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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事实上只能面向旁支，但考虑周全些的话，杨廷和至少可先做一番理论疏证工作，将来免生龃龉。但一来事情紧急，二来想必他主观上对这种虚礼确实重视不足，自以为秉忠办事，大方向正确，而思虑则主要放在解决实际问题上。

然而，朱厚熜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套。如果他也像杨廷和一样，将注意力集中在怎样尽快扭转正德朝的种种倒行逆施，让朝政恢复清明和秩序，而不那么在意自己的私利和面子，则会迎来一个君明臣贤的局面。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兴献王世子不仅是一个自尊心强的人，而且是过于自尊的人。这种禀性，又为其以藩王入继大统这种身份进一步地火上浇油，令他对于面子极为敏感。他始终以一个外省人的眼光，来揣测京城集团，认定后者的诸种安排，都潜含对于他额外的轻蔑。登基大典上，有一个细节准确深刻地揭示了他这种心理：

辛巳登极，御袍偶【意谓事出偶然】长，上屡俛【通“俯”，弯腰，低头】而视之，意殊不愜。首揆杨新都【即杨廷和，廷和，新都人】进曰：“此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天颜顿怡。｛11｝

无非衣服不甚合体，他毕竟才十五岁，可能个子也偏小，事先准备的龙袍长了一些，有关方面考虑不周是有的，但仓促间未臻善美，对于心胸豁达之人来说，不会放在心上，至少可以谅解。朱厚熜的表现却是，频频弯腰低头打量这不太合体的龙袍，脸上极其明显地流露出不快——这套身体语言，说明他小肚鸡肠，不是干大事的人。而且很可能，他内心会把别人这种工作上的疏忽，视为故意，成心让他难堪，或至少对他这个外藩出身的皇帝不够尊重，糊弄了事。杨廷和察觉到他的不快，急中生智，用《易传·系辞下》里一句颂扬古代圣君黄帝和尧舜的话来开释，朱厚熜才找回心理平衡。

还有一个细节。登基那天，即位诏书发表之前，内阁送呈朱厚熜批准。“帝迟回久之，方报可。”｛12｝拖了很长时间，才答复同意发表。原因是内中有一句话，让朱厚熜很不受用。这句话是：“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祧，指祭祀。入奉宗祧，直接的解释是接过祭祀祖宗的职责，而实际的意思是过继给别人，成为别人家香火的传递者。兴献王世子坚持认为，自己继承皇位所循原则是“继统不继嗣”，说白了，只当皇帝，不当孝宗、武宗家的后代。所以“入奉宗祧”这句话，他最见不得。久拖不复，而终于同意，应该是经随行的王府谋士苦劝，告以“小不忍则乱大谋”，暂且隐让的结果。

这样的细节，其实蕴涵着一股很可怕的能量。出身、个性，加上抵京后直至登基大典的种种别扭，已使他对于京城集团形成成见。一旦有了成见，像他这样睚眦必报、心劲甚强、习惯于咬住不放的人，势必要将肚内恶气尽吐之而后快的。

大明王朝刚刚送走一位没脸没皮、胡作非为、根本不要面子的皇帝，又迎来一位超级敏感、超级自尊、超级爱面子的新皇帝。这对堂兄弟之间，一切犹如冰炭水火，分别走到两个极端。历史也真幽默，竟然做出如此安排。朱厚照在位一十六年，以泼皮方式当皇帝，嬉笑怒骂，毁圣非礼；紧接着，就来了一位对礼法死抠字眼、斤斤计较，进而有志开创礼制新时代，欲以伟大的礼学思想家、理论家名垂史册的君主——这让人怎么受得了？

“大礼”之议

朱厚熜登基，改年号“嘉靖”，以明年为嘉靖元年。

嘉靖时代开始了。

这年号，是朱厚熜亲自取定的。内阁原先奏请以“绍治”为年号，被否决。朱厚熜不喜欢那个“绍”字的“继承”含义，虽然“绍治”无非是将治世发扬光大的意思，也不喜欢，他在心理上讨厌一切暗示他需要“继承”什么的字眼。他所更定的“嘉靖”，语出《尚书》“嘉靖殷邦”，意谓“美好的政治，富足的国度”。

