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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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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的血液在顽强地发挥作用？也许。如果这算一个原因，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让我们拿韦小宝做面镜子，试它能否鉴照出朱厚照的性格秘密。
韦小宝的性格形成，与他母亲是妓女有极大关系。不是说妓女的儿子生来下贱，但是母亲的妓女身份，一定把一种生存背景和社会歧视楔入韦小宝的自我意识之中。韦小宝自幼日常接触多是婊子、老鸨、龟奴，以至于他人生理想也是开家大妓院。他一边为此受歧视，一边却也很难跳出自己的生活现实，而有更高或别样的人生想象。他为母亲的社会地位而羞恼，但也习惯于从这种社会地位的眼光阅世阅人，甚至是刻意表现得甘于沉沦以获取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所以他曾愤愤地说：“做婊子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妈妈在丽春院里赚钱，未必便贱过他妈的木头木脑的沐王府中的郡主。”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一种在怨恨中寻觅自尊，以致以怨报怨、以毒攻毒的心理。
那么，朱厚照呢？我们知道，朱厚照一生最大的悬案，就是他的生母之谜。设若他的亲生母亲真是那个京郊泼皮郑旺之女，设若这个所谓的宫廷秘密只是对外界掩盖得极好，而弘治、张后以及朱厚照本人却完全知晓，那么，朱厚照的心理处境与韦小宝就非常非常近似，而矛盾冲突的激烈程度尤有过之。“郑旺妖言案”爆发，刚好在朱厚照懂事之年，而他继位的当年又第二次复发。可以想象，在两个重要人生时刻，被迫面对生母疑问，任何人都不能不遭受身份迷失的打击。这种迷失，关系到一个人的全部社会归属感，也决定着他对亲情、人性的根本认识。我们都还记得，朱厚照出生时是以“皇嫡长子”这一辉煌身份载入史册，并享受臣民的称颂的。如果“妖言案”的结果，证实他实际乃“宫人之子”，就不单将“皇嫡长子”的神话完全打碎，而且一落千丈，从最高贵跌至最低贱。这还不是最具毁灭性的打击，“宫人之子”较诸后妃所出虽然卑微，但宫中历来也不少见，他父亲朱祐樘就是“宫人之子”。问题是，朱祐樘这一身份得到了确认，成化帝在听说有宫女为他产下这唯一的儿子后，亲自到其母子匿身处将他们迎回。朱厚照则不同，尽管朱祐樘、张氏和朱厚照三方也许都明白相关事实，但他们却共同把它作为一个秘密掩盖起来。这大概首先是张氏的意志，因为关系到她的地位，朱祐樘则屈从了她的意志。但也不能排除其中部分地体现了朱祐樘自己的意志。朱祐樘本身作为“宫人之子”，自幼命几不保，所遭之罪及内心压抑更难言尽，出于这种恐惧记忆，也出于对儿子的爱，他要掩隐朱厚照低贱出身的愿望，全在情理之中。然而他所忽略的是，这一决定却让朱厚照终生陷于对自己真实身份不能认同的痛苦，并永远发出其真实身份比假定身份低微的暗示。虽然我们可以说毫无证据，但从朱厚照所作所为做的心理分析，他的确一直在近乎疯狂地百折不挠地拒绝、逃离以及改变自己的身份，显示了对他公开身份的不耐或难以承受之感受，并用相当程度上的“自贱”、“自虐”，来曲折地向“真实身份”回归。
在金庸笔下，韦小宝在“妈妈是婊子”的自嘲自虐中，表现出破罐破摔、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态，作为对自卑感的掩饰。朱厚照则置朝臣的诤谏、哭谏、讽谏统统于不顾，任他们说什么，一味“不报”（不搭理），尽情在污泥浊水中撒欢，大有你啰嗦一次我升级一次，你说这样荒唐我就干更荒唐的给你看之势，分明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
