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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盛宴-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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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第二种人,则没第一种人那么幸运了。因为他们和她们已被公认是“专门”的写作之人了;时代、社会和别人,对于“专门”的写作之人,往往总难免多多少少地有些期望有些要求的。好比在自己家里偶尔下厨一显身手,款待的是亲朋好友,这是一回事;而挂出了牌匾,领了执照开业,印制了菜谱,每道菜标出了价格,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就是“专门”的厨子了,人们理所当然会对“专门”的厨子有要求。“专门”的厨子们也会自己对自己有要求,那要求良好的一面是怕对不起食客。
  即使对于“专门”的写作者,其与生活的关系,我觉得也是应以自由的状态为好。即其想与生活的关系紧密一点儿,那就随其那样;忽而他又觉得疏远一点儿才对,那就也随其那样。总而言之,社会、时代和喜欢读文学作品的人们,给予“专门”的写作者们的自由越大,“专门”的写作者们对社会、时代和喜欢读文学作品的人们的回报越多样化一些。
  比如鲁迅和林语堂、徐志摩吧——鲁迅在其所处的时代,面对千疮百孔的现实,乃是“严肃文学”的鼓呼者。他曾劝林语堂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写什么“小品文”;对徐志摩之写作一向的轻巧流丽,也是不屑的。但构成林语堂这样一位文人的全部生理的和文化的“基因”,决定了林氏不可能也对文学取着与鲁迅同样的理念,不可能对现实生活取着和鲁迅同样的观察、态度和立场。非要求他那样一个“专门”的写家一定得像鲁迅一样,那太难为林语堂了。林语堂很固执,没听鲁迅的劝,所以我们今天有林氏“小品文”及美文可读。鲁迅更固执,所以今天留下了当年不同于别人的鲁迅的杂文。而徐志摩也不仅仅风花雪月,他还写过《青年运动》这样的社会论文,还写过《列宁忌日——谈革命》这样的政治论文,尽管他的政治观点和立场在当时看来很不革命。目光再往回望得远一些,比如辛弃疾吧,当代之中国亲诗近词的人,谁不知他的《破阵子》呢?“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列舰耸高楼”、“投鞭飞渡”、“剑指三秦”,谁不道他的词有金戈之声,铁马之势呢?那些军旅佳词,皆是辛弃疾与他所亲历的某一段生活的关系的明证。显然,他与那一种生活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绝不是疏远的。但100多年以前的朱孝臧所编的《宋词三百首》,偏不选他那一首《破阵子》,所辑之辛词,充满了“忧愁风雨”、“断肠片片飞红”、“脉脉此情谁诉”的幽怀苦绪。亦即受官场排斥打击,落魄闲居情况下的词作。那时的他,莫说已远离了金戈铁马的军旅生活,甚至也远离了都市生活,接近过着半隐的一种生活了。但产生于此时的辛词,也几乎无一不是佳作啊!还有范仲淹,谁若仅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名句来评说他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其实是极不全面的。他也写下过似乎远离现实生活,只吟自家苦闷的词呢!李清照更是如此;晏殊也差不多是那样,而以周邦彦最为典型。至于英国的夏洛蒂姐妹,她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几乎一向是间接的,但《简·爱》无疑是极现实主义的作品,《呼啸山庄》的基调也是。两部名著与其说是成功于人与现实生活的紧密关系,毋宁说是成功于女作家特殊的虚构天赋……
  作家不是记者,不能,也完全没有必要像记者一样去“接触”现实生活,还是将那一种“接触”的方式让给记者的好。
  与现实生活之关系紧密也罢,疏远也罢,从表面和理念上分,“出世”也罢,“入世”也罢,只形成他们笔下的作品风格的迥异,却并不是决定一名作家优秀与否的前提。
  记者“接触”现实生活,所要获取的信息往往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事件,怎样发生的,及其结果。没有对这些的报导前提,不是一名记者所写的好的报道。所以记者一定要亲临现场。
