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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兰-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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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吗?从另一个观点上来看,它也够长的。这个想法我从来没有过,我也从来没有见任何中外文人学士有过。是我“天才的火花”一闪,闪出来这一个“平凡的真理”。现在,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的历史充其量不过说到了五千年,而我活的时间竟达到了五千年的五十分之一,你能说还不够长吗?遥想五千年前,人类可能从树上下来已经有些时候了,早就发明了火,能够使用工具,玩出了许多花样,自称为“万物之灵”。可是,从今天看来,花样毕竟有限,当时所谓“天上宫阙”,可能就是指的月亮,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可是今天人类已经登上了月球。原来笼罩在月宫上的一团神秘的迷雾,今天已经大白于天下了。人世沧桑,不可谓不大,而在这漫长的五千年中,我竟占了将近一百年,难道还能说不够长吗?
人类的两只眼睛长在脸上,不长在后脑勺上,只能向前看,想要向后看,必须回头转身。但是,在我回忆时,我是能向后看的。我看到的是一条极其漫长的隐在云雾中的道路,起点是山东的一个僻远的小村庄。从那里出发,我走到了济南,走到了北京,又走到迢迢万里的德国和瑞士。这一条路始终跟在我的身后,或者毋宁说被我拖在身后。在国外呆了十年多以后,我又拖着这一条路,或者说这一条路拖着我重又回到了我亲爱的祖国。然后,在几十年之内,我的双足又踏遍了亚洲的、非洲的以及欧洲的许多国家,我行动的轨迹当然又变成了路。这一条路一寸也没有断过,它有时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有时又顺顺利利,痛痛快快,在现在的一瞬间,它就终止在我的脚下。但是,我知道,只要我一抬腿,这一条路立即就会开始延伸,一直延伸到那一个长满了野百合花的地方。什么时候延伸到那里,我不知道。但是看来还不会就到的。
近几年来,我读中外学术史和文学史,我有一个还没有听说别人有过的习惯:我先不管这些璨如流星的学者和诗人们的学术造诣,什么人民性,什么艺术性,这性,那性,我都置之不理,我先看他们的生卒年月。结果我有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他们绝大多数活的年龄都不大,一般都是四十、五十、六十岁。那少数著名的夭折的诗人,比如中国的李长吉,英国的雪莱和济慈等暂且不谈。活过古稀之年的真的不多。我年轻时知道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活了八十二岁,印度伟大的诗人泰戈尔活了八十岁,英国的萧伯纳、俄罗斯的托尔斯泰都活到了超过了八十岁,当时大为赞叹和羡慕。我连追赶他们,步他们后尘的念头,一点也没有,几乎认为那无疑是“天方夜谭”。然而,正如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样,曾几何时,蓦回头,那一条极长极长的用我的双脚踩成的路,竟把我拖到了眼前。我大吃一惊:我今天的年龄早已超过了他们。我从灵魂深处感到一阵震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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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抒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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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的心情是一方面觉得自己还年轻,在北大教授的年龄排名榜上,我离开状元、榜眼,还有一大截,我至多排在十五名以后。而且,我还说过到八宝山去的路上,我决不“加塞”。然而,在另一方面,我真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了,太累了。几十年的老友不时有人会突然离开了人间,这种“后死者”的滋味是极难忍受的。而且意内和意外的工作,以及不虞的荣誉,纷至沓来。有时候一天接待六七起来访者和采访者。我好像成了医院里的主治大夫,吃饭的那一间大房子成了候诊室,来访的求诊者呼名鱼贯入诊。我还成了照相的道具,“审问”采访的对象,排班轮流同我照相。我最怕摄影者那一声棒喝:“笑一笑!”同老友照相,我由衷地含笑。但对某一些素昧平生的人,我笑得起来吗?这让我想到电视剧《瞧这一家子》中那个假笑或苦笑镜头,心中觳觫不安。
每天还有成捆成包的信件报刊。来信的人几乎遍布全国,男女老少都有。信的内容五花八门,匪夷所思,我简直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圣人、神人。我的一位老友在他的文中说:“季羡林有信必复”。这真让我吃了苦头,我不想让老友“食言”,自己又写不了那么多信,只有乞灵于我的一位多年的助手,还有我的学生,请他们代复,这样才勉强过关。我曾向我的助手说,从今以后再不接受采访,再不答应当什么“主编”、“顾问”,再不写字了。然而话声还没有落地,又来了。来了,再三斟酌,哪一个也拒绝不了,只好自食其言,委曲求全。
这就是我产生矛盾心情的根源。我非常忆念十年浩劫中“不可接触者”的生活,那时候除了有时被批斗一下以外,实在很逍遥自在。走在路上,同谁也不打招呼,谁也不同我打招呼,谁也不会怪我,我也不怪任何人。我现在常常想到庄子的话:“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这是真正的见道之言。
