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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符很谨慎地指出，真正的配方已“不可知”，他所叙述的，乃“相传至今者”。但对这些春药的奇效，他相当肯定，尤其隆庆皇帝用后“阳物昼夜不仆”一语，令我们想起同样成书于嘉靖年间的《金瓶梅》对西门庆之死的描写，应该说不是虚言。

更有力的佐证，来自以下史实——嘉靖年间，多次从民间征选幼女入宫。我们在《国榷》中找到了几例这样的记载：二十六年二月“辛丑，选宫女三百人”。｛125｝三十一年十二月“配朔，选民女三百人入宫”。｛126｝三十四年九月“戊戌，选民女百六十人”。｛127｝仅三笔记述，即达七百六十人。这些女孩，在八岁至十四岁之间，年龄分布很符合取“红铅”的目的，有立等可取者，也有蓄之以充后备军者，同时，这时间段正好是陶仲文为嘉靖所倚重的全盛时期（陶卒于嘉靖三十九年）。

王世贞有一首《西城宫词》，阴指此事：“两角鸦青双结红，灵犀一点未曾通。自缘身作延年药，憔悴春风雨露中。”

一切迹象表明，嘉靖年间，尤其嘉靖中年以后，宫中长期、持续而有计划地执行焙炼及供应“红铅”的任务。嘉靖必定感觉“药方”奏效，方才形成如此长期的需求。但所谓有效，实质不过如沈德符所言：“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亦即，在性事方面显出了效果，与“长生”并无关系。但是，道家偏偏对性事与长生之间的关系，独有一套神秘主义理论，嘉靖很容易从性事的有效而相信此必有助于长生。

嘉靖所能看到的，只是服药后在床笫之间雄壮有力，抑或身轻体健而已，他根本不知道吞入腹中的究竟是什么，各种成分的药理作用如何。在现代，任何受过一定教育的普通人，都懂得用药安全问题，都明白只能服用经过严格动物、人体实验，被证明确有疗效并且安全可靠的药物。可叹嘉靖身为皇帝，人间至尊，却勇于尝试一切完全不知来历的药物，承担连现代药物实验志愿者都不可能承担的风险。念及此，人们与其羡慕那些皇帝，倒不如好好地可怜他们一番哩。

世事真是奇怪。嘉靖此人，一生“图迥天下于掌上”，谁也斗不过他，但命运还是给他安排下一个劲敌，一个死敌，那就是他自己。当把所有人收拾得服服帖帖、唯唯诺诺之后，他似乎无事可做，于是开始跟自己较劲。他把自己分作两派，一边是皮囊，一边是灵魂。皮囊循着自然和上帝的旨意，生长、衰老、走向终点，灵魂却恐惧地大叫：“不！”灵魂一边不停地嘶喊，一边搬来援兵——五花八门的长生不死之药。这些援兵，非但未能延缓皮囊老去的步伐，反而加速了它，以至于最后从结果来看，简直是引狼入室——这些援兵成了皮囊坏朽的最大帮凶。

嘉靖就这样自己把自己整死了。

不必留待现代医学的检验，对嘉靖之死，当时的看法便非常明确一致：药物中毒。“其方诡秘不可辨，性燥热，非神农本草所载。”｛128｝例如《明史》提到，方士所进药物之中，居然有以水银制成｛129｝。如此剧毒成分，都是摄服对象，危害可想而知。没有人能够回答，他这一生究竟把多少种毒素请入自己体内，但相关记载却足够让我们去想象他的疯狂：

帝晚年求方术益急，仲文、可学辈皆前死。四十一年冬，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访求方士及符箓秘书……上所得法秘数千册。｛130｝

对这数千册“法秘”，他居然如获至宝，大大赏赐姜、王二人。他的确已经癫狂，连内侍悄悄放在其床褥案头的药丸，也信为天赐，郑重其事地吩咐礼部举行“谢典”。｛131｝直到最后时日，死神走来，他才若有所悟：“朕不自谨惜，致此疾困。”

《明史纪事本末》以专门一卷，单独叙述嘉靖崇奉道教之事。作者谷应泰，终篇处以如下话语具结：

语云：服食神仙，多为药所误。又云：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吁！可慨也夫！｛132｝