后世，人们对他就以“嘉靖皇帝”相称。

起初，的确很有一番“嘉靖”的气象。除罢前朝弊政的诏旨，一道接着一道。“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其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13｝皇家鹰犬、宦官的势力大为削弱，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减轻许多，而拉关系、走后门、靠政治腐败升官发财的人，纷纷失去了职位。“正德中蠹政厘抉【清除】且尽”，“中外称新天子‘圣人’”。｛14｝

其实，这一切跟嘉靖皇帝并无关系，所有举措，都是杨廷和依据他所起草的即位诏书精神，一一加以落实罢了，嘉靖无非签字批准而已。那些在新政中蒙受损失的人，很清楚“罪魁祸首”究竟是谁。他们咬牙切齿，恚恨不已，以致要跟杨廷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廷和入朝，有挟白刃伺舆旁者”｛15｝——情形如此危重，以致嘉靖皇帝不得不下令派百人卫队，保护杨廷和出入。

这个正统的儒家官僚，在过去多年的政治生涯中，饱尝个人理念与现实之间激烈冲突之苦。身为首辅，他眼睁睁看着正德皇帝恣意胡为，“未尝不谏，俱不听”，“以是邑邑【悒悒】不自得”，心灰意冷，多次提交退休报告，却又不被批准。现在，终于改朝换代，国家迎来新的君主。这就像注入一剂强心针，杨廷和的政治热情高涨起来，积郁多年的抱负似乎有了施展的机遇。应该说，他对于嘉靖皇帝是寄予很高期待的，“以帝虽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辅太平”。复活的热情，对年轻皇帝的期待，使杨廷和特别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职责，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向嘉靖全盘托出自己的政治理想：“敬天戒，法祖训，隆孝道，保圣躬，务民义，勤学问，慎命令，明赏罚，专委任，纳谏诤，亲善人，节财用。”｛16｝这三十六个字，浓缩了儒家对于“有道明君”的基本认识，果能一一践行，寓涵在“嘉靖”中的愿望，庶几可以变为现实。

嘉靖对杨廷和的除弊举措，均予照准；对杨廷和疏请的三十六字，也“优诏报可”。单就这些迹象看，君臣和睦，嘉靖朝似乎有一个良好开端。但所有这些，或者并未触及朱厚熜的个人利益，或者不过是一些空洞的道德承诺，他不难拿出开明的姿态。

而在新气象的底下，一股暗流已经悄然涌来。

即位刚刚第三天，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嘉靖降旨遣员，去安陆迎取母妃蒋氏来京。两天后，四月二十七日，他又发出旨意，同样与自己的父母有关，“命礼部会官议兴献王主祀及封号以闻”｛17｝。

——此即“大礼议”之肇端。简明通俗地讲，礼，就是王权制度下的等级秩序，是这种秩序对社会成员的关系与差别的规定。因为这次所涉及的是皇家级别的人和事，所以特别加上一个“大”字。其他很多时候也都这样，比如，皇帝结婚称“大婚”，刚刚去世的皇帝叫“大行皇帝”等等。

迎取蒋氏的谕旨这样说：“朕继入大统，虽未敢顾私恩，然母妃远在藩府，朕心实在恋慕。”｛18｝据说，辞别蒋氏、启程来京之际，朱厚熜“不忍远离”，好一顿哭鼻子，“呜咽涕泣者久之”。论理，十五岁并不算小孩子了，但作为王子，自幼娇生惯养，独立性比较差，对母亲仍感依恋，这可以理解。

提出兴献王封号问题，也在情理之中。兴献王世子现在成为皇帝，作为皇帝本生父，名分如何，和皇帝之间关系又怎样，自当议定。

倘若事情仅只如此，就很寻常。实际却不这么简单。嘉靖这两个连续动作，是继位过程中就礼仪问题与北京当权派所发生的矛盾的延伸——他没有忘掉矛盾，也不打算回避，相反，进一步表明了挑战的姿态。

礼部尚书毛澄承旨，召集会议商讨兴献王封号问题。与会者对这个问题在理学上如何看，没有犹疑；关键是找到“故事”，亦即以往历史上处理此类问题的范例。杨廷和举出两个先例，认为最适合作为处理眼下兴献王地位问题的范本。

一个是汉成帝以定陶王刘欣为皇太子的故事。成帝在位二十余年仍无子嗣，因此在绥和二年决定册立皇侄刘欣为太子。刘欣成为太子的同时，自动过继到成帝一宗。为了解决定陶王一支奉祀乏人的问题，成帝下旨让楚孝王之孙刘景袭爵定陶王。

