌。
但是我不很在乎，常想，也罢。在一个时期内，就这么尴尬地写着，也许正应了那句话——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所以才继续地脚不停步地在稿纸上“赶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变成了中国新生的中产阶级的一员，即使仅仅是“中下层”中的一员，我也许就什么都写不出来了……
我是个“社会关系”芜杂的人
中国的作家，目前仍分为两大类——有单位的，或没有单位的。有单位的比如我，从前是北影厂的编辑，如今是童影厂的员工。没单位的，称“专职”作家，统统归在各级作家协会。作家协会当然也是单位，但人员构成未免太单一。想想吧，左邻是作家，右舍也是作家。每个星期到单位去，打招呼的是张作家，不打招呼的是李作家。电话响了，抓起来一听，不是编辑约稿、记者采访，往往可能便是作家同行了。所谈，又往往离不开文坛那点子事儿。
写小说的人常年生活在写小说的人之中，在我想来，真是很可悲呢。
我庆幸我是有单位的。单位使我接触到实实在在的，根本不写小说，不与我谈文学的人。一个写小说的人，听一个写小说的人谈他的喜怒哀乐，与听一个不写小说的谈他的喜怒哀乐，听的情绪是很不一样的。
我接触的人真的很芜杂。三十六行七十二业，都不拒之门外。我的家永远不可能是“沙龙”。我讨厌的地方，一是不干净的厕所，二是太精英荟萃的“沙龙”。倘我在悠闲着，我不愿与小说家交流创作心得，更不愿听小说评论家一览文坛小的“纵横谈”。我愿意的事是与不至于反感我的人聊家常。楼下卖包子的，街口修自行车的，本单位的门卫，在对面公园里放风筝的老人。他们都不反感我，都爱跟我聊，甚至我儿子的同学到家里来，我也搭讪着跟他们聊。我并非贼似的，专门从别人嘴里不花钱就“窃取”了小说的素材。我不那么下作，也不那么精明。我只是觉得，还能有时间和一些头脑里完全没有小说这一根筋，根本不知道还有“文坛”这码子事儿的人聊聊家常，真不失一种幸福啊！多美妙的时光呢！连在早市上给我理过几次头的老理发师傅，也数次到我家串门，向我讲他女儿下岗的烦愁，希望我帮着拿个主意。但凡有精力，我真诚地分担某些信赖我的人们的烦愁。真诚地参与到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中去，起码帮他们拿拿主意。其实，我是一个顶没能力帮助别人的人。经常的做法是，为这些人的烦愁之事，转而去求助另外的一些人。而求人对我又是极令自己状窘之事，十之七八是白费了口舌，白搭了面子；偶能间接地帮助了别人，如同自己的困难获得了解决一样高兴。这种生活形态，牵扯了我不少时间和精力。但也使我了解到中下层人们的非常具体、非常实际的烦愁。他们的烦愁、他们的命运的无奈，都曾作为情节和细节被我写入到我的小说里。比如《表弟》、比如《学者之死》。20年前哈市老邻的儿子二小在现今走投无路——为了给已37岁的二小安排一条人生出路，我求过那么多人！还亲自到京郊的几处农村去“考察”，希望能为二小在那些地方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为使在我家做了两年保姆的四川女孩儿小芳的命运能有改变，我不惜以我的著作权为砝码——谁能帮助她在四川老家附近的县城解决职业，我愿降低条件同意出版我的文集。我为我的一名中学同学的工作问题向赵忠祥求过字；为我的另一名同学的儿子的上学问题向韩美林求过画；为我的一位触犯了刑法的知青战友做过保释人；我每年要想着给北大荒的一位“嫂子”寄几次钱——我当年在北大荒当小学教师，她的丈夫是校长。他们关心和呵护我，如同对待一个弟弟。她丈夫因患癌症去世了。她的儿子也死于不幸事件……
有朋友曾善意地嘲笑我，说——晓声，你呀你呀，我将你好有一比。
我问他比作什么。
他说——旧中国的某些私塾先生，较为善良的那一类。明明没什么能力，又，偏偏的缺少自知之明，一厢情愿地想象自己是观世音，仿佛能普渡众生似的……
我只有窘笑的份儿，承认他的比喻恰当。
我的生活形态，使我心中“囤积”了许许多多中国中下层人们的“故事”。一个个将他们写来，都是充满了惆怅、无奈和忧伤的小说。我只觉时间不够，精力不够，从没产生过没什么可写的那一种困乏。这在我的创作中带来的一个弊端乃是——惜时如金而又笔耕太匆的情况下，某些小说写得毛糙、遣词不斟、行文粗陋。
我意识到的，我就能改正。
以“冷眼向洋看世界”的目光观望别人的烦愁、别人的困境、别人的无奈以及命运，无疑是一种独特的写作视角，无疑能写出独特的好小说，无疑能自成风格，自标一派。
