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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女性档案-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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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就要翻过猫头山了，18岁的姑娘司秀琴中弹了，15岁的张胜德也倒下了。甄磊也牺牲了！倒下的那一瞬间，她的双手紧紧按着肚子里的小宝宝，她不知道她的丈夫李林此刻在哪里，是否还活着？她和孩子先走一步了。甄磊闭上眼睛时，才22岁。
甄磊比辛锐小1岁，她是山东莱芜县矿山乡人。1930年，莱芜县教育界知名人士亓霖甫，在莱芜县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公开招收女学生。全县15万妇女，勇于来报名的只有10个人，其中就有甄磊。
甄磊非常拥护亓霖甫先生的爱国主张，刻苦读书，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32年，她高小毕业后，被母校推荐报考了莱芜县立师范讲习所，毕业后，应亓霖甫先生所聘，又回到莱芜县第一女子学校，当了一名教师。抗战爆发后，在“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誓言下，甄磊来到莱芜县南部莲花区圣井村，找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徂徕山起义的抗日游击队，报名参军，被分配到四支队三十四分队当战士。
由于甄磊写一手好字，文章做得也好，又会演讲，她出众的才华很快被领导发现，不久被调到四支队政治部任宣传员，继而担任了宣传队长。1938年下半年，组织上选送她到山东分局干部学校学习。在干校期间，她入了党。学习期满后，她被分配到山东分局妇委会做秘书工作。这时，她认识了同样从山东地方调到分局的组织部长李林。甄磊相貌并不出众，但李林看重了她出众的才干，俩人你有情我有意，在姊妹剧团筹备期间，俩人就结婚了。
甄磊牺牲时，她的丈夫李林也在突围的队伍里，但他的腿上中了一枪，跑不动了。为了不当俘虏，他脱下大衣，把军服、手表、钢笔一起埋到一块大石坎旁的沙窝里。然后从一匹死马身上扯下一床旧被子，披在自己身上，假装死亡。等敌人走远后，他才爬到一块较隐蔽的地方，天黑之后，他开始爬着找部队。他爬了一夜，爬到一条小河边，天亮时，巧遇山东纵队卫生二所的炊事员到河边挑水，李林得以被救。
李林在卫生所包扎时心急如焚，他不知道妻子甄磊怎样了。几天后，他就要求回到了山东分局，迫不及待地找他的妻子。
潘彩琴一看甄磊没有回来，急得直哭，一连几天她都跟着打扫战场的同志在大青山转着掩埋尸体，每找到一具尸体，她都要看看是不是甄磊。后来，小潘在快到猫头山的位置，挖出了甄磊，人都变形了。李林辨识过之后，呜咽着说：“这就是她们娘俩儿呀！”李林拿出一条白手绢，盖到妻子甄磊的脸上。然后一铁锨一铁锨地将渗着血的土洒到甄磊身上，那些天，大青山的河水变成了红色，大青山的石头和土都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了。
白手绢下面的甄磊的身体一点点陷进地下，白手绢渐渐被带颜色的石块掩盖住了，李林与甄磊彻底永别了！他多次幻想过的一家三口人幸福生活在一起的梦想被击碎。一场大青山遭遇战，将他和他的妻儿隔绝成两个世界的人，他拖着一条负伤的腿，跌跌撞撞地穿行在大青山战场，他可以忘记一切，却无法忘记大青山，这里埋着他的两位亲人，他对幸福家庭的梦想。
汉斯·西伯战场自杀 秋迪泪洒大青山（1）
大青山战斗，群众在打扫战场时发现，有个外国人躺在距离陈明牺牲地约200米的地方，他的遗体上弹痕累累。当地的群众很奇怪，战场上怎么有外国人呢？他们以为这个躺在大石头后面、身体胖胖的大鼻子是敌人，所以没人掩埋他。后来，打扫战场的分局机关同志辨认出这就是太平洋学会的进步作家、政论家汉斯·西伯，为他做了一个跟陈明一样大小的棺材，将他入土为安。群众才知道，原来，外国人也可以来参加中国的革命。
