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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唱歌的墙 莫言-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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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办的是“二日游”集体护照，所以，只好调头返回祖国。
二 边城
第二年夏天，我二到满洲里，依然化名王家宝，跟随着一个旅游团，进入俄罗斯境内。还是那种二日游，还是去那离中国最近的红石市。这一次开车的是一个动作干练、走路像跳舞、说话像唱歌、名叫老龙的女司机。她看起来有二十岁出头年纪，皮肤很白，眉毛很黑，嘴唇很红，眼睛很大，略微翘起的唇上生着一层很浓的茸毛，如果不客气，说是胡子也可以。依然是那位朋友陪我去。他跟那个老龙很熟，当着全车人的面他们公然调情。老龙嘴巴锋利，妙语连珠，使我们的车里充满了欢声笑语。我们上午七点出发，中午一点便到了红石市。
汽车停在一个小旅馆前边，旅游团的领队上楼去办理住宿手续，我们便坐在楼前的石头上等候。旅馆前面的草地上坐着两个俄罗斯姑娘，一个留着长长的金发，另一个剃着小平头，头发的颜色是那种所谓的亚麻色。她们看着我们，面带着友好的笑容，不说话，静静地抽烟。我也掏出烟来，递给朋友一支，自己点了一支。女司机瞟了我一眼，凭感觉我知道她也会吸烟，赶忙递给她。她摇摇头，说：“改邪归正了。”朋友道：“装什么呀，抽吧，王家宝老师也不是外人。”她说：“不是王家宝老师的问题，是我老公的问题，他嫌我嘴里有烟味，最近一个时期，拒绝与我接吻。”朋友道：“老龙，大事不好了！”老龙道：“怎么啦？”朋友道：“根据我的经验，一个男人，绝不会因为女人嘴里有烟味而不跟她接吻，这是他即将叛变的预兆！”老龙道：“叛去吧，我巴不得呢！”我说：“连男人叛变都不怕，难道还怕一支香烟吗？”她说：“王家宝说得对，我们就照王家宝说得办！”她接过香烟，我的朋友帮她点上。她很老练地抽了一口，憋了一会儿，才把两道白烟，从鼻孔里喷出来。
领队办好了手续，招呼我们进了楼。房间大小不一，很不规范，但有一点相同，那就是最充分地利用了空间，把能安床的地方全都安上了床。房间尽管狭窄，但我还是感到很满意，因为那床单是雪白的，被套是雪白的，枕头巨大、雪白、而且蓬松，它们全都散发着一股好闻的肥皂气味。尤其是那枕头，立即就让我联想起娜塔莎、安娜 · 卡列尼娜等人。她们的床头上一定也放着这样的枕头，枕头里塞着鹅毛。我们安顿下来，洗了一把脸，刚要躺到床上享受一下，领队就要我们集合去吃饭。我们的肚子这时才感到有一点饿了，便呼啦啦地跟着领队下了楼。
走出去大约有三里地，才到了一家饭馆。有人嫌远，发起牢骚来，领队说：“全城也就十几家饭馆，这是最近的了。临行时我就告诉过你们，要你们最好带足干粮，你们不信，责任就不在我了。”
我们进了那家饭馆，很大的铺面里，竟然只有我们一拨客人。一个红脸膛的男人懒洋洋地走过来，很不友好地扫了我们一眼，然后咕咕噜噜地跟领队不知说了些什么。女司机懂一点俄语，她对我们说，这家伙嫌我们来人太多，不愿意接待。我感到很纳闷，哪有开饭店嫌客人多的道理呢？这也许是个国营饭店吧？女司机道：他懒，俄罗斯人都懒。我对女司机的解释不以为然。那红脸男人摔给领队一份菜单。领队对我们说：没有什么好点的，只有红菜汤、泥肠、黑面包。大家说：就是这了，让他快点。领队笑道：每人一份，一千卢布。想快是不太可能的，希望大家耐心等待。于是我们就坐等。等了足有一个小时，厨房里连一点动静也没有，那个红脸汉子连面也不露。我们望着窗外，看到宽广的马路上，车辆很少，只有一些青年人骑着摩托车呼啸而过。有的旅客等烦了，让领队去催。领队苦笑着说：催也没用。但她还是起身到厨房里去了。一转眼领队就出来了，对我们说：鬼影都没有一个。于是众人都愤愤不平地走进厨房。果然没有人，只见苍蝇飞舞的案板上放着几个西红柿，墙角上还有一堆洋葱头。女司机抄起菜刀，剁得案板啪啪响。她大喊着：“瓦西里，瓦西里，你滚到哪里去了？！”那个红脸汉子从一扇小门里应声而出，身后跟着一个胖大的女人。女司机挥舞着菜刀，用半生不熟的俄语咆哮着。那男人的目光随着老龙同志的刀刃转动，嘴里咕噜着，好像是在解释。我们问领队：他说什么？领队苦笑道：“他说把我们要吃饭这事给忘了。”
