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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女性档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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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医师都是很有名的专家教授，为刘御打下了极好的学医的基础。凭借这个本事，在当地谋个职业不成问题。
卫生院转移不久，刘御的父亲病情加重，去世了。刘御留在家里陪母亲，照料两个妹妹。然而，很快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了邹平城。刘御在家呆不住了，她主动约同学田荣轩，参加了邹平抗敌动员委员会。文气瘦弱的刘御走进城关和乡村，宣传“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起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由于她工作积极踏实，地下党刘迈群秘密介绍她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
虽然参加了“民先”，却不能像游击队那样面对面打鬼子，刘御心里很着急。
1938年的八月十五日快到了，刘御帮着母亲做了一整天的家务，她显得特别温柔，对母亲说，“妈，有件事要跟您商量一下，人家安排我去学习……”
“上哪儿啊？”未等女儿说完，母亲凝视着家中最能干的女儿。
“我也不清楚，反正让我去学习。”刘御眼神躲闪着母亲。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去吧，闺女你做什么我都支持。”
这天晚上，刘御和田荣轩俩人悄悄换上男装，在地下党的指引下，找游击队去了。她们找到了廖容标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三支队，并且被分配到“战地服务团”工作。到部队后不久，刘御和田荣轩听说有个抗日军政干校，她们就找到政治部主任，要求去学习。她们的要求得到了答复，而且，三支队专门派人送她们前往沂水县的抗日军政干校。
到沂水要路过一个集镇垛庄。这天正是集市，刘氏家族是人们谈论的热点。原来，刘家正在发生一件大事。抗日军政干校的三大队就住在刘家的“八卦宅”里，他们住了一段时间后，决定要彻底拆掉刘家的房屋。因为这些懂军事的学生娃说，刘家的房屋虽然被国民党的大炮轰过，也被日本人烧过两次，但墙围仍然厚而牢固，万一日本鬼子再次把刘家当了据点，八路军攻打起来很艰难，那就牺牲大了。所以，这批学生娃和刘家几兄弟商谈后，终于取得他们的同意，把房子拆了。
这些话在刘御耳边只是一阵风刮过去了。她没想过，刘家的兴衰与她到抗日军政干校有什么关联，她只知道，如果日本人不到中国，卫生院就不会搬迁到重庆去，她就还在卫生院当护士，每月拿着17块大洋，孝敬父母，说不定再过几年自己就荣升医生了，那时薪水就翻了一番。她想不通日本鬼子为什么非得跑到中国来，所以她得到干校学军事知识，把日本鬼子打跑。
这一天，两个女生背着背包足足走了90里路，脚上都磨起了水泡，到了晚上，双腿疼得都抬不起来了，她们初次感到行军的艰难。
教会学校女生刘峰宜义办抗日小学（1）
沂蒙山境内的沂水县。1922年刘峰宜就出生在这个地方。
“七七事变”这年，沂水县教会学校的校长张华福48岁，办教育是他一生的追求。然而，现在他什么也不能做了，日本人进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学生还能上课吗？悲愤和绝望之情紧紧包裹着这位中年知识分子。他走上讲台，给学生们讲最后一课，他说：“我本想等你们初三毕业拿到文凭，将来在社会上能谋份职业，可是你们没法再继续上课了。同学们，先回家去吧，你们要好自为之。”
