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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唱歌的墙 莫言-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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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冬天就惨了。春夏秋三季，我们还能捣弄点草木虫鱼吃吃，冬天草木凋零，冰冻三尺，地里有虫挖不出来，水里有鱼捞不上来。但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尤其是在吃的方面。大家很快便发现，上过水的洼地地面上有一层干结的青苔，像揭饼一样一张张揭下来，放在水里泡一泡，再放到锅里烘干，酥如锅巴。吃光了青苔，便剥树皮。剥来树皮，用斧头剁碎、砸烂，放在缸里泡，用棍子拼命搅，搅成糨糊状，煮一煮就喝。吃树皮的前半部分的工序和毕升造纸的过程差不多，但我们造出来的不是纸。从吃的角度来说，榆树皮是上品，柳树皮次之，槐树皮更次之。很快，村里村外的树都被剥成裸体，十分可怜的样子，在寒风中颤抖着。在这危急的关头，政府不知从哪里调拨来救济粮。所谓救济粮，根本不是粮，而是一些发霉的萝卜叶子一类的东西，挤压成件。现在拿那样的东西喂猪，猪也不会吃。但在当时确是货真价实的宝贝。分配时人人都红着眼，盯着秤杆，一星一点，秤高秤低，都十分计较。这种东西也不是常有的，总是在人们饿得即将停止呼吸时，才会发放一次，可见国家也是相当的困难。发放救济粮的钟声敲响时，连躺进棺材里的人也会蹦出来。这当然是夸张。那时候，人死得太多，哪里还有什么棺材。死了，好歹拖出去，让狗吃了拉倒。那是狗的黄金岁月，吃死人吃的，都疯了，见了活人也往上扑。有人可能要说：你们为什么不去打狗吃呀？狗肉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你问得好，你这念头，我们早就想到了，可我们腿肿得如水罐，走两步就喘息不迭，根本不是狗的对手。与其说去打狗，勿宁说去给狗加餐。如果有枪，勾一下扳机的力气还是有的。但在那种情况下，老百姓手里要有了枪，什么样的坏事干不出来呢？公社书记和公安人员手里倒是有枪，但他们有粮吃，不必去打狗吃。他们嫌吃死人的狗太脏，提着枪去打野兔、大雁、水鸭子什么的佐餐。
大概是1961年的春节吧，政府配给我们每人半斤豆饼，让我们过年。领取豆饼的场面真是欢欣鼓舞的场面。有的人，用衣襟兜着豆饼，一边往家走，一边往嘴里塞。我家邻居孙大爷，人没到家，就把发给他家的豆饼全都吃光了。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子给包围了，骂的骂，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开，把豆饼扒出来。可见爱在饥饿的人群里，要大打折扣。孙家大爷躺在地上，面如灰土，眼泪汪汪，一声不吭，任凭老婆孩子撕掳踢打。孙家大爷当天夜里就死了。他吃豆饼太多，口渴，喝了足有一桶水，活活给胀死了。那时我们的胃壁薄得如纸，轻轻一胀就破了。孙大爷死了，他的老婆孩子，没掉一滴眼泪。多少年后提起来，孙大奶奶还恨得牙根痒痒，骂老头子吃独食，连一点人味都没有，死不足惜。这次年关豆饼，胀死了我们村十七个人，教训很深刻。后来我在生产队饲养室里喂牛，偷食饲料豆饼时，总是十分节制，适可而止，生怕蹈了孙大爷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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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事三篇（6）
那几年里，母亲经常对我们兄弟讲述她的一个梦。她梦到自己在外祖父的坟墓外边见到了外祖父。外祖父说他并没有死去，他只是住在坟墓里而已。母亲问他吃什么，他说：吃棉衣和棉被里的棉絮。吃进去，拉出来；洗一洗，再吃进去；拉出来，再洗一洗……母亲狐疑地问我们：也许棉絮真的能吃？