我现在有时候真想到死。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决不会自杀,不必对我严加戒备。人人都是怕死的,我对于死却并不怎样害怕。在1967年,我被“老佛爷”抄了家,头顶上戴的帽子之多之大,令人一看就胆战心惊。我一时想不开,制定了自杀的计划,口袋里装满了安眠药水和药片。我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我只能采用资产阶级的自杀方式,决不能采用封建主义的自杀方式,比如跳水、上吊、跳楼之类。我选择好了自杀的地方,那地方是在圆明园芦苇丛中,轻易不会被人发现的。大概等到秋后割芦苇时我才能被发现,那时我的尸体恐怕已经腐烂得不像样子了。想到这里,我的心能不震动吗?但是我死前的心情却异常平静,我把仅有的一点钱交给婶母和德华,意思是让她们苟延残喘地活下去。然后我正想跳墙逃走时,雄赳赳的红卫兵踹门进来,押解我到大饭厅去批斗。批斗不是好事,然而却救了我一条命。提前批斗的原因是想打我的威风,因为我对“老佛爷”手下那一批喽啰态度“恶劣”。总之,我已到过死亡的边缘上,离死亡的距离间不容发。我知道死前的感觉如何,我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此,从那以后,我认为,死并不可怕,而我能活到今天,多活的这几十年都是白捡的。多活一天,就是白捡一天。我还有一个教训:对恶人或坏人,态度一定要“恶劣”。态度和蔼会导致死亡,态度恶劣则能救命。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果说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我比较勤奋。我一生没有敢偷过懒。一直到今天,我每天仍然必须工作七八个小时。碰巧有一天我没有读书或写作,我在夜间往往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痛责自己虚度一天。曹操有一首著名的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对此诗是非常欣赏的。我的毛病是忘乎所以,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我的所作所为,是“老骥伏枥,志在万里”。我仿佛像英国人所说的teenager。我好像还不知道有多少年好活,脑筋里还不知道有多少读书计划,有多少写作计划好作。一个老年人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方面可以说是好事。另一方面,则只能说是坏事。这简直近于头脑发昏,头脑一发昏,就敢于无所不为。前两年,我从一米八高窗台上跳下,就是一个好例子,朋友们都替我捏一把“后”汗,我自己也不禁后怕不已。
就这样,我现在的心情是经常在矛盾中,一方面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了,太累了,一方面又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方面也常提到死,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并不怕死,死亡离开自己还颇远。可是矛盾的结果,后者往往占了上风。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苏东坡是我最喜欢者之一。记得十几岁作诗谜时,我采用的就是《苏东坡全集》。虽然不全懂,但糊里糊涂地翻了一遍。最近一两年来,又特爱苏东坡的词,我能够背诵不少首。我独爱其中一首“浣溪沙”。题目是“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原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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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抒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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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东坡问:“谁道人生无再少?”我答曰:“我道人生有再少。”我现在就有“再少”的感觉。这是我的现身说法。但是,我的“再少”在我的内心中似乎还是有条件的:吃饭为了活着,但是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工作。如果活着只是为了吃饭,还不如不活为佳。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现在虔心祝愿我们全国安定团结,国泰民安。我祝愿全世界不再像现在这样乱糟糟的,狼烟四起,五洲震荡。祝福自己,虎年大吉。
1988年1月27日旧历元旦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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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述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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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人生七十古来稀。”对旧社会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到了今天,老百姓却创造了三句顺口溜:“七十小弟弟,八十多来兮,九十不稀奇。”这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符合实际情况。
但是,对我来说,却另有一番纠葛。我行年九十矣,是不是感到不稀奇呢?答案是:不是,又是。不是者,我没有感到不稀奇,而是感到稀奇,非常地稀奇。我曾在很多地方都说过,我在任何方面都是一个没有雄心壮志的人,我不会说大话,不敢说大话,在年龄方面也一样。我的第一本账只计划活四十岁到五十岁。因为我的父母都只活了四十多岁,遵照遗传的规律,遵照传统伦理道德,我不能也不应活得超过了父母。我又哪里知道,仿佛一转瞬间,我竟活过了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又进入了耄耋的境界,要向期颐进军了。这样一来,我能不感到稀奇吗?