如我似的，常常身不由己地，直接地搀和到别人的烦愁、别人的困境、别人的无奈及命运中去了，便写出了我的某些苦涩的、忧郁的，有时甚至流露出悲哀的小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近期的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方式铺展开来的多了的原因。写那样的小说，在我简直只能以第一人称叙述，而不愿以第三人称叙述。因为我希望读者从中看到较为真切的人和事。1997年第1期《十月》发表的中篇《义兄》，也是这一创作心态下的产物。
但——我绝不将我的生活形态作为“经验”向别人兜售。事实上这一种生活形态利弊各一半，甚至可以说弊大于利。好在我已习惯了、接受了这一无奈的现实。谁若也不慎堕入了此种生活形态，并且没有习惯过，他的情绪恐怕会极其躁乱，一个时期内什么也写不下去。
真的，千万别变成我，变成我那是很糟的。感受生活的方式很多，直接地搀和到别人们的烦愁、困境、无奈与命运中去，并非什么好方式。在我，是一种搞糟了的活法罢了。所谓还有“利”可言，实乃是“搞糟了的活法”中的“因势利导”。我还有许多学者朋友——经济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法学博士……
我还认得一些企业界人士……
一旦有机会和他们在一起，我便接二连三地向他们讨教问题。有时也争论，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讨教和争论的问题，都是所谓“国家大事”——腐败问题、官僚体制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失业问题、法制问题、安定问题等等。
在向他们讨教、和他们争论的过程中，我对国情的了解更多了一些、更宏观了一些、更全面了一些。他们一次次打消掉我的思想方法的种种片面和偏激，我一次次向他们提供具体的生活事例，丰富他们理性思维的根据。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和经济学家辩论经济问题。我和他们辩论时，也能如他们一样，扳着手指头例举出这方面那方面接近准确的数字。
这常令他们“友邦惊诧”，愕问我——晓声你是写小说的，怎么了解这么多？
我便颇得意地回答——我关注我所处的时代。
是的，我不讳言，我极其关注我所处的时代。关注它现存的种种矛盾的性质，关注它的危机的深化和转机的步骤，关注它的走向和自我调解的措施……
我认为——既为作家，既为中国的当代作家，对自己所处的当代，渐渐形成较全面的、较多方面的、较有根据的了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因为，对时代大背景的认识较为清楚，才有一种写作的自信。起码自己能赞同自己——我为什么写这个而不写那个，为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
经常的情况之下，我凭作家的“良知”写作。
有人会反问——“良知”是什么？
我也不能给它下一个定义。
但我坚信它的的确确是有的。对于作家，有一点儿，比一点儿都没有好……
我不走“为文学而文学”的路
这一条路，据言是最本分的，也是最有出息的，最能造就伟大小说家的文学之路。
在当今之中国，我始终搞不大明白——“为文学而文学”，究竟是一条怎样的文学的路。
何况，我也从不想伟大起来。
我愿我的笔，在坚与柔之间不停转变着。也就是说——我愿以我的小说，慰藉中国中下层人们的心。此时它应多些柔情，多些同情，多些心心相印的感情。另一方面，我愿我的小说，或其他文学形式，真的能如矛，能如箭，刺穿射破腐败与邪恶的画皮，使之丑陋原形毕露。
我不知这一条路，该算一条怎样的文学的路？
而有一点我是知道的——我的绝大多数的同行，其实在走着和我一致的路。只不过他们不像我似的，常常自我标榜。我也并非喜欢自我标榜。没人非逼着我写什么说什么，我是从不愿对自己的创作喋喋不休的。被逼着说被逼着写，也就只有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重复的次数一多，当然也就成了自我标榜。好在和我走着一致的路的作家为数不少，那么我也就不仅仅是在为自己标榜了，也根本不会因伟大不起来而沮丧，反正又不止我自己伟大不起来。何况“为文学而文学”者，也未必就能真的伟大起来。或曰他们的伟大不起来，意味着“为文学而文学”的悲壮的自殉。那么我也想说，我辈的不为“文学”而文学，未尝不是为文学的极平易近人的生命力之体现而自耗。下场并不相差太大，就都由着性子写下去的好。
我不认为商业时代文学就彻底完蛋了。
