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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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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显然是只旱鸭子,不谙水性,否则一片叫做“积水池”的小水不至于应付不了,还需要别人下水抢救。正因此,他所受惊吓应该不小。同时,这年有闰八月,九月实为平时的农历十月,而农历十月换算成公历应该已是十一月份,虽然并非北国,十一月的苏北却也寒意初上了。冷水一激,加上极度惊吓,身心内外交逼,长期酒色无度以及旅途劳顿等诸多因素,也一道发生作用,“自是,遂不豫【生病】”{151}。

事情怎么看都有些滑稽。这个三十岁的大男人,很适合给自己买一份“儿童意外伤害”保险。

病情的发展,没有记录。唯一涉及具体病症的一笔,是北京献俘礼后第三天,朱厚照在天坛主持天地大祀,举行第一遍献礼时,“上拜,呕血于地”{152}。“仆【倒伏】于地,斋宫礼不克终【没能完成】。”{153}既然吐血,大约属于肺疾。

此后便在苟延残喘中,挺过了十二月和正德十六年的一月、二月。

三月十四日,“上崩于豹房”。《武宗实录》对全部过程的记述如下:

先一夕【三月十三日晚间】,上大渐【病情加剧】。惟太监陈敬、苏进二人左右。乃谓之曰:“朕疾殆不可为矣。尔等与张锐【东厂提督太监,口碑最坏同时也是朱厚照最信任的宦官之一】,可召司礼监官来,以朕意达皇太后【母后张氏】——天下事重,其与内阁辅臣议处。之前事,皆由朕而误,非汝众人【指众近幸】所能兴也。”尔俄,上崩。敬、进奔告慈寿皇太后,乃移殡于大内。{154}

这番临终遗言,看上去可疑,每一句都不大像朱厚照可能说的话——比如说,没心没肺之如他,居然对自己的一生流露出了忏悔之心。尤其是这些话尽出仅有的两个在场太监之口,全然是不可考辨的孤证。玩其语意,无非两点:一是授权张氏与内阁大臣决定一切大事;二是为阉宦之流开脱,而将错误统统揽于自身。这两层意思,受益人是谁,一目了然,令人极疑其为太后张氏与大太监们据各自利益达成某种妥协的结果。

疑点还在于,朱厚照是从十三日晚间病情加重的,死亡时间大约在次日凌晨(这一点记载不详,更见可疑),其间应该尚有二三个时辰,完全来得及召见重臣或通知张氏等到场,但事实却是“敬、进奔告慈寿皇太后”——亦即一直等到朱厚照已死,才由陈敬、苏进两个太监跑去通知张氏。这个明显存在漏洞的情节,背后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有人压下朱厚照病危的情况不报——比如张锐和司礼监首脑,但绝不会是陈、苏这两个级别较低的太监——以便独掌朱厚照最后时刻的秘密。第二种可能:并不是等朱厚照死后,才由陈、苏将消息通报外界;相反,朱厚照死前有人来过,与太监们就若干事宜有所谋议。第三种可能:朱厚照一命亡归之际,身边确实只有陈、苏两人(或者加上张锐、司礼监首脑等其他太监),没有亲人,没有大臣——原因仅仅是,朱厚照早有吩咐,根本不想见后者。

有关第三种可能,我们发现两个月前刑科给事中顾济曾上书朱厚照,隐然指责他疏隔骨肉母子之情:圣体愆【失,丧失】和,中外忧惧。且人情之至亲而可恃者,宜【应该】莫如子母室家。今孤寄于外,两宫隔绝,至情日疎【疏】。陛下所恃以为安者,复何人哉!{155}从这奏章来看,不但朱厚照死时张氏可能不在场,就是他罹病并走向死亡的整个期间,母子都不曾相见。这确实超出人之常情以外,非极深的隔阂不足以解释。在此,我们的思绪不能不又回到故事开始时的“生母之谜”。这件事,虽为历史悬案,但在朱厚照生命之最后时刻,他的作为却仿佛在专门向我们揭示谜底。而逆向推论,正因为如此,从张后这方面说,她必须未雨绸缪,牢牢抓住时机,在朱厚照将死未死之际,控制局势,搞定皇位继承人(朱厚照膝下从无一儿半女),阻止可能的不利情形发生,以保全自己。她不会傻乎乎地呆在慈宁宫,对这个并非亲生的皇帝儿子掉以轻心;她或许的确从未亲自前去探视过朱厚照,但并不意味着她不可以暗中派人随时了解豹房的动静,在第一时间取得情报。事实上,她早已就指定皇位继承人事宜做出布置,并在朱厚照死亡当天即予宣布。她一手炮制了大行皇帝的所谓“遗诏”:朕疾弥留,储君未建。朕皇考【弘治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年已长成,贤明仁孝,伦序当立。已遵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奉祀宗庙,君临天下。{156}“遗诏”大大地实质性地突出了皇太后的权威,暗示此事乃由她来裁定。同时,发布一道张氏本人名义的皇太后懿旨:皇帝寝疾弥留,已迎取兴献王长子厚熜来京嗣皇帝位。一应事务俱待嗣君至日(莅抵之后)处分。{157}反应如此迅速,显示择迎新君的工作早已紧锣密鼓地展开。但是“遗诏”和懿旨发布后引发的一个插曲,暴露了这一切带有密谋的性质——吏部尚书王琼听到消息,闯入左顺门,高声抗议道:“此岂小事?而我九卿顾【却,反而】不预闻耶?”{158}也就是说,对这件事皇太后一手遮天,主要大臣事先竟然一点风声没听到。