校长流了泪，女学生刘峰宜也流了泪。她把这一天的重大变故写进日记本里。从上初中开始，她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只是三年来，从未像这一年发生的事情那么重大那么多。
校长让学生们解散回家，几位外国教师也都先后回国。但是学校里涌进来的学生更多了，他们都是操着北平口音和青岛口音的流亡学生，他们从北平一路走到青岛，抗议韩复榘把青岛拱手出让给日本人。流亡学生到济南府没有找到韩复榘，又联合了济南市的学生一起到南京政府去找蒋介石请愿抗日。流亡学生路过沂水时，集体在教会学校歇脚，恰逢这时，不断有负伤的士兵从抗日前线下来，于是，流亡学生们，在教会学校里成立了临时“抗日救亡室”。
17岁的刘峰宜已经收拾好背包，却没有马上离开，她被请愿的流亡学生们一遍遍唱起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所打动，被头上渗着血迹的前线抗战士兵所打动。她从未见过这种激烈而悲壮的场面，从未见过这么多悲愤而关心中国社会的大学生们。从未离开过教会学校大门的她，突然间被复杂多变的社会弄得兴奋了。这个骨子里多愁善感的女学生，和她的二姐一起，本能地加入了抗日救亡室的义务工作。
刘峰宜长得娇小玲珑，皮肤白皙透明，猛然一看，有点像江南女子。那些日子，她穿着教会学校发给的下摆开叉的蓝布长袍，剪着齐耳的短发，不知疲倦地为那些负伤的战士包扎，还跟着学生们到沂水城拿着小旗子到处宣传抗日。
流亡的学生走了，他们群情激昂地到南京请愿去了。
刘峰宜和二姐回到家中。母亲让她俩在家读“四书五经”，但是刘峰宜怎么也读不下去。春节过后，日本人打到沂水县，母亲担心峰宜偷偷去当兵，便打发她到开药房的大哥家躲藏起来。大哥的大儿子刘秉高比峰宜还大一岁，刚高小毕业，这两个读过书的人，热烈地商讨如何参加抗日。
就在这时，张华福校长被杀害了。
日本人占领了教会学校。不甘屈服的校长以跳楼的壮举，表达他誓与学校共存亡的决心。然而，校长当场没有摔死，被嚣张的日本人抓到后，坚决不容忍中国人有如此的血性，于是，校长被日本人当众枪杀了。
校长为什么舍下这一百多名学生跳楼？见到日本人后，校长都跟日本人说了什么？被枪毙时，校长是怎样的表现，刘峰宜都没看见，但是校长的那种死法却深深影响着她。
峰宜在家里呆不住了。她向母亲表示，想跟二姐一起办个抗日小学。取得母亲支持后，姐妹俩到处游说，最后有个老百姓愿意腾出一间房子，她们又四处搜罗了一些桌椅板凳，动员了三十多个小孩子，义务办学。二姐教语文，峰宜教数学、讲历史故事、教学生唱歌，那些歌就是流亡学生们唱过的。
因为峰宜的抗日热情高涨，被沂水人民选为议员，第二年，又被选为乡里的妇救会主任，峰宜更加卖力工作了。得知日本人准备在秋后抢粮，她跑到老百姓家里动员他们藏粮，还让他们躲开日军。那时老百姓还不知道日本鬼子有多坏，认为日本人打来，中国军队应该会处理，跟老百姓没有关系，所以都不愿意藏粮，也不愿意躲避。刘峰宜就一个村一个村的开会，不愿去开会的人家，她就上门宣传。
峰宜的执著和独有的个性，引起许多人的关注。沂水县的一名地下党，想争取峰宜入党，他给峰宜送来一张入党申请表；峰宜的同学参加了东北抗联队伍，也动员她参加抗联，并且让她尽快填报名表。虽然峰宜做着抗日的工作，对共产党的认识并不多。她谁也未做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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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校女生刘峰宜义办抗日小学（2）
1940年春天，峰宜家来了一名特殊的客人。他的年龄也就是十###岁，乌黑的头发，笔直的鼻梁上方是一对醒目的剑眉，厚厚的嘴唇抿着，透着十足的阳刚之气。他说的是山西口音的普通话：“恕我冒昧，我是抗大一分校###队的队长刘建国，在区里开会时，我们见过面。”
“好像是见过面吧。”也许与教会学校的教育有关，峰宜对男性总是用淡淡的口吻。这时，她上下打量着这个穿灰色八路军服，腰上系着皮带，打着裹腿，英气逼人的小伙子，眉头一蹙问：“找我有什么事？非得到家里来谈吗？”
小伙子立刻堆着笑，直来直去地说：“我想动员你参加八路军。”
