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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策-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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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体制的专制程度逐步加强。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体制是小农经济的必然产物，它的权威性和运作的有效性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这种运作对以农业为主的中国社会的凝聚作用也是极为有效的。
（二）以儒学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主导意识形态对社会有着强大的凝聚作用
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封闭性需要高度集权的国家体制来克服它所具有的离心性，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也需要相应的意识形态来维系它的存在和稳定。始自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绵延两千多年而不衰，并非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喜好，而是因为它最适合古代中国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儒家学说中的“三纲五常”既是一套政治规范，又是一种道德伦理，正是维护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统治和社会稳定所需要的。此外，“大一统”观念，宗法意识等也对专制统治和社会稳定起到了强化作用。它们都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得以产生和维护的强大精神因素。
（三）中原较高文明的吸附和农业经济与畜牧经济的互补构建了各民族之间的依存关系
中国自古多民族，而多民族的国度却能在数千年的历史中聚而不散，重要原因在于其特殊的民族结构。汉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对周边民族有着一种持续的吸附力，而周边民族也由此不断向中原地区辐集，主动学习汉文化并努力与其同化。历史上，不论是汉族主宰中央政权，还是少数民族统治“天下”，少数民族的“内附”和汉化都从未中断。以金戈铁马打入中原，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和政治上的统治，但却在文化上倚重汉人，倡行“汉制”，并极力以“中国”正统自居，这在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上屡见不鲜。当然，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一体”性关系更有着经济基础的牢固支撑。农业和畜牧业两种经济方式的互补性决定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相互依存性。“茶马互市”是农牧两种民族进行产品交换的正常形式，而“寇抄”、“侵掠”则是在正常交换中断之后，畜牧民族对农产品所需的非常性表达。所以，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民族关系有着经济因素的强烈制约。。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2）
中华民族自古既有的凝聚力有其特有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民族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支撑，是中国社会几千年“超强社会聚合机制”的必然反映。然而，这种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只属于古代中国，随着近代历史大门的开启和现代化的推进，这一切都被彻底改变了：（1）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引发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趋于解体。其后，中国经济先蹒跚而行，后突飞猛进，历100多年的发展，至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市化和工业化早已使封闭的自然经济没有了立足之地。（2）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也终结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人民*政治的体制和观念已将专制政治逐出历史舞台。（3）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动摇了“孔家店”在中国的思想统治，不论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流入，还是*主义的传播，都对传统儒学意识形态带来了致命性冲击。（4）中国“天朝上国”的地位随近代国势的衰微和人们眼界的开阔早已被动摇，农业文明产生的政治吸附力也因新的生产力和政治格局的形成而逐步终结。中国务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虽然依然存在，但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
民族凝聚基础的改变当然会导致凝聚力状况的改变，20世纪初孙中山多次慨叹，“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然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尽管一度涣散，但并未崩解，相反，在1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尤其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再度得到提升，这在危及民族尊严和生存状态的重大事件发生时每每表现出来。这深刻说明，100多年来，中华民族有了新的凝聚要素和基础，或者说，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实现了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研究这种更新和重构是认识中华民族凝聚力现状的根本着眼点。
关于民族凝聚力的概念有各种表述。我理解，所谓民族凝聚力是民族自身的向心力及内部的聚合力。民族向心力表现为民族认同、民族的政治核心认同和社会主导意识认同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效应；而民族内部的聚合力则表现为社会不同局部或群体之间的团结统一及其效应。据此，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问题，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上述几种认同的确立、国家统一、社会和谐及经济基础的重建问题。
中华民族自觉认同的确立和巩固
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就国家层面的民族而言，社会成员的民族认同是与国家认同基本一致的。
