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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大道无形，不可言说。又认为“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讲求清静无为，因顺自然，有所得于道就是有“德”。而“玄德深矣，远矣”，渺冥幽远，正是对“道”和“德”的一种形容。《庄子·天地篇》则说：“物得以生谓之德”；“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何晏、王弼摈弃汉儒用谶纬之说解释儒家经典的作法，引用老、庄的学说阐释《周易》，特别推崇《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本书被当世人合称“三玄”。

何晏著《道德论》、《无名论》、《无为论》、《论语集解》，王弼著《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从哲学角度提出了“以无为本”的“贵无论”。他们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道者，无之称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大意就是说，“无”就是万物的本体，就是“道”。由此探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他们宣称“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名教起于自然，因而应因顺自然，清静无为。进一步切入社会领域，他们强调“道”为“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序）之母”，名教“本乎自然”就可以合“道”，所以治人者应当“无为”而治，治于人者应当“无为”而处。这种“无为”政治观，与西汉初期的黄老“无为”思想相比较，黄老“无为”思想着重讲的治世术，而玄学家们所讲的“无为”，侧重面为处世术。

在正始年间（240—249），宗尚玄学的官僚士大夫远不止何晏、王弼两人，曹爽帮派的夏侯玄、司马懿帮派的钟会等人都是玄学名家。他们践行“无为”处世术的方式之一，就是承续东汉时期名士清议的风气，常就一些哲学话题问难析理，反复辩论，衍生成为“清谈”时尚。据《三国志·钟会传》裴注引述，每相处谈玄，何晏的文辞华彩超过王弼，而王弼的见解高迈却超过何晏。何晏曾说过圣人无喜怒哀乐，谈得相当精采，钟会时加称述。王弼持反对意见，申言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所以圣人能体冲和以通“无”，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五情同，所以圣人不可能没有喜怒哀乐以应物，只不过圣人的情应物而不累于物，与凡人有所区别罢了。这样的“清谈”，仿佛是在语词义理上各执一辞，其实颇能辨幽烛微，反拨谬误，探求真谛，并非言不及义，一无可取。但“清谈”也需要看对象，对不懂玄学，无心探讨哲理的人谈玄，有如对牛弹琴，枉费功夫。何晏很赏识王弼，曾赞叹为“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当黄门侍郎一职出缺的时候，他向曹爽推荐了王弼；曹爽却接受了丁谧的推荐，用王黎为黄门侍郎，只让王弼补员当了一个尚书郎。王弼到曹爽府上谢恩，曹爽屏除左右而单独接见了他，或许意在当面考察。结果，“弼与论道移时，无所他及，爽以此嗤之”，王弼始终未得到重用。

从言与行是否一致看“无为”处世，何晏和王弼与当时多数的玄学家一样，都有“知易行难”，言不副实的毛病。王弼“天才卓出”，却“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这还则罢了。但他偏又颇想在官场有所作为，把权位看得颇重。从私人交谊来说，他原本与王黎、荀融相友善；由于黄门侍郎事件，他认为是王黎夺了似该属于自己的高官肥缺，就翻脸忌恨王黎，并且与荀融也疏远了。

