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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御以来，明罚敕法【整饬法令】，自小臣以至大臣，与众推举，或自简拔【指崇祯亲自直接提拔】，无论为故为误，俱褫夺配戍不少【稍】贷【宽恕】，甚者下狱考讯，几于乱国用重典矣。

皇上或以荐举不当，疑其党徇——四岳【尧有四大诸侯，分别主管东南西北四方，史书称为四岳】不荐鲧乎，绩用弗成【鲧没把事情办好】，未尝并四岳诛之也。

皇上又以执奏不移【指阁臣坚持己见】，疑其藐抗——汉文不从廷尉之请乎，亦以张释之曰：“法如是止耳。”不闻责其逆命也【张释之乃汉文帝的首席大法官，执法严明，多次拒绝皇帝的干预，反而敦请他以法律为准绳】。

皇上以策励【鞭策、激励，严苛的婉转说法】望诸臣，于是多戴罪——夫不开以立功之路，而仅戴罪，戴罪无已时矣。

皇上详慎【详，仔细；慎，自谨】望诸臣，于是有认罪——夫不晰其认罪之心，而概行免究，认罪亦成故套矣。

侵粮欺饷之墨吏，逮之宜也；恐夷齐【伯夷、叔齐，商代孤竹国两个独善其身、不肯用命的隐士，这里当是引申来指代比较个性化、有“自由主义毛病”的士大夫】之侣，不皆韩范【指韩琦与范仲淹，宋仁宗时两大直臣，曾共同防御西夏，时称“韩范”】，宜稍宽之，不以清吏诎能臣。

今诸臣怵于参罚之严，一切加派，带征余征【官员害怕处分，不敢违抗繁多的加重人民负担的旨意】，行【这样下去】无民矣。民穷则易与为乱，皇上宽一分在民子，即宽一分在民生。

而尤望皇上宫府【宫，宫廷；府，政府。代指君臣】之际，推诸臣以心，进退之间，与诸臣以礼。锦衣禁狱，非系寇赋奸冗【冗，游手好闲者，类乎今所谓“社会渣滓”】不可入。如是而大小臣工，不图报为安攘【安，安内；攘，攘外】者，未之有也。｛185｝

此疏对崇祯执政以来，君臣之间的问题做了很好的总结，着重批评崇祯“求治过急”，一味以严苛待臣工，殊乏宽容，甚至容不得臣工有自己的主张，或依其本分履行职责。奏疏认为，崇祯对士大夫和普通百姓，都过于严逼，这两个方面将来会有大麻烦——几年后，事实证明都言中了。其中，“皇上急于求治”、“不以清吏诎能臣”、“宽一分在民子，即宽一分在民生”和“推诸臣以心，进退之间，与诸臣以礼”这四句话，如果崇祯听进去了并在行动上切实注意，他应该会受益匪浅。

不过，从根本上说，我们为崇祯“有君无臣论”费这番口舌，意义不大。明之亡国，绝不亡于崇祯年间。君贤臣奸也罢，君臣俱贤或都不怎么样也罢，那亡国之大势早就不可逆转，能够有所不同的，无非迟速而已。

山穷水尽

暂将崇祯明瞀与否撇开不论，或姑且假设他是一个好皇帝，是明朝立国以来前所不见的有道明君，也一样无补于事。大明王朝到了崇祯时代，处境确非山穷水尽、四面楚歌不足以形容。国祚已竭之象，彰显无遗。

以大要论，必败之征计有四者：一曰外有强敌，二曰内有大乱，三曰天灾流行，四曰国无栋梁。

四大危机不独齐而并至，而且相互纠缠、彼此生发，紧密相扣、恶性循环，任何一种情形的恶化，都造成其他危机的加深加重，根本是无人能解的僵局，只能以“死机”了事。

辽东失陷以来，边事日急，边事急，不得不增戍；戍增，则饷益多，而加派随之沉重，导致民不聊生。文震孟《皇陵震动疏》把这种滚雪球效应，讲得比较清楚：“边事既坏，修举无谋，兵不精而自增，饷随兵而日益，饷益则赋重，赋重则刑繁【指因为征赋而频繁使用暴力，即如下文所述】……守牧【地方官】惕功令之严、畏参罚之峻，不得不举鸠形鹄面、无食无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使愁苦之气，上薄于天。”｛186｝崇祯自己也承认，登基七年以来，社会现实基本是“国帑匮绌而征调未已，闾阎凋敝而加派难停”｛187｝。