度过60年代初期，往后的岁月还是苦，但比较起来就好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村里经常搞忆苦思甜运动，大家一忆苦，总是糊糊涂涂地忆到1960年。一忆到1960年，干部们就跳起来喊口号，一是要打倒苏修，二是要打倒刘邓，干部们说1960年的饥荒是刘邓串通了苏修卡中国人的脖子造成的。我们明知道这是胡说，但谁也不去装明白。
一直到了70年代中期，还是不能放开肚皮吃，但比较1960年那是好多了。我从小饭量大，嘴像无底洞，简直就是我们家的大灾星。我不但饭量大，而且品质不好。每次开饭，匆匆把自己那份吃完，就盯着别人的饭碗号啕大哭。母亲把自己那份省给我吃了，我还是哭。一边哭着，一边公然地抢夺我叔叔的女儿的那份食物。那时我们尚未分家，一家老小，有十三口之多。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母亲是长媳，一直忍辱负重，日子本来就很难过，我的无赖，更使母亲处境艰难。夺我堂姐的食物吃，确是混账。我婶婶的脸色难看，说出的话像毒药一样，一句句都是冲着母亲来的。母亲只好骂我，向婶婶赔礼道歉。这是我一生中最坏的行为，至今我也不能原谅自己。长大后我曾向堂姐说起过此事，她淡然一笑，说不记得了。
母亲常常批评我，说我没有志气。我也曾多次暗下决心，要有志气，但只要一见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没有道德，没有良心，没有廉耻，真是连条狗也不如。街上有卖熟猪肉的，我伸手就去抓，被卖肉人一刀差点把手指砍断。村里干部托着一只香瓜，我上去摸了一把，被干部一脚踢倒，将瓜砸在头上，弄得满头瓜汁。那些年里，我的嘴巴把我自己搞得人见人厌，连一堆臭狗屎都不如。吃饱了时，我也想痛改前非，但一见好吃的，立刻便恢复原样。长大后从电视上看到鳄鱼一边吞食一边流泪的可恶样子，马上就联想到自己，我跟鳄鱼差不多，也是一边流泪一边吃。在家里如此，出去也如此。我去偷生产队里的马料吃，被保管员抓住，将脑袋按到沤料的缸里，差点呛死。我去偷拔人家的萝卜，被抓住，当着数百名民工的面，向毛主席的画像请罪。我去生产队的花生地里偷扒刚种下的花生吃，中了药毒，差点要了小命——花生米是用剧毒农药浸泡过的。至于偷瓜摸枣，更是常事。有时被捉住，有时捉不住。被捉住就挨顿揍，捉不住就如同打了一个大胜仗。有一次我去偷临村的西瓜，被看瓜人发现，那愣头青端起土炮就搂了火，扑通一声巨响，惊天动地，打倒了一片玉米，吓得我屁滚尿流。想跑，腿挪不动，被人家当场活捉，用土炮押送到学校去，成了轰动学校的新闻。与吃有关的恶心经历窝囊事，写成文那真叫罄竹难书。这几年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偶尔也敢人模狗样一下，但一回到家乡，马上就像一条挨了痛打的狗，紧紧地夹起尾巴，生怕一翘尾巴引起乡亲们的反感，把我小时候那些丑事抖搂出来。
有人硬说我对军队没有感情，这是让我不能接受的。挂在嘴上的感情多半虚假，藏在心里的才有质量。我当兵之后才真正填饱了肚子，有了一些人的尊严，就冲着这一点，也不敢对军队没有感情。当兵临走前，村里的几个复员兵来给我传授他们在部队积累的宝贵经验。他们说：如果吃面条，第一碗捞半碗，连吹带搅和，凉得快，吃得也快。吃完这半碗，再去狠狠地盛来冒尖一碗，慢慢地吃。如果第一碗就盛得很满，等你吃完再去捞时，锅里就只剩下汤水了。如碰上吃米饭，万万不可咀嚼，只要一咀嚼，南方兵就发笑。我到了部队，才发现那些复员兵纯粹是在胡说八道。新兵连生活差一些，分到新单位，简直就是上了天堂。我们那单位，只有十几个人，却种了五十多亩地，每年种两季，一季小麦，一季玉米。小麦磨成精粉（ 我们只吃精粉 ），玉米用来喂猪。你就想想我们那单位的生活吧。战友的父亲来队吃了几天，感叹不已，道：什么是共产主义？这就是了。我从新兵连下到新单位，第一顿吃了八个馒头，自觉不好意思，更怕给领导造成不良印象，影响了进步，才意犹未尽地住了嘴。就这样也把炊事班长吓了一跳，跑去向管理员汇报情况，说管理员大事不好了！管理员说有什么大事不好了，难道是鬼子又进了村子吗？炊事班长说鬼子倒是没有进村，但是来了几个新兵，个个都是饭桶，吃得最少的那个，一顿饭还吃了八个馒头。管理员说我就怕他们不能吃，能吃的兵必能干，不能吃的也不能干，我们的粮食大大的有。明天就给我杀猪，给这几个小子油油肠子。第二天果然宰了一头大肥猪，切成拳头大的块儿，红烧了半锅。