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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生态，但是胡卫东依然不敢有半点大意。对抗旱灾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大量兴建中小型水库（大型水库耗时太长，而且需要大量的水泥等工业产品，在抗战胜利之前基本搞不了。）和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些工作都需要广泛地发动和组织农民，如果简单将地一分，才解放一两年、甚至更晚的老农民肯定就只顾着自己家的那块地了
　　想来想去，胡卫东最后只能暂时采取折中的办法，一方面将所有粮田（注2）全都按户（自留地则被取消），以保证工分制度下不可避免的磨洋工至少不会影响到至关重要的农业产量；另一方面，每年收获的粮食当中农户只能自留三分之一到一半。剩下的则都要交给村集体通过工分的方式进行二次分配，另外公粮上交和化肥农药（未来还有种子）的领取也都由村集体出面。这样一来农户就不敢只顾着自己家的收成而不参加集体劳动。
　　另外，胡卫东还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民国时期的村子大小差别很大，人多的可以有几百户乃至上千户人，少的只有几十户甚至十几户人，可这些大小不一的村子各自的村委会编制却相差无几，这些村干部基本都是脱产的，这样一来。那些较小的村子毫无疑问负担要比较大的村子重得多，而那些过大的村子又因为干部偏少而常常管理不善。除了有正式编制的村干部，农村里的文员（文书、会计、保管、农技员之类）、民兵、军烈属、干属（注3）、五保户大多也不参加劳动，年末村委会统计工分的时候，会计把全村实际干活挣的工分加在一块，按劳力人数去除求出平均分，然后按平均工分偏高的分数再补给上述人员。称为“补助工分”，有些村子吃补助工分的人甚至比实际干活的人数还要多
　　对此胡卫东十分不满，缺乏劳动能力的五保户和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干部和文员也就罢了，民兵和军烈属zhèng　fǔ已经给了相应的优待，除了脱产程度相对较高的基干民兵和某些没有劳动能力的军烈属，其他的人有什么理由可以在集体劳动中偷懒呢？至于所谓的“干属”不参加劳动就更是混账。家人在城里当干部与他们留在农村的家属有什么关系？无非是村干部为了巴结讨好那些城里的干部、而对他们家属的偷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灵域
　　这些基本都调查清楚之后，胡卫东专门主持制定了新的监督制度，规定农村一切有劳动能力的村民都必须参加力所能及的集体劳动，如果村干部舞弊纵容。不但村干部会被降职甚至免职，他们的包庇对象也讨不了好。民兵和军烈属享受的待遇会被削减甚至取消，家人遭到包庇的干部更会受到牵连而遭到纪律处分，考虑到目前绝大多数农民都没本事写“人民来信”，胡卫东还多次派人下去暗访，甚至一度还让康部长负责此事，来个以毒攻毒，果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而考虑到各村大小悬殊的现状，胡卫东一方面在现实允许的前提下，将那些过大的自然村拆分，将那些过小的自然村合并，另一方面则捡起了后来的生产队概念，每个生产队一百多人，一个村可以下辖一个或多个生产队，这样较大的村子干部与文员不够用的情况就得到了缓解。同时考虑到农村工作的特殊xìng，胡卫东特别培养了一批适用于生产队的“万能型”文员，他们普遍只有小学或者初中的文化程度，却能够胜任生产队专业要求不高的记账、书面总结和汇报等基本工作，也能看得懂化肥农药的说明书，并配合上面派来的专业农技员推广各种农业科技成果，这样一个生产队就只有生产队长、基干民兵和文员各一个，有时其中还有一人身兼两职甚至三职的情况，从而大大jīng简了农村的干部队伍，相应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此外，随着中原解放区工业建设的飞速发展，取消农业税这件开中国两千年先河的大事，也被胡卫东提上了议事rì程
　　注1：历史上76年直到96年大洪灾的这二十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灾害最少的时期，其间没有任何后人铭记的大灾，而96年之后中国的国力已经起来了，即使遇到大灾，光靠国家力量也足以应付。要是运气差一点，早在80年代就又遇到类似唐山大地震、河南大洪水这样的大灾或者是这几年来rì益频繁的自然灾害，再想想“911”恰到好处地及时出现，即使连笔者这个无神论者也不禁隐隐有种“天佑中华”的感觉
