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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女性档案-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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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到山东纵队卫生部工作去吧。”
抗战时期,像刘御这种人才,无论哪个部队哪个政府都是急需的。
想不到离开家才一个月,就要换两个地方。刘御和田荣轩又打起背包,步行几十公里,来到山东纵队卫生部报到。一批待进入卫生部工作的学员,正在接受考试。卫生部长白备伍亲自出题,刘御看着卷面上的考题,没有一道题能难到她。成绩很快公布,刘御以第一名的成绩脱颖而出,直接当护士长。这简直令刘御吃惊,她可从未想过要当领导,她出来参加革命只是为了打鬼子。没想到前三年学到的医学知识,到部队里却派上了大用场,同时,她心里油然而生一种兴奋感和一种莫名的热情,自己一定要好好工作,以报答部队对她的重用。
刘御和田荣轩住进了用高粱秆围起,里外都糊上泥巴,以免透风;房顶是用草杉子从下而上围起来好似一个坟墓形状的“团瓢房”。这种简陋的小屋里,地上一般铺蒲草,没有正式的床铺。
两个女孩坐在“团瓢房”的蒲草上,苦笑。
“地上这么潮,身子必然要寒的,咱以后会不会得腰疼病呢?”田荣轩忧心地说。
刘御透过圆形墙壁的裂缝和窟隆眼儿,对田荣轩说:“你看,从这里望星星倒挺方便的。”在夜晚,她们不仅能看到星星,也能看到月亮,下雨时,还能直接淋浴。这两个女孩,过去一直生活在城镇,尽管刘御父亲去世前,家道已经败落,但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身子底下连张床都没有。然而,这种物质生活的艰苦,很快就被精神生活的充盈所覆盖,她忙碌极了,而且忙碌得非常有意义。每天除了护士长的工作外,她还担负着对10名卫生员训练班的教学任务。又当护士长,又当老师,这些她小时候想都不敢想的愿望,却一古脑儿地在她17岁这年实现了。速度快得令她自己都觉得像在做梦。然而,战争年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正常的。尤其令她想不到的是,1939年秋,山东纵队卫生部成立后方医院,下设三个所,刘御被任命为第二所的所长,田荣轩被任命为第三所的所长。
17岁的刘御破格当护士长(2)
这意味着,刘御的人生想轻松都不可能。
刘御和田荣轩从此各自为营,独立操练,几乎没再见面。
刘御在培训10名卫生员时,尤其偏爱一名从北平来的叫杨以淑的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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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胆小的杨以淑当了护士
刘御的卫生员训练班总共有10名学生,都是卫生部长亲自选拔,并经过考试合格后才来接受培训的。
10名学生中有9名都高高兴兴,唯有温柔胆小的杨以淑闷闷不乐。她根本就不想当护士,她害怕见到血,害怕见死人。可是卫生部长白备伍一眼就认准她是块当护士的材料。
杨以淑已满19岁。她的两条又黑又粗的辫子垂在胸前,见人就害羞,总爱低着头。她的体型不胖不瘦,面孔白白净净,说话细声细气。她是卫生部长从“岸堤干校”挑来的应届毕业生。
杨以淑出生在山东的青州县,她是父母唯一的孩子,在她6岁时,母亲因小产死了。父亲带着她投奔了北平的姨和舅舅。父亲在北平做了一段时间生意后,不知了去向。杨以淑的姨父是北平一个小有名气的中医,两个舅舅也开着粮店。他们都是地下党,杨以淑那时并不知道,她在北平长大并读到中学。“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姨和舅舅家有3人去了延安。“七七事变”后,姨的全家人都满腔热情地参加抗日运动,为此,受到当局的搜捕。杨以淑跟着两个表妹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山东地下党派王乃征到济南车站接3个女孩,他是中###的一大代表王尽美的儿子。
