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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刘氏则赖此在豹房建立了很高威信，“江彬诸近幸，皆母呼之，曰‘刘娘’云”｛104｝。这与先前马姬得宠，兄弟被“大珰皆呼为舅”似不完全相同，趋炎附势之外，好像还多了一层敬惧。盖因朱厚照对刘氏，确非徒以玩物视之，实际上倒与她夫妻相待，甚至公开给她这种名分。正德十四年，朱厚照南巡，携刘氏同往。所到之处，凡遇名刹古寺，好佛的朱厚照必然造访，访问时，朱厚照都要“赐幡幢”，就像普通香客一定要烧香许愿一样；而“凡寺观钦赐幡幢，皆书‘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后军都督府镇国公朱寿，同夫人刘氏’，并列名于上”｛105｝。前已提到，“朱寿”及其一串头衔，乃朱厚照欲避免皇帝身份的烦扰而使的“金蝉脱壳”之计，为自己虚拟的名讳与官职。现在，当着众人，他等于明白无误地宣布，在“朱寿”名义下，自己的妻子乃是这歌伎出身的刘氏，而非在紫禁城坐守空房的那三位尊贵后妃。

真正把刘氏在朱厚照心中的分量彰显出来的，是这样一个近乎于爱情小说般的情节：自有刘氏以来，朱厚照便随身藏着一件多情的信物——一只刘氏送给他的簪子。这簪子，他永远带在身边，不拘在何处，见之如睹刘氏本人；舍此以外，它还额外具有一种凭据的功能。他俩曾约定，如他欲召唤于她，来人必须同时携有此簪，如若不然，任凭来人是皇上多么亲近的近臣，任凭来人身赉多么确凿的旨意，也都不足为信——此簪胜于一切，是他们私人情意的见证，连圣旨亦不能代！朱厚照启程南巡时，刘氏并未随行。也许朱厚照最初低估了他对刘氏的依恋，以为暂别旬月亦无不可。但分离不过数日，刚刚行至临清（河北山东交界处），朱厚照就意识到自己完全错了，他对刘氏的思念是如此强烈，以致他相信整个南巡不能没有她的陪伴。庞大的车驾突然在临清驻跸不前，地方官根本弄不清发生了什么。而行在之内，朱厚照早已打发人回豹房迎请刘氏来此聚合，但却遭到拒绝——原因正在那簪子上。原来，出京之时朱厚照兴高采烈，纵马狂奔，“过卢沟【桥】，因驰马失之。大索数日，犹未得。及至临清，遣人召刘。刘以非信，辞不至”｛106｝。当朱厚照从碰了一鼻子灰的“天使”口中得知刘氏的回答，这个二十来岁、以往只有喜剧色彩的浪荡皇帝，做出了他一生中最有激情、充满荣誉感、也最挚诚的一个骑士般的举动：他没有为刘氏的“忤旨”而恼怒，他承认与刘氏的约定有效并认为她有权拒绝自己；为了弥补自己不慎将信物丢失的过错，他二话不说，根本未作任何交代，自己轻装简从，带零星数人，由运河“乘舸晨夜疾归”，亲自迎取刘氏。这种狂热和对盟约的遵守，感动了刘氏，她于是从通州下运河，赶来相会，两人终于在潞河（现天津以北的运河河段，称潞河）见面，携手南来。令人喷饭的是，朱厚照不宣而去之后，大队人马茫然不知皇帝下落，次日好不容易探得其实，“侍卫官军纷纷北去”，但地方官始终不明就里，“询之”，随驾人员怎能据实相告，乃打马虎眼诳之：皇上想念太后她老人家，所以北归。山东巡按熊相居然一本正经地就此上疏，说：“陛下远念慈宫，中夜而返，不假名号，故无知者。仰惟陛下以万乘之尊，只挟三五亲倖及一二小舟，宵行野宿，万一不虞，如太后何？如宗社何？”｛107｝倘若他们得知，皇帝如此冲动，乃为一风尘红粉，全不干太后什么事，会不会大呼：“狂晕！”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自古以来人们对明皇贵妃事，津津乐道。岂知明皇之爱杨氏，远不如与正德对刘氏的情意。前者为博杨氏一笑，命人千里兼程将岭南鲜荔送达长安，固然夸张，但平心而论，李隆基所需做的只不过是动动唇舌而已，怎比得朱厚照驾一小舟，夤夜疾驶，亲迎心上人于数百里之外？

正德和刘氏的故事，虽然不曾像明皇贵妃故事那样，引得骚人墨客铺陈穿凿，在诗坛曲苑留下诸多名篇（《长恨歌》《长生殿》等），但仍旧刺激了民间的想象力，捏造出不少传说来。到了清初，宋起凤便在其《稗说》里搜记了如下传说：