时年24岁便夭折辞世，无子，绝嗣，固然直接缘于遇疠疾夺命，间接原因未尝没有官场失意。而何晏作为曹爽帮派骨干成员之一，政治上滥用权力和生活上纵情腐败，都陷得相当深。他担任尚书，“主选举，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拔擢”。曹爽作窟室“骄淫盈溢”，“数与晏等会其中，纵酒作乐”。连他的妻子金乡公主都很担忧，对其母说“晏为恶日甚，将何保身”。何晏却得意忘形，一点儿不讲清静，不讲“无为”。他与夏侯玄名盛于时，司马师也相应酬，竟对人说：“‘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夏侯玄的字）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司马师的字）是也；‘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以“神”比况自己，自诩比夏侯玄、司马师更高迈，不惮人言，骄狂至极。终于落得人头落地、三族夷灭的可悲下场，不能够不说，与他明知身处乱世，当“无为”避祸，虽“清谈”言之却不肯约身行之有一定关系。在何晏、王弼离开历史舞台以后，魏晋玄学以反名教为标志，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代表人物一个是阮籍，一个是嵇康。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省）人，《三国志》概称其“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正始年间经太尉蒋济推荐，担任过尚书郎、曹爽参军，因病而回归乡里。曹爽被杀后，司马懿父子以其名高，用为从事中郎。但阮籍“以世多故，禄仕而已”，听说步兵校尉出缺，而其“廚多美酒，营人善酿酒”，便要求去当步兵校尉，并如愿以偿，因此被后人称作“阮步兵”。实质上，他是吸取了王弼教训，看穿时世“多故”，官场凶险，借此“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另辟自保蹊径。他在《大人先生传》当中写到，“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把礼法之士比为裤中之虱，蔑视和对抗名教的意向深寓其间。然而，面对司马氏专权的现实政治和权要人物，他出言十分谨慎，“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谨小慎微犹自虑不足，更使酒任性，玩世不恭，尽可能地把真实的自我掩饰起来。实际上，阮籍“本有济世志”（见《晋书·阮籍传》），只不过看透司马氏以名教相标榜，大肆诛除异己，不肯拿性命一试屠刀罢了。他曾登上广武山，观楚、汉战场遗址，慨然感叹：“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抱负难伸溢于言表。又经常独自驾车，率意出行，不由径路，直到车前无路可通了，才放声恸哭一场，踽然返还。

这当中，浸透多少无奈和痛苦，真是只有天知地知其人自知。即便如此，也引起了礼法之士何曾等人的“深所仇疾”，仅只由于司马昭认为他未公开对抗，时予保护，阮籍才得“卒以寿终”。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曾经任职中散大夫，所以世称“嵇中散”。他“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在《养生论》中，嵇康历赞上古以来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的圣贤、隐逸、遁心、遁名者一百零九人，极力主张效法他们“清虚静态，少私寡欲”。在《声无哀乐论》中，他明确宣扬“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在《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中，他甚至“非汤武而薄周孔”，抨击“六经未必为太阳”。这表明，嵇康比阮籍更其“好言老庄”，并且性格上有“尚奇任侠”特征。与人相交往，也比较注意谨言慎行，“未尝见其喜愠之色”。终无奈性格决定命运，不见喜愠之色，仍在无意间得罪了同为玄学家的司马氏亲信、官僚钟会。有一回，钟会慕名而去造访他，正巧遇上嵇康“箕踞而锻”（半跪锻打铁器），没有起身施礼迎见。嵇康只是问：“何所闻而来？

何所见而去？”钟会只是答：“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一问一答，颇具谈玄风致，却使得钟会自此“深衔之”。后来，嵇康的两个朋友吕巽、吕安兄弟之间发生乱伦丑事，吕巽奸污了吕安妻子徐氏，反而诬吕安不孝，将其下狱囚禁。吕安请嵇康充当证人，替自己辩诬，嵇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吕巽是钟会党羽，又得宠于司马昭，钟会就“劝大将军（司马昭）因此除之，遂杀（吕）安及（嵇）康”。直接的死因是受吕安冤案牵连，而根子却在对名教的批评激烈，对司马氏的亲信钟会又不肯屈身周旋，正如隐士孙登曾经对他说的：“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

阮籍和嵇康结局不一样，但以他俩为代表，把魏晋玄学由清谈玄理推进到了反对名教新阶段。思想上如此，行为上亦有变化，由何晏、王弼那种学术上自树旗帜、政治上倾心依附的双重人格，变成了阮籍、嵇康似的学术上坚守主见、政治上坚持节操的单一人格。在司马氏专权主政，名教居于统治思想地位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下，他们的学术见识经由文字曲折或者激傲地表达出来，而保全政治节操只能选择遁隐避世，与世无争。只不过与传统的“隐逸”不太一样，他们的遁隐，属于“遁心”、“遁名”一类。阮籍最初被太尉蒋济强征为吏，不久就“谢病归”；再任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曹爽当权的时候，被征为参军，同样“因以疾辞，屏于田里”。