商业时代使一切都打上了商业的烙印。文学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幸免。应该看到，商业时代使出版业空前繁荣了。这繁荣的前提之下，文学有相当一部分变质了。但总量上比较，变质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归根结底，商业时代不太可能毁灭一位有实力的作家，作家的创作往往终结于自身生活源泉的枯竭，创作激情的下降，才能的力有不逮，以及身体、精力、心理等等各方面的“资本”的空虚。
我不惧怕商业时代。但我也尽量要求自己，别过分地去迎合它一个时期的好恶。
小说家没法儿和一个已然商业化了的时代“老死不相往来”。归根结底时代是强大的，小说家本人的意志是脆弱的。比如我不喜欢诸如签名售书、包装、自我推销、“炒作”等等创作以外之事，但我时常妥协，违心地去顺从。以前很为此恼火，现在依然不习惯。一旦被要求这样那样配合自己某一本书的发行，内心里的别扭简直没法儿说。但我已开始尽量满足出版社的要求。不过分，我就照办。这没什么可感到羞耻的。
最后，我想说——我认为，归根结底，小说是为世俗大众的心灵需求而存在的。它的生命力延续至今，正是由于这一点。绝大多数名著的生命力延续至今，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这是我对小说的最基本的看法。如果有什么所谓“文学殿堂”的话，或者竟有两个——一个是为所谓“精神贵族”而建，一个是为精神上几乎永远也“贵族”不起来的世俗大众而建，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走入后者。对前者断然扭转头无视而过。
我常寻思，配在前者中倍受尊崇的小说家，理应都是精神上相当高贵的人吧？
我扫视文坛，我的任何一位同行，骨子里其实都不那么高贵，有些模样分明是矫揉造作的。
我更愿自己这一个小说家，在不那么美妙的人间烟火中从心态上精神上感情上，最大程度地贴近世俗大众，并为他们写他们爱看的小说……
××同志，啰里啰嗦，就写到这儿。你要求我可以写15000字，我只能写够你要求的字数之一半。对我自己的创作，我实在没那么多可说的。以上文字，算是些大白话、大实话吧！
再三请谅！
小说平凡了以后
小说有过很不入流的时代。
是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别国，都曾有过那样的时代；或者说那样的世纪更确切。
那样的世纪是诗的世纪。在那样的世纪，连散文和随笔的文学地位，也都在小说之上。比如《唐璜》和《浮士德》，其实更接近着是小说的体裁。文学家们似乎觉得用诗的形式来结构“长篇故事”才足以证明其才华。又比如更早的《荷马史诗》，这种以诗的形式演义历史的现象，从许多国家都可以找出例子。就说《圣经》吧，诗的成分、意味，也起码和小说的特征是平分秋色的。
但小说确乎很伟大过。它只稍许比诗年轻一点点。虽然至今人们仍用“史诗性”三个字来称道伟大的小说，而伟大的小说却自有其与诗不同的伟大处——没有一首诗能像伟大的小说那样与人类的阅读习惯发生最亲密的接触。
20世纪中叶以后，诗渐渐地寂寞了。
现在，小说也寂寞了。不但寂寞了，而且平凡了。发达的印刷业，传媒界，加上电视机、影碟机、电脑网络这些科技产品的问世，削减了小说以往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甚至挑战了人类古老的阅读习惯。毕竟，图像比单纯的文字对人眼具有更强大的吸引力。写小说这件事，已经像歌唱模仿秀一样，不再高不可攀。
我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写过一篇相当长的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题目是“奥林匹斯的黄昏”。那时小说还正在中国红得发紫着。那时我预见，在以后的20年间，中国人的消遣心理，必将欣赏的愿望厚厚地压在底下。以后20年间的小说，取悦于人们一般消遣的动意，也必日渐明显。
现在的小说总体上正是这样，尽管有我的许多同行们继续努力地做着种种提升它性质的实践；却毕竟的，分明的，普遍之人们对小说的要求更加俗常了。
小说是在这一背景下平凡的。
平凡的事物，并非便是已经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事物。
所有写小说的人，在动笔写一篇小说时的状态都无疑是相当认真的。
对小说的理解决定着各自不同的认真尺度。
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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