犯浑耍泼的同时，他俩也同样幻想着一种英雄梦。这是非传统和非正面意义上的英雄，准确的称谓应该是“豪杰”或“好汉”。他们在三教九流的际会与厮混中脱颖而出，占据强势地位，并以受这类人的拥戴或服膺来证明其力量。自古以来，中国的“江湖社会”本质上就是为韦小宝一类体制内失意者和底层人准备的，作为他们志伸意舒、扬眉吐气的一种管道。表面上，朱厚照不是韦小宝那样的“江湖中人”，与江湖社会更分处两个极端；然而，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概念的话，却发现豹房里的情形和各色人等，很像江湖，体制内的君臣关系业已为江湖式的结义关系所取代。朱厚照曾把追随他的钱宁、江彬等统统收为“义子”，仅正德七年九月，一次就收“义子”一百二十七人，内中有阉奴、市井豪绅、军界强人。可以说朱厚照在豹房之为“义父”，与宋公明在水泊梁山做一百单八好汉的“哥哥”，毫无不同；豹房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一个合法的江湖，而朱厚照则是它的老大。对朱厚照来说，逃往豹房就是逃往江湖社会，就是在带着皇帝面具的同时得以自由地到体制外的世界闯荡，显身扬名并医治心灵创伤。他在这里收获的全然是另一种体验，是作为皇帝无法品尝到的成功感，是如鱼得水、终于忘却自卑的归属感。正德朝的所有大臣，丝毫不懂他们皇帝的内心，真正吃透他的是江彬（在这方面，刘瑾、钱宁的见识终归有限）；当其他人只晓得把他当皇帝对待时，江彬却有意识地把他打造成一个大头领，帝王史上的造反者、起义领袖和反潮流英雄，让他拉起自己的队伍，啸聚“山林”（不妨把豹房想象为“忠义堂”）、掠州陷府、养“压寨夫人”。这是一个构思惊人的超大型角色扮演类游戏，就像迷失在大型电玩中的现代少年一样，朱厚照对这角色充满激情以致不辨虚实，假戏真做——他在冬日清凉的阳光下，笔直伫立在正阳门外，注视他的“俘虏”从眼前走过，那姿态，说明他已完全忘记此乃虚妄的一幕，而如此专注地品尝着其间的英雄况味。
有人说“【韦小宝】在失父的状态中，度过了自己貌似幸运实为颟顸的人生”。只需把“父”字换成“母”字，此语即可用于朱厚照。对于韦小宝，父亲缺失，受打击的是母亲这个符号，因为其潜层意味即是“父亲”所象征的“社会”蔑视和排斥作为妓女的母亲，进而，这种蔑视与排斥又自然地传递到他这妓女之子身上。对朱厚照正好颠倒过来，母亲缺失，受打击的是父亲这个符号，虽然他完整而明确地拥有父亲的概念，可这个“父亲”却由于不敢正视自己孩子的真正生母，抑或容忍对后者的抹杀，而陷入人格与道德危机，这种危机最终动摇的是朱厚照的人格与道德。这样，说到底朱厚照内心也是一种对“父亲”的怨恨，是间接的或更加曲折的无父状态。
他们殊途同归。“父亲”的缺失或隐退意味着什么？儒家指斥无君无父之人即如禽兽，这说法并非过时的迂腐之论。“父亲”不仅仅是具体的某人，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秩序与准则的象征。从人类文化学角度看，对“父亲”的认知，与国家、法制等社会理性的形成同时，是人告别原始和动物性（自然、无序）而走入文明的开端，这一基石至今未变。不单古代，即便今日，世俗生活中的缺父状态，也几乎总是造就反社会、边缘化的个人。韦小宝和朱厚照流氓性格的根源就在于此。
评价朱厚照，有或简或繁的两种角度。
简化的角度，即如正史（官方史书）所做的那样，只把他作为一个皇帝论其功过——这样，结论自然明确而单向，无非“耽乐嬉游，暱近群小”，“冠履之分荡然”，“朝纲紊乱”，“至重后人之訾议”｛161｝一类，基本是否定的。明白地说，这种评价既合乎事实，也是必要的，朱厚照应当为其作为皇帝犯下的罪愆接受指责。不过，这种评价虽然中肯，却并不表示它很周全。尤其是如果对朱厚照仅仅从这种角度评价，我们明显发现他的特殊性、个异性被抹杀了，只有昏君的共性，成为中国古代层出不穷的老套的众昏君中之一员。其实，他远比普通的昏君复杂有趣。
此人一生，上演了一出绝大的喜剧，乃至闹剧，其中固然有极权的作用，却显然非仅仅以此所可解释者；他的个性，他内心世界的不均衡性、破损性，他人格发育上的障碍，他的理想与现实、禀性与角色之间的冲突……这些因素都大大超出政治层面之外，而极宜加以人文的剖视。在历史上成堆的帝王中间，朱厚照既不能以英明，亦不能以强力、暴虐引起注意，但放眼望去，他在诸多同类里仍然称得上卓茕不凡、骇世惊俗，唯一的资本便是他那堪称怪诞少见的性情与风格。如果说，金庸以韦小宝写出了武侠小说的反英雄形象，朱厚照则是以一生的行事塑造了皇帝中的反皇帝形象。这个从政治历史角度三言两语就可以搞定的“简单人物”，从文艺眼光看其实却是个相当可爱的家伙，浑身是戏，可惜我们的小说家、编剧家至今还不太懂得像这样一位皇帝，才有很好的表现价值，不知胜于刘彻、李世民、玄烨之流多少倍。所以我们得为他鸣冤叫屈。
注释
｛1｝太祖、惠文帝、太宗、仁宗、宣宗、英宗、代宗、宪宗和孝宗（弘治本人）。
｛2｝所谓“皇嫡长子”，必须在诸皇子中居长，同时必须是正宫皇后所出。从明开国的1368年到朱厚照出生的1491年，一百二十三年间，总共仅出现过两位“皇嫡长子”，一位是朱元璋与马皇后所生的太子朱标，一位便是朱厚照。而朱标早死，只做过太子，没做皇帝。因此，朱厚照是明立国以来第一位以“皇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者。