  作家则不同,作家也许远离那现场,也许只是从新闻中了解了那事件,但他须用心去体会那事件,他更进一步“研究”和考察的是——人性在那一事件中将有些怎样的表现?为什么?人的命运怎样被那一事件摆布了,它将使人性留下哪些后遗症?等等。总之,作家做的,要比记者做的更细微些才对。
  日本电影《幸福的黄手帕》,创作灵感便来自于小报上的一条几行字的报道;哈代的《苔丝》,则是以一桩真实的案件为创作基础。
  人类的社会越来越“质地柔软”,作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也就越来越难以一厢情愿地“紧凑”了。但只要作家对现实的态度并未因而漠然,甚至冷漠,作家的眼,便仍能从现实生活,哪怕仅仅是自身周围,观察到别人忽视了的,或自己以前忽视了的种种值得一想,值得一写,值得用文学的形式去反映的迹象……
  至于同学诸君,恕我直言,我认为,你们当然是与校园以外的现实生活距离较远的;远就远点儿吧,不必为着喜欢写作,便非要赶紧地去“感受”校园以外的现实生活。置身于校园,写写校园,也应是快意的。
  总而言之,人与现实生活的远近,本该是自然而然之事。不“专门”写作的人,想与现实生活保持怎样的距离,都纯粹应以合乎自己良好状态为前提。至于已无可救药地成了“专门”写作的人,比如我吧——我常常提醒自己,保持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永不冷淡,是有益的。因为说到底,作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有点儿像谈恋爱。一对恋人分开得太远、太久,爱的激情是会消减的……
  

关于“大师”与名著
我猜同学们问及此两点,或许基于以下的思想方式——一个人之阅读、欣赏和求知的时间、精力,在现代的社会是被剥夺得那么有限,即使在大学校园里,时间也仍是那么的宝贵,何况古今中外文学的现象浩如烟海,从哪儿读起成了一个问题。于是希望有人先替自己将“大师”们从文史或文坛剥离出来,排了“大师”级别的坐次。“大师”们的作品,尤其代表作,当然都是名著,于是自己似乎有阅读、欣赏和求知的“路标”可循了……
  大学的中文系一向是这么教着的;学子们也一向是这么学着的。
  古今中外,这都是大学里一种教与学的模式。
  凡成模式的事情,肯定是形成经验的事情。否则便没了理由成为模式。
  但,任何事情,一成为模式,久而久之,也就往往“固定”化了。“固定”意味着什么,无须赘言。
  依我浅见,“大师”是一种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说法罢了,是根本不必太认真对待的。所谓“大师”,无非就是比“著名”更“名”一级罢了。据我所知,中国颇有几个已经“名”久了的作家,心中好那个,向往那个;也颇有那么一些闲人,同样好那个,巴望通过弄那个,自己也由此那个点儿。此现象,无非是古今中外文坛常弄出的响动,属于文坛自然而然每要发生的事儿,与真本的文学的创作现象是没什么实际的关系的。
  象棋、围棋界是有大师的,那是硬碰硬角逐出来的。
  器乐的演奏也是有大师的,那是由听众的耳所公认的。
  声乐的演唱也可以认为有,那又几乎与先天赐给的音质音域有关。雕塑、绘画,有些名家,都不妨以“大师”尊之。当然了,还有戏剧界,还有曲艺界。侯宝林是相声大师,马三立更是。
  但怎样的作家是文学这一“界”的大师?标准是什么?谁定的标准?又根据什么所定?我真的不得而知。
  以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过与否来定怎样?似乎够得上是种标准,也只是似乎而已。因为我们都清楚,许多没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其作品的总量和质量,一点儿也不低于获得过的。甚至,经过时间的检验,反而越来越显出高出的价值。
  又比如前边所举那些“界”里的著名人物们——某一届的象棋和围棋冠军,此后可能连遭淘汰。但其获得冠军那一届甚或最关键的一局中,也许确实将对弈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堪称对弈艺术的经典一例。
  这样的人,够不够大师呢?
  比如毕加索,自然很配是大师。但这大师的画笔之下,真的幅幅都是杰作么?
  有一条关于毕加索的趣闻很有意思——某天一位收藏家带了一幅画去见毕加索,问:“这是大师的画吧?”