民不聊生，遂啸聚山林。内乱既生，若在平时，征调精锐之师专意对付，或可控制局面，然而偏偏边境不靖，具一定战斗力的边兵无法抽用，只能以内地戍兵进剿，这些兵卒不仅毫无战斗力，本身军纪废弛，不但不能平定地方，转过来嚣扰虐害良民，文震孟一封奏疏反映：“今调官兵剿贼，本以为卫民也。乃官兵不能剿贼，反以殃民，以致民间有‘贼兵如梳，官兵如栉’之谣。”｛188｝以“平乱”始，以祸乱终，“乱”不能平，遂由星星之火而渐趋燎原。

动乱虽起，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百姓假设未被抛至饥馑之中，犹或惜命畏法，不致率尔铤而走险。偏偏天公不作美，灾害大作。秦、豫屡岁大饥，齐、楚连年蝗旱，和沉重的加派一道，逼得人民全无活路，只有追随造反——打家劫舍，犹胜等死——所以闯军所到之处，争先以迎。所谓“贼势益张，大乱由是成矣”｛189｝。局部社会动荡，于是演进为天下大乱，“流寇”遂由一部分敢为天下先的“豪杰”之所为，一变而成普通小民竞相加入的社会洪流。

当此天人交困、内外并扰之际，国不得人，是又一深深悲哀。面临虎狼之秦，赵国有幸出来一个蔺相如，暂渡难关。刘备走投无路，此时说动诸葛亮出山，情势立刻改观。苻坚驱百万雄兵而来，晋人自己都感觉不能当其一击，但只因谢安在，运筹帷幄，竟然在最不可能的情形下击败前秦大军。澶渊之盟时，辽强宋弱，辽军势若破竹，直抵黄河北岸的澶渊（今濮阳），距东京不过二百里，志在必得，宋朝举国惶惶，纷论南迁，全赖寇准审时度势，智性应对，遂以澶渊之盟换来百年和平……这些都是危难之际，国得其人，而挽狂澜于既倒的例子。我们看崇祯时期，前后两位主事者温体仁和杨嗣昌，一个鄙劣奸恶、唯知忌人有功不说，自己除了玩弄权术一无所长，另一个虽不特别小人，却是一个典型的夸夸其谈的马谡式人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史惇《恸余杂记》历数列位大帅：“内阁督师，只孙恺阳【承宗】少【稍】见方略耳。命刘宇亮，而宇亮以赏罚不中败矣。命杨嗣昌，而嗣昌以襄藩失守败矣。命周延儒，而延儒以受将帅赂又败矣。至命吴�‘，而惮不即行。命李建泰，而未出近畿兵即溃散。”｛190｝全不中用。本已摇摇欲坠的时局，托付给他们掌握，真可谓“破屋更遭连夜雨，漏船又遇打头风”。说到这一点，崇祯用人错误，难辞其咎；假设袁崇焕不被杀，又假设洪承畴以守为主的战略构想被尊重，辽事并非不可能出现另一种局面。

内忧外患，天不佑彼，而人事上又一错再错。试问这样的政权，何得不亡？

两个叛投者

把明王朝送上绞架的，不是一只手，是两只手：闯军和满清。他们不单合力促成此事，而且对成果的分享，也很公平、有趣——李闯攻下北京，先在紫禁城享受权力，不满四十日，仓皇出走，将金銮殿让与满清，由后者稳居二百六十年。这个结果其实是合理的，默默反映着他们各自对于推翻朱明王朝的实际贡献的大小。

关于这两股势力之崛起及发展的全过程，在此不可备述。我们只希望，于全部经过之中，找出一两个令人瞩目的瞬间，供读者形象地了解明朝是怎样彻底败在他们手下。而历史非常善解人意，它提供了这样的瞬间，且以接近戏剧、小说的令人惊讶的高度巧合的方式，加以演绎。

我们将讲述的是，分别出现在闯军和清军营前的两个叛投者的故事。

据《明史·熹宗本纪》，天启六年（1626），“八月，陕西流贼起”。越两年，崇祯元年十一月，事态扩大，白水、安塞、汉南均有起事者，称“闯王”的高迎祥即在其中。明廷初未予以重视，直到崇祯三年，始以杨鹤（杨嗣昌之父）为三边总督，专任“平乱”事。行动颇为顺利，刘应遇、洪承畴分别奏捷。但适逢去岁皇太极率大军破关而入、逼围北京（乙巳之变），各地以兵勤王，京城解围之后，山西、延绥、甘肃等几路勤王兵因无饷发生哗变和溃散，一路嚣扰西归，本来已控制住的民变，借此反而由衰转炽。这似乎是明末内乱的一大关键，计六奇所谓“流寇始于秦之溃兵”｛191｝，是当时历史作者的普遍看法。