权力之争我们且丢下不去管它,单说那朱厚照作为一个人,想想他这辈子也够惨的,孤零零来,孤零零走,只活了区区三十一年,死时身边没有任何亲人,走就走了,在这世上再未留下什么。人,寻常时候可以借花天酒地、寻欢作乐来麻痹自己,但弥留之际,当突然意识到对这个将要离开的世界,自己竟然无可牵挂和惦念——这样的处境,总是很悲凉的吧?虽然风马牛不相及,我还是想到了《红楼梦》中黛玉死时的情景,一缕孤魂悄然寂灭……不过,似乎黛玉也还比他强一些,黛玉死于孤独,心里却仍然有所惦念,在对宝玉的思念中而死,这样的死,与夜色里在豹房深处断气的朱厚照相比,已算并不空虚了。

既然提到了《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清代小说跟朱厚照还真不是一点关系没有。在阅读有关朱厚照的史料时,我脑海里每每晃动着另一个人影,他就是贾宝玉。

曾有红学家穿凿附会说,宝玉这人物影射了清顺治帝福临。然而,如果同属胡说八道,我宁可说宝玉有朱厚照的影子。对各自的家族来说,他们都是叛逆者;对各自的社会属类来说,他们都是另类。他们对所降生之处以及因此被赋予的终身角色,均感极有乖于本人性情。他们对“祖宗之命”,均拂逆不遵。他们对外界硬塞强加的义务与责任,均敬谢不敏。把贾宝玉放到皇宫,他势必会成为朱厚照;把朱厚照放到大观园,他也势必会成为贾宝玉。他们在精神深处的某一点,完全相通,只不过身份、时间、地点不同,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公子哥儿;一个存在于明代,一个诞生于清代;一个是现实人物,一个是虚构人物——仅此而已。

对朱厚照,当把他放到政治、历史的概念之下,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恭维以及同情。可是,如果只是把他看做千万普普通通的人中的一个,我们则宜更多注意其性格的悲剧。

作为皇帝,他无疑是一个相当糟糕的皇帝,但严格地讲,他并不属于大凶大暴、为害极大的皇帝。不是说朱厚照不可恨,但跟历史上很多后一类皇帝比,他还没有干过对民族对国家对历史太坏的事。他做的坏事,如建豹房、搞女人、在大内操兵演武、信用奸人、游猎巡幸、御驾亲征……其危害和影响尚非全局性的,性质也不是十分恶劣,不像那些大暴君,毁灭文明、穷兵黩武、虐民残民,犯下从根本上反文明、反历史的罪行。

自嬴政首创“皇帝”以来,两千年历史上出现过数以百计的皇帝。这些皇帝,有的有作为,有的贪暴,有的平庸,有的亡国……总之,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让人们记住。但朱厚照的方式最奇特,他一辈子都在设法逃离皇帝这个角色。从做太子开始,他好像就没有兴趣,假设让他在太子和街头恶少中选择,他没准会选择后者。以他的性情,其实生来就不适于呆在皇宫里,而适于在社会上甚至是下层社会厮混,偷摸抢拿,广结三教九流之辈,过一种毫无规矩的生活——可偏偏一不留神,他降生在帝王之家,命中注定将来要做什么皇帝,这对于他,是一生悲剧的开端。弘治一死,皇帝位子传给他,角色心理冲突益发激烈。我们细看他在位十六年的情形,几乎没有认真履行过皇帝的职责,无论是把国家搞好还是搞糟。“八党事变”之后,他等于取得一个“自由身”,从乾清宫搬出去实际上象征着推卸皇帝职责,尽由刘瑾等辈胡来,刘瑾倒台后,朝政则完全由内阁代理。他的原则是:只要你们不来干涉我,让我为所欲为,其他就随便了。他躲到豹房忙自己的,尽兴玩乐,“皇帝”两字于他纯粹只是一个名义。后来,连这名义也不想要了,执意替自己改名、授职授勋,从皇帝自“贬”为大将军、国公、总兵官,臣子以君相待,他还不允许。