王乃征把3个女孩送到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她们分别被编入3个班学习,杨以淑在###班。刘御到干校时,杨以淑已经是第三期学员了,只是她们不认识,也不同班。刘御未及接触北平来的3个女孩,就被山东纵队卫生部调走了。杨以淑的两个表妹都读过高中,又是在北平长大的,见过世面,因此,杨以淑三姊妹的到来,在“岸堤干校”也很受瞩目。
3个月的培训结束后,三姊妹面临被组织选择和分配问题。其中一个表妹学习好,写一手好文章,让她当编辑去了;另一个表妹长得漂亮,能歌善舞,让她当演员去了。杨以淑文静温柔,脾气好,卫生部选中她当护士。
杨以淑不愿意当护士,她害怕见血、见死人面孔。这个从小就失去父母的女孩,性格孤僻,对人对事都很胆怯。但杨以淑奈何不了,只好服从组织分配,去了卫生训练队。
刘御在卫生部只工作了5个月,就被提拔为后方医院第二所的所长。谁接自己的班合适呢?她首先想到了做事踏实性情温柔的杨以淑。杨以淑接替刘御成了护士长。
1939年秋,山东分局领导们的妻子一个个都来到根据地,生孩子的生孩子,流产的流产,生病的生病,她们的特护工作基本都落在了杨以淑头上。
大青山突围后,杨以淑从山东卫生部医训队考到中国延安医科大学卫生分校读书,在那儿,遇见了刘奇,还有后来的丈夫陈璋。陈璋是河北人,原在115师文工团演戏,后来组织上看他不是那块材料,就让他到山东纵队卫生部当文书。他对医学倒是很有兴趣和天赋,自此他开始学习医学业务,与杨以淑成了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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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荡期间刘奇拒绝回家留下来打鬼子(1)
刘奇偷着从家里跑了出来。当母亲在家打滚时,她却高高兴兴地在八路军的学校里开始了学习。像所有年代有着叛逆心理的少男少女一样,她望着父亲远走的背影,竟丝毫没有伤感与留恋,反而有一种天高任鸟飞的快感。她在心里对母亲的做法很不屑:母亲她懂什么呀?她这种女人除了围着锅台转能有什么见识呢!而她的女儿却不同,一心渴望着独自闯荡世界。
由于已经有过闯关东的经历,又在日本人开的火柴厂当过童工,她遇事反而见怪不怪了。她的性格中,既吸收了东北人的豪爽,又保留了山东人的质朴实在,如果不是生就一个女儿身,她注定可以成为男人中的大丈夫。
“岸堤干校”已经办到第五期。刘奇不像刘御那样,见到裹着小脚的媳妇便抿着嘴笑,她会哈哈大笑。然后,她再也不笑了,有什么好笑呢?在吉拉子村,女人们都是这样嘛,又不是她们自己想裹小脚。只是村里的女人们都很守规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像眼前的这些小脚女人们这么勇敢地跑出来。至少比她的嫂子和姐妹们勇敢。刘奇对干校里的那些小脚女人们投以同情和佩服的目光。在家时,母亲就曾逼着她裹小脚,她怎么也不愿意,只要逼她裹脚,她就爬到树上去,让母亲捉不到。母亲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她天生就是叛逆的性格,才保留了一双行走方便的大脚。
妇女专门课对刘奇的吸引力最大。从原始公社、阶级社会,到苏联妇女,从蔡畅、邓颖超到康克清,一个个前所未闻的巾帼英才的故事深深启迪着她;从八百壮士、八女投江,到中国不会亡的信念,深深影响着她。虽然每人每天只有12两(16两=1斤)干粮,5分钱菜津,一套粗布军衣;虽然四五十个女学员居住在约20平米的平房里,身下一层蒲草;虽然几个年龄小的女孩耐不住饥寒,哭着走了,但是刘奇不走。虽然她未满16岁,但是她喜欢这种她从未经历过的有趣味的集体生活。
1939年6月里的一个星期天,刘奇和几个女学员们正在岸堤河边洗衣服,有个女生一边在河里洗头,一边唱“二月里来,好风光……”忽然,一个女同志骑马匆匆奔驰而来,让那个唱歌的女生带路,急急赶到女生大队队部,找到教导员夏天真,开门见山地说:“日军鬼子开始向沂蒙山大扫荡了,来势很凶。上级指示,干校要迅速精减人员,把离家近的和不便行动的人疏散开,留下来的人员进入南墙峪,坚持打游击反扫荡。”这名骑马来的布置工作的女同志叫甄磊。这次反扫荡,分局机关的干部分散到各地打游击,甄磊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女生队,负责组织女学员疏散、隐蔽和开展游击战争。
50人的女生队,大多投奔亲友或回了家。
刘奇不走。她就没打算走,她坚定不移地对女生队长说:“我不走,我要留下来打鬼子。”
“可是组织上要求女生们疏散。”女生队长张林山和指导员夏天真急得小脸通红。
刘奇反问:“那你们怎么不走呢?”