我们只好出去坐等。我问老龙怎么知道那男子名叫瓦西里，她说：“我叫他瓦西里了吗？”过了大概半小时，红菜汤上来了。每人一钵子，颜色不红不黑，温度不凉不热，滋味不咸不淡，胡乱喝了两勺，便推到一边去。又等了半小时，主食终于上来了。每人一根灰白的肠子，两片灰色的面包。肠子是腥的，面包是黏的。爱吃不吃。我感到十分失望。我原以为能在俄罗斯吃到煮得烫手的土豆、烤得酥焦的面包、焖得稀烂的小牛肉之类美食，没想到竟然吃了些这个。读了那么多苏联和俄国小说，屡屡被书中描写的那些美食吸引得馋涎欲滴，希望太大，失望便愈深。我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印象好坏，多半是建立在该地的食物的好坏上，俄罗斯吃得太差，我对它的印象也就糟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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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散记（4）
吃完这顿窝心饭走到大街上，已是半下午的光景。领队说可以自由活动了。我们便三五成群地散开了。我和我的朋友跟那个女司机在一起活动。女司机原本是要回去睡觉的，她说她已经把这个小城市的边边角角都转遍了。我的朋友说：“老龙，王家宝老师是远道来的客人，你不陪一陪简直不像话、简直不够意思。”女司机看看我，说：“我看王老师是个老实人，就陪一陪他吧，如果是你一个人，我决不敢冒这个险。”朋友道：“你以为自己还是个黄花大闺女？你也不睁开眼睛看看，满大街都是美貌的俄罗斯少女，我要调戏也去调戏她们。”女司机道：“就你那痨病鬼的身板，还敢跟俄罗斯老娘们叫板？那才是站着进去，爬着出来呢！”大街上确实有不少俄罗斯姑娘，她们穿着时髦，体态优美，目光流盼生辉，开口一笑，都露出雪白的牙齿。我问女司机：“老龙，这些姑娘在家里吃什么东西呢？是不是也跟我们方才在饭店里吃的一样？”女司机说：“王老师，您这个问题可把我给问住了。我也不知道她们在家里吃什么东西，要不要上去问问？”我说：“那样不好，人家会说我们中国人不讲文明礼貌。”
我们溜溜达达地来到了市中心的广场。就这个小城而言，这个广场可真够大的。广场上一半铺了八角水泥块，另外的地方却生着茂盛的野草，好像还没来得及整理似的。广场正中放着一辆坦克。坦克后边竖着一块纪念碑。女司机说，俄罗斯的每个城市都在广场上放着一辆坦克，可能是进行传统教育吧。广场上有几个小男孩在踢足球，还有一些小女孩在唱歌。有一个相貌十分美好的少妇推着一辆很豪华的婴儿车在悠闲地漫步。少妇的衣裙飘飘，一看就是上等的料子。那个小家伙躺在车里，嘴里叼着一个乳胶奶头。我说，这个少妇，如果不是本市权贵的儿媳妇，就是大款的小蜜。朋友说：“这你就不懂了，俄罗斯女人刚生完孩子都是这个样子。”女司机说：“你们俩打个赌吧。”朋友说：“赌什么？”我说：“你说赌什么咱就赌什么！”朋友说：“那就赌一条红中华吧，回去买。”我说好。女司机真的走上前去，用结结巴巴的俄语，与那少妇搭上了腔。她们说的什么，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女司机说：“王家宝老师您赢了。这个女子，名叫塔莉娅，是红石市长的女儿。”
正对着广场是一幢很有气派的大楼，楼的颜色灰秃秃的，这个城市的所有建筑都是灰秃秃的。女司机说：“这是他们的大会堂。”我们走到楼前，看到大门前的廊柱上贴着海报。女司机看了看，说：“好像晚上有演出。”我问演什么，女司机说：“好像是歌剧。”我说，我们买票吧，在这里看一场歌剧，很有纪念意义，不枉来了一趟俄罗斯。女司机说：“我也拿不准是不是歌剧。”我说管它是什么呢，先买了票再说。于是女司机就上前去买了三张票。然后我们继续闲逛，逛到时间，走进剧场，看到粗糙的舞台上挂上了一块不大的银幕，才知道，演出的根本不是什么歌剧，而是一场电影。