｛3｝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思宗，亦即崇祯帝，名朱由检，排辈用字正好是第10个“由”字。
｛4｝《孝宗实录》卷六十一。
｛5｝《武宗实录》卷一。
｛6｝清入主中国后的南明小王朝三位皇帝不计于内。
｛7｝即杨溥、杨荣和杨士奇，他们是宣德年间内阁的主要辅臣。
｛8｝指魏武帝曹操。曹操本姓夏候，其父嵩被汉桓帝时大宦官曹腾收为养子，改姓曹。
｛9｝《明史》，宦官传一。
｛10｝｛11｝《罪惟录》列传卷二，皇后列传。
｛12｝《明史》，列传第一，后妃。
｛13｝《罪惟录》。
｛14｝《明史》，列传第一，后妃。
｛15｝｛16｝《宪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五。
｛17｝以上参阅《明史》宦官传一、《宪宗实录》、《万历野获编》等。
｛18｝《明史》，宦官传一。
｛19｝孟森：《明清史讲义》。
｛20｝按：沈通政极可能就是沈禄，此人交结中贵李广，贿以求腾达。李广垮台后被搜出一帙纳贿簿，沈禄之名赫然在列。事见陈洪谟《治世余闻》。另有写作“高通政”的。
｛21｝《治世余闻》作“刘林”。
｛2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宫闱，郑旺妖言。
｛23｝《罪惟录》，帝纪卷十，孝宗纪。
｛24｝｛25｝《治世余闻》下篇卷之四。
｛26｝《万历野获编》卷三，宫闱，郑旺妖言。
｛27｝《明史》，志第五十，职官三。
｛28｝徐学聚：《国朝兴汇》，卷九，朝端大政九，后妃。
｛29｝“青宫”即东宫，太子居东宫，中国古代以五色中的青色代东方，故称东宫为青宫。
｛30｝《万历野获编》卷三，谢韩二公论选妃。
｛31｝郭厚安：《弘治皇帝大传》。
｛32｝《明史》，列传第五十六。
｛33｝两事并见《万历野获编》卷六，内监，何文鼎。
｛34｝《治世余闻》上篇卷之一。
｛35｝《国朝兴汇》卷九，朝端大政九，后妃。
｛36｝《明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八，外戚。
｛37｝吕毖《明朝小史》，卷十“弘治纪”：“帝尝引青宫夜出宫间行，至六科廊，青宫大声言此何所？帝摇手曰：若无哗，此六科所居。太子曰：六科非上臣乎？帝曰：祖宗设六科，纠君德阙违。脱有闻，纠劾疏立至矣。”按：“青宫”指朱厚照。
｛38｝李东阳：《燕对录》。
｛39｝《明史》，本纪第十六。
｛40｝毛奇龄：《武宗外纪》。
｛41｝刘向：《别录》。
｛42｝《武宗实录》，卷十四。
｛43｝《武宗外纪》。
｛44｝《武宗实录》，卷六。
｛45｝《武宗实录》，卷十。
｛46｝《武宗实录》，卷十六。
｛47｝《武宗实录》，卷十八。
｛48｝《武宗实录》，卷十四。
｛49｝《大戴礼记·千乘》。
｛50｝《礼记·缁衣》。
｛51｝《礼记·哀公问》。
｛52｝《孟子·尽心下》。
｛53｝｛54｝《孟子·离娄上》。
｛55｝盐引，通俗地说，就是一种特殊有价凭证，如同现代的粮票布票一样。洪武三年，山西参政杨宪给朱元璋上奏折，提出一个解决边饷及其运输能力问题的办法，即利用政府对食盐的专营权，让各地商人输粮至边境，作为奖励，政府则与之一部分盐引，商人拿上盐引，便可去两淮、河东盐池等处换盐，换盐之后再卖，中间差额利润极大。朱元璋采纳了此建议，是为盐引的由来。
｛56｝《武宗实录》，卷十七。
｛57｝｛58｝《明史》，列传第六十九。
｛59｝《明史》，列传第七十四。
｛60｝《明史》，列传第六十九。
｛61｝《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四。
｛62｝｛63｝“疏入，上惊泣不食，诸阉大惧。”郑晓：《今言》，卷四，二百六十六。
｛64｝司礼监居明内廷十二监四司八局所谓“二十四衙门”之首，永乐以来，掌司礼监者权力极大，甚至逐渐握有“批硃权”（即朝廷最高决策权），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权力或在首辅之上。
｛65｝《明史》，列传第六十九。
｛66｝《武宗实录》，卷十八。
｛67｝《明史》，列传第六十九。
｛68｝《明史》，列传第七十四。
｛69｝《武宗实录》，卷十八。
｛70｝《明史》，列传第六十九。
｛71｝《继世纪闻》，卷一。
｛72｝《明史》，列传第七十四。
｛73｝这里采用明人笔记《智品》（樊玉冲编撰，於伦增补）的叙事，亦见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刘瑾用事，与《明史》略不同。《明史》称康李素相“倡和”，关系不错；但《本末》和《智品》所述，似更见人物性情。
｛74｝《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四。
｛75｝印鸾章：《明鉴纲目》，卷八，武宗毅皇帝。
