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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千把人，冲进铜观音寺，打毁了公栈，焚毁了整屋的租册，救出了被拘捕的农民。这一次农民暂时胜利了。

第一章　　黑手高悬（3）
可是第二年，苏州城内田业公会的业务恢复了，光福一带地主的公栈力量也加强了。公栈主任改由以“包开打”闻名的汪秋生继任。汪在那时参加了日军组织的“大民会”，与日军的关系更为密切。他首先对上一年暴动的农民进行血腥的*，带领日军的特务组织“宣抚班”班长吉泉，翻译方观生以及一些日伪军队，以违法抢租为名，逮捕了农民崔虎林、尤小弟，在苏州城内用刺刀处了死刑，并将“工作不力”的催甲舒洪德，加上“包庇暴徒”的罪名关死在苏州监牢里。
　　公栈进一步笼络日伪军头子，催租收租便全部由伪警察、伪绥靖队、伪保安队负责。笼络的办法是：这些汉奸武装里的高级人员，像队长等可以在租款中抽出一定的成数作为报酬，部下没有报酬，但允许下乡抢掠。因此，每逢下乡时，大批的汉奸武装时常包围村、乡，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抓，作为人质，并且抢劫掳掠什么都来。抓去的农民，被送进苏州城，而后要农民拿出一倍、两倍甚至三倍、四倍的租米去赎。农民吃租米、吃官司，倾家荡产的事逐日多起来。
　　据统计，在那时单建新乡一个乡受拘捕的农民即达212户，永安乡虎山村90户中有14户受过拘压，山前头村一个村有23人，迂里村共216户，坐监牢的即有108户。又如安溪潘丽泉，被汪秋生前后抓过4次，在1944年被押了半年以后，浑身生病发肿，等到家里借钱赎回的时候，人已死了。这些数字与例子，只是在两三个乡中收集的材料，但这受难农民中一小部分的事例，也足以说明公栈的残暴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喊出了“免粮不免租”的口号，所谓免粮不免租，就是地主对政府的钱粮可以豁免，农民对地主的租米却必须照缴。过去的伪警察、伪侦缉队、伪保安队也都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地方武装，继续为公栈服务。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一年，在公栈、政权与武装的威逼、抓押之下，百分之百的农民，都只得照缴租米。其中有些佃户只好卖田拆屋去缴租。那时农村中非常流行的一句话说：“免粮不免租，公栈凶如虎，文官似强盗，武官赛阎罗。”
　　2、血汗积成的横沙岛
　　挑圩开荒五六年，
　　青沙海滩变良田。
　　粮户（地主）心狠计又毒，
　　重租高利又抽田。
　　卷卷破被去逃荒，
　　心酸肉痛泪汪汪。
　　这是潘光旦教授在《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中记录下的民谣，深刻地说明了横沙农民如何用自己的血汗，把沙滩变成良田，结果给地主掠夺去的惨痛事实；反映了垦荒的农民未到横沙时的满怀希望，和被残酷剥削贫困逃荒的无限辛酸。
　　横沙是上海市东面川沙县（当时属于江苏省管辖）境东海中的两个小岛，根据从江苏省档案馆查阅的资料，开国大土改前这里有54400余亩田。土质极肥，大部地区全年不用下肥，每亩能收200余斤棉花。但这块肥沃的原野，原来却是杳无人烟的沙滩，涨潮时，满滩都是滚滚的黄水。
　　这片沙滩是一个世纪前由长江、钱塘江入海冲击而成。解放前的几十年一直是官僚豪绅及恶霸争夺的血腥场所。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川沙县教育局先后在这里设立过“教育公团”、“沙务局”，以举办教育事业为名，来无情地*劳动农民的血汗。土地兼并者只要向“团”、“局”纳上一笔款，领了“执照”，便获得了公开抢夺土地的权利。　。。

第一章　　黑手高悬（4）