　　注2：对于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村子，各项制度要相对灵活得多，尤其蔬菜生产基地都在城郊，胡卫东随时能够了解下面的具体情况，zì　yóu度更是明显比真正的“乡下”大得多。
　　注3：指在外有正式工作的干部的家属，历史上新中国前二十年因为工人地位较高，就连有家人在城里做工的也能获得优待，但在这个时空，因为中原解放区乃至将来新中国的工人数量相对较多，就没那么值钱了


第四百四十六章　货币与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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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胡卫东预计，1939年中原解放区超过八成的税收都将来自于城镇而不是农村（只要税收制度不像明朝那样犯二，即使在工业革命之前，工商业的收入都肯定在农业之上，更别说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现代工业底子的中原解放区了。
　　但赤sè党zhōng　yāng却认为目前战争还在进行，工业建设更是如火如荼，就连农村也在大力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到处都要用钱，再说除了豫西工业区和经济基础较好的上海苏南等地，农业税暂时还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目前还不具备全面推行的条件。不过zhōng　yāng最终还是同意胡卫东先在条件具备的地区试行，测试一下免税对财政收支带来的实际影响，同时也给解放区乃至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农民群众一个盼头
　　但测试的结果却令zhōng　yāng的领导们很受鼓舞，虽然农业税是取消了。但却完全可以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来进行平衡，由于随着产量的激增。化肥农药生产的规模效应开始显现，成本在未来几年中还会有不小的下降空间，因此zhèng　fǔ甚至都不需要提价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而这种做法比起继续收农业税的同时降低化肥农药等工业品的售价，要更受农民的拥戴，尽管本质上两者并无太大的区别（但仔细分析的话，因为从源头上杜绝了地方加派的现象，农民的实际负担还是有所减轻的。），解放区zhèng　fǔ只要坚持统购统销的政策不变。全面免除农业税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不过，反过来理解的话，也就是说只有完成了农村合作化的地区才能免除农业税，因此最终全国农业税的免除并非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步推行，但是这样反而增大了示范效应，同时也激发了新解放区农民群众参加合作社的热情。可谓是一举两得。
　　与工业和农业相比，由于目前解放区的经济制度还是以计划经济模式为主，因而商业显然不可能受到太大的重视，但是胡卫东还是在宏观上对其进行了一定的引导，其重点是减小物流和仓储花费、尽量降低成本、避免浪费，此外对于生活必需品。解放区zhèng　fǔ更是严禁囤积居奇，由于zhèng　fǔ手中拥有数量惊人的物资储备，因此在与投机商人之间展开的“粮食之战”、“棉花之战”等多次商战当中都大获全胜，几个月内破产跳楼的投机商人不胜枚举，而解放区的物价则由此更加稳定。人民币也越来越被解放区乃至解放区外的人民群众所接受，尽管人民币只是纯粹的法币。持有再多也不能拿到银行去兑换金银和外汇
　　其实严格来说，解放区也存在着通货膨胀，只是因为有着国统区的法币和鬼子在沦陷区强迫百姓接受的军票作为反面参照，所以物价显得十分稳定罢了。而解放区的这种通货膨胀并不是自然出现，却是胡卫东有意为之，他虽然是个经济外行，但毕竟来自于信息爆炸的二十一世纪，深知通货膨胀只要幅度还在人民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就反而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反而是物价普遍下跌的通货紧缩，对国民经济的危害更大。