汉斯·西伯1897年生于奥匈帝国的克拉科夫，这个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波兰。大学期间，他参加了德国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走上街头游行，被当局逮捕入狱。出狱后，他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作为一名进步报社的记者，他曾访问过苏联，见过列宁和斯大林。1925年到1927年，西伯第一次到中国，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处，与弗·林哈德一起，担任英文刊物《中国通讯》的编辑，曾发表过《论马克思对中国的评论》等文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愤而离职，回到欧洲。第二年2月，他在柏林以“亚细亚人”的笔名，用德文出版了《从广州到上海1926—1927》。在这本书里，他谈了在中国的经历，在书的前言里他宣称：“……这本书献给这次革命及其英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在西伯短暂的四十四年的生命中，有二十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先后六次到中国，研究、报道中国的革命问题。为报道中国抗日战争情况，曾去延安采访，见到毛泽东，又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进行采访，见到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粟裕等人。
汉斯·西伯是从新四军军部出发，于1941年9月12日到达山东滨海区蛟龙湾第115师师部的。随他前来的还有两名新四军的干部，一位是翻译名叫方练伯，另一位是副官，牵着一只奶羊，还有一名勤务员小李。抗战后，汉斯·西伯是第一个到山东来的外国记者。初来时，他随师政治部行动，到达青驼寺后，住在分局机关。汉斯·西伯骑术不行，负责他生活的同志专门给他找了一匹性情温和的马。另有周之同带着参谋训练队的5名学员具体负责他的安全。
西伯到山东一个月，写出长篇报告《八路军在山东》、《为收复山东而斗争》等文章，他以自己的声望与地位，以公平正直的言论，在国际国内发挥了重大影响。因此，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到来那天，山东党政军民各界特意召开盛大的茶话会，欢迎这位同情中国革命事业、吃苦耐劳的国际友人到山东。朱瑞、陈明等人还代表各方致了欢迎词。
想不到，短短的两个月后，西伯就倒在了大青山战场。11月30日突围那天，翻译方练伯和另两名警卫员，战斗一打响时就都牺牲了。汉斯·西伯随即跑散，他既没有穿军衣也没有带枪，更没有战斗经历。当时政治部秘书李新阶想带着他跑，可他不懂中国话，也没有跟着李秘书跑。12月1日晚，周之同回到大青山，收容了四百多名受伤掉队人员，其中就有汉斯·西伯的勤务员小李。小李说：“汉斯·西伯实在跑不动了，在一块大石头旁吞了毒药就倒下去了。”这说明，他早有“誓死不当俘虏”的决心和准备。与小李同时突围出来的山纵供给部部长马馥堂，也看到了西伯自行殉难的事实。
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国抗日战场上，不论以何种方式献出宝贵生命，都是光荣的烈士，都值得我们永远地缅怀他！
有一年，总政联络部长杨思德找周之同，让他写出西伯是怎么牺牲的证明材料。周之同说：“他是自己服药自尽的，写不写？”杨部长想了一下说：“不写。”周之同就只写了在什么地区，一块大石头旁牺牲的。过了一段时间，周之同问杨部长：“他是自己服药自杀的，你怎么不让写？”杨部长想了想说：“我怕自己牺牲的不算烈士。”周之同说：“虽然是在战场上自杀的，也应该算烈士。”
汉斯·西伯战场自杀 秋迪泪洒大青山（2）