此时承平久，物力甚盛，边塞金钱充牣【盈满、充塞】，邸肆饶庶，四方商贾与豪贵少年游国中者云集。故上【正德皇帝】频幸私邸，人第【只，仅仅】目为军官游闲辈，概不物色【注目】也。惟姬某侍上久，私窃异之而未敢发【挑明】，但曲意承顺而己。稍稍事闻，外廷言官密疏谏止。上意亦倦，乃明遣中贵【宦官】具嫔礼迎姬某入内，居今之蕉园。宦寺皆称为黑娘娘殿云。自上纳妃后，代王大惊，疏谢向不知状。乃下有司，饰妃故居，朱其扉。边人至今骄话曰：我代邸乐籍【代王府所属艺人】，故尝动上眷【恋顾】也，非一日矣。｛108｝

这大意是说，当年朱厚照扮作青年军官，私游大同，于勾栏间遇刘氏，缠绵多日；后来以皇家礼仪，正式迎刘氏于大内，纳之为妃，至此，就藩于大同的代王方知其事，大惊上表谢罪，本地百姓则颇以皇上瞧上此间风尘女子为荣云云。这传说的基本情节，后为京戏所用，编成有名的须生唱工戏《游龙戏凤》（又名《梅龙镇》），马连良、杨宝森等皆擅此剧，只不过将刘氏易名李凤姐，将两人相遇地点改作酒肆而已。20世纪60年代起，《游龙戏凤》被当做黄色剧目遭禁，“文革”后始得复演。

由朱厚照昏头昏脑的举动和素日里待刘氏的态度，看得出他这一回是有些普通人恋爱的意思了。而此前的表现却都谈不上，包括对马姬，虽然爱她，但仍未曾卸下皇帝的面具。试看他在刘氏跟前的情形，与一般被爱意烧得忘乎所以的普通人有何两样？尤其是，与刘氏相处，他明显在寻找与要求着“家”的感觉：起居必偕，夫妻相称。这种吸引，一定是大大超乎单纯情欲之上的。所以我们实在忍不住要问，这刘氏究竟何等样人？她是怎么让这个多年来对女人只有动物式要求的人，突然之间生出世俗温情的？答案只能在刘氏身上，因为朱厚照还是那个朱厚照，他自己不可能一夜之间变作另一个人。但史籍却不给我们答案，刘氏在记载中，仍旧是以“技”取胜。值得注意的是，与刘氏的热恋，发生在朱厚照生命的最后时刻，从南方巡幸回来不久，他就死去。难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朱厚照在生命将到终点之际，有浪子回头、厌倦了过去的恣肆生涯转而渴望温暖真挚亲情的迹象？这也是悬疑。实际上，朱厚照最后是孤独地死在豹房的，身边没有亲人——至少史籍没有提到刘氏曾经陪伴于他。刘氏何在，这故事的结局究竟怎样？不知道。

朱厚照崩后，太后张氏和内阁旋即解散豹房，“放豹房番僧及教坊司乐人……还四方所献妇女”｛109｝。如果把朱厚照一生分为做储君与做皇帝的前后两半，则其后一半，差不多都与豹房紧密相连。十余年来，豹房出演了一幕又一幕的喜剧、闹剧、荒诞剧，以及形形色色的三级片——当然，偶尔也有言情片。不过，归根结底，豹房上演的是一出悲剧。为何这么说？我们只须想想，朱厚照入住豹房时，不过十七岁，春天一般的年龄，死时刚过三十岁。如此美好的年华，正该是勃勃向上、奋发健行的人生。可他却匿身密室，在阴暗幽晦之中醉生梦死，耽于各种感官皮肉刺激而无法自拔。他是这样损耗着自己的身体和生命，让它早早地衰老、烂去和朽掉。倘若他不是身不由己、糊里糊涂做了皇帝——他实在不适于做皇帝，哪怕从最无廉耻的善于享乐的角度说，他也不是做皇帝的料——而是像天下大多数普通少年一样地成长，他的一生想必不至于这么糟糕。

这悲剧，说到底是制度的悲剧。只要命中注定，不问是什么货色，都把他弄到皇帝位子上，既害人民、国家，其实也害他自身。朱厚照这人，我觉得他对自己的皇帝血统和出身，骨子里面有一种仇恨——尽管他同任何人一样，屁股一旦坐在那位子上，也禁不住它的纵容和诱惑，去施各种各样的淫威。但他还是有一种恨，一种潜意识的、无可奈何的恨。