刘建国随着抗大一分校从晋东南来到山东沂水区还不到两个月，他的任务主要是建立地方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为八路军筹粮筹款筹枪支，扩大抗日队伍。
“反正我做的是抗日的工作，为什么非得加入八路军？你回去吧，我这样抗日也挺好的。”峰宜不客气地回绝了热情洋溢的小八路军干部。
“你再想想，你一定要参加八路军。”刘建国立刻显得有点笨嘴拙舌了。他从未见过如此白皙端庄的女孩，他特想跟她多说几句话，但他忍住了，走出她的家。
送走八路军的说客，峰宜问母亲：“我该怎么办呢？我该参加哪个队伍呢？”母亲阐释了她的观点，“现在是抗战时期，咱的目标就是打走日本鬼子，等抗战胜利了，咱还是念咱的书，什么党啊、团啊、派啊，可千万别参加，参加以后你就回不来了。”
峰宜觉得母亲的话有道理，就把两张表都退还了。地下党和抗联的同学未能争取到峰宜都觉着遗憾，两方面甚至产生了误会，抗联的认为她参加了共产党；共产党这方面认为她参加了抗联。
。。
张令仪不辞而别投身八路军
“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
……
到前线去吧，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这首歌，张令仪是在山西汾阳的教会学校——铭义中学里学会的。抗战爆发后，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有人唱这首歌。
这歌声像一支动员参战的号角，激荡着张令仪的爱国心。那时，汾阳医院里住满了前线负伤的将士，张令仪和姐姐张令德离开课堂，参加了救治伤员的义务护理。
1937年10月，日军逼近太原，阎锡山的部队溃不成军。败军到汾阳后，汾阳城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张令仪的父亲张锡九和母亲刘清香在汾阳城开办的第一家西药房“永年西药房”遭到败兵打劫，张家不得不关闭药房。
此时，铭义中学被迫迁往黄河边的稷山县继续办学，姐姐令德因身体有病不能外出，她进入汾阳医院的护士学校学习，令仪和弟弟则随着学校南下。
姐弟俩乘坐一辆邮政汽车，追赶铭义中学。整整一天，16岁的令仪和13岁的弟弟世杰趴在车窗上不眨眼地往外看，他们是第一次远离家乡，对外面的一切都感到新鲜。这晚，姐弟俩借宿在一个乡亲家里。
“嗒嘀……嗒嗒”，清脆的号音在寒冷的清晨吹响，令仪从未听过这种号声，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她一骨碌从被窝里爬起来，摇醒还在睡梦中的弟弟。姐弟俩到外面一看，原来是一队驻在附近的队伍正在出早操，他们衣着整齐，行动敏捷，他们就是传说中打日本最勇敢的八路军。令仪羡慕极了，她真想跑到队伍中去，也当一名威武的八路军。但司机过来催促姐弟俩赶紧吃饭赶路。
姐弟俩来到南迁后的铭义中学，同学们三五成群地议论着抗日救亡之事，学校里到处都能听到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吼声。学生们三三两两地离校投奔抗日团体，或去敢死队，或去延安，或去民族革命大学，或去临汾八路军学兵队。
自从那天早晨被起床号唤醒，张令仪就再也忘不了那支八路军队伍。她未征求父母的意见，自作主张与同班的两个同学悄然整理行装，与学校不辞而别，踏上了抗日的征途。
三个学生乘火车直奔临汾河西帽儿刘村，因为这里有个名声在外的八路军学兵队，是以中共北方局驻晋办事处的名义开办的。万万没想到，简短的谈话之后，负责人告诉三个学生，因照顾统一战线的缘故，学兵队已停止招生。他动员说：“你们到阎锡山办的民族革命大学去吧，那里有不少全国闻名的教授和知名人士讲授课程，也有八路军的教官负责教练，目的都是为了打日本。”
“不去，我们坚决不去。”张令仪坚决抗议。她的家就是阎锡山的队伍打劫的。
“要不，你们到八路军战地服务团找丁玲团长吧。”学兵队负责人推荐。
第二天，三个学生就到了八路军战地服务团。不一会儿，就见一个胖胖身材、圆脸，穿着橘黄色坎肩的老大姐，和蔼可亲地出现了，她遗憾地表示：“战地服务团已满员，现在不增加人了。”
张令仪委屈得直想哭鼻子。老大姐劝道：“为了照顾统一战线，你们到民大去吧。”
三个学生失落地离开了“战地服务团”。