在众多的关注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中，西伯算是最执著最忘我的一位，以至于他的妻子秋迪为此痛苦一生。但凡西伯能突围出去，他也不会选择服毒，他参与中国革命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更多的生灵获得自由吗？他为什么轻易选择了放弃？他是绝望了，他不愿意看到围上来的日军将他活捉。他能想象被俘之后，他将会遭遇怎样的折磨，两个多月在山东的所见所闻，他已经领略了日军侵略中国的残暴。是的，他的眼前一定闪过妻子秋迪那双渴望的眼睛，但是他无力去爱她了。他想她应该能体谅他的处境，他决然去死，总比被俘后慢慢被日本人的酷刑折磨致死更好些，他这也是对爱人负责任的一种选择啊！不知秋迪能否原谅和理解他。
就在西伯在大青山结束他的生命之时，他的妻子秋迪在上海的一间小屋里，刚刚把他在山东写的《论在中日战争中政治、经济的变化》一书的提纲辗转发到国外。秋迪像只孤雁，在陌生的上海等着丈夫的消息，她已经自觉地参与到丈夫的工作中去，她不仅成了丈夫生命中的一部分，还成了他工作中的助手。躺在上海那间狭窄的小屋里，她觉得自己像漂浮在大海之上的一叶小舟，从她爱上他那天起，他带给她的是一种动荡的生活，让她不安又让她觉得刺激而有趣味。
那时上海时局很乱，许多国际友人都离开了，但秋迪苦苦地在上海等丈夫的消息。她等了一年又一年，直到抗战胜利后，有关部门才与秋迪联系上，她才知道丈夫已经永远地留在大青山了。
来时是幸福的一对人，回途中却只剩下秋迪一人。她想不明白，一个男人，既然对妻子许诺过给她幸福，为什么可以半途毁约？
秋迪跑到大青山找她的丈夫，但她的西伯已经变成一块石碑，冰凉地看着她，纵使她说多少句爱情话语，他都冷面以对。秋迪快疯了，她冲着丈夫葬身的大青山五道沟，忧怨地喊她的爱人，可是任她怎么喊，空寂的大青山，回应她的只有自己的声音。秋迪满怀忧伤离开了中国，她以为这一生再也不会回来了。
可是，1963年初夏，离开中国18年后，依然独身的秋迪，忍受不了思夫之情，万里迢迢重回大青山，为西伯扫墓。她让所有随行人员离开，独自陪着西伯。她跟他说话，就像在德国新婚时那样，就像在上海等他时那样，她爱他，她怨他，她恨他，她思念他，她想抱住他痛哭，她想让他抱着她，她想念他的身体的温存。可是，并不会因为爱人来了，西伯就能从地底下站起来；也不会因为爱人依然爱着他，西伯就可以开口说话。西伯沉默着，任由妻子的泪水浸到他的身体里，虽然他不说话，但他一直看着妻子，他的心在感受着妻子的爱。他多么想说，我也爱你！但他说的是另一个世界的话，妻子听不懂。
秋迪再别大青山，再别丈夫西伯，只身回德国去了。
1981年，又是18年过去了。年过六旬的秋迪，再次来到大青山。她亲手采来无数鲜花，放在丈夫墓前。她依然像年轻时那样，数落丈夫的中途毁约，抱怨他不够爱她，否则怎么会丢下她不管呢？她告诉丈夫，这恐怕是最后一次来见他了，因为她老了，老得连路都要走不了了，希望他别怪她。明明是丈夫没有把爱情坚持到底，秋迪却要丈夫原谅她。她告诉他，一生都爱着他，直到生命结束都会念着他！
秋迪走时，从丈夫西伯墓前采了一把小麦，她对随行人员说，“我要把它们带回去种在德国的土地上。”她想让自己心中长出中国的麦子。她的心中早已长出一座大青山，等她走不动时，她就和丈夫一起埋在大青山。
秋迪的晚年，基本上在整理西伯的文稿中度过。1986年出版的《西伯文集》中，收入的外文原本，全部是秋迪提供的。她以耄耋之年，为搜集、鉴核西伯的资料付出了大量劳动。
刘峰宜抗婚（1）
抗战时期，一大批女学生投身了抗日救国的队伍。只要有男人和女人的地方，一定就会有爱情产生。尤其在女性稀少男性众多的部队里，男女之间的事就显得既简单又复杂。许多满怀热情投身革命的女学生，因为她们青春靓丽，因为她们有一颗年轻的心，因为她们读过书见过世面，因为她们是为了争取自由才离家出走，所以，当部队里那些热心的大姐以组织的名义给她们分配丈夫时，她们中有一部分听从了组织安排，但相当部分的知识女性在抗战的同时也坚定地抗婚，她们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更追求自己的婚姻自由，为此，她们付出过代价，这在那个年代是多么难能可贵。刘奇发誓，“抗战不胜利就不结婚”；阮若珊在抗大东迁途中拒绝长征红小鬼，之后却与其貌不扬但才华横溢的东北流亡学生李林结婚；刘御自作主张与部下李磊自由恋爱；张伟强与香港青年蔡贲心心相印结为夫妻；张令仪毅然嫁给治好她“黑热病”的卫生部长白备伍；陈若克与朱瑞、甄磊与李林，都是因为爱情才走到一起。这群女八路中，就数教会学校出来的刘峰宜的婚恋道路最为曲折。