  毕加索看了看,摇头道:“不是,这只能算是胡涂乱抹。”
  收藏家又指着问:“可这难道不是您的亲笔签名么?”
  毕加索再次认真看了一会儿,承认道:“不错,正是我的亲笔签名。但毕加索有时也胡涂乱抹。”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么毕加索倒也诚实得可爱。
  我举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呢?
  我想说明——出版这一个“业”,在编文学的选本时,无论短篇、中篇,抑或诗歌、散文、随笔,其他文体等,几乎总是根据一种习惯,先将著名的作家们,当然是首先“著名”中那些被普遍尊为,或仅仅被他们视为“大师”级的作家们的名字列出,之后按图索骥,编选他们的作品。这样的书在出版现象中比比皆是。
  然而一个问题是——一位写出很优秀的长篇的作家,他的中篇一定也写得很好么?中篇写得好的,短篇一定出色么?短篇写得好的,散文随笔一定出色么?一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代表作一定比没有获得过那奖的作家的代表作,对于世界文学的影响更大么?与并没有获得过那奖的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们的作品相比,后来一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代表作,尤其近10年中他们的代表作,是多么地难以相提并论啊!
  所以,我的主张是——不妨先根本不去考虑哪些作家著名,哪些作家是否够得上“大师”,只叩问一点——哪些作品对世界产生过较大影响?哪些作品将文学的作用曾提升到了较高的意义?哪些作品一直能给予我们人性的营养和文学欣赏的满足?
  于是,一些著名作家的名字进入我们的视野,那是由于他们的作品,而不是反过来。最重要的,一些不见得多么著名的作家的作品,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那是常被我们的阅读和欣赏所忽略的。这一种忽略太普遍了,几乎从没引起诧异。
  正像著名作家们也往往写了些极平庸的作品一样;我的阅读经验告诉我,许许多多根本不著名的写作者的作品,往往也有那么一二篇写得特别优美,特别智慧,特别隽永。
  发现它们已不太容易。
  喜欢它们更不容易——因为写出它们的人,是那么的不著名,更与所谓“大师”的桂冠不沾什么边。我们的眼之所以有时故意地拒绝发现它们,我们的欣赏意识之所以有时故意地否认它们,往往还是由于写它们的人不著名。
  这是多么势利的一种阅读习惯啊!
  同学们,我之所以每在课堂上读一些根本不著名的人的作品,甚至以欣喜的心情读一首同学们自己写的诗,或散文什么的,正是由于我对那一种势利的阅读习惯的反对。
  中文学子不仅要学文学史,还要学会一种最是中文学子该具有的能力,即——善于以自己的眼从纷乱芜杂的出版现象、文学现象中,发现一篇好的小说,一篇好的散文,一首好诗,并进而培养起承认它们,喜欢它们的真心——不管写它们的人是多么的默默无闻;不管它们发表在多么不起眼的报刊上;不管别人是不是嘲笑了我们。
  我们恰恰应该这样想,如果学了一届中文,甚而学到了硕士、博士,却始终并未具有以上能力,只不过记住了文学史上一些著名作家或所谓大师的名字,哪怕对他们的作品目录能倒背如流,或也能谈出点儿根本不是自己的,而是别人灌输给自己的老生常谈的理解和感受——那,是多么遗憾的事情!
  文学在未来时代和我们当代人的关系,将绝非仅仅是我们当代人和名著和所谓“大师”的关系。这太不够了!
  中文学子在未来时代不同于别的任何学科的学子们的特点应该是什么?我认为,相当重要的特点乃是——你们当从最寻常的阅读和欣赏习惯中,特别有能力发现和特别有真心喜欢被只盯着“著名”与否的眼所忽略了的那些作品——哪怕仅仅是几段文字也罢!——并由此能力,进而提升你们看社会看时代看人生的眼光!