　　历史上国府一度就遇到过这种危机，当时国内市场通行的主要货币是银元，由于国际银价暴涨，导致国内物价普遍大跌，结果工厂生产的产品卖出去还收不回成本，商人也是不断赔本，可是借银行的贷款却还得要拿银元来还，一时间国内的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倒是银行家们从中获利不少，可是实体经济一垮，银行也难免要受池鱼之殃，一时间国内经济形势岌岌可危。为了渡过危机，当时的南京zhèng　fǔ发行了法币并禁止银元在市场上流通（其实没能完全禁止），由于法币可以通过多印钞票来人为地制造通货膨胀，因此问题就迎刃而解，只是抗战爆发后国府财政吃紧，不得不拼命开动印钞机来弥补亏空，结果陷入了恶xìng循环
　　而有了国府的恶xìng通货膨胀这个教训，历史上的新中国zhèng　fǔ不免矫枉过正，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二三十年间物价几乎就没变过，老百姓的安全感是上升了，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胡卫东身为穿越者，自然不会再犯这个错误，他不但向zhōng　yāng和地方的同志阐释了其中的道理，更在中原解放区进行了实际验证，结果在每年5％…10％的通货膨胀刺激下，中原解放区的经济rì益繁荣。
　　其实这样的通货膨胀率如果放到后世，肯定会引起zhèng　fǔ的jǐng惕，但在如今的中国，相比国统区和沦陷区飞涨的物价（注1），中原解放区的物价已经是非常稳定了，而只要人民能够接受，通货膨胀就算大点也完全没有问题。除此之外，现在中原解放区经济成分中国有经济的比例奇高，zhèng　fǔ一句话就能令大部分城市人口涨工资，因此物价涨点也就无所谓了，至于农村，现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分仍然很大，所以同样没有问题，这可比后世的zhèng　fǔ要方便多了
　　注1：历史上抗战前期国统区物价上涨的幅度还不能与后来解放战争时相比，但是一年至少翻一番还是有的，而鬼子在rì占区更是无耻地强逼中国百姓接受毫无价值而且疯狂滥发的军票，通货膨胀就更恐怖了。而且在这个时空，由于海外资金被抗战中表现更好的赤sè党分流，国府的财政状况比历史上更差，而连战连败的鬼子更是只能愈发残酷地剥削rì占区的百姓，而解放区“对外贸易”中采取的“经济封锁”策略，则更是令其雪上加霜，因而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沦陷区，通货膨胀都远比历史同期更加厉害。（未完待续。


第四百四十七章　两大法系

　　　　　　由于战争仍未结束，国内仍很贫弱，胡卫东不得不将更多的jīng力用在见效更快的工农业建设以及货币税收等方面，但既然zhōng　yāng将中原解放区作为全国的试点，因此胡卫东自然也不会太过忽视法律、教育与福利制度等方面的构建。
　　胡卫东当年就一直十分奇怪，明明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人情社会，讲究“法理不外乎人情”，即使是建国后也常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说法，这样做固然没错，但严格来说同样是情大于法，可中国自古以来实行的却偏偏是灵活xìng较差的成文法，新中国也不例外，可是即便有成文法摆在那里，民意依然必须照顾，结果法律的威严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动摇，可如果真按某些法律“砖家”的意见将法律条文凌驾到普遍民意之上，那就等于是以死的律法钳制民意，不但有违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更会令党和zhèng　fǔ失去人民的支持，无疑更不可取。
　　此外，赤sè党毕竟此前没有过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初期制定的法律法规难免问题多多，而成文法的修改一是步骤繁冗，二来成文法对权威xìng的要求较高，最忌讳频繁更改。这无疑又是一个矛盾，
　　对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胡卫东认为一来可能是因为中国自古就采用了成文法的体系，而周边又没有发达的文明可供交流，因此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还有别的法系可以选择，结果当西方的判例法传来时。成文法的传统已经是根深蒂固，除非社会出现彻底的变革。否则法律体系很难作出大的改变。而解放后本来具备了改变的条件，却由于“老大哥”苏联采用了成文法体系而跟着照做，结果错失了这一良机。。。。。。
