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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评水浒-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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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打死了,这才逃到柴进庄上躲避的。为什么打人,并没有交代。酒后打人,当然不算是英雄行径,为此潜逃,敢作而不敢当,更连“好汉”也算不上。正因为对武松的青少年时代缺少铺垫,所以后人说书,都有各种不同的补充。王丽堂的扬州评话第一回,说他在家乡打死了一个恶霸,所以逃到柴进的庄上躲避,但也没有详细交代打死的是什么恶霸;直到第十回武松去二龙山投靠鲁智深,才说是当年清河县大旱,武松带领饥民吃大户,打死的是大户家阻挡饥民抢粮食的狗腿子;高元钧的山东快书,还专门用了一回的篇幅(俗称《武松赶庙》),说他打虎以前的经历:少年时代在少林寺学武,学成以后回家,在东岳庙庙会上遇见恶霸“李家五虎”强抢民女,他打抱不平,出手相救,打死了李家五虎,这才逃到柴进庄上来躲避的。这样一铺垫,就突出武松打虎以前,脑子里有“侠意识”,具有豪杰仗义的性格了。
  经过补充铺垫的武松,应该是一个具有“侠意识”的血性青年。
  什么叫“侠意识”?“侠意识”的中心思想,就是不顾国家法律和习惯理念,只认“平”与“不平”。——这里的“平”,有“公平合理”的意思;“理”指的是“天理人情”。因此,举凡抢劫、强奸、仗势欺人、无故杀人等等,都是“不平”之事。“大侠”们遇到了这种“不平之事,下面的文章,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大打出手,为民除害,甚至可以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了。
  武松怎么打虎?先写“三碗不过冈”。武松打虎这一回书,有两段文字写得相当精彩。不过前面一段“三碗不过冈”,其实是铺垫,绝不是给那里的酒店做广告。作者费了那么多笔墨,写武松前后吃了四斤牛肉、十八碗酒,目的无非是要造成一种英雄豪杰气吞山河的壮士气概,好烘托后面武松的打虎神力。——《水浒传》写武松的勇武,总是和酒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后文写他醉打蒋门神之前,一路上喝了三十几碗酒,强调什么“有一分酒,就有一分力,……有十分酒,才有十分力”,都是铺垫。这就叫借酒发威,俗话也叫“酒壮悚人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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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评70回本水浒传 第二十二回 (8)
景阳冈酒店的这种“透瓶香”、“出门倒”,估计相当于今天的六十度二锅头。以三大碗一斤计算,十八碗酒大约有六斤。这当然是夸张。在实际生活中,是没有这样海量的人的。世界上恐怕还没有一个酒鬼能一口气连喝六斤六十度白酒的。——后文他在快活林的路上喝了三十多碗酒、鲁智深在五台山喝了一整桶酒,应该都是黄酒,不可能是白酒。
  第二段从“武松提了哨棒”到“一步步捱下冈子来”这两千多字,是武松和老虎搏斗的实际描写,写得有声有色,和“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样精彩,都曾经被选进初中语文课本。武松是怎么打虎的呢?下面我们先来看看《水浒传》第22回中老虎捕人的一段描写:
  那大虫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上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扑,从半空里撺将下来。……那大虫背后看人最难,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一掀,掀将起来。……大虫见掀他不著,吼一声,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振得那山冈也动,把这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武松却又闪在一边。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捉不著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
  金圣叹对武松打虎这一段文字的评价极高,写了一篇长评,推崇备至:
  天下(事)莫易于说鬼,而莫难于说虎。无他,鬼无伦次,虎有性情也。说鬼到说不来处,可以意为补接;若说虎到说不来时,真是大段着力不得。所以《水浒》一书,断不肯以一字犯着鬼怪,而写虎则不惟一篇而已,至于再,至于三。盖亦易能之事薄之不为,而难能之事便乐此不疲也。
  写虎能写活虎,写活虎能写其搏人,写虎搏人又能写其三搏不中。此皆是异样过人笔力。
  吾尝论世人才不才之相去,真非十里、二十里之可计。即如写虎要写活虎,写活虎要写正搏人时,此即聚千人,运千心,伸千手,执千笔,而无一字是虎,则亦终无一字是虎也。独今耐庵乃以一人,一心,一手,一笔,而盈尺之幅,费墨无多,不惟写一虎,兼又写一人,不惟双写一虎一人,且又夹写许多风沙树石,而人是神人,虎是怒虎,风沙树石是真正虎林。此虽令我读之,尚犹目眩心乱,安望令我作之耶!