将这种恨揭橥出来的，是正德九年正月的乾清宫大火。这场因朱厚照放灯而起的罕见的大火，彻底烧毁了作为帝权象征的乾清宫。《武宗实录》记其经过如下：

正德九年正月庚辰。上自即位以来，每岁张灯为乐，所费以致万计。库贮黄白蜡不足，复令所司【负责机构】买补之。及是宁王宸濠【即那个后来发动叛乱者朱宸濠】别为奇巧以献，遂令所遣人【宁王府役隶】入宫悬挂。传闻皆附着柱壁，辉煌如昼。上复于宫廷中，依檐设毡幙而贮火药于中，偶弗戒【小心】，遂延境宫殿，自二鼓至明，俱尽。火势炽盛时，上犹往豹房省视，回顾光焰烛天，戏谓左右曰：“是好一棚大烟火也！”｛110｝

——“是好一棚大烟火也！”细味当时情景，正德此言，很难以“没心没肺”视之，里面分明含着一丝怨毒，更透着大欢乐、大欣幸，仿佛这是大快人心之火，仿佛烧毁的不是他自己的寝宫，也不是他世代的祖居，而是一座樊笼。这跟贾宝玉梦游太虚境，闻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语意何其相似？

为着这朦胧莫名的恨，朱厚照逃往豹房，但其实无处可逃。“皇帝”这个语词所固有的恶，不因他迁变居所而泯灭。它追逐着他，并且与豹房独有的病态相结合，更恣肆更彻底地毒害了他。

光荣与梦想

朱厚照死后，继任者费尽思量，总算给他择定庙号“武宗”，史称明武宗。

说起这庙号的由来，就不得不提到除情色之外，他的另一爱好。

此人自幼喜动不喜静，读书思索非其所好，专爱舞枪弄棍。民间说：三岁看大。一个人的性情，往往有其先天性，是粗是细，是智是鲁，长大后是咬文嚼字还是吃体力饭，从很小的时候便见端倪。如果禀性太强，则无论后天家庭、社会如何影响与努力，也不能见效，挡都挡不住。

眼下朱厚照就是一个明证。童年时父亲弘治皇帝强迫他读书，无奈之下他只好读，而且他并非长着一颗不宜读书的脑瓜，据说小时候他读书的成绩还挺不错，被夸“天性聪明”｛111｝。可是他注定与书本、文化有仇，一捧书本，内心就毫无快乐可言，如受刑一般。那么，在什么事情上他才由衷地感到愉悦呢？那就是当摔摔打打、砍砍杀杀的时候。“骑马打仗”，是他最爱扮玩的游戏，还有射箭、摔跤、踢球（蹴鞠）……这么说吧，举凡可令身体臭汗淋漓的事，他无不欢欣受用，而需要用心用脑子的事，却统统不胜其烦。在这一点上，他跟明朝第二任皇帝、谥号“惠文”的朱允炆，刚好颠倒过来。

关于朱厚照的童年，《明史》只用六个字来概括：“性聪颖，好骑射。”｛112｝可见他基本上是在游乐中度过。对此，嘉靖年所修《武宗实录》，少不得要替刚刚谢世的前代皇帝掩饰一番，说：“为学之暇，或闻其颇好骑射，【弘治皇帝】以为克诘【治】戎兵、张皇六师，亦安不忘危之意。弗之禁也。”｛113｝意思是，弘治皇帝觉得太子“颇好骑射”，将来有利于国防，终究是有用的，所以并不阻止。但有一条，朱厚照对骑射的耽迷，绝非“为学之暇”；其次，弘治对儿子的表现恐怕也根本不是这样安然的，否则他不会在托命内阁三臣时留下遗言：“东宫聪明，但年少好逸乐。先生每【们】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做个好人。”特别强调太子不肯读书乃是自己的大忧虑，而且，“好骑射”在他看来也不是什么“克诘戎兵、张皇六师，亦安不忘危之意”了，而指出实质乃是“好逸乐”。这是李东阳亲笔记下的弘治的原话，每个字都很可靠。