｛76｝焦竑：《玉堂丛语》，卷之七，规讽。
｛77｝《继世余闻》，卷之一。
｛78｝《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
｛79｝《明史·列传第六十九》：“东阳奉命编《通鉴纂要》。既成，瑾令人摘笔画小疵，除誊录官数人名，欲因以及东阳。东阳大窘，属芳与张彩为解，乃已。”
｛80｝杜牧：《阿房宫赋》。
｛81｝《武宗实录》，卷一百一十六。
｛82｝《万历野获编》，卷一，列朝。
｛83｝《武宗实录》，卷九十三。
｛84｝《武宗实录》，卷二十九。
｛85｝《武宗外纪》。
｛86｝《武宗实录》，卷二十九。
｛87｝《武宗外纪》。
｛88｝｛89｝《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90｝《罪惟录》，帝纪卷十一。
｛91｝《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九。
｛92｝《武宗外纪》。
｛93｝《武宗实录》，卷二十四。
｛94｝《武宗实录》，卷一百一十七。
｛95｝《武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一。
｛96｝《明史》，列传第七十二。
｛97｝《罪惟录》，帝纪卷十一。
｛98｝《武宗外纪》。
｛99｝｛100｝《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101｝宋起凤：《稗说》，卷一。
｛102｝《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103｝《武宗外纪》。
｛104｝《武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九。
｛105｝《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
｛106｝《武宗实录》，卷一百七十八。
｛107｝故事并见《武宗实录》，卷一百七十八；《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
｛108｝《稗说》，卷一。
｛109｝《明史》，本纪第十六。
｛110｝《武宗实录》，卷一百零八。
｛111｝《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七。
｛112｝《明史》，本纪第十六。
｛113｝《武宗实录》，卷一。
｛114｝《武宗实录》，卷一百一十六。
｛115｝《明史》，本纪第十六。
｛116｝《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七。
｛117｝｛118｝《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119｝《罪惟录》，帝纪卷之十一。
｛120｝｛121｝｛122｝《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123｝《武宗外纪》。
｛124｝｛125｝《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126｝｛127｝《罪惟录》，帝纪卷之十一。
｛128｝《武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二。
｛129｝《罪惟录》，帝纪卷之十一。
｛130｝《武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二。
｛131｝《罪惟录》，帝纪卷之十一。
｛132｝《武宗外纪》。
｛133｝《罪惟录》，帝纪卷之十一。
｛134｝｛135｝｛136｝｛137｝《武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四。
｛138｝《武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八。
｛139｝《武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八；《武宗外纪》。
｛140｝｛141｝《武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二。
｛142｝《武宗实录》，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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