此后，民变明显升级，陕晋两省起事队伍，有所谓“三十六营”，二十余万众；张献忠、李自成均于此时露其头角。

在大约十年左右的光景里，镇压与反镇压之间，事态起伏不定。农民军曾经摧枯拉朽，也曾经一落千丈。官军方面，也是剿抚彷徨，首鼠两端。单以战局来论，时而你占上风，时而我居强势，很难看清哪一方终将获胜。

但是，崇祯十年｛192｝发生的一件与战局无关的事，却为结局预写了注脚。

其时，河南连岁旱饥，而朝廷加赋不止，许多百姓背井离乡，流浪乞讨。

却说开封府杞县有个举人，名叫李岩，人因乃父李精白官至督抚、加尚书衔，都恭称他“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义，在左近一带很有名。眼下，人民困苦过甚的情形，李岩实在看不下去，遂面见县令宋某，冀望以李家的影响，稍舒民蹙。他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暂休征比”，一是“设法赈给”。宋某的回答是，第一条根本办不到，“杨阁部【杨嗣昌】飞檄雨下，若不征比，将何以应？”至于第二条，也推得干干净净，“本县钱粮匮乏，止有分派富户耳”。不过，宋某所说其实也是实情，征派是上面的命令，而赈灾之事，县里穷得叮当响，无力顾及。

李岩无言而退，在他看来，“止有分派富户耳”这句话，分明是冲他来的。看来只好如此，“从我做起”。他愿意带这个头——“捐米两百余石”，不是小数——希望别的富户能够跟进。

然而，愿望落空，无人响应。

饥民愤怒了。在他们看来，李岩之举除了证明他是个有良心的人，还证明了一点，即当成千上万的人将成饿殍之际，另外一些人的庄院里，却堆着小山一样、自己根本吃不完的粮食。这个反差确实太大。

饥民开始包围富户，要粮食；“以李公子为例”，让富人们以李岩为榜样，向他学习。“不从，则焚掠”，烧和抢。

富人就找县令宋某，说：你该下令制止啊。

这是肯定的。宋某贴出告示：“速速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

这可是官方表态，代表法律，不遵，就要治罪了。但饥民哪里还顾得了这些？他们砸烂告示牌，汇集到县衙前，大呼：“终归是要饿死，不如一道去抢。”

宋某不能禁，假意请李岩来做调解人。李岩重申先前两个条件，宋某表示接受，饥民说：“我们姑且散去，如无米，再来。”饥民一散，宋某马上给按察司打报告，称：“举人李岩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心以图大举。”按察司得报即刻批复：“秘拿李岩监禁，不得轻纵。”

于是，李岩被捕。宋某这个蠢材大约以为，擒贼擒王，李岩一逮，别人也就吓住了。结果消息传开之后，饥民赶来，杀死宋某，劫出李岩，把监狱里的重犯全都放跑，仓库被一抢而空，成了真正的暴动。

李岩对大家说：“汝等救我，诚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归李闯王，可以免祸而致富贵。”显然只剩这条路了。于是，李岩将家中付之一炬，带领众人投李自成而去。

为什么说李岩是“叛投者”？他是大明两百余年来，第一个“从贼”的举人。

本朝先前造反的，都是草民，都是被统治对象，一代又一代，成千上万，人数再多，在这个方面不曾有变。李岩身份截然不同，他是有功名的人，是老爷，是政权的分享者。这样一个人，投入造反大军，成了自己阵营的“叛徒”。这件事，说明统治阶层的信念已经动摇，已经从内部发生危机；同时，也使动乱的性质有了根本的改变。就此意义论，一个李岩的加入，胜过以前成百上千的参加者；因为，当叛投者出现时，人心向背、历史趋势才表现得确凿无疑。