更有恶霸及帮会头子带了打手以武力来相互争夺沙地。1912年恶霸黄兆录、徐洪元为了争夺滩地，各自带了打手200余名，用刀、棍展开械斗，结果徐洪元吃了败仗，死伤20余人。于是黄兆录便在沙滩上插了标记，这块沙滩便算归于他了，任何人不能动一粒土。解放初他已成了拥有三四千亩地的大地主。
　　沙滩圈定后，地主们组成堤务局，招来成千工人、农民来筑圩、开荒。
　　筑圩开荒的大都是苏北海门、启东等地的破产农民。他们在租得土地之前，先向堤务局敬了礼物，写下契约（名义上农民每挑40方土可以租种一亩田，实际上堤固好后农民租到的都是破田低田，而且一亩只抵到七八分），然后搭下茅草棚，不论酷冬炎暑，起五更睡半夜，一担担地挑泥筑圩；又一根根地砍了芦苇，挖了茅柴，排除积水，用辛勤的劳动把沙滩改造成可耕的土地。可是荒开好后的第一年，农民即需向地主每亩交上押租100斤，以后茅柴田渐渐变好，押租也就每年加重，由100斤到200斤、300斤，最高到600斤。等到第五、六年土地完全变良田后，地主就来抽地或高价出卖，农民们含着眼泪，卷卷破被到旁的地方再去筑圩，开荒，再去遭受同样辛酸的罪孽。
　　红星乡农民徐才福的遭遇便是一个典型例子。他自祖父、父亲、自己直到儿子4代，共挑了52年泥，参加围垦20多个圩，亲手把160亩茅草田变成良田，但是每次到田成熟时都给地主抽去，直到开国大土改前他还没有一分田。
　　地主除了这样残酷的剥削农民外，还以更卑劣、更毒辣的手段进行强盗式的掠夺。1942年6月，地主黄兆录勾结伪区长梁国安、游击队长陈才清（就是土匪头子）等，用尖刀强迫横沙每户出一人，在沙滩架起了机关枪强迫大家无代价的帮他围垦新安公司（约1万亩田）。那时正是6月炎暑，挑着150多斤重的泥担在烫脚的沙滩上不停止的工作，简直不是人所能支撑的。可是哪个动作稍慢一点，就要被地主鞭打，生了病也不准休息，一个月中农民在沙滩上光是发痧死的就有23人。红星乡四圩63岁的老农民施志明在沙滩上发痧倒下了，那些强盗们硬说他装假，召集了筑圩农民，当场把他活埋在海塘上示众，黄兆录高声嚷道：“这是杀只鸡给猢狲看！”
　　沙滩也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变成良田。
　　在这种血腥的手段之下，“教育公团”、“沙务局”和地主，霸占了全岛90％的土地。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也从这里开始。
　　这里的每亩地租一般为100斤到250斤。地主都按“口叫田”来收租，实际上超过了产量的70－80％。口叫田就是把不能耕种的路基、河面计算在内，只抵实际亩数8成到7成。到解放前的20年，地主把田亩的度量缩得更小了；以前是56平方寸为1步（250步为1亩），后来缩小到42平方寸，租米仍照样，大大地加重了实际租额。
　　农民佃田时要先交顶手（即押租），每亩3石，交不起顶手时，写给借票，利息出到100％或120％，到第二年收谷时，租、利一算便囤底朝天。地主计算农民欠租，看行情把米折麦或把麦折米，来回“翻杠子”，怎么获利多怎么算。农民常常因此负债终身，弄得家破人亡。
　　塘东农民马红宝在1942年欠地主黄兴国租米500斤，第二年春天收麦时，米贵麦贱，米麦比价为3：1，黄兴国便强迫马红宝把500斤大米折成1500斤小麦，到秋季稻子登场时，米贱麦贵，米麦比价为1：1，于是又强迫折成大米1500斤（利息还不计算在内）；折来折去，第五年已变成大米9000斤。黄兴国还勾结伪警察去逼债，除了把马红宝自己的3亩2分田抵给他外，又把马准备看病的2斗米抢了去。马红宝被弄得没钱医病，不几天送了命，他的老婆在他病死的当天晚上上了吊，就这样家破人亡。

第一章　　黑手高悬（5）
大地主黄兆录、范巧林等，还有更毒辣的手段。1941年，黄兆录勾结土匪黄兆兴，运来大批罂粟种，强迫农民种植，第二年即增植至3万多亩（占总田亩60％）。罂粟价钱很贵，黄兆录收租要比原来增加2倍。这样他不但可多收租，而且使农民吸上了鸦片，家破人亡后，土地即大量集中在他的手里。两年间，他靠这种手段掠夺了800多亩土地。
　　谈起范巧林，横沙人民无不切齿痛恨，他的罪恶多得数不清。1940年，农民姜小三被他放高利贷滚得倾家荡产后，被逼到海里去捉鱼度日。可是那时连海洋也是地主分块霸占的，姜小三因为事先没向他送礼就到他的“领海”中捉鱼，给他的爪牙碰到，立即把渔网撕得粉碎。姜小三情急之下打伤了他一个爪牙，第二天范巧林带了自造手枪亲自出马，见了姜小三一语不发，连开四枪，姜小三当场身亡。农民们畏于范巧林的淫威，忍气吞声，任凭摆布。