我说电影也好，能在俄罗斯看场电影将来回国也可以吹一吹。没想到观众还挺多，男男女女，以年轻人居多，都叠着脖子搂着腰。灯光暗下，电影开演。片名一出，我们不禁笑起来。原来放映的是中国影片《 地道战 》。我想不明白俄罗斯的一个小城里为什么会放这种影片。我的朋友说，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天夜里，躺在舒服的床上，本想睡一个好觉，但刚刚矇眬入睡，就听到窗外响起了歌声。睁开眼，看到一缕明亮的月光从麻布的窗帘缝隙里射进来。仔细一听，唱歌的是几个男子，歌词听不懂，但曲调很熟悉，是《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 喀秋莎 》之类。唱完一曲，又接上一曲。我走到窗口，拉开窗帘，看到窗外月光皎洁，银辉遍地，树影婆娑。几个小伙子，背靠树干，对着一扇窗户放歌。那窗口自然不是我们的窗口，是女司机她们住的房间的窗口。我问朋友，难道我们这个团里有跟俄罗斯青年谈恋爱的女人吗？朋友说，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我问，你猜是哪个姑娘吸引了俄国青年来唱小夜曲呢？不会是老龙吧？朋友说，也许正是老龙。老龙开旅游车跑这条线有好几年了，勾上几个俄国小青年完全有可能。我说，老龙不是结婚了吗？朋友说，你不是从大都市来的？结婚算什么？结婚也不妨碍恋爱嘛。我们正闲扯着呢，就看到那扇窗户猛地推开了。一个女子，探出半截身体，突然放开了歌喉。我惊喜地说：老龙，果然是老龙！老龙的嗓音浑厚柔软，好像上等的呢绒。女声男声重叠在一起，浑然一体，没有缝隙，和谐而圆满，深深地感动了我的心。一曲完毕，老龙关上窗户，再也没露头。那几个小青年又唱了几曲，就摇摇摆摆地走了。突然的安静降临，好像刚才发生的一切是个梦境。月光如水，夜色优美。正是睡觉的好时辰，但我一点也没了睡意。
第二天上午，我们跟随众人，先去参观市政府大楼。我们去时，人家还没上班。我们在外边转圈，看到那大楼的墙砌得歪歪扭扭，很多砖头还砌成了直缝。这在中国是绝对不允许的，连乡村的建筑队也干不出这样的糙活，可这就是市政府大楼。大楼的门更是粗糙，木头没上油漆，铁件生着红锈。木板之间的缝隙能插进去一根手指。我心中暗想，俄罗斯的飞船是怎样造出来的又是怎样飞上天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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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散记（5）
参观罢政府大楼，我们去商店采购。商店里除了笨重的工具还可以看看，别的无甚可看。我们又去逛自由市场。自由市场上的货物大多数是中国货，也无甚可买。于是我们就蹲在墙角抽烟。这时，一个衣衫不整的老头走上来，用一口虽然怪腔怪调，但是很流畅的汉语跟我们谈生意。朋友问他有什么货，他说：“什么都有，你们要什么？”朋友道：“你说吧，有什么货。”他就给我们报货名：“钢材要吗？”不要。“木材要吗？”不要。“化肥要吗？”不要。“铀 235要吗？”我吃了一惊，问：“你说啥？”他说：“铀 235呀！”难道就是那种能造原子弹的铀 235？“对，就是造原子弹的铀 235，核原料。”朋友问：“你有多少？”他说：“不多，也就是一吨。”朋友说：“我们想要，但是运不回去。”他说：“如果你们真要，运输问题我负责。”我说：“铀 235我们就不要了，不过，如果您有原子弹，我们想买一个。”他兴奋地说：“真的吗？我可以帮你们搞到，不过，你们得先付百分之三十的定金。”一直不开口的女司机说：“走吧你，别在这里蒙人了！”他摇摇头，说：“你们没有诚意，没有诚意……”他很失望地走了。
我们没吃午饭，就上车往祖国方向急驶，沿途上看到俄罗斯草原还像去年那样郁郁葱葱，有几只肚子上生着大白花的奶牛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一个提着挤奶桶的俄罗斯少女向奶牛走去。我的心中平平淡淡，既没有满足也没有失望。一切都与我想象得不一样，一切都与我想象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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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鲁迅杂感（1）