托病以辞官，成为阮籍遁隐避世的一个常用手段，屡试不爽，遗及后人。到了司马懿当权时期，辞官辞不了，就主动要求去当步兵校尉，由“屏于田里”改为“遗落”酣醉。并且始终守住底线，“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严防死守祸从口出。（见《晋书·阮籍传》）而嵇康作官时间更短，据“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说，他“与（嵇）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居宅旁“有一柳树甚茂”，每到夏天，就在柳树下锻打铁器，“以自赡给”，过着靠劳动糊口的日子。（见《晋书·嵇康传》）所以，阮籍和嵇康不仅把魏晋玄学推到了新阶段，而且也是魏晋时期不屈从于当世权势，以“遁心”、“遁名”作为特征，坚决实行遁隐避世的突出代表。

非唯此也，阮籍和嵇康还是当时放诞的典型。据《晋书》本传以及《世说新语》记述，这两位先贤，都有不少放诞逸行。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他生性至孝，母亲去世时，正在与人围棋，对手提议中止，他却“留与决赌”。下完棋后“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临葬前，又“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

友人裴楷去吊唁，只见他“散发箕踞，醉而直视”，如呆如痴。她嫂子归宁还家，竟不顾礼法禁忌相见与别，时人讥之，却坦然说：“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籍经常去买酒畅饮，醉了就“卧其侧”。另有一家的女儿颇具才色，尚未出嫁便死了，他“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不拘礼法，沉溺于酒色，实则遁隐着他假借《大人先生传》所寄托的“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的胸怀本趣。嵇康同样嗜酒，与阮籍、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所以世人称他们为“竹林七贤”。不同处在于，他还“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另有服石的嗜好。在汲郡（治在今河南汲县）山中，他遇到隐士王烈，王烈“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嵇）康，皆凝而为石”。嗜酒，服石，好美色，都是正始以降魏晋文人放浪形骸，用荒诞无稽包裹自己，以求避免政治迫害的通用手段。阮籍和嵇康并非始作俑者，但对后世文人的影响却超过了始作俑者何晏之流。

对阮籍、嵇康而言，遁隐避世可以说前有古人，后有来者。诸葛亮当年避乱南阳，躬耕陇亩，只是暂隐一时的权宜之计，没有避世的长远打算，不能相提并论。真正遁隐避世的，《三国志》合为一传，记录了邴原、王烈、管宁、张牛Ш秃�昭。邴原、王烈和管宁都是中原地区的人，年轻时都不应州、府辟命投身官场，黄巾事起后避乱辽东，短则十几年，长则终其身。这其间，邴原是一种类型。他一直有返回中原的意愿，只因孔融写信告诉他“乱阶未已，阻兵之雄，若棋弈争枭”，才在辽东乡间住了十几年。回归乡土后，邴原致力于“讲述礼乐，吟咏诗书，门徒数百，服道数十”，与名儒郑玄并称为“邴、郑之学”。曹操任司空，聘请他担任东阁祭酒，他只好勉强应辟了。然而，“虽在军历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终不当事，又希（稀）会见”，连曹操也叹服其“名高德大，清规邈世，魁然而峙，不为孤用”。他与议郎张范相友善，时任东曹掾的崔琰评价他俩是“秉德纯懿，志行忠方，清净足以厉俗，贞固足以干事”。曹丕担任五官中郎将，任用邴原为从事。当时曹丕身贵位尊，“天下向慕，宾客如云”，唯独邴原“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举动”。有一次曹丕宴请宾客百数十人，设问说：“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说纷纭，邴原不发一言。曹丕硬要他表态，他勃然变色答道：“父也！”弄得曹丕也不好再与他辩难。他这样应对曹氏父子，表明你要我做官，我不得不应命做官，但做了官我也要我行我素，决不会给你效力，更不会给你当奴才，这叫隐于朝。

