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在此基础上西北局指示：“征购只能在群众斗争深入的基础上去实行。形式上是公债征购，内容则是退租算账，算账算来的是大部分，征购卖出的只是残余；看来是由上而下的法律办法，实则却是由下而上的群众斗争”。这样，征购从形式到内容，都同孙中山当初的设想有了较大发展。征购同群众性的清算斗争相结合，以公债购买的仅占地主土地的极小部分，公债征购的意义主要是发动群众。其结果不仅仅是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而是农村中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的深刻革命。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22）
到1947年1月，陕甘宁区仅试行征购的5个乡农民已承购到2．6万亩土地，边区的各个分区都开展了征购工作。但是，1947年3月，国民党发动了对陕北、山东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陕甘宁区军民全力以赴于自卫战争之中，土地改革被迫暂停。当年年底，战争转入反攻以后，这里和其它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因为不需要再考虑什么影响，便都停止了征购，都采取了没收平分的作法。
　　开明绅士和中小地主的主动献田
　　土地改革运动初期，还有一部分开明绅士和中小地主主动献田，将一部分或大部分土地交给*政府分配给农民。这里面有些人在抗战中参加革命，已经是党和抗日*政府的干部。
　　1946年7月下旬，时任晋察冀解放区察哈尔省高等法院院长的阮慕韩（*党员），协同叔父在其老家怀来县柴沟堡召集群众大会，当场宣布除留少部分自耕地外，愿将全部土地3200亩无代价分给贫苦农民耕种。晋察冀中央局为此致函阮慕韩予以奖贺。继阮慕韩献田之后，宣化县县长李锋，也将祖田130余亩献出。宣化县一区区委书记冷天贵亦献田54亩。
　　苏北名绅、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议员邹鲁山，自动献出110亩土地，分给无地贫民，仅留20亩作为家庭生活必需。淮宝县县长万立谷献田20亩，县委宣传干事佟陇余献田80亩，县仓库负责人高慈航献田100亩，南宁区区长万寿康献田2000亩。
　　苏皖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陈荫南也将其土地1135亩交给农会，分赠少地无地农民耕种。他在赠送土地时致函称：“我在边区工作与广大农民同胞相处八年，得一深刻认识：言抗日必须靠农民，言建国亦须靠农民，广大农民为我国革命之基本动力……应使无地或少地之农民获得土地，加紧生产，提高生产力与进一步提高生产情绪。”对陈荫南献田之举，华中《新华日报》曾发表社论予以称赞，认为“这是解放区的光荣”。
　　据1946年9月7日《东北日报》报道：“继安东省副主席刘澜波之后，副主席吕其恩、实业厅长李大璋二氏说服家庭，献出祖田。李厅长于4月间即说服家庭献出220亩，7月又献出360亩。李厅长家有十几口人，不足700亩祖产，剩余几十亩由患肺病的一个残疾弟弟经营。”吕其恩全家12口人，只留下48亩地，其余的110亩良田全部献给县政府和县农会，以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
　　9月10日，《东北日报》又报道说：“（安东）凤城城厢区的开明地主士绅，纷纷献田，拥护政协‘耕者有其田’决议。截至8月27日，十天间献田的地主，计有省行政委员蔡贡之、省参议员鄂禹忱、县行政委员赫文博、翰墨村军属伊聚五及王贯一、佟关氏等40人，共献田20300亩零1分，另外献出房屋291间半，献田最多的为王贯一，计旱田1021亩，山地、山林、山场4968亩5分。”
　　另外，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安旗庭、晋绥边区副议长刘少白等，都献出了家中的土地。在各地党政军干部中，也有不少地主出身的人说服家庭献出土地。到1946年8月底，各解放区开明士绅等献地33200余亩。
　　在开明士绅纷纷献地的时候，一部分地区的干部思想麻痹，在农村中普遍提倡地主献地，而不注意群众的发动，致使在部分群众发动不充分的农村，有些地主钻了空子。他们为缓和斗争火力，保留与隐瞒更多的土地，而献出少量坏地、远地。有些地主不将土地献给农会，而是献给私人或外地的政府机关，制造矛盾。如吉林省有的地主将土地献给城市的工会组织，个别工会接受了献地并下乡收租，引起工农间的纠纷。更为有害的是，当群众未觉悟时，献田容易模糊了阶级界限，不便揭发地主阶级的罪恶，将其土地完全清算出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23）
针对这种情况，各地明确规定了献田的范围和时间。在群众斗争未发动以前，一般拒绝接受献地，群众斗争发动以后，也仅接受抗日军人和抗日干部家属、开明士绅的献田。献田要和清算统一起来，地主献了田，农民也要算细账、吐苦水、追穷根，使农民认识地主的田本应归还农民，农村的主人翁是农民不是地主。
　　一手拿枪，一手分田
　　自《五四指示》下达以后，各解放区都轰轰烈地进行了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运动。这个运动本上是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广大贫苦农民在运动中现了极为高昂的热情。即使在边沿区，农民也创造出许多办来进行清算斗争。
　　据1946年12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解放区农民们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同时坚持游战争与土地改革的方针。如苏中南通某乡农民手执武器，坚打击下乡抢掠的“还乡团”，同时掀起了三天三夜的清算动，全部农民得到了土地。
　　苏中一分区某县农民开会清算土地时，突遭蒋军袭击，他们即以一部分人配合有名的郭海波游击队对蒋军展开战斗，另外的人仍坚持开会，完成了清算的工作。他们创造了一面打游击，一面在高粱地里算帐；白天打游击，夜里算帐；轮流担任战争勤务，轮流算帐；男人参战，女人算帐等等办法。晋冀鲁豫赞皇县东坛山村的农民，入夜由翻身队和民兵担任警戒，同时展开土地改革。
　　山东高密县柏城区的群众先把老小家属搬往后方的亲友家里，自己则在炮声隆隆中进行清算斗争。
　　在形式多样的群众斗争面前，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许多地方被迅速摧毁。到1946年底，各解放区约有三分之二的地方解决了土地问题。