　　伴随着残酷封建剥削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水灾。有的圩一年中连遭三次水淹。1931年，全岛30多个圩即有20多个决了口，淹没田亩3万余亩，使18000余灾民流离失所。这个天灾也是由人祸带来的，亲身经历痛苦的横沙人民记得很清楚：解放前横沙设有堤务局，但是，实际上它是当权地主压榨农民的机关。连在堤务局做过事的人都发了大财，拥有了土地。而大水来时堤务局人员乘船逃走了，农民眼巴巴地看着将要收割的玉米、黄豆被滚滚黄水淹没。如果农民自动的把堤岸加宽，这些统治者们又怕农民自己修塘后明年加不到租，拿了藤条把修塘农民赶散，农民只有眼巴巴地看着秋季大汛的到来。堤岸上出现了漏洞，海水不住的灌进来，人命、田亩、将要收割的棉花，都葬送在海浪里。
　　这就是国民党、地主阶段统治下横沙农民几十年来生活的*。
　　吴县、吴江两县靠近太湖一带的“太湖田”，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这里是一片荒滩。由一些地主依仗封建势力插标占夺后，逼来和骗来一些穷苦农民，给挑泥、筑圩（四围防水的堤坝，江淮、江南地区叫做圩）、开垦。等到农民辛辛苦苦把田开成了，就叫农民租种；等到田种熟了，再加租或者抽田。
　　又如《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中已提到的常熟县的常阴、南丰与沙洲三区以及江阴县北境的杨舍镇一带的封建恶霸地主，为了抢占从长江里面淤积起来的土地，特别表现得凶暴与残酷。他们随时都带有武器在身边。南丰区地主杨同文，备有特别用土法制造的五轮手枪。同是南丰区地主李文进的手杖，特别粗大；原来中间是空的，装有刺刀和连发六弹的手枪。他们的想法与行动准则是：“不杀千家，不富一家。”
　　苏南的太湖流域是这样。无独有偶，湖南的洞庭湖流域也是这样。
　　3、洞庭湖的呻吟
　　滨湖地方好赚钱，
　　一去二三年；
　　想要回家看母亲，
　　冒得（没有）过河钱。
　　——洞庭湖畔民谣
　　湖南洞庭湖滨11县——常德、益阳、沅江、湘阴、汉寿、南县、澧县、华容、安乡、临湘、岳阳，共有垸田560余万亩，绝大部分是能产两季稻子的良田。湖南人把这里叫着“米仓”，但这米仓原来却是杳无人烟的荒洲，到处兹生着芦苇和茅柴。

第一章　　黑手高悬（6）
根据民国年间的资料显示，荒洲是100多年来陆续在洞庭湖里淤积成的。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湖心泥沙淤积得更多了，洲土面积便随之宽广起来。国民党统治时期，洞庭湖周围的淤积地，成了国民党官僚、党棍及当地豪绅恶霸争夺的血腥场所。国民党反动政府于1930年前在湖南设“湖田局”，后来又改用“湖田清理处”等名目，来尽情的*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横沙岛一样，土地兼并者向“局”、“处”纳入一笔钱，领取了执照，就获得了公开强夺土地的权利。更有些恶霸豪绅和帮会头子，不用到反动政府领照，当他们看到某块洲土将要淤现的时候，便带着打手乘划子兜上一圈，周围插上标记，这块淤积地便算是属于他了。当这块洲土出水的时候，任何人不能动一粒土。结果这些人纷纷成了“洲土大王”，他们都拥有1万亩至数万亩以上的土地。
　　荒洲圈定以后，地主们组成堤务局，招来成千的工人和农民，开始筑堤开荒、修垸子。这一点，和东海边的横沙岛有很多相似之处。
　　农民从各地来到这里开荒，每亩荒洲先向地主缴五六斗至1石（音dàn，旧时计量单位，1石等于108斤）的“进庄”（押金），写下佃约。然后搭个茅棚安身，开始一棵一棵地砍掉洲上的芦柴，起五更睡半夜的排除洲内的渍水，用劳动来创造可耕的土地。押金每年加重，第二年、第三年当荒洲变成良田时，押金也由1石变成2石3石甚至4石。
　　地主修垸子是不花本钱的。
　　头年修个皮，