另外几个人则属隐于野。管宁在辽东“庐于山谷”，与乡民同地而居，同井而汲，一住就是30余年。他“坏堵筚门，偃息穷卷，饭鬻糊口，并日而食”，却“吟咏《诗》、《书》，不改其乐”。尤其是“玄虚淡泊，与道逍遥，娱心黄老，游志六艺”，“经危蹈险”而“不易其节”。辽东太守公孙度与他对话，他“语惟经典，不及世事”。魏文帝黄初四年（223），明帝太和三年（229），齐王曹芳正始二年（241），都以太中大夫职位诏请他入朝作官，他一概都“固辞不受”。自甘于贫贱，管宁终得以守志全身，活到84岁。王烈与管宁相似，也“避地辽东，躬秉农器，编于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乐”。并且与当地土著居民相处极融洽，“东域之人，奉之若君”。公孙度让他当长史，曹操任他为丞相掾征事，他都不肯应命，于建安二十三年（218），以78岁之龄寝疾。巨鹿人张牛Ш陀贝ㄈ撕�昭，“亦养志不仕”。张牛б簧�“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诸侯”，袁绍、高干、曹操历次征辟，都不从命。他“笃学隐居，不与时竞，以道乐身”，活了105岁，才于正始元年（240）与世长辞。临终前几天，还“援琴歌咏，作诗二篇”。胡昭同样推脱过袁绍、曹操的征辟，“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司马懿为布衣时，他曾私下里对司马懿有过救命之德，但“口终不言”，司马懿专权了仍不事声张，不邀报偿，时人誉为“天真高洁，老而弥笃”。嘉平二年（250）当局又公车特征，恰遇他辞世，终年89岁。这几位隐于野的高士，自觉、坚决、彻底、持久地与恶劣的政治和腐浊的官场划清了界线，保持了距离，不拖泥带水，不招是惹非，因而能够真正做到守志保身。从这一点看，非但邴原不及，就是阮籍、嵇康也略逊一筹。

至于放诞，嗜酒、服石、好美色之外，还有傅粉、纵欲、好田猎诸种表现。阮籍、嵇康一类的文人由于避世需要，染上了这一风气，而根子却在曹魏统治集团的上层。曹丕好田猎，曹爽纵欲到了淆乱宫廷的地步，此前章节已经涉及，不再赘述，这里只说曹植如何。曹植的文学天赋及其造诣，谢灵运有“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的极端赞誉（见李瀚著《蒙求集注》），虽然过头了，毕竟反映出魏晋第一，毋庸置疑。而在性格和行为方面，这位文学天才则又是一个纨绔子弟，浪荡公子。在《三国志》本传中，就明确地定性为“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黄初二年（221）他被贬爵为安乡侯，固然由于监国谒者灌均迎合曹丕的旨意进行诬陷，他自己“醉酒悖慢，劫胁使者”确也授人以柄。而在太子名分尚未确定时，有一次他接见文学名士邯郸淳，就尽显出放诞张狂。当时正逢天暑热，曹植让初次相见的邯郸淳先坐着，自己却去洗澡，傅粉。所谓傅粉，就是像倡优一样用粉涂成一张白脸（日本的艺伎可以作参照），当时的贵公子们以为时髦。然后科着头（不戴冠帽巾帻），用手拍打着半裸的身体，自鸣得意地跳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完了才问询来客：“邯郸生何如邪？”也不待人家作出反应，他就去更着衣帻，整理仪容，然后才与客人高谈阔论。他这些嗜好作为，浑如当今社会的某些贵胄公子、追风少年穿必进口名牌，言必夹杂外语，或染黄、白异发，或留披肩长发一样，不是出自于避世保身，而是借以炫耀身份，显示不同于凡俗。

跟何晏相比，曹植犹如小巫见大巫。何晏其人，不仅如鲁迅所说“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而且喜欢傅粉和服石，是正始年间官僚士大夫傅粉和服石的班首。他仗着母亲改嫁曹操为妾，自己因而成为曹操“假子”的特殊地位，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