  是的,这才是我寄希望于你们的,也是你们起码应做到的……
   。 想看书来

关于知识
诸位,我不知大家对于“知识”一词作何理解。
  今天的时代,被形容为“知识爆炸”的时代。门类分得更多更细了。但似乎仍可像从前那样分为两类,即科学的和社会学的。
  但在我这儿,也常分为另两类,即“死的”和“活的”。
  现在,不妨让我们来把“知识”一词分为“知”和“识”两个单字来想一想——这样大家更容易明白我的意思。
  所谓“知”,无非就是晓得。
  你知道一棵树是一棵树;一块炭是一块炭,非是别的。以此类推,世上的事物千般万种,你尽量多地晓得,这对一个人很重要。
  你知道一棵深埋于地下千余年的树,它会变成煤或化石,因而你不会大惊小怪,不相信别人对此种现象的神说鬼论,这尤其重要。
  所谓“识”,我想无非就是认识。
  认识是一种较高级的思维活动,和想象是一种较高级的思维活动一样。
  所知越多,所识越广。
  逻辑上是这样。
  但符合逻辑的,并不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一定是规律。更不意味着以其规律性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在你身上。也许,在你那儿,仅仅停留在“晓得”的层面,一直停留在“晓得”的层面。
  人在被动的,甚而极不愿意的情况之下,也是可以“晓得”一些事情,“晓得”许多事情的。比如是学子的你们,并不喜欢某一门课业,为着考试过关,于是苦记苦背,于是“晓得”了某些“知识”。但,我要指出的乃是这样一点——那时“知识”一词体现在那样的学子身上,只不过是“知性”的一面,而并不见得同时也获得了“识性”的益处。
  实际上,“知识”本身并无所谓“死的”、“活的”。只不过因人对它的态度而可作那样的分法。
  “识”是只能在主动的情况之下才便于进行的思维。
  有没有“识”的主动愿望,使人和人之间的区别那可就大了。
  都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未必。
  我在生活中见过不少不仅熟读而且熟背唐诗的人,然他们并不会作诗。偶作,也不佳。缘何?诗不仅仅是“知”的精神产物,它肯定是“知”和“识”相结合的精神产物。
  钱钟书先生是大学问家,所知极其渊博。
  但他的《管锥篇》、《谈艺录》绝不仅仅是“知”的丰硕文论,也当然是“识”的才集大成。
  所以钱先生又简直可以说是大认识家。
  学问不就是“知”加“识”么?
  仅仅“晓得”,并不进一步从中提炼认识,那就仅仅是“大晓得家”罢了。
  “大晓得家”并不一定顺理成章地是大学问家呀,也可能仅仅证明一个人的强记善记罢了。正如记数比赛第一名者,并不顺理成章地接近着是数学家。
  诸位谁不晓得企鹅呢?
  晓得企鹅是企鹅,多么简单的事呢!小时候从画册上或电视里、公园里见到了,别人告诉我们那是企鹅,于是我们就永远地记住了,一辈子都“晓得”了。
  在寒冷的极地,企鹅们越来越多,越挤越紧密,我们晓得它们那是为了取暖。我们怎么就晓得了呢?或者又是别人告诉我们的,或者是我们自己悟到的。我们怎么会自己悟到呢?因为我们晓得寒冷是怎么回事,或者见过人在寒冷时挤在一起——这时,我们之所“知”,已促发着我们产生所“识”了。
  但企鹅们是否会长久地聚在一起不改变群体状态呢?
  不。
  它们每隔一时,便会有秩序地,一只只从容不迫地,心甘情愿地移动起来。最外边的,转移到群体里边去;最里边的,无私地腾出地方,踱到外边来,像别的企鹅曾用身体为自己抵挡住肆虐狂风一样,自己也情愿那样……
  晓得企鹅的群体竟还有这样的本能,我们之所“知”就又丰富了。却仍只不过还是所“知”罢了,还是“晓得”罢了。
  但是,如果我们的思维活动,由企鹅们的这一本能,联想及人类的社会,设问人类的社会是否也是这样?如果不是,又为什么不是?如果是好,怎样才能是?难以如是的原因何在?……总之,若一路设问下去,那么,你对于企鹅之所“知”,就已然促使你的思维进行着“识”的较高级的活动了。
  无论科学的,还是社会学的一切成果,都是在“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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