  读打虎一篇,而叹人是神人,虎是怒虎,固已妙不容说矣。乃其尤妙者,则又如读庙门榜文后,欲待转身回来一段:风过虎来时,叫声“阿呀”,翻下青石来一段;大虫第一扑,从半空里撺将下来时,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一段;寻思要拖死虎下去,原来使尽气力,手脚都苏软了,正提不动一段;青石上又坐半歇一段;天色看看黑了,惟恐再跳一只出来,且挣扎下冈子去一段;下冈子走不到半路,枯草丛中钻出两只大虫,叫声“阿呀,今番罢了”一段。皆是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遂与后来沂岭杀虎一篇,更无一笔相犯也。
  但是我却和金圣叹有不同的看法。
  金圣叹的这篇颂扬文字,把施耐庵吹得太响、捧得太高了,不但言过其实,而且逻辑混乱。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最容易说的就是鬼,最难说的就是虎。因为鬼谁也没见过,可以信口开河,而老虎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有其突出的性格形状,不能瞎说。所以《水浒传》中从来不写鬼,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写打虎(武松打虎、李逵杀虎、解珍解宝捕虎)。而且三次打虎,各有特色,都不雷同。
  其实,这是偷换了大前提的诡辩术。你想啊,鬼虽然谁也没见过,难道老虎就是人人都看见过的么?宋元时代,老百姓还没有动物园可进,除了猎人和偶然遇见老虎伤人的旁观者、幸存者,谁又能看见活老虎吃活人呢?那时候,就是做成标本的死老虎,也不是人人都能够看见的。尽管施耐庵先生曾经在杭州当官,后来终生定居苏北,我估计他很可能连标本也没看见过,更不用说是活老虎吃活人了。
  我小时候听老师说:施耐庵写武松打虎,是先请一个画家画一只老虎,挂在墙上,天天琢磨老虎吃人的神态,所以写得这样生动。这话我就不相信。画家如果没有看见过老虎吃人,能画得活龙活现么?就算他看见过老虎吃人,也画出来了,但那既不是动画,更不是电影,施耐庵看见的,依旧是静态的死老虎。这种凭想象画出来的死老虎,和凭想象画出来的鬼怪有什么不一样?施耐庵既然没见过老虎怎样吃人,凭想象写的老虎抓人,还不是根据主观想象和感受写的?这和凭想象描写妖魔鬼怪有什么不一样?再说了,他这样说,不是分明贬低了专写妖魔鬼怪的吴承恩么?
  

吴越评70回本水浒传 第二十二回 (9)
其实,世界上最难写的还是人。豺狼虎豹虽然不容易见到,但是只要见到过,就能够描述,因为他的行为都是习惯动作,属于本能,不会有多大变化。只有人的行为受思想支配,那才真叫千变万化呢!
  《水浒传》中说:老虎捕人,只有三宗本事。一扑,就是蹿起来,扑过来,想把人抓到自己爪下,这能够理解;至于一掀、一剪,可就不好理解了。从字面解释,掀,似乎是把腰拱起来。可这只是“发威”,结合说暮鸾猩梢哉鹕迦诵模馐恰跋呕H恕钡谋灸埽⒉皇抢匣ⅰ安度恕钡谋臼隆P矶嗨凳槿撕蜕蕉焓楸硌菡撸嫡庖欢问椋妓挡磺宄8咴摹段渌纱匪嫡庖唤冢前凑铡端按返脑姆⒒拥模匣⒁黄嗣黄俗盼渌桑骸爸患匣⒌难舻匾簧涎铩畣E’地一声打过来,武松又闪身躲一旁。‘咵嗒’!这只虎用胯打没打着武老二,‘哞儿!’把尾巴一拧像杆枪,兜着个地皮往上扫,又奔那好汉武二郎——”他把“一掀”解释成“用胯打”,“胯”指的是臀部,“老虎屁股摸不得”,当然不错,可屁股怎么打人啊?可见高元钧自己也没弄明白。王丽堂的评话就没有按照《水浒传》的原文说,而是改为:虎有三威,第一威是虎啸,第二威是虎扑,第三威是用虎尾巴扫。她也知道这“一掀”不好讲,就给“虚化”了。
  至于用尾巴“剪”,大概就是“抽打”的意思,这一老虎捕人的“招数”,只见于《水浒传》,在别的书中,没见过有相同或近似的描写,可以说是施耐庵的专利。照我想,人在老虎身后,即便这一剪力道很大,好比抽了一皮鞭,但是准确性大概是很差的,不相信这一剪就能置人于死地。何况老虎不比大象,身子相当灵活,人在老虎背后,不但它可以回过头来看,只要一扭腰,就可以转过身子来,接着发起第二次攻击。所以“这大虫背后看人最难”,似乎也是施耐庵的“想当然”,不是实际情况。
  我家以前养过猫也养过狗,看见猫和小狗斗的时候,那猫确确实实先是一扑,扑不到对手,就把背拱起来,瞪着眼睛,发出“呼呼”的怒吼声,身子却往后坐,实际上是害怕;最后发觉自己不敌,这时候急忙转身,竖起尾巴一剪,接着就逃之夭夭了。看起来,《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老虎捕人,极有可能是从猫狗相斗中“领悟”出来的。有画家“比猫画虎”,也就有作家去“比猫写虎”,其实都是蒙人的,并不高明。——反正你不能去检验真假。