　　因此现在自己既然有了这个权利，胡卫东自然是要在中原解放区试试判例法体系的，由于手下的法律人才有限，他暂时只选择了十个县作为第一期试点，这十个县中有穷有富、有小有大、有山地有平原，甚至也有少数民族聚居和多民族杂居的县份。一年试验下来，大多数问题都能反映出来，其中那些可以适用于所有县份的判决结果便被视为具有普遍意义，而成为了制定正式法律条文的依据。
　　此外，类似古代汉高祖“约法三章”那样的一些被中国人普遍接受的基本社会准则，本身就是天然的法律条文，因此中原解放区的正式法律条文没过多久便已经较为完备。信心大增的胡卫东很快又在洛阳等大中城市进行了尝试，结果令他更加满意。
　　zhōng　yāng的领导们对于西洋的法系虽然多少有些不太习惯，但既然实践的效果不错，他们也就默许胡卫东在中原解放区进一步推广。不过，真要在更大的范围推广，专业人士的严重不足就成为了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因此后来胡卫东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县级以上法院的判决结果才有作为案例被制定成正式法案的机会，而下级的法院一般来说只能照着已有的律法来进行判决，如果基层的法官认定律法有问题。则可以要求将案子提到上级法案重新审判。
　　此外，太祖还要求人民陪审员当中必须有一半是最基层的工农兵。党员也不能少于三分之一，以免法律被那些掌握着社会舆论的官僚、资本家与为他们代言的知识分子cāo纵。对此胡卫东也是赞成的，但他又对基层群众随大流的习xìng与很多时候唯上是从的缺点有些担心，因此特别规定人民陪审员必须是先进分子（比如劳动模范、战斗英雄等等。）才能担任，而且必须在开庭前在至少三倍的人选基数内现场随机抽选而出，以防暗箱cāo作。。。。。。
　　不得不说，判例法系对于立法者而言，确实要比成文法系轻松得多，胡卫东也因此有更多的jīng力投入到福利和教育制度的制定上去。其中福利制度因为目前中国还很贫弱，大多只能应用当年太祖创立的那一套穷办法，但必须承认，在要求不太高的前提下，这些办法还真是挺好用的，但对相关行业的从业者来说，这却意味着更低的收入和更艰苦的工作。就拿医疗卫生系统来说，太祖训斥卫生部说“现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解放区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就连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之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才得到了贯彻推行，无数医生护士下到农村为广大农民提供服务，并培训了大量具有初级医疗卫生知识的“赤脚医生”，虽然他们限于水平难免有些误诊，但若没有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使中国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短短几年里由三十多岁猛增到五十岁以上，可是并不是每个医生都像施今墨一样充满奉献jīng神，因此这项制度即使在这个时空也没坚持太久，好在中国的国力也远比历史同期更强，因此情况比起历史上还是要好了很多。。。。。。
　　由于中原解放区这些年下来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识字人口也大幅增加，因此得以在各大解放区当中率先推行了小学五年制义务教育，而城镇人口更是可以享受包括初中在内的八年制义务教育（二战结束后，除了少数交通不便的穷乡僻壤，全国城乡基本都实现了八年制义务教育。），这些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此外更重要的是，胡卫东还对中国教育制度进行了一些创新xìng的尝试，其中一部分是为了眼前需要而采取的应急xìng措施，比如积极鼓励自学、发展chéng　ＺＥi８。ｎｅt电子书教育和职业培训等等，此外对于基本的教育制度，胡卫东也作出了不少颠覆xìng的改变。。。。。。。


第四百四十八章　教（育改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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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世有很多人说新中国的教育制度扼杀天才，甚至认为新中国还不如民国时期大师出得多，这个说法未免偏颇，毕竟民国时期中国科技文化的水平太低，因此稍微有点本事的人就能够冒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