　　5、《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制定
　　毛泽东、刘少奇在枣林沟会合
　　《五四指示》发出一个多月，蒋介石即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协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新的全国内战爆发，国内形势随即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展开，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遇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尤其是很多地方，由于政策不彻底和组织不到位，土改工作没有深入开展，很多农民没有获得土地，或者获得很少、很贫瘠的土地。为了及时总结经验，进一步解决土改问题，1947年1月，*中央作出决定，在这年5月4日召集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和解决土改中的各种问题。1月10日，*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各区党委，要求他们各派一名代表，在5月4日前赶到延安。但是，到了3月13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指挥15个旅14万人，向延安大举进攻。刘少奇率领一部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先行离开延安。3月18日黄昏，毛泽东、周恩来等也撤离延安。这样，在延安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已不可能。*中央随即电告各地：“延安情况紧急，五四土地会议之地点及日期，恐须看以后情况之发展再行决定。望各地出席会议代表暂时在原地待命，待中央通知后再起身，但东北代表应即起身到山东或晋察冀待命。”
　　3月26日，毛泽东、刘少奇在陕北清涧县北部枣林沟会合，并于当晚召开*中央会议，决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甘宁地区。由于工作的需要，*中央的领导机构作了适当的变动和分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领导和指挥全国和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书记，朱德任副书记，董必武等人为常委，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24）
刘少奇在战争缝隙里调研
　　1947年3月31日，刘少奇、朱德等渡过黄河，来到晋绥边区的临县。刘少奇在晋绥边区停留了20多天，在战争的缝隙里，对晋绥边区土地改革情况进行了调研，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刘少奇了解到，晋绥边区虽然有些地方农民已分得若干土地，有些地主被斗争，有些地方也正在进行工作，但群众运动非常零碎，没有系统。晋绥六地委又向他报告说：全地区5个县共1500多个村，群众已发动者900多个村，农民已分得土地者200多个村。但这200多个村是分散在5个县，不成一片。因此，他们至今没有一个县甚至没有一个区是已经像样地解决了土地问题。地委也曾用强有力的工作团以一两个月的时间去解决一个村子的土地问题，但不能用这个村子作为出发点，去推动附近村庄的运动，把附近村子的问题解决，并改造区政府、县政府及区县其他机构，以便依靠这个区县政府，由上而下的有步骤的发动全区全县的群众，解决全区全县的土地问题，并保障这个村子的群众的胜利。他们只作好一个村子，附近村子及县区机构都不动，这个村子即如海中孤岛，十分孤立。工作团一走，群众的胜利即无保障，工作又可能塌台。
　　针对在晋绥了解到的这种情况，刘少奇于4月22日给晋绥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认为“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并强调：“目前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有计划地去组织这样一个群众运动并正确的把这个运动领导到底。”
　　刘少奇在信中认为，为了有很好的开始，不能不依靠强有力的工作团，但仅仅依靠工作团，决不能普遍解决土地问题，因为有几万个村子，决不能组织这么多工作团去一一解决。所以土地问题的普遍解决，必需而且主要的是依靠群众的自发运动。在个别村子的典型运动开始后，周围村子的群众就自动照样开始，使运动成为潮流，成为风暴，才能解决问题。他说：“我们不应害怕这样的自发运动，我们正需要这样的自发运动，应加以鼓励促成，并尽可能给以组织性和纪律性……我们任何干部，包括各级的负责人在内，均必须受群众的、切实的、毫不敷衍的考察和鉴定。群众有完全的权利和自由批评与撤换我们任何干部，在各种会议上令他们报告工作及答复群众所提出的质问。指出他们的缺点，揭发他们的错误，选举或不选举他们到领导机关。群众的这种权利，我们必须切实保障，使其不受侵犯。”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封信给予充分肯定。7月25日，他在批语中写道：“少奇同志这封信写得很好，很必要。少奇同志在这封信里所指出的问题，不仅是在一个解放区存在着，而是在一切解放区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着；他所指出的原则，则是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的。因此，应将这封信发到一切地方去。”这封信后来连同毛泽东的批示一起发往各解放区，成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指导性文件之一。
　　筹备全国土地会议
　　1947年4月26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工委机关来到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的河北省阜平县。5月3日，到达平山县。经*中央批准，中央工委留驻平山县。在这里，刘少奇除领导工委的正常工作之外，还投入了大量精力调查、思考进一步的土地改革问题。同时，他也抓紧时间，着手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的准备工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25）