第二个例子来自宋代。宋仁宗无子，遂于至和二年立濮安王第十三子赵曙为皇太子，此即日后之宋英宗。英宗即位后，从伦理上如何认定身份，当时的大儒名公之间一派混战，欧阳修等人主张英宗可以本生为皇考，而司马光等认为“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论战持续十八个月，是为宋史上有名的“濮议”事件。结果，英宗强行决定以本生为皇考，司马光等台谏集体请辞作为抗议。英宗虽以权力达到目的，但在道义上却没有赢，因为理学宗师程颐明确站在反对立场，说：“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19｝既然你继承了别人的家业，就理当成为别人的后代，这样的义务是不可以放弃的。正因程颐这样的大宗师持此观点，杨廷和才把宋英宗的故事当做能够支持己方立场的例子，加以引用。

两个例子，一个是正确的实践，另一个虽然实践是错的，但理学上却早已形成公认为权威的结论，可以说代表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非常好，相信皇帝从这样两个例子当中，自然能够了解眼下关于兴献王的封号问题可取的态度是什么。

大家一致赞同杨廷和的意见，并由毛澄形诸文字，作为奏章上呈嘉靖。奏章叙述了汉代和宋代那两个例子，又引征程颐的观点，最后写道：

今兴献王于孝宗为弟，于陛下为本生父，与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凡祭告兴献王及上笺于妃，俱自称“侄皇帝”某，则正统、私亲、恩礼兼尽，可以为万世法。｛20｝

扼要地讲，他们建议，以后嘉靖要称孝宗朱祐樘为父亲，而改称自己亲生父母为叔父、叔母。

朱厚熜见奏，气不打一处来：“父母岂有说换就换的？”发回再议。

五月二十四日，再议的结果出来了：大臣们不单坚持原有意见，还争辩说，本朝历来皇帝对于藩亲，在相应情形下，都只称伯父、叔父，是不能加称“皇”字的，同时自称也径用“皇帝”，后面并不带名讳的；现在，廷议认为皇上对于兴献王可以称“皇叔父大王”，可以在“皇帝”后面加上自己的名讳，明显把兴献王与其他宗藩区别对待，已算格外破例，相当隆重了。争辩的同时，他们还把程颐的《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专门抄了一份，请嘉靖看，隐约有教训的意思。

嘉靖不吃这套，命礼部“博考前代典礼”，“再议以闻”。潜台词是，别拿程颐压我。

毛澄、杨廷和们同样固执。他们的确重新开会研究了，但只是做做样子，上报的意见丝毫未变。

嘉靖一时没有办法，就来个“留中不发”——把问题搁在那里，以表示坚决不同意廷臣的立场。

皇帝与重臣之间争执不下，已两月有余，闹得满城风雨。面对传闻，有个人静观其变，到了七月初，觉得看出了一些眉目，因此决定出手。

此人姓张名璁，浙江永嘉人氏。他前半生功名不顺，从弘治七年起，二十年来，连续七届会试皆落榜。到了第八次，也就是正德十六年辛巳科，时来运转，终于中了二甲第七十七名进士。此时，他年近五旬，一般而言谈不上有何辉煌前程了。但他并不死心，因为有人曾替他算命，说他不光有中进士的命，还有“骤贵”的命。中进士的预言已然实现，恐怕“骤贵”也不远。他笃信不疑。新皇帝登基以来，他密切关注朝中动向。新皇帝因欲尊崇本生父之故，与朝廷当权派陷于拉锯局面。张璁一面睁大眼睛、竖起耳朵观察，一面用心思考。观察，主要是搞清楚皇帝的决心到底有多大，如果陛下本人态度不够坚决，那么以杨廷和在朝中如日中天的威望和势力，他张璁贸然出手，下场一定是逮不着狐狸还惹一身骚。至于思考，则因此事实质在于如何阐释礼学的精神，所以理论上要过硬，站得住，足以和对方抗衡。

嘉靖两次把廷议退回“命再议”，以致搁置廷议不予答复，让张璁确信陛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自信在理论上也找到了突破口。眼下，满朝上下还无一人敢于站在皇帝这一边，跟杨廷和唱对台戏，张璁却断定僵局迟早要被打破。四十七岁的新科进士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能否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皇帝、抢得头功至关重要。建功立业，在此一举。