馒头是新蒸的，白得像雪花膏似的，猪肉炖得稀烂，入口就会融化。啥叫幸福？啥叫感激涕零？啥叫欣喜若狂？这就是了。这顿饭吃罢，我们几个新兵，走起路来都有些摇摇晃晃，吃猪肉吃醉了。我个人的感觉是肚腹沉重，宛若怀了一窝猪崽。这一顿真正叫过瘾。二十年来第一次，就此逝世也不冤枉。但后遗症很大，我整夜在球场上溜达，一股股的荤油像小蛇一样，沿着喉咙往上爬，嗓子眼像被小刀子割着似的。第二天还是大白馒头红烧肉，我们开始羞羞答答，挑拣瘦肉吃，吃起来也有些文质彬彬了。管理员骂道：原以为来了几条梁山好汉，却原来也是些松包软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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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事三篇（7）
又过了几十年，当我成了所谓的“作家”之后，在一些宴席上，又吃到了蚂蚱、蟋蟀、豆虫等昆虫，又吃到了当年吃坏了胃口的野草、野菜，满桌的鸡鸭鱼肉反而无人问津。村里的首富，竟是一个养虫的专业户。我想，怪不得哲人们说两极相通，原来饿极了和饱极了都要吃草木虫鱼，就像北极和南极都是冰天雪地一样。
1997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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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秋天下午的我（1）
据说北京的秋天最像秋天，但秋天的北京对于我却只是一大堆凌乱的印象。因为我很少出门，出门也多半是在居家周围的邮局、集市活动，或寄书，或买菜，目的明确，直奔目标而去，完成了或得手了就匆匆还家，沿途躲避着凶猛的车辆和各样的行人，几乎从来没有仰起头来，像满怀哲思的屈原或悠闲自在的陶潜一样望一望头上的天。
据说秋季的北京的天是最蓝的，蓝得好似澄澈的海，如果天上有几朵白云，白云就像海上的白帆。如果再有一群白鸽在天上盘旋，鸽哨声声，欢快中蕴涵着几丝悲凉，天也就更像传说中的北京秋天的天了。但我在北京生活这些年里，几乎没有感受到上个世纪里那些文人笔下的北京的秋天里美好的天。那样的秋天是依附着低矮的房舍和开阔的眼界而存在的，那样的秋天是与蚂蚁般的车辆和高入云霄的摩天大厦为敌的，那样的天亲近寂寞和悠闲，那样的天被畸形的繁华和病态的喧嚣扼杀了。没有了那样的天，北京的秋天就仅仅是一个表现在日历牌上的季节，使生活在用空调制造出来的暧昧温度里、很少出门的人忘记了它。
从日历牌上我知道立秋的节气已过，但秋后还有一伏，气温依然是灼热逼人，家家的空调机还在轰鸣着，如果是中午上街，街上的水泥路面上，依然泛着耀眼的白光，多半是红色的车辆，咬着尾巴，缓慢地移动，像一团团移动的火炭，连缀成一条灼热的、扭曲的火龙，人在路边走，身上汗湿黏腻，不是愉快的事。在无事的情况下，我不会在这个时刻出门。我在这个时刻，多半是在床上午睡。我可以整夜的不睡觉，但中午不可以不睡觉。如果中午不睡觉，下午我就要头痛。在中午的梦里，我也许会梦到清华园里被朱自清描写过的荷塘。虽说荷花的盛季是夏天，但初秋的北京，从电视的画面上和报刊的文字里，我知道荷花照样开放得狂。等荷塘里满是高挑的莲蓬与苍黄的荷叶构成风景时，大概已是中秋佳节了。
我的午休时间很长，十二点上床，起床最早也要三点，有时甚至到了四点。等我迷迷瞪瞪地起来，用凉水洗了脸，下午的阳光已经把窗上的玻璃照耀得一片金黄了。起床之后，我首先是要泡上一杯浓茶，然后坐在书桌前。如果老婆不在眼前，就赶紧地点上一支烟，喝着浓茶抽着香烟，那感觉十分美妙，不可以对外人言也。
喝着茶抽着烟我开始翻书，乱翻书，因为我下午不写作。我从来也没养成认真读书的习惯，拿起一本书，有时候竟然从后边往前看，感到有趣，再从头往后看。从过了四十岁后，我再也没有耐心把一本书从头看到尾了，无论是多么精彩的书。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我知道，但要改正也难了。看一会儿书，我就站起来，心中感到有些烦，也可以叫无聊，就在屋里转圈，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懦弱的野兽。有时就打开了那台使用了十几年的日立牌电视机，21英寸的，当时是最好的，是用了我第一次出国的指标在出国人员免税店买的。日本货的质量，虽然近年来也频频出问题，但我家这台电视机的质量实在是好得有点惹人烦。十几年了，天天用，画面依然清晰，声音依然立体，使你没有理由把它扔了。电视里如果有戏曲节目，我就会兴奋得浑身哆嗦。和着戏曲音乐的节拍浑身哆嗦，是我锻炼身体的一种方法。我一手捻着一个羽毛球拍子使它们快速地旋转着身体也在屋子里旋转，和着音乐的节奏，心无杂念，忘乎所以，美妙的感受不可以对外人言也。