“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精彩真精彩。他又说：

世宗起自藩服，入缵大统，累叶升平，兵革衰息，毋亦富贵吾所已极，所不知者寿耳，以故因寿考而慕长生，缘长生而冀翀【鸟直飞升状，借喻成仙】举。

天道诡异。历来，做皇帝能做得这么顺当者，凤毛麟角。倘嘉靖无此爱好，我们看不出有何原因能够妨碍他享受“清平乐”。然而一股奇怪的力量偏偏让他自滋事端，由卝文卝人卝书卝屋卝整卝理且沉溺如此之深，在毒素的攻逼下了却残生。

其实，最终被自己坚信不移的东西所击倒和戕害，往往是唯我独尊者无法逃脱的命运。嘉靖爱道教，我们也因为他爱道教而爱道教。感谢道教，感谢嘉靖狂热地信仰它，感谢邵元节、陶仲文等所有向嘉靖进献毒药的道士们。否则，世上还真没有其他什么东西，能让这个被海瑞在《治安疏》里骂得狗血淋头的皇帝，略微遭到些许的报应。

注释

｛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五章。

｛2｝《人民日报》，1959年6月16日。

｛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五章。

｛4｝《明史》，列传第七十八。

｛5｝｛6｝｛7｝《世宗实录》，卷一。

｛8｝原为明清皇城第一门，清代改称大清门，民国称中华门。原址在今正阳门之北、毛主席纪念堂一带。毁于1954年。

｛9｝土木之变后，英宗朱祁镇为瓦剌俘虏，由皇太后指定，郕王朱祁钰奉命监国摄政，后经廷议，即位为君。这属于危难之时为应付紧急情况而发生的事情，并非正常的继承。

｛10｝《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世室。

｛11｝《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触忌。

｛12｝｛13｝｛14｝｛15｝｛16｝《明史》，列传第七十八。

｛17｝｛18｝《世宗实录》，卷一。

｛19｝程颐：《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论濮王典礼议》，《河南程氏文集》，卷五。

｛20｝《明史》，列传第七十九。

｛21｝《明经世文编》，卷一百七十六，张文忠公文集一。

｛22｝欧阳琛：《王守仁与大礼议》，《新中华》，1949年第12卷第7期。

｛23｝｛24｝《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

｛25｝｛26｝《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大礼议。

｛27｝【美】苏均炜：《大学士严嵩新论》，《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82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

｛28｝《世宗实录》，卷七。

｛29｝《左传》，成公二年。

｛30｝《世宗实录》，卷九。

｛31｝《世宗实录》，卷二十一。

｛32｝《世宗实录》，卷二十二。

｛33｝《世宗实录》，卷三十四。

｛34｝《世宗实录》，卷三十五。

｛35｝《明史》，列传第七十九。

｛36｝《明史》，列传第八十四。

｛37｝《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大礼议。

｛38｝《明史》，列传第八十四。

｛39｝《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大礼议。

｛40｝《世宗实录》，卷四十三。

｛41｝《世宗实录》，卷七十九。

｛42｝《易》，序卦，传。

｛43｝钱穆：《朱子学提纲》，第6页－7页，三联书店，2002年10月。

｛44｝《中国大历史》，第200页，三联书店，1997年8月。

｛45｝《隋书·经籍志》：“凡祈禳祭告，必记醮奏章，称奏章之文曰青词。”

｛46｝李肇：《翰林志》。

｛47｝无名氏：《民抄董宦事实》。

｛48｝《世宗实录》，卷八十九。

｛49｝《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献帝称宗。

｛50｝《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进献谀诗得罪。

｛51｝《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贺唁鸟兽文字。

｛52｝《世宗实录》，卷五百零八。

｛53｝《世宗实录》，卷二，列朝，嘉靖青词。

｛54｝《世宗实录》，卷二，列朝，颁行《女训》。

｛55｝孔子原话是：“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大戴礼记·哀公问》）意谓，从政以仁爱为上；不懂得爱别人，也就不能保全自身。