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读鲁迅了。这绝不是也绝不敢自夸早慧，也绝不是绝不敢想借此冲淡一下那些“德高望重”的革命作家涂抹在我脸上的反革命油彩，那时的读鲁迅的书，实在是因为脚上生了一个毒疮无法下地行走只能困顿在炕头上，而炕头上恰好有一本我的正在念中学的大哥扔在那里的鲁迅作品选集。当时我的兴趣是阅读连环画，而这选集，除了封面上有作者一个坚硬的侧面头像之外，别无一点图画，连装饰的花边条纹都没有。墙上倒是颠倒贴着一些绘有图画的报纸，但早已看得烂熟了，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坐在炕上，透过后窗，望着河里汹涌的秋水，听着寂寞的浪涛声和更加寂寞的秋风扫落叶的瑟瑟声，我翻开了鲁迅的书，平生第一次。
不认识的字很多，但似乎也并不妨碍把故事的大概看明白，真正不明白的是那些故事里包含的意思。第一篇就是著名的《 狂人日记 》，现在回忆起那时的感受，模糊的一种恐惧感使我添了许多少年不应该有的绝望。恰好那个时代正是老百姓最饿肚子的时候，连树的皮都被剥光，关于人食人的传闻也有，初次听到有些惊心动魄，听过几次之后，就麻木不仁了。
印象最深至今难忘的传闻是说西村的庄姓哑巴——手上生着骈指，面貌既蠢且凶——将人肉掺在狗肉里卖。他是以屠狗卖肉为生的，因为是哑人，才得以享有这“资本主义”的自由。据说几个人在吃他的狗肉冻时，突然吃出了一个完整的脚指甲，青白光滑宛如一片巨大的鱼鳞。那些食了肉的人呕而且吐了，并且立即报告给有关部门知道。据说哑巴随即就被抓了，用麻绳子五花大绑着，绑得很紧，绳子直煞进肉里去。
这些恰是我读鲁迅不久前的传闻，印象还深刻在脑子里，所以，读罢《 狂人日记 》，那些传闻，立即便栩栩如生，并且自然地成了连环的图画，在脑海里一一展开。其实，那些食了肉的人，在没发现脚指甲前，并没尝出什么异味，甚至都还赞颂着狗肉的鲜美，只是在吃出了指甲后，才呕而且吐了。据说哑巴的原料是丰富的，挂狗头卖人肉。狗多半是离家出走的——家里连人的嚼谷都没有，狗又不愿意陪着人吃草根咽树皮——离家出走后又多以人尸为主食。吃死人的狗大都双眼通红，见了活人也要颈毛耸立、白牙龇出、发出狼般咆哮的。所以，即便是单吃狗肉也是在间接地吃人。哑巴之所以要在狗肉里掺假，很简单的原因就是猎获一匹吃死人吃红了眼的疯狗很费力气甚至还要冒一些生命的危险。狗一旦离家出走，往往就是觉悟的标志，而狗的觉悟直接就是野性的恢复，直接就是一场狗国的寻根运动，而狗国的根轻轻地一寻就进了狼群，于是那些丧家的吃人肉吃红了眼、野而且疯的狗实际上就是狼的亲兄弟，甚至比狼还要可怕。因为它们毕竟被人豢养过，深知人的弱点而又有着被人愚弄利用过的千代冤仇，这样的狗在受到人的袭击时咬起人来决不会牙软。这一切旨在说明，尽管遍野可见野狗，但哑巴依靠着原始的棍棒、绳索和弓箭要猎到一条疯狗也并不容易，但他要从路边的横倒和荒野的饿殍身上剔一些精肉则要比较简便许多。于是就像传说中的熏挂火腿几只猪腿里必有一条狗腿一样，哑巴出卖的一盆狗肉冻里，就可能添加了相当数量的人肉。——写出这样的文字必然地又会让那些恨我入骨的正人君子们恶心、愤怒，让他们仰天长叹：“试看今日之中国，究竟是谁家之天下？”又会让他们联合起来印刷小报广为散发并往他们认为能够收拾我的部门邮寄而且逼着人家或者求着人家表态，让他们在已经由他们赏赐给我的那些写着“文化汉奸”、“民族败类”、“流氓”、“蛀虫”字样的大摞帽子上再加上一顶写着我暂时猜不出什么字样的帽子，让他们对我的旧仇上再添上一些新恨——但终究恶习难改，写着写着就写出了真话。尽管我也想到过，这样写下去，那些毒辣的先生们为了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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