其次，李岩是知识分子。历来，目不识丁的农民起事，一旦有知识分子加入，都意味着重大转折。因为不管怎么说，在社会的历史阶段本身不曾发生质变时，造反的结局终将重新回到该历史条件下的主导意识形态或者说“道统”之下，农民起义的成功归宿仍将是新王朝、新皇帝的诞生。所以农民起义欲成其事，缺少不了掌握着意识形态、能够帮助他们重建秩序的知识分子。反过来，有知识分子前来投奔，也证明起事者有“王者之气”。

对李岩出现在闯军，人们有理由联想到当年李善长、刘基、宋濂等一批知识分子出现在朱元璋帐下的往事，正是从那时起，朱元璋脱离了单纯的暴动者形象，开始踏上建国之路。

李岩对于李自成，也完全起到这种作用。他对后者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建议，行仁义、管束军纪、图大事而不只以劫掠为生。比如他针对朝廷大肆征比的做法，专门为李自成制定“不纳粮”的宣传口号，令各地百姓翘首盼望闯王到来，“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这似乎是并不难以想到的对策，然而，李岩到来之前，闯军确实不晓得以此换取民众支持。

据说，随后来到闯军的另外两个智囊人物牛金星和宋献策，亦系李岩所引。

李岩“叛投”一事，在当时士林造成的震动，是颠覆性的。计六奇在清初回忆说：“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李公子乱’，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犹疑即李公子。”在士绅阶层，竟然在很长的时间里，将起义领袖传为“李公子”，不知李自成其人，可见“李岩效应”之强。｛193｝

说起李自成能够成就一番事业，除了明祚已尽，该当灭亡以外，他自己要感谢的方面也很多，真是天时、地利、人和都站在他这一边。李岩归附是这样一种象征，也是他事业转折的一个实际的关键点。此外，还不能不提到，满清在北京东北一带施加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不仅仅是在心理上给明王朝造成“国势殆矣”的恐慌感、末日感，它甚至也转化为最直接最现实的影响。

叙至此，第二位“叛投者”就出场了。

此人姓洪名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累迁陕西布政使参政。陕西乱后，崇祯以承畴能军，迁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继因屡建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河南、山、陕、川、湖军务。

他虽然是文人出身，却很能打仗，受命以来，大大小小历次征讨，基本不曾失利，是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崇祯十一年，洪承畴在潼关大战李自成，完败之，“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窜伏商洛山中”｛194｝。八月，洪承畴正式上报：“陕西贼剿降略尽。”｛195｝

洪承畴部，已是当时政府军的精锐王牌。崇祯对民变问题的严重性，一直有所轻估，“攘外”与“安内”之间，他的排列顺序，前者优先于后者。崇祯十二年初，他发表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跟当年袁崇焕一模一样的任命——移师东北，以为屏障。这个认识，谈不上错误，虽然更合理的应该是“攘外”与“安内”并重，情形都很严峻，但在明军善战之师捉襟见肘的现实面前，舍彼就此，亦属无奈之选。

可以说，客观上满清帮了李自成一把。设若洪承畴继续留在原处，领导征剿工作，李自成的东山再起，应该很难。

现在，洪承畴来到东北边防。他是否还能够像在三秦大地时一样威风八面，再建奇功？坦率地说，这不取决于他，取决于对手。

必须认清对手，正确评估敌我双方态势。彼强我弱？我强彼弱？抑或处于均衡？实际情形是，清强明弱。

洪承畴的认识是清醒的。他给崇祯的建议是以守为主，所谓“可守而后可战”。把双方解读为均势，谁都吃不了谁。严格说，这已超出事实，以明朝之弱，守并不易。同时，已被围困四月的锦州守将祖大寿，也派人传递消息，城中粮食仍然足可支撑半年，强烈主张与敌相拒，“毋轻战”。可见前线将帅对局势的各自研判，颇相一致。

然而，崇祯以及一帮不知兵、不调查研究、好发豪言壮语的文臣，不能接受对“区区”“酋奴”采取守势。崇祯提出“灭寇雪耻”的口号，兵部尚书陈新甲也错误估计形势，以为战可胜之。

洪承畴不能直接拒绝（“新甲议战，安敢迁延？”），用后勤供应跟不上为由回复，再次要求：“鞭长莫及，不如稍待。”崇祯倒是被说动了，陈新甲却坚持前议。他致函洪承畴，指责说：“用师年余，费饷数十万，而锦【锦州】围未解，内地又困，何以谢圣明，而副中朝文武之望乎？”

洪承畴无奈，只得催动一十三万人马，在与三百年后“辽沈战役”几乎相同的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