但是,为什么又感到不稀奇呢?从目前的身体情况来看,除了眼睛和耳朵有点不算太大的问题和腿脚不太灵便外,自我感觉还是良好的,写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倚马可待。待人接物,应对进退,还是“难得糊涂”的。这一切都同十年前,或者更长的时间以前,没有什么两样。李太白诗:“高堂明镜悲白发。”我不但发已全白(有人告诉我,又有黑发长出),而且秃了顶。这一切也都是事实,可惜我不是电影明星,一年照不了两次镜子,那一切我都不视不见。在潜意识中,自己还以为是“朝如青丝”哩。对我这样无知无识、麻木不仁的人,连上帝也没有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能会不感到不稀奇呢?
但是,我自己又觉得,我这种精神状态之所以能够产生,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现行的退休制度,教授年龄是六十岁到七十岁。可是,就我个人而论,在学术研究上,我的冲刺起点是在八十岁以后。开了几十年的会,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次政治运动,做过不知道多少次自我检查,也不知道多少次对别人进行批判,最后又经历了十年浩劫,“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自己的一生就是这样白白地消磨过去了。如果不是造化小儿对我垂青,制止了我实行自己年龄计划的话,在我八十岁以前(这也算是高寿了)就“遽归道山”,我留给子孙后代的东西恐怕是不会多的。不多也不一定就是坏事。留下一些不痛不痒,灾祸梨枣的所谓著述,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恐怕就要“另案处理”了。
在从八十岁到九十岁这个十年内,在我冲刺开始以后,颇有一些值得纪念的甜蜜的回忆。在撰写我一生最长的一部长达八十万字的著作《糖史》的过程中,颇有一些情节值得回忆,值得玩味。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我每天跑一趟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无碍。燕园风光旖旎,四时景物不同。春天姹紫嫣红,夏天荷香盈塘,秋天红染霜叶,冬天六出蔽空。称之为人间仙境,也不为过。然而,在这两年中,我几乎天天都在这样瑰丽的风光中行走。可是我都视而不见,甚至不视不见。未名湖的涟漪,博雅塔的倒影,被外人视为奇观的胜景,也未能逃过我的漠然,懵然,无动于衷。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图书馆中的盈室满架的图书,鼻子里闻到的只有那里的书香。
《糖史》的写作完成以后,我又把阵地从大图书馆移到家中来,运筹于斗室之中,决战于几张桌子之上。我研究的对象变成了吐火罗文A方言的《弥勒会见记剧本》。这也不是一颗容易咬的核桃,非用上全力不行。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资料,而且多是国外的资料。没有办法,只有时不时地向海外求援。现在虽然号称为信息时代,可是我要的消息多是刁钻古怪的东西,一时难以搜寻,我只有耐着性子恭候。舞笔弄墨的朋友,大概都能体会到,当一篇文章正在进行写作时,忽然断了电,你心中真如火烧油浇,然而却毫无办法,只盼喜从天降了,只能听天由命了。此时燕园旖旎的风光,对于我似有似无,心里想到的,切盼的只有海外的来信。如此又熬了一年多,《弥勒会见记剧本》英译本终于在德国出版了。
两部著作完了以后,我平生大愿算是告一段落。痛定思痛,蓦地想到了,自己已是望九之年了。这样的岁数,古今中外的读书人能达到的只有极少数。我自己竟能置身其中,岂不大可喜哉!