  我这里就有一张“武松打虎图”,请大家看看,武松打虎,会是这个样子么?《水浒传》中描写武松斗虎,是和老虎面对面打的,图中武松骑到了老虎身上去了,倒有点儿像是戏曲舞台上的武松打虎场面。照我看,就是打狗,也不是这样打法吧!
  《水浒传》中,不但老虎捕人的描写说不清楚,下面的这一段描写,就更加不合乎情理了:
  (武松)一棒劈不著大虫,原来打急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哨棒折做两截,只拿得一半在手里。那大虫咆哮,性发起来,翻身又只一扑扑将来。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远。那大虫恰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胳嗒地揪住,一按按将下来。……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揪住(大虫)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虫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更动弹不得,只剩口里兀自气喘。武松放了手来,松树边寻那打折的哨棒,拿在手里;只怕大虫不死,把棒橛又打了一回。眼见气都没了,方才丢了棒……
  大家想一想,尽管武松的拳头有铁锤般大小(铁锤有大也有小,没有具体的标准,应该说“像铁锤般结实”),而且是“尽平生之力”打的,但是终究不如木棒打起来有力道吧?他为什么要把“半截儿哨棒丢在一边”,却用拳头去打呢?显得英雄?要试试自己的拳头有多厉害?武松已经用手抓住老虎的顶花皮了,那么他打老虎的什么部位?打它的头,还是打它的背或它的腰?
  怀疑武松徒手搏虎的,当然不是我第一个。刘玉书先生在清光绪二十五年刻印的《常谈》一书中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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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评70回本水浒传 第二十二回 (10)
打虎武松双手按虎之项而踢之,虎负痛力疾,前爪抓地称渠(坑)云云。但虎之性情,余固不知,虎之形状,见之审矣。其前后爪,皆可遍及周身,常以爪搔其首。若按其项,则两臂必被抓伤。虎爪甚利,木可穿,石有痕,况人乎?虎之通体如猫,曾见人按一猫之项,转瞬间手与腕血肉狼藉矣。
  夏曾佑①先生在他的《小说原理》②一文中说:
  写实事易; 写假事难。金圣叹云:最难写打虎、偷汉。今观《水浒》写潘金莲、潘巧云之偷汉,均极工;而武松、李逵之打虎,均不甚工。李逵打虎,只是持刀蛮杀,固无足论;武松打虎,以一手按虎之头于地,一手握拳击杀之。夫虎为食肉类动物,腰长而软,若人力按其头,彼之四爪均可上攫,与牛不同也。若不信,可以一猫为虎之代表,以武松打虎之方法(按:指徒手打虎)打之,则其事之能不能自见矣。盖虎本无可打之理,故无论如何写之,皆不工也。
  ① 夏曾佑(1863…1924) ——字遂卿﹐一作穗卿﹐号别士﹑碎佛,浙江杭州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曾官礼部主事﹑泗州知州、两江总督文案。入民国后一度退居﹐后曾任###社会教育司司长﹑北平图书馆馆长。早年曾与梁启超﹑谭嗣同一起研讨“新学”;又与严復在天津创办《国闻报》﹐积极宣传西方文化和政治思想﹐对戊戌变法起了推动作用。
  ② 见《绣像小说》第三期,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版。
  总之,武松如果不是傻子,就不会把半截儿哨棒扔掉而用拳头打;如果一只手按不住老虎,还可以踏上一只脚或者用膝盖顶住嘛;打的部位,应该是老虎的要害处——软肋,而不是脑袋。——脑袋被手按住,已经无法击打了;再说,用拳头打老虎脑袋,也打不死它呀。
  说穿了,武松打虎的时候,现场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旁观者。因此,他究竟是怎样把老虎打死的?用拳头还是哨棒?这老虎是饿晕了?还是病重了?都没人知道,只能事后听武松自己说。——王丽堂的评书《水浒》是说这只老虎刚交配回来,口渴力乏。这是她的发挥:前提也是她发觉武松这样打虎不大可能,这才给挨打的老虎为什么没力气反抗找个“合理的解释”。所以,武松究竟是怎么打虎的,这是一笔糊涂账,根本就说不清楚的!