历史上有那么多皇帝,还有无数想当皇帝而当不成的人;而坐在皇帝位子上感到不耐烦,千方百计想逃开的,好像也就是他朱厚照。

他确实不该当皇帝——这不是指才具,当皇帝不需要什么才具,多少笨蛋白痴照样当皇帝——而是指喜欢不喜欢,上瘾不上瘾。朱厚照对当皇帝,瘾头明显不大,广义地说,他对玩政治兴趣不高。如若不然,他完全可以在尽兴玩乐的同时,把权力控制得更牢。实际上他却撒手不管,让别人享受大权。之所以整个明代,除朱棣之外,藩王叛乱的事情只发生在正德年间,而且连续发生两次(正德五年安化王朱寘鐇和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都与朱厚照疏于权力控制大有关系。对权力如此,对皇帝的义务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了。

某些时候,我们觉得朱厚照是一个活宝,一个笑柄,他做的许多事情都出乎情理之外,乃至有弱智之嫌。但换个角度看,我们又会感到他是个勇敢的反叛者,是所有皇帝中的另类——谁曾像他这样把皇帝身份不当回事,蔑视它,甚而拼命作践它?的的确确,朱厚照的行径往往超出了一个“荒淫皇帝”的性质,转而似乎是有意在嘲弄“皇帝”这个概念,把它喜剧化,消解它的神圣性,毫不顾惜,甚至还隐然有一种快感在内。我们说他“没心没肺”,基本体现在他对皇帝身份的态度上。面对乾清宫被大火化为灰烬,他幸灾乐祸的言谈,昭示了一种敌意或仇恨,好像得到报复的满足感。这种敌意或仇恨,其来由可能有身世上的(后面再论),但更主要的应该起源于个性冲突。当然,不要把他拔高,他丝毫也谈不上对帝王制度具有觉醒意义的反对,这种矛盾完全基于个人性情的不适应。简单地说,他本来应该做一个无拘无束的野小子,现实却把他绑在厚重的龙床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对矛盾。只不过,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人被绑在龙床上还想离开,他却一直在挣扎。在这一点上,他是独一份儿,可见他是“野”到骨子里去了。

所谓贾宝玉的“反礼教”,其实也是这个程度。不要把贾宝玉上升到“五四”新青年的高度,他不是在对礼教的愚昧落后的文化实质有所认识的意义上反抗它的,而只是出于自身性情与之不相谐适。换言之,他也和朱厚照一样,对自己身份、角色不认同,在不认同之后还进而不肯屈从。不过,一般人可能感到以朱厚照比贾宝玉,有“损”后者形象,毕竟贾宝玉的形象没有那么多负面内容。诚然如此,然而这只是处境不同;其实从贾宝玉的处境论,他的一些举动,如厌弃经书、读“淫词艳曲”、搞同性恋,其“道德污点”的严重性,已不亚于朱厚照。朱厚照无非是坐在皇帝位子上,客观条件使他可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放荡不羁,假设把贾宝玉也改为同样处境,他的“出格”表现自然就远远不是在大观园中那样。