朱厚照究竟长什么样儿，史家未描绘过其具体相貌。只见过他身着龙袍在宝座上的一幅坐像，看起来五短身材，还算精悍，但绝非孔武有力的样子。不知道出于对自己身体不满意，还是非常自信，他特别爱在孔武有力方面表现自己，证明自己。他所以建豹房，迁居该处，固然主要出于躲避宫中限制的目的，但与他爱和猛兽嬉戏也不无关系，就像一个拳击家不愿意离开拳房一样。在豹房，他经常亲自“手搏虎豹”，虽然豹房里的猛兽想必都事先经过调教，并不真正生猛野性，但正德九年朱厚照还是在搏虎中为虎所伤。｛114｝又一次，也是赤手搏虎，老虎把朱厚照压在地上，“召【钱】宁，宁缩不前……【江】彬趋扑乃解。帝戏曰：‘吾自足办，安用尔。’”｛115｝据说，这件事直接影响了钱宁、江彬两大近幸此后在豹房的地位。从朱厚照热衷于跟大型凶猛动物角斗，特别是他所说的那句话看，此人非常在意自己在肉体这一层面是否足够有力，以及这一方面的能力是否被人尊重；亦即，他在这方面对虚荣心有强烈需求。明明被老虎打败，压在地上，亏得别人解救，他爬起来却说：我自己足以对付，哪用得着你帮忙？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眼下，在朱厚照身边，在豹房，汇聚的也都是和皇上本人一样的赳赳武夫。所用太监，俱雄健强壮，能武，或至少是身体条件适合习武者。朱厚照死后，在遣散人员中我们发现专门提及了“少林寺和尚”｛116｝。连搞女人，朱厚照似乎都偏爱物色“武人家眷”——马姬是前总兵官马昂的妹妹，戴氏则是另一个总兵官戴钦的女儿。前期豹房和后期豹房两大巨头钱宁和江彬，都是“武功超群”的人。钱膂力惊人，射术精良。江更不必说了，职业军人出身，边塞骁将，朱厚照第一次见到他，亲自检视其箭伤伤痕，竟然大呼小叫：“彬健能尔耶！”｛117｝（江彬这么强健和能干啊！）前面所述朱厚照为虎所迫，钱宁畏缩不前而江彬解之一事，让朱厚照“心德彬而嗛宁”，暗中偏向江彬而瞧不起钱宁，因为江彬更像勇士。此外，江彬人高马大，“貌魁硕有力”，类似健美先生，这对五短身材的朱厚照来说，大概也更代表其理想。遍觅豹房，我们看不到一个知识分子，看不到一个脑力劳动者，全是靠“身体”吃饭之流（女人以“色”，男人以“力”或兼以“色”），这真是一个亘古少有的“团队组合”。江彬掌事以后，豹房更进一步演变成彻头彻尾的“军阀俱乐部”，他次第引来万全都指挥李琮、陕西都指挥神周，加上原在豹房的都督同知许泰，这四镇边将号称“外四家”，共同把持了后期豹房。

弘治一死，朱厚照袭位为君，得以大弄。在禁内辟出教场，于太监中择出勇健者，编为“内操军”，日夜操演。或分成敌对两拨，对峙冲杀，自己更披坚执锐，亲临“战阵”。“晨夕驰逐，甲光照宫苑，呼噪声达九门。”｛118｝整座京城被他搅得一团糟，很不成体统。所以时任吏部尚书的杨一清上疏抗议道：“视朝听政，经筵日讲，帝皇常规，国家旧典也。陛下月不过一二朝，当讲辄罢。而窃闻留御豹房，练兵花苑。鼓砲之声，震骇城市。甚非所以示中外、训来世也。”｛119｝说他不仅丢了国家的脸，也给将来的君主做了坏榜样。

每个人都有人生理想，朱厚照亦不例外。杨一清不了解这一点，故而所提意见朱厚照不会听，甚至也毫不在乎。对于是否有损国家威严，将来的皇帝中会不会有谁起而效尤，他不会关心，对他来说，习武将兵，乐在其中，而且事关荣誉和抱负，事关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别人眼中，他是皇帝，须守皇帝规矩，如皇帝那般行事；然在其自己心中，他只想痛快淋漓地打打杀杀。甲胄闪耀，昂坐马上，身后是浩浩荡荡的大军，而敌人却丢盔弃甲、落荒而逃……这情形是他为之激动的，能让他自觉高大，是“英雄”，合乎人生理想——就像后来晚他三辈的天启皇帝，最高理想乃是当一木匠一样，谁能责之以不是？

要说荒诞，只能说君主制荒诞。许多人，明明适合干别的，只因生在帝王家，就硬派他世袭了君主，搞得里外不是人，国家也跟着倒霉。例如：李煜如果简简单单做个诗人，再好不过；赵佶如果集中精力搞他的书法绘画，绝对是人尽其才；朱厚熜（嘉靖）不如去干道士，或能成一代宗师；朱翊钧（万历）做皇帝很差劲，倘若做会计的话，账一定可以把得很严……像朱厚照，最好是给他一条破枪、一面烂盾、一匹瘸马，领着一群乌合之众，东讨西征，虽然免不了老吃败仗，但也强似在金銮殿胡闹。

有人可能会联想起堂·吉诃德。没错，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确可把朱厚照称作16世纪中国的堂·吉诃德。

作为小说人物，堂·吉诃德诞生只比朱厚照略晚，如果塞万提斯1605年出版他的《堂·吉诃德》第一部之前，能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