我想停下来休息片刻,以利再战。这时就想到,我还有一个家。在一般人心目中,家是停泊休息的最好的港湾。我的家怎样呢?直白地说,我的家就我一个孤家寡人,我就是家,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害饿。这样一来,我应该感觉很孤独了吧。然而并不。我的家庭“成员”实际上并不止我一个“人”。我还有四只极为活泼可爱的,一转眼就偷吃东西的,从我家乡山东临清带来的白色波斯猫,眼睛一黄一蓝。它们一点礼节都没有,一点规矩都不懂,时不时地爬上我的脖子,为所欲为,大胆放肆。有一只还专在我的裤腿上撒尿。这一切我不但不介意,而且顾而乐之,让猫们的自由主义恶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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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述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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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庭“成员”还不止这样多,我还养了两只山大小校友张衡送给我的乌龟。乌龟这玩意儿,现在名声不算太好;但在古代却是长寿的象征。有些人的名字中也使用“龟”字,唐代就有李龟年、陆龟蒙等等。龟们的智商大概低于猫们,它们决不会从水中爬出来爬上我的肩头。但是,龟们也自有龟之乐,当我向它喂食时,它们伸出了脖子,一口吞下一粒,它们显然是愉快的。可惜我遇不到惠施,他决不会同我争辩,我何以知道龟之乐。
我的家庭“成员”还没有到此为止,我还饲养了五只大甲鱼。甲鱼,在一般老百姓嘴里叫“王八”,是一个十分不光彩的名称,人们讳言之。然而我却堂而皇之地养在大瓷缸内,一视同仁,毫无歧视之心。是不是我神经出了毛病?用不着请医生去检查,我神经十分正常。我认为,甲鱼同其他动物一样有生存的权利。称之为王八,是人类对它的诬蔑,是向它头上泼脏水。可惜甲鱼无知,不会向世界最高法庭上去状告人类,还要求赔偿名誉费若干美元,而且要登报声明。我个人觉得,人类在新世纪,新千年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处理好与大自然的关系。恩格斯已经警告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事实,日益证明了恩格斯警告之正确与准确。在新世纪中,人类首先必须改恶向善,改掉乱吃其他动物的恶习。人类必须遵守宋代大儒张载的话:“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把甲鱼也看成是自己的伙伴,把大自然看成是自己的朋友,而不是征服的对象。这样一来,人类庶几能有美妙光辉的前途。至于对我自己,也许有人认为我是《世说新语》中的人物,放诞不经。如果真是的话,那就,那就——由它去吧。
再继续谈我的家和我自己。
我在十年浩劫中,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位倒行逆施的“老佛爷”,被打倒在地,被戴上了无数顶莫须有的帽子,天天被打,被骂。最初也只觉得滑稽可笑。但“谎言说上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最后连我自己都怀疑起来了:“此身合是坏人未?泪眼迷离问苍天。”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坏;但在许多人眼中,我已经成了一个“不可接触者”。
然而,世事多变,人间正道。不知道是怎么一来,我竟转身一变成了一个“极可接触者”。我常以知了自比。知了的幼虫最初藏在地下,黄昏时爬上树干,天一明就蜕掉了旧壳,长出了翅膀,长鸣高枝,成了极富诗意的虫类,引得诗人“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了。我现在就是一只长鸣高枝的蝉,名声四被,头上的桂冠比“文革”中头上戴的高帽子还要高出多多,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脸红。其实我自己深知,我并没有那么好。然而,我这样发自肺腑的话,别人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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