朱厚照与贾宝玉的真正区别,在别的层面。这个层面一点即破:贾宝玉其人,没有流氓性;朱厚照的性情却有着极重的流氓性。

流氓性,在此主要指低劣的、沉沦下僚的品质和心性。它有时由出身、经历造就,有时则禀自天生或遗传。像朱厚照,自幼锦衣玉食,接受正规的最好的儒家教育,怎奈其根性顽强,市井无赖气质居然无法压抑。可见出身与教育绝非如想象的那样管用。从古至今,无论中外,高等阶级因为居于社会结构金字塔上端,也因为掌握着文化,都很在意身份、血统的高贵,他们会在语言、行为、礼仪、趣味等诸多方面的讲究上,划出自己与下层人的明显界线。例如奥黛丽·赫本主演的电影《窈窕淑女》,就是借语言来演绎贵族身份,几位老爷刻意将一卖花女收于阁内,矫其口音,饰以华服,然后使之出现在上流社会场合,以试其效。贾宝玉是公爵之后,他的性情为人虽然“惫懒”,但教养、趣味却总是“雅”的。贵族尚且如此,帝王家的讲究更可想而知。朱家祖上赤贫,又出于向来民风刁悍的江淮之间,根性上确有一些顽劣的因子,这在朱元璋身上看得很清楚。不过,到朱厚照这里,朱家当皇帝已有一百多年,与上层文化的融合按理说十分充分了,可我们却仍然发现朱厚照没有什么“雅”的迹象,对所谓身份、血统的高贵也丝毫不在乎。在文雅与粗野这两类事物之间,他绝对喜欢粗野。比方说,他从小书念不进去,却特喜欢跟“小黄门”滚在一起摔跤,“君子动口不动手”,他显然不是“君子”。又比方说,父亲一死失去管束后,他即刻把皇宫变成喧乱的集贸市场,让太监扮成小贩,摆起摊子,自己也换上商人服装,进行交易,唾沫横飞地讨价还价,觉得非常过瘾。须知,自汉代以来中国正统观念即崇本抑末,极其看不起商人,经商乃低贱之人所为。东汉末年有个名士叫王烈,不想出来在地方军阀公孙度手下做官,便故意“为商贾以自秽”,公孙度也就不强迫他了。这样的等级观念,朱厚照居然没有,以“至尊”之身操下贱之业,还乐此不疲,真是禀性樗栎。

朱厚照的这一面,贾宝玉比不得,另有一人却比得。此人名讳中也有一个“宝”字,他便是金庸笔下的韦小宝。韦小宝是从市井无赖中混出来的贵人,朱厚照则是混在贵人堆里的市井无赖,两人正好相映成趣。只不过,朱厚照身上的流氓气似乎比韦小宝还要根深蒂固,因为韦小宝在这方面的造诣明显得益于自小在扬州妓院和街头的浸润,而长于深宫的朱厚照却属于无师自通,硬是从礼教束缚极严的环境中顽强地生长出种种卑下的脾性来,令严格的正统教育一败涂地。我们看他一生,“远君子,近小人”简直就是一种本能,一切“名门正派”的事物、人物都被他强烈排斥,而对所有下三烂、歪门邪道的人和事,他却都怀有天生的亲近感。他那么宠信太监,除因后者乐于顺从和助长他的不良倾向,恐怕背后也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规律在起作用;因为阉宦之流,多来自最底层,身上禀持着最严酷生活现实所赋予的种种极端化习性,尤其是由极度的“饥饿记忆”而形成的求生冲动,这种冲动使他们的为人之道处在一种毫无底线的状态,只要能达到目的,一切不择手段。当时,北京、河北一带,至贫之人走投无路,颇有以自宫求富贵者。《万历野获编》载:“高皇帝【朱元璋】律中,擅阉有厉禁,其下手之人,罪至寸磔。而畿辅【京师附近】之俗,专借以博富贵。为人父者,忍熏腐【阉割】其子,至有兄弟俱阉而无一入选者……朝廷每数年,亦间选二三千人,然仅得什之一耳【真正进宫当太监的,只是自宫者的十分之一】,聚此数万残形之人于辇毂【指皇帝】之侧,他日将有隐忧。”{159}足见风气之盛,亦足见太监群体的来源为何等样人。朱厚照偏与这些人最是气味相投,虽然后者屡屡害他、背叛他,甚至可能会要了他的命——例如刘瑾和钱宁{160}的先后暴露——都不能帮助他远离此曹,想必是彼此之间从言谈举止到价值观念,都极合拍投缘的缘故。太监之外,朱厚照喜欢的人,要么是粗暴的武夫,要么是妓女、戏子和番僧,尽属鄙陋不文、惯走江湖之辈。所以虽身为皇帝,可细瞧他周遭的环境,与自幼野混的韦小宝并无二致,拿他的一生事迹去写武侠小说,叙事空间绝对充裕。

这样极具“江湖色彩”的皇帝,恐怕也只有他一个。尽管乃祖朱元璋起于江湖,但做皇帝以后“改邪归正”相当彻底;他却好,明明做着皇帝,却努力从“庙堂之高”挤向“江湖之远”。莫非真的是祖宗的血液在顽强地发挥作用?也许。如果这算一个原因,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让我们拿韦小宝做面镜子,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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