七月三日，张璁递交了他的《正典礼第一疏》。这是一个转折。此前，以嘉靖为一方，朝臣为另一方，阵线分明。嘉靖几为光杆司令，孤家寡人，除了他从安陆带来的藩邸僚属，没有哪个朝臣敢于附和他的观点。现在，天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终于出现，虽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礼部观政进士”——类似尚未正式授职、处在实习期的大学毕业生——但毕竟有不同的声音发出。让嘉靖喜出望外的是，这声音还颇有分量，堪比重磅炸弹。

对这么一颗重磅炸弹，我们只能不吝笔墨，全文译为白话，俾令读者知其详尽：

正典礼第一疏｛21｝

臣下我个人认为：孝子的极致，是尊亲；而尊亲的极致，是竭尽一切和所有，加以奉养。

陛下应承天意、顺从人心，继承皇位，立即提出追尊兴献王、更正他的名号，同时派人迎接母亲来京奉养，这完全是发乎内心的孝情的自然流露，是必然的、无法抑止的。

现在，廷议形成了这种意见，说陛下由“小宗”入继“大宗”，应该以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夫妇为皇叔父、皇叔母。这种观点，无非是拘泥于汉定陶王、宋濮王两个典故而已，以及程颐所谓“为人后者为人子，不得顾私亲”的说法。对此陛下不能苟同，指出此事在礼学上关系重大，应该广征博考，得到最恰当的结论。我由此深深体会到，陛下具有一颗何等纯孝之心。

从收到的反馈意见来看，都认为廷议是正确的，这恐怕有胶柱鼓瑟之嫌，并不切合实际；其次，也是党同伐异的表现，并不符合圣人之教。对此，至少我是不赞同的。

试问，天下怎有无父无母之国呢？我身处清明的时代，对居然出现这样一种论调深感痛心，不得不出来澄清一些基本原理，为陛下辩护。

最高经典《礼记》说得很清楚：“礼，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而起自于人的情感。”因此，归根结底，圣人是根据人的情感来创作礼制的，以人的情感来规定亲疏、评判嫌疑、区别异同和明辨是非。也就是说，礼绝不违背人情。

汉哀帝和宋英宗，很早就被汉成帝、宋仁宗立为皇位继承人，养于东宫。这种情形下，“为人后者为人子”是说得通的。现在，武宗作为孝宗继承人，居帝位十七年，他驾崩之后群臣遵照祖训、奉武宗遗诏，迎取陛下入继大统。这是另一种继承关系。

我认真研究过祖训。祖训说：“如果皇帝无子，就实行兄终弟及。”孝宗皇帝是兴献王的兄长，兴献王是孝宗皇帝的亲弟弟，而陛下则是兴献王长子。武宗皇帝没有子嗣，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祖训所规定的伦序，实际上就是兴献王以孝宗的亲弟弟取得继承权，从而顺延到陛下这里。所以《遗诏》里面这么说：“兴献王长子，根据伦序应当立为皇帝。”这句话，丝毫没有以陛下为孝宗皇帝之后的意思。陛下是按照祖训规定的程序，直接继位为君的，这跟哀帝、英宗预先被立为成帝、仁宗太子而继位，其公私关系有天壤之别。有人或许感念孝宗皇帝恩泽，不忍心他无后，这固然可以理解。然而，倘使兴献王今天仍然健在，那么当他继承皇位时，显然也没有因此变成兄长的后代的道理吧？

退一步说，虽然兴献王不在人世了，陛下称他一声“皇叔父”还不是特别为难的事，但陛下生母仍健在，而且就在迎来北京的途中，今后如以“皇叔母”相称，那么母子就必须以君臣之礼相见，天底下哪有以自己母亲为臣的呢？

依礼，长子不应该成为别人的后代。况且兴献王只生有陛下一个儿子，虽说利于天下而为别人之后蛮高尚，但无论如何也不存在儿子让自己父母绝后的道理吧？

所以我认为，陛下在“继统”武宗的同时继续尊崇自己父母，是可以的；反之，以“继嗣”身份成为孝宗后代而与自己父母绝亲，是不可以的。“统”与“嗣”不是一回事，继统不必循父死而子立的关系，从前，汉文帝以弟弟身份继统于惠帝，宣帝则是以侄孙继统于昭帝，都没有听说需要以放弃与亲生父母的关系为条件。

仍旧是那句话，礼的本质是人情，抽掉人情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