｛56｝《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母后谥号。

｛57｝《国榷》，卷六十四，世宗嘉靖四十二年癸亥至四十五年丙寅。

｛58｝吴晗：《谈迁与〈国榷〉》。

｛59｝《国榷》，卷六十四，世宗嘉靖四十二年癸亥至四十五年丙寅。

｛60｝《世宗实录》，卷五百六十六。

｛61｝王维桢：《王氏存笥稿》，卷十五。

｛62｝孙承泽：《春明梦余录》。

｛63｝《世宗实录》，卷八十一。

｛64｝《世宗实录》，卷九十。

｛65｝《世宗实录》，卷一百零四。

｛66｝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九。

｛67｝《明史》，列传第九十七。

｛68｝《杨忠愍公全集》，卷首。

｛69｝《清史稿》，列传一百六十。

｛70｝黄云眉：《明史编纂考》。

｛71｝《世庙识余录》，卷十五。

｛72｝《国榷》，卷六十二，世宗嘉靖三十六年。

｛73｝【美】苏均炜：《大学士严嵩新论》。见《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

｛74｝｛75｝朱国桢：《涌幛小品》，卷九。

｛76｝《万历野获编》，卷八，内阁，居官居乡不同。参倒严嵩的关键人物邹应龙提供了相反的叙述：“今在南京、扬州、仪真等处用强，夺买人田产数十处，每处价可数千金，卖者价银才得十之四五而已，剥取民财、侵夺民利，如此类甚多。”（《皇明经世文编》，卷三百二十九，邹中丞奏疏，贪横廕臣欺君蠹国疏）不过，这里讲的是严嵩在南京、扬州一带的行为，不是袁州，说明严氏是逐渐才开始做坏事的。与严嵩相比，那个倒严领袖、扮演了为民除害角色的徐阶，在其故乡华亭，声名却极其狼藉，大肆侵夺民田，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时，受理无数这类控诉。那么，就算对邹应龙叙述不存疑问，为什么“彼此彼此”，徐阶乃“贤相”，严嵩却是“奸相”？

｛77｝｛78｝《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臣。

｛79｝《世宗实录》，卷二百一十三。

｛80｝《明史》，列传第八十四。

｛81｝《老子》，三十六章。

｛82｝《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83｝《世宗实录》，卷三百四十五。

｛84｝《世宗实录》，卷三百六十四。

｛85｝《明史》，列传第九十七。

｛86｝｛87｝｛88｝《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89｝｛90｝《国榷》，卷六十三，世宗嘉靖四十一年。

｛91｝《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92｝《国榷》，卷六十三，世宗嘉靖四十一年。

｛93｝｛94｝《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95｝《世宗实录》，卷五百一十九。

｛96｝《世宗实录》，卷五百四十四。

｛97｝《神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八。

｛98｝《明史》，列传第九十八。

｛99｝《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100｝｛101｝｛102｝《明史》，列传第一百一十四。

｛103｝“内忧”基本没有，正统以来几乎不可避免的“奄祸”意外地消失，严重的大规模的叛乱、暴动也不曾发生。“外患”方面，蒙古部落侵扰这老问题继续存在，但因蒙古已在衰落之中，强弩之末，虽然制造麻烦，自己却虎头蛇尾，没有构成英宗、武宗时期那么大的威胁；相比之下，倒是东南海防的“倭患”相当吃紧，但几经曲折之后，仗着胡宗宪用计及其制下戚继光、俞大猷一班名将的作战，最后算是弭平。所以，终其在位的这四十五年，嘉靖的日子可以说是比较平顺的，因此才能够优哉游哉躲在西内“大隐隐于‘宫’”。

｛104｝｛105｝《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

｛106｝｛107｝《世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七。

｛108｝《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嘉靖始终不御正宫。

｛109｝《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西内。

｛110｝《国榷》，卷五十五，世宗嘉靖十年。

｛111｝《国榷》，卷五十五，世宗嘉靖十一年。

｛112｝《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113｝《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一。

｛114｝｛115｝《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

｛116｝｛117｝｛118｝《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释道，段朝用。

｛119｝《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佞倖，秘方见倖。

｛120｝《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121｝《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