“我们留下来要跟抗日游击队一起打鬼子。”
“我从家里跑出来就是为了打鬼子的。既然出来了,我就不再回家。”刘奇态度坚决。
最后刘奇等18人被编为两个女生班,队长张林山带着9人去鲁中打游击;刘奇跟着甄磊、夏天真带领的队伍进驻南墙峪打游击。刘奇与三班的刘凤、五班的孙水冷组成三人游击战斗小组,给她发了一支汉阳造步枪,另两名女生各发了一把大刀。
反“扫荡”的艰苦根本无法预料。
每天都在走路,都在跑步,都在爬山,生活全乱套了,时间全乱套了,生理也乱了。刘奇、刘凤、孙水冷一个个跑得脸色蜡黄,相互悄悄一问,月经都出问题了,要么流血不止,要么就没有月经,怎么办呢?都还没嫁人呢,会不会影响将来生小孩啊?关键是,这肚子疼得厉害,腰酸得厉害,眼下的问题是先止住疼痛。一个好心的老百姓看这几个女孩子难受的样子,就帮她们采了点益母草中药,给她们熬好,喊她们去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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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荡期间刘奇拒绝回家留下来打鬼子(2)
这天早晨,三名女学员喝了益母草,正在老百姓家里缠绑腿的带子。那家老百姓高兴地说,远处来了一支队伍好像是八路军。她们兴奋地连裹腿带都没缠好就跑到村口去迎接。快到村边时一看,竟全是穿黄衣服的日本鬼子,已经包围了村庄。三人吓得跳墙从敌人包围的缝隙里逃出,迅速钻到高粱地里。一名男队员跑得慢,被日本兵追上用刺刀刺死。她们一口气跑出20多里路,直到看不见鬼子了才停下来喘口气。这是刘奇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穿黄军服的日本鬼子,她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这时,她庆幸自己没缠小脚,否则怎么跑得快呢。三人翻过一道大山梁,继续跑,前面就是西墙峪村。再一抬头,发现西墙峪的山口怎么有两挺机枪架在那里呢,三人顿时又傻眼了。这时,就听到机枪后面的人喊:“别怕,我们是57军的,你们不要跑了,我们给你们打狙击。”原来是国军啊,自己的同胞!三个女学员高兴地跑了过去。那时国共合作,国民党的57军和69军也在南墙峪一带狙击日本军队。
累极了的刘奇倒也不客气,她说:“我的面袋还是空的呢,你们有吃的吗?”搭救他们的国军们就笑了,他们对这几个狼狈的女孩非常友好,她们就是他们的姐妹啊,他们不帮她们谁帮她们?国军们抢着给3个女孩把空空的面袋装满粮食,帮着她们重新背在身上。
三人小组与夏天真的大队跑散了,她们跑到王家安子村了,这时正碰到新成立才两个月的山东纵队鲁迅艺术学校的人。当时鲁迅艺术学校的校长是王绍洛。
刘奇第一次背着枪打游击,感觉很神气。天天嘴里喊着打鬼子,可是,真正碰到鬼子时,却不敢硬碰硬,只能绕着走,这让刘奇很憋气,很不痛快。王绍洛校长说了,“因为敌我双方力量悬殊,所以我们现时的主要任务是保存战争实力。我们的武器不行,如果硬打,我们的牺牲就太大。”经常是,鬼子从据点里出动了,王校长便带着学员们跳出包围圈好几层,到敌占区去。等鬼子扫荡回去,大伙再回到山里,散住在老百姓家或山洞里。比如鲁艺的姑娘高波,就化装成男孩子,把头发剪了和一个小弟弟在山上放羊,靠吃山果坚守。
鲁艺学员们,都穿了便衣,跟着王校长在南墙峪一带打游击。加上国民党的57军和69军在内,300多口子人每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吃没喝。国军还好,有专门的粮草。可是天天转山头的鲁艺学员们就苦了,运动量大,却没有粮食吃,经常喝凉水充饥。刘奇虽然身板结实,渐渐地也有些撑不住了。
这天,饿得饥肠辘辘的刘奇闻到了一股肉香味。味道却不是猪肉的味,那是什么呢?这香味似乎飘得满山遍野都是,每个饥饿中的人都闻到了。这时,听到有人高呼:“喝马汤了喝马汤了!以班为单位,每人拿着缸子排队去舀马汤。”原来,干校政治部主任徐源泉把自己心爱的马杀了,总不能把人饿死吧。结果三百多人分喝一大锅马汤,分吃了一顿马肉,每个人分到的马肉也就是指甲盖那么一丁点儿。
刘奇的家人听说干校已经解散,却未见她回家,急得到处找人。后来,还是她的姐姐在沂蒙山区的南墙峪一带找到她,姐姐见到刘奇时,正是她饥饿不堪的时候,她跟十几个鲁艺学员藏在一个山洞里,扛着条长枪,没吃没喝,衣服也脏兮兮的,一副狼狈样子。怎么说也是富户的女儿,再穷,家里也有几十间房子几十亩地,何必到这里受这个罪?姐姐一撇嘴,眼泪要掉出来了,幸亏那时没有跟刘奇一起走,否则也得落到这个地步。她想拉着刘奇回家,刘奇却挣脱了她,说:“不回去,就是不回去”。姐姐惊愕了:“为什么?”刘奇说,“都像你这种觉悟,谁打鬼子!”姐姐摇头道:“就凭你们这些人,连饭都吃不饱,还打鬼子?你这叫过的什么日子?”