  就事论事,拿《武松打虎》和《黑旋风沂岭杀四虎》比较,再和《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比较,武松打虎虽然写得很热闹,却不如李逵沂岭杀四虎那寥寥几百字写得真实可信:李逵先用刀剁了两只小老虎,自己躲在老虎洞内,趁老虎回来倒退着进洞的时候,把腰刀从肛门捅进母老虎的肚子里去,再趁公大虫扑过来的冲劲儿用朴刀砍它的脖子。(这也是施耐庵的主观想象。他见过老虎进洞?老虎洞太小?无法回旋?实际上是施耐庵如果不这样写,李逵不是没命,就是要把刀从它嘴里插进去,而不是从肛门里插进去了。)片刻工夫,就杀了大小四只老虎,干净利落,和他杀人一样麻利。武松赤手空拳打老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完全是施耐庵或杂剧作者虚构的,是凭想象写的,难免写得不明不白。这就和画鬼一样,谁也无法到生活中去检验一下人是怎么赤手空拳地打死老虎的;总不如李逵拿着刀和老虎格斗真实而自然;特别是鲁达打郑屠,一共三拳,一来一去,一招一式,全都是实打实的,都可以从生活中得到检验。因此比较起来,我觉得《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那段文字,要比《武松打虎》精彩得多也真实得多!
  一大硬伤。说到这里,还要提一提施耐庵笔下的一大硬伤。
  武松打虎的地点,是在山东的阳谷县。时间是他从沧州回老家清河县看望哥哥的路上。请看下面这张地图:沧州和清河县都在大运河的岸边,两地相距不过三百里左右,只要沿着运河往南走,经泊头、东光、吴桥、德州、故城、武城;像武松这样的年轻小伙子,身强力壮,腿脚利索,快则两天,慢则三天,一准儿就到清河县了。所以他“在路上走了几天”,来到的应该是清河县地面,怎么可能来到阳谷县地面呢?
  阳谷县在哪儿?在清河县的南面二三百里,中间还隔着一个聊城呢!武松就是一路上喝酒,喝了个酩酊大醉,不辨东西南北,走错了路,也不至于走过了自己家门口,又再往南走二三百里呀!像武松这样的聪明人,总不可能发生这样弱智的错误吧?这就好比你要从北京到济南,却跑到了南京去了一样,是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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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评70回本水浒传 第二十二回 (11)
那么,如何补救呢?
  造成这个大硬伤的原因,当然是施耐庵的疏漏。说白了,施耐庵是南方人,从来没到过山东、河北,手里又没有地图,根本就不知道清河和阳谷的具体位置,离沧州各有多远。如果他知道,要让武松到阳谷县去,也很方便,只要说武松到了清河县,得知哥哥已经迁到阳谷县居住了,当即到阳谷县去找他。这样,路过景阳冈,打死了老虎,就不会有“路线错误”这样的硬伤了;打虎之后,阳谷县知县留他当都头,他第二天上街寻找哥哥,正好在街上碰见哥哥挑着担子卖炊饼,从此兄弟相逢,故事不是就编圆了么?
  发现这个“路线错误”的人,我当然不是第一个。最早发现并进行修改的是《金瓶梅》的作者明代人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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