5月24日，刘少奇在致晋冀鲁豫中央局并报*中央的电文中指出：为准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望注意研究几个问题：（一）在打倒地主阶级的运动中，各阶层农民的真实要求。（二）检查“五四指示”各项原则的正确性，并研讨如何制定一个更完美的土地指示。（三）在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与右倾错误。（四）建立与保持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反封建统一战线的经验如何。（五）土地改革中农会及贫农小组的作用如何。（六）土地及其他斗争果实如何规定。（七）在改革完成后转入生产运动的经验。（八）在农民对地主胜利业已巩固的地区，是否需对地主采取某种拉的政策，以便缓和乡村中的紧张情况。（九）在改革中对党政各级机构的检查结果如何，以及如何改造党政各级机构。这些也是即将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
　　5月31日，中央工委致电各解放区：全国土地会议定于7月7日在晋察冀的平山县召开，各区除区党委须派一负责代表到会外，各地委亦可派出席代表一人。
　　7月初，除陕甘宁和晋绥两解放区的代表尚需几天才能到达外，其他各地的代表均已到达平山。中央工委决定全国土地会议立即召开。由于时间仓促，加上战争的影响，这次会议来不及在会前准备工作报告，中央工委仅在会前编印了《马恩列斯论农民土地问题》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关于土地问题的一些文件，作为参考资料。7月10日，中央工委将这一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并提出会议“拟先由各地代表报告并提出问题，然后进行研究讨论和解决问题并决定若干文件。其他未成熟的若干问题，也拟进行一些讨论，作些思想准备，但不作决定。会议将延长到一个月以上，工委将集中全力来进行这个会议”。7月27日，*中央复电同意中央工委的意见。
　　制定并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7年7月17日，在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央工作委员会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工委的负责人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康生、彭真等，还有东北、冀热辽、山东、冀南、冀鲁豫、太行、太岳、晋绥、陕甘宁等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薄一波、李雪峰、胡锡奎、张稼夫、王从吾、张华、李林、赵德尊等。华北地区大多数地委、晋察冀野战军每个旅均有一个代表参加，总计110人。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主持了会议。
　　近两个月的土地会议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7月17日至8月底为第一阶段。主要由各代表团汇报，讨论了党的组织、农民组织与农民*问题，重点研究了发动群众、发扬*，改造党、政、民（兵）组织与干部。第二阶段自9月1日至9月13日会议集中讨论土地改革的政策问题，重点讨论“普遍实行彻底平分”，并于会议结束时一致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在会议开幕式上，刘少奇首先作了讲话。他说：
　　召集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交流经验，以便给以后的运动——群众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等运动以新的指导。
　　《五四指示》发出一年多来，许多地方已满足了农民的要求。但在某些地区、在若干问题上，“五四指示”已经不够。会议的任务是要从土地问题出发，讨论一切工作及其他各项工作，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更有改进。土地问题是解放区一切问题的基本环节，“左”了一切就“左”，右了一切就右，会影响各种问题，今后如何有意识地使其他工作有计划地推进，应从解决土地问题开始。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26）
这个会议不拘形式，自由发言，报告也不拘任何形式，也不要呼口号，也不要鼓掌，或什么三鞠躬，有什么讲什么，主张什么讲什么，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老老实实。我们开一个老实会议，以老实的态度作风来开这个会。这样才能讨论问题，解决问题。
　　接着，朱德和董必武也作了讲话。
　　7月18日至8月4日，晋冀鲁豫、华中、东北等解放区代表在会上作了各自土改情况介绍，重点是介绍成功经验。山东、晋绥、晋察冀等解放区代表也介绍了本区的土地改革情况，主要是检讨自己的右倾错误。刘少奇和主席团成员分别和各解放区的代表进行了座谈。通过对各解放区情况的了解，刘少奇认为，影响土地改革深入进行的主要障碍，是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着严重问题。
　　在充分掌握情况后，8月4日，刘少奇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土地会议各地汇报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
　　全国土地改革只有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均不彻底，尚须进行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东北、热河新区情况尚好。综合各地农民要求有四大项：即土地、生产资本、保障农民*自由权利及负担公开，其中土地与*又是基本要求。而*是保障和巩固土地改革彻底胜利的基本条件，是全体农民向我政府和干部的迫切要求，原因是我们干部强迫压制群众的作风，脱离群众，已达惊人程度，其中贪污自私及为非作恶者亦不很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这种作风并撤换与处分那些坏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