｛122｝《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释道，月中仙人。

｛123｝李国荣：《帝王与炼丹》，第6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

｛124｝《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佞倖，秘方见倖。

｛125｝《国榷》，卷五十九，世宗嘉靖二十六年。

｛126｝《国榷》，卷六十，世宗嘉靖三十一年。

｛127｝《国榷》，卷六十一，世宗嘉靖三十四年。

｛128｝《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

｛129｝｛130｝《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131｝《世宗实录》，卷五百四十七。

｛13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

引子

人类历史转眼来到17世纪。

本世纪，西方以英国为试验场，发生和展开一系列向现代化转型的事件：国会作为民主一方，与专制一方的查理一世，反复拉锯；革命爆发，查理一世被处死，克伦威尔执政；共和失败，英国人再次选择君主制，然而同时通过《权利法案》，以立宪方式限制了君主权力。

地球的另一端——东方，明王朝的中国也大事频生。积攒了二百年的病症，一股脑儿赶在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这二十年间，从内到外总体发作。巨厦将倾，朽木难支，东坍西陷，终于灭亡。

难题包括：阉祸、党争、内乱、外患。四大难题，无论哪个，严重程度在明代国史上都前所未有。单独一个，即足令人焦头烂额，此刻它们却四箭齐发、联袂而至，实为罕见之极的局面。

最后两位皇帝，天启和崇祯，由校和由检，一对难兄难弟。在断送朱家天下方面，朱由校未必功劳最大，却属于既往一十六位皇帝中最爽快、最慷慨者。在位短短七年，他以近乎狂欢的方式，为明朝预备葬礼，以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七年之后，他把一座建造好的坟墓交给弟弟朱由检，飘然逝去。朱由检则并不乐意进入坟墓，试图挣扎着走出来，然而死亡的气息已牢牢控制了一切。朱由检不思茶饭，全力抵抗，身心俱疲，终归是困兽之斗。朱由校庙号“熹宗”，若换成另外一个同音字，改称“嬉宗”，始觉般配。朱由检亡国吊死，由满清给他的陵墓起名“思陵”，似乎建议他多作反思｛1｝，实际上，崇祯面临的处境，并非思索所能克服，思之无益。

孟森先生说：

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2｝

意谓，崇祯运气很差，亡国时偏偏轮着他做皇帝。天启才是名正言顺的亡国之君，可他却挺走运，早早死掉，把上吊的滋味、亡国的苦痛留与崇祯品尝。亦正因此，这哥儿俩同属一个故事情节，彼此关系类乎长篇小说的上下部，放到一块讲述，才算贯通、完整。

1620年

历史，确有其诡秘之处，时而越出于理性所可解释的范围之外。

谁能相信，1908年10月21日，清朝光绪皇帝刚死，次日，慈禧皇太后也就跟着死去。两大对头之间，生命终结衔接得如此紧密，不像自然天成，反而更像人为所致。于是，慈禧害死光绪之说油然而生。但事实偏偏并非人们所想象的，所有的病历记录表明，光绪完全属于病情自然衍化下的正常死亡。没有恩仇，没有阴谋。历史就是如此巧合。

类似的巧合，不止一次发生。并且，巧合之中的巧合更在于，它常发生于一个朝代或一个历史政治单元完结的时候。惊诧之余，人们情难自禁地把这种现象，视为冥冥中不可抗拒的运数，视为一种天启。

1620年，大明王朝也收获了它自己历史上的一个特异年分，迎来了冥冥中分配给它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运数。

单单这一年，紫禁城两个月内接连死掉两个皇帝，先后共有三位皇帝彼此进行了权力交割。

更堪怪骇之处是，第三位皇帝匆匆坐上龙床后，他替自己择定的年号，居然就是“天启”！天地间，难道真有神意不成？难道无所不知的神明，是连续用三位皇帝走马灯似的登场、退场，来暗示大明子民：阴云袭来，他们的国家即将风雨飘摇？

因为一年之内送走两位皇帝，1620年，中国破例出现了两个年号。依例，新君即位当年，应该沿用大行皇帝年号，第二年改元，启用自己的年号。可是光宗朱常洛登基一个月暴毙，导致在中国历史纪年中，1620年既是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前），又是泰昌元年（八月起）；进而，本该是泰昌元年的1621年，却变成天启元年。

明神宗——历史上他更有知名度的称呼，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长达四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