使我停止旋转的从来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电视机里的戏曲终了；戏曲终了，我心抑郁。解决郁闷的方法是拉开冰箱找食物吃。冰箱是东芝牌的，也是日本货，与电视机一样是用德国马克在出国人员免税店买的。前不久坏过一次，后来被我老婆敲了一棍子又好了。一般情况下我总能从冰箱里找到吃的，实在找不到了，我老婆就会动员我去离家不远的菜市场采买。我知道她其实是想把我撵出去活动活动。
在北京的秋天的下午，我偶尔去菜市场采买。以前，北京的四季，不但可以从天空的颜色和植物的生态上分辨出来，而且还可以从市场上的蔬菜和水果上分辨出来。中秋节前后，应时的水果是梨子、苹果、葡萄，也是各种甜瓜的季节，但现在的北京，由于交通的便捷和流通渠道的畅通，天南海北的水果一夜之间就可以跨洋越海地出现在市上。尤其是农业科技的进步，使季节对水果的生长失去了制约。比如从前，中秋节时西瓜已经很稀罕，而围着火炉吃西瓜更是一个梦想，但现在，即便是大雪飘飘的天气里，菜市场上，照样有西瓜卖。大冬天卖海南岛生产的西瓜不算稀奇，大冬天卖京郊农村塑料大棚里生产的西瓜也不算稀奇了。市上的水果蔬菜实在是丰富得让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东西多了，就没有好东西了。
如果是去菜市场回来，我就在门口的收发室把晚报拿回家。从订阅《 北京晚报 》开始，我有了一点北京人的感觉。《 北京晚报 》是一份发行数百万份的报纸，版面一扩再扩，广告也日渐增多。报纸的头版多半没有什么好看的，就像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的前十分钟一样。其他的版面上有一些有趣的东西，我看过马上就忘了。看完晚报，差不多就该吃晚饭了。吃完了晚饭的事情，不属于本文的范围，我只写从中午到晚饭前这段时间里我所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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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秋天下午的我（2）
有时候下午也有记者来家采访我，有时候下午我在家里要见一些人，有朋友，也有不熟悉的探访者。媒体采访是一件很烦人的事，但也不能不接受，于是就说一些千篇一律的废话。朋友来家，自然比接受采访愉快，我们喝着茶，抽着烟，说一些杂七拉八的话，有时候难免要议论同行，从前我口无遮拦，得罪了不少人，现在年纪大了，多了些狡猾和世故，一般情况下不臧否人物，能说好话就尽量地说好话，不愿说好话就保持沉默，或者今天天气哈哈哈……
按说北京是个四季分明的地方，秋天有三个月。中秋应该是北京最好的季节，其实，中秋无论在哪里，都是最美好的季节。我小时候在山东老家，对中秋节就很感兴趣，因为中秋节除了天上有一轮圆月，地上还有月饼。苏东坡的千古名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就是在我的故乡做知州时写的，可见那时的月亮是何等的明亮。那时还没有吃月饼的习俗，如果有，苏东坡不会不写的。月饼之所以有馅，是因为当时在月饼里夹上了造反的信号，要造蒙古人的反。我少时听一个去内蒙古贩卖过牲口的人说，八月十五夜里，蒙古人要到草里去藏一夜。我总是感到那中秋节是北京人发明的一个节日，因为北京曾是元朝的大都。元大都的城墙遗迹，就在我曾经住过的小西天附近，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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