刘奇知道自己跟家中女人们之间的距离已经拉大了。她已经不是以前的刘奇了,她更属于一个群体而不是一个刘姓家庭。她对姐姐说:“我就愿意过这种生活,就愿意与这些人在一起。”
扫荡期间刘奇拒绝回家留下来打鬼子(3)
刘奇的坚定不是没有支撑的,虽然眼前部队很弱,鬼子来扫荡了,就得分散在老百姓家,鬼子走了,才重新组织起来,让人很难相信这么弱小的队伍这么差的武器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但一切会改变的。就在这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朱瑞任书记,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陈光、黎玉为委员。下半年,八路军第115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奉命开进山东。
反扫荡告一段落,“鲁艺”决定复课。于是,刘奇随王绍洛来到沂蒙山区的宅科村,她被编在“标漫组”,开始学写标语、画漫画,还学唱歌、跳舞、乐器等。在这儿,她结识了大辛、小辛还有高波等人。大辛也分在“标漫组”。大辛是那种性子温温的人,不像刘奇生就一副男人的豪放。她羡慕大辛的好脾气好涵养,这是她永远办不到的,但是她的胆量、果断和风风火火也是别人所不及的。1940年3月,“鲁艺”改为“山东抗日宣传大学”。尽管刘奇并没有很高的艺术天赋,但她还是很喜欢这所唱唱跳跳的学校,很热闹,天天有事做。
刘奇从宣大毕业后,分配到山东分局政治部###部工作。
1941年7月,抗大一分校驻滨海区大店十字路镇时,不甘平庸的刘奇,又走进抗大。如果她不继续读书,很可能在地方上当一名女县委书记或妇女主任,那也是很风光的。但是,刘奇注定是要走进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注定是那种时时刻刻都在创造奇迹的人。
刘奇分到抗大女生队的一区队一班。那时她还不知道,自己有一天突然想当医生,而且将成为部队医院里赫赫有名的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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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淑荷改名辛锐 穿粗布八路军装
辛淑荷换上不合形体的粗布军装,扎上皮带,裹上绑腿,穿上草鞋,戴上军帽之际便改名了。八路军的领导认为“辛锐”这个名字叫起来方便简捷、更硬气、更革命,更像个八路军女战士。辛淑荷微微笑着,接受了这个陌生的称谓。这意味着她与过去的资产阶级大小姐的生活彻底断裂了。过去那个温软、整天穿着旗袍在温室里静心作画的芊芊女子,当安逸舒适的环境被强行摧毁之后,不得不接受另一种生存方式,变成一个英气十足的女军人。好在这种充满动荡的生活是她以前从未体验过的,不确定的生活,丰富和扩大了她画画的视野和领域,赋予了她许多灵感和活力。但是,当妹妹辛颖兴奋而带有起哄性质地追在她身后叫着“辛锐”、“辛锐”时,她觉得那仍然是叫别人的名字,是另一个人的符号,与自己无关。她已经习惯了爷爷叫她淑荷。她就是淑荷,淑荷才是她。因此,好长一段时间,她都躲在被窝里悄悄抹泪。她是个敏感的女子,任何细微的变化,都能使她产生莫名的感伤。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参加到抗日救国队伍里的人,大部分都改过名字。不知是谁第一个把辛锐叫成大辛,辛颖自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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