　　二年修半截，
　　三年留个尾，
　　四年才补齐。
　　——这是一个在垸子里教书多年的小学教师，对地主筑修堤垸的生动描述，也指出了不花本钱的原因所在。
　　举例来说吧：一个4000亩大小的荒洲，第一年可收2400石谷的押金，堤却只“修个皮”，用一半以上的谷去放高利贷；到第二年，又借口堤未修成要佃户再增押金，经过三年时间，本加利，利滚利，增加押金又有新利，单利息修这个垸堤就用不完。
　　另一方面，修堤时间拖长了，工人的工资也就更便于拖欠、克扣，许多工人修了两年堤得不到工钱，只能得到几张兑不到钱的“工票”，等到第二年春荒严重的时候，工人们只好把工票以三成或五成的价格低价卖给堤务局。湘阴老修堤工人罗春堂对这笔账记得很清楚，他说：“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我在和丰垸修堤，堤务局讲好了每方土（440担）2斗米，但直到第二年，才给了我几张工票，每方土的工票只够买2升米。”在罗春堂作工的那个垸子，有几十个工人饿得不行，向堤务局要工钱，地主们就从县里搬来枪兵，进行了一次大屠杀，4个工人牺牲了，十几个受了伤，还有十几个被按上“土匪”的罪名，押在牢里。
　　这就是滨湖每个垸子成长的历史，荒洲就是这样变成良田的。这些良田是地主的吗？不！地主们是用比强盗还卑劣的手段从劳动人民手里抢去的。
　　洞庭湖滨土地集中到惊人的程度。据湘阴、汉寿、沅江3县7个村的调查，仅占人口3％的地主，即占土地总额的61％。这还只是代表一般地区。较突出的如湘阴全县占户口％的地主，即占土地总额的71％；其中个别地区，几乎全部土地都为地主所占有。如锡安区康宁垸，地主占有全垸土地的90％以上。

第一章　　黑手高悬（7）
一切罪恶的剥削，就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当农民谈及他们被剥削的情景时，凄惨地说：“没有田作啊，不受他们（地主）摆布，又怎么办呢？”是的，地主就是利用农民“没有田作”，对他们进行押金、地租、高利贷等多种剥削。这些剥削方法彼此结合，像一条铁链一样紧紧地束缚着农民。
　　地租租额，一般为每亩1石5斗至2石，形式上约占每亩常年正产量（3石到4石）的40％到50％，实际上要高到60％或70％。因为地主按“毛亩”索租，毛亩是包括了不能耕作的的房屋、路基、牛棚等地基，以及地主出租写佃约时，以少写多的虚数在内的。通常实耕田仅占毛亩三分之二，或更少些，这便大大加重了租额。
　　农民佃田时须先缴押金，每亩多为3石，是一种野蛮的额外剥削。地主们在计算押金时，又常“因时制宜”地将谷折钱，或将钱折谷，折的价格由地主决定。农民常因此负债终身或破产。
　　湘阴普庆垸地主李炳炎的佃户，永远忘记不了李炳炎是怎样地将押金以钱折谷，来加重剥削他们的。1945年，国民党政府宣布禁用银元。李炳炎硬把殷春生开始租地时缴的140块银洋的押金，折成了14石谷（当时市价每石谷仅三元）后，又嫌押金少，*生再拿出11石谷。自耕农王锡林是这样破产的：1932年，他借了李炳炎25石谷，第二年还不起，就被李炳炎利上加利，把12亩7分田（内有3亩祖坟地），全部夺去抵了债。田仍由王锡林种着，并逼着他拿出30石谷的押金，随即又欠了新债，不到几年光景，王锡林家里所有的树木、家俱、房屋等，便都成了李炳炎的财产。
　　李炳炎的剥削事实和本领，在滨湖农村，并不突出，用当地农民的话来说，还只是个三五百亩的“小角色”，他当然不能与“洲土大王”们相比，即使比起另一“小角色”蔡策勋，也还逊色。
　　蔡策勋是沅江二区五村的地主。1950年7月初，当有关调查人员从益阳经沅江到湘阴时，曾听到许多农民对他痛恨的控诉。这里只举一例：
　　1944年，日军侵入沅江时，风声很紧，蔡策勋把家务连同十几亩橘园及一块荒地，交雇工向菊秋代管，仓皇到亲戚家逃难。临走时他对雇工说，回来时平分橘园的产品。第二年蔡策勋回来了，向菊秋靠了全家辛劳，已把橘园培植得十分繁茂，挂满硕大的蜜橘，还有一个月就可丰收了。蔡策勋见财眼红，心生鬼计，硬说向菊秋偷卖了他的家具，把向菊秋押送乡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