第三天，三个学生又回到刘村，找到八路军学兵队。这次接待三个学生的是个操四川口音的人，他是学兵队的大队长何万祥。看到几个学生娃态度坚定，他笑眯眯地问：“为什么要参加八路军学兵队？将来到前线怕不怕苦？怕不怕死？”
“没有国就没有家。八路军抗日最坚决。为了抗日救亡，什么艰苦也不怕。”三个学生激情满天地做出回答。
何万祥笑着说：“你们被录取了。”
三个学生娃顿时兴奋得热泪盈眶，笑着跳着跑回旅店拿了各自的行装，到大队部报到去了。张令仪被编入女生队。
少将旅长的女儿苏伟奔向陕北公学
南方。汉口。
张家琪被学校除名了，直捱到天黑，她才沮丧地一步步挪到大姨母家门口。鼓起勇气推开门，她发现，家里人都围到一起，正气愤地议论她。
“跪下！”大姨母厉声喝令外甥女，因为生气，她的一双小脚不停地抖动。
家琪的眼泪刷地流了出来，她用细细的声音问：“大姨母，我有什么错？为什么要跪下！？”
虽然不服，迫于大姨母的威严，家琪还是跪下了，她没有为自己停止声辩：“大姨母，我是为救济难民演出，没有错啊！学校对我的处理是不对的。”
“你给我闭嘴！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光天化日之下，你丢人现眼，跟几个男人在那儿拉拉扯扯的，你坏我的家规，败我的门风。”大姨母愤怒地数落家琪。
家琪的父亲是河南潢川人，母亲是汉口人。父亲与母亲的哥哥是陆军大学的同学，母亲在家排行第十三，她是吃着大姐的奶长大的。家琪的父亲是孙中山手下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的少将旅长，战死在东北战场。而后，母亲便带着三个女儿从河南潢川投奔在汉口的大姐。母亲有个表姐夫是给孙中山当过俄文翻译的，通过他，家琪进了汉口幼儿园，这个幼儿园是宋庆龄办的，专收国民革命军的干部子女。孩子们在这里，既可以听孙中山的革命故事，还可学唱歌跳舞。家琪上小学时，红军解放了罗山县，学校选派她和另一个小学生去跟红军表演节目，她初露表演天赋，演唱的《可怜的秋香》打动了红军的一个指导员。他说：“小妹妹，你长大以后，一定要到红军宣传队来。”家琪上初三时，抗战爆发了，鄂山县共产党成立了一个抗敌后援会宣传队，为救济难民要义演《放下你的鞭子》。他们找了很多女学生，都不愿出头露面，家琪是受过革命教育的人，她接受了邀请，走上街头义演。此举惹翻了学校，先是给家琪警告处理，后来大姨母等人找到学校评理，双方吵了起来，结果校方把家琪开除了。
家琪以沉默对抗全家人的非议。大姨母命令家人，不准给家琪吃饭，就让她一直跪着，直到认错。家琪从天黑跪到天亮，第二天上午，在外面做工的母亲回来了，一看到家琪那个可怜样，就劝家琪赶紧给大姨母磕头赔不是，说着，她就要拉女儿爬起来。大姨母更生气了，她迁怒的目光转向家琪的母亲，说：“小妹，看看吧，这是你养的好女儿。我管错了，我给你磕头吧。”说着，大姨母做出要下跪的姿态。
家琪的母亲赶紧扶着大姐坐下，劝慰说：“你别生气了大姐，这个死丫头我非得教训教训她。”母亲就拿起鸡毛掸子就往女儿身上抽。
抽了几下，家琪眼泪汪汪地对母亲说：“妈，你不要为难了，我自己来解决，自己了断吧！”家琪爬起身来，径直冲出后门，跳进水塘里了。
在家人的惊呼声中，家琪的身体漂浮到水面上，她的那身蓝底白花的大褂子很是乍眼。一名种菜的老人看到这种情景，立刻跳下水塘，好心地把家琪救上岸来。
张家琪没死成。流言蜚语更多了，一个初三的女学生自杀，要不是有复杂的男女关系，怎么会走这条路呢？汉口已经没有家琪的容身之地，她只能选择离开。跟家琪一起义演的人劝她到武汉的一个剧团，她摇摇头说，我再也不唱歌演戏了。她想找红军。抗敌后援会就给她开了一封介绍信，让她到西安。
张家琪几经周折来到陕北公学读书，为了表示她与那个封建家庭的决裂决心，为了想做一个全新的人，她改名叫苏伟。
未满15岁的苏伟，本来发誓再也不唱歌了，可是没几天，她就成了陕北公学的小名星。因为，任何人一听她那银铃般的声音，就知道她会唱歌。那么好听的嗓音，同学们又怎能轻易放过呢？在大伙的掌声中，苏伟唱了一首又一首，把自己唱成了陕北的小歌星。
1938年12月，苏伟所在的陕北公学并入了抗大第一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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