抗战时期的沂蒙山根据地，除了有一定级别的老红军领导干部和在老家时结过婚的，一般都未婚。因为处于战争环境，处于私人生活高度政治化时期，部队在婚姻方面做了严格规定：申请结婚者必须具备“258团”条件。即25岁，有8年军龄或党龄，团级干部。抗大前身即是红军大学，尽管学校迁到山东后扩招了许多当地的学员，三十岁左右的老红军还是占了相当比例。他们大多文化低、职务也低，很难找到对象。他们想当然地就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富有活力的女学员们，然而，这些年轻的女知识分子们却本能地捍卫着她们的爱情和婚姻的自由权。
大青山突围之后，刘峰宜继续在山东纵队卫生部学习。1942年8月，为期一年的学习结束了，这时的刘峰宜已经喜欢上医生这份职业，很想留在卫生部工作。可是，抗大的介绍信上写着，学习结束后必须回抗大工作。她不知其中缘故。而且，回到抗大的刘峰宜也没有留到校部，却被分配到抗大一分校的一大队。这是个战斗大队，大队长还没有爱人，组织上想把她分配给外号叫“毛猴子”的大队长，他曾是红军的一个团长，打仗勇敢是出了名的。
组织上派一名女干部做刘峰宜的思想工作。不料，刘峰宜回答：“我不想谈这件事。”
女干部问：“为什么？”
刘峰宜一脸郑重地说：“没到抗大之前，我就是做妇女工作的。你知道我怎么跟妇女们说吗？我说，妇女解放，首先要体现在婚姻上，在这方面妇女要自由，不要当花瓶。要自立，要靠自己，不能靠任何人。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自由，不要组织分配。”
刘峰宜赢得了第一次抗婚胜利。
1942年12月上旬，刘峰宜调到后方去了。后方那时有被服厂、种菜组、养殖组、修鞋组共三百余人，所有的病号都归刘峰宜负责。
这天，病号很多，刘峰宜正忙个不停，一位年纪在40岁出头，相貌平平的男人走到刘峰宜身后。他是抗大的某位领导。他对刘峰宜说：“我找你有事情。”刘峰宜莞尔一笑，然后认真地说：“首长，我这儿忙着呢。”那位领导宽和地笑笑说：“那过一会儿我再找你吧。”
过了一会儿，领导的警卫员把刘峰宜请到办公室。只见领导面前摆着一些花生和糖，还有烟。他先热情地招呼刘峰宜坐下，给她倒了一杯茶。
事情很简单，领导笑眯眯地说：“小刘啊，我想跟你结婚。”
刘峰宜才十###岁的年龄，冷不丁一个40多岁的领导要和她结婚，一着急，她竟然不理智地把茶杯子推倒，茶水洒出去，桌上的烟和糖都被溅湿。刘峰宜站起来就跑，跑得心里直害怕。她心跳得很快，想：这位老领导怎能这样粗鲁？
那位领导却并不惊慌。他尴尬地笑笑，觉得这女孩挺有脾气。一个经过长征，打过无数次仗的男人，还怕一个小姑娘的拒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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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峰宜抗婚（2）
没几天，那位领导的警卫员奉命，给刘峰宜送来一本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说明，领导还是有文化的，而且懂得尊重女卫生员，也许他自己不是读书人，但他知道他看上的女卫生员喜欢读书，便投其所好。
刘峰宜当然喜欢读书，书是个好东西，能化解敌意。
警卫员又送来一个手镯。那位领导还懂得给女孩送饰物。也许这个手镯是他的母亲传给未来的儿媳妇的？或者是他从哪次战斗中的敌方军官手里缴来后没有上缴？那也是拼了命才能弄到的宝贝啊！
刘峰宜觉得情况不妙，她连同那本书都退了回去。
然而，那位领导并未因为礼物被退回，就停止了攻势。他是个男人，是个战斗力极强的成熟男人，他继续展开攻势。
这次，那位领导让警卫员给刘峰宜送来一只烧鸡。刘峰宜体弱多病，很需要补充营养。
刘峰宜叹口气，想：“他这是白费工夫。”她摊开信纸，准备再次把东西退回。这时，与她同屋的文化教员回来了。这么恶劣的环境里，竟然还能吃到烧鸡，刘教员喜出望外，拿起桌上的鸡撕下一条腿就吃。
“别，别吃呀！”刘峰宜急死了。吃不吃烧鸡这可是对领导的态度问题。
“怎么不吃啊？谁送给你的？”刘教员明知故问，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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