民族认同的发生是从族别上确认“我”与“非我”的过程。促使中华民族自我认同发生的“非我”参照物是将中国置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外国列强。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国土沦丧、主权丢弃的“亡国灭种”危机将国人的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推进了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但是，将这种认同真正建立在“民族”之上并使其得到巩固的，则是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先进的中国人用西方民族主义思想改造中国、统一中国的理论和实践。以“华夷之辨”和“夷夏大防”为代表的传统民族观念在多民族的中国自古有之，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思想则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西方传入的。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挽救中国的危亡要靠民族主义。因为民族观念，“根于天性”，“今日若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中国乃真亡也”。世纪之交和稍后由中国人创办的中外报刊大量介绍和宣传了西方民族主义的作品，形成了一种蓬勃的民族主义思潮。 。 想看书来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3）
西方民族主义为中国人挽救危亡提供了一种思想启迪，这就是拯救中国要以“民族”的意识、形式和精神，而这种“民族”只能是依傍于国家，包括中国各民族在内的统一的中华民族。但这种认识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是1894年11月他为兴中会所拟章程中的表述：“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这是“振兴中华”口号的最早提出，而且这里的“中华”与“外国”对应，明确是指中国和中国人。但是，此后他又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使“中华”与汉族、“鞑虏”与满族等同起来。
维新派反对革命，主张走改良之路，在*上则提出“满汉一体”、“满汉同族”。康有为在其《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摺》中开宗明义：“奏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以定国是而一人心，强中国。”并建议将中国国号改称“中华”。值得注意的是，本摺为康有为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所奏，他所提倡的“以定国是而一人心、强中国”，和将国号改为“中华”与孙中山稍前所提的“振兴中华”目标及后来的“*”的国号是一致的。同时，他提请光绪帝留意欧美的“民族之治，凡语言政俗，同为国民，务合一之”，明显也是以将全体国民塑为同一民族为宗旨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一般而言，民族认同的直观表现是对统一族称的认可，中华民族认同也如此。康有为在对清廷的上书中已隐含了这一意思：应“删除满汉名字籍贯，而正定国名，即永名中华国，上自国书、官书莫不从同，自满、汉及蒙、回、藏既同建一国，并当同为中华人，不得殊异，其满人并赐汉姓，俾合同而化，永泯猜疑，则团合大群以强中国，莫善于此”。这里表述的五族“同建一国”，“同为中华人”，明显是与后来的中华民族概念相结合的。
梁启超是西方民族主义概念的最早传入者和阐发者，自1902年起便力倡“新民说”，意在培育国民的*意识、人文素养、进取精神，从内在精神上强国兴邦、振兴民族。同时他反对“排满复仇”，提出“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的主张。这一思想也为国家层次上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做了铺垫。
“中华民族”一词于20世纪初年较多地出现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言论中，只是这时还更多的是“汉族”的同义词。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建立了“*”，实现了维新派和革命派以“中华”为国号的共同理想，也为“中华民族”概念的流行和含义的扩展开拓了政治空间。随着推翻清朝统治革命任务的完成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民国建立之初的孙中山马上提出了“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国民，合一炉以冶之，成为一大民族”的主张，同时将表示“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作为新政权的国旗。于是，建立在国家统一基础之上容纳中国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观念正式出现。然而在其晚年，孙中山又提出了“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的“国族”理论。他极力推崇美国的民族融合模式，建议“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的民族国家，与美国同为东西半球二大民族主义的国家”。这就将“中华民族”演绎为以汉族为核心的，需要对各民族加以同化才能完成的正在建设中的“国族”。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4）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继承了孙中山民族主义中的同化思想，直至后来提出了所谓中国各民族为同一民族之“宗族”的理论，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严厉批评。
将“中华民族”拖出同化论泥淖的主要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但它也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其“二大”政治纲领中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其中的“中华民族”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对，明确为国家层次上的民族概念；1925年中国共产党在其“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中，批判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将“中国以大中华民族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的政策视为“世界革命运动中之反动行为”。这都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与基于民族同化思想的中华民族观划清了界限。但同时期党的文献在使用“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概念时又常与“少数民族”相并列，这又说明党对“中华民族”的理解还不够明确或自觉。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迫近和中日民族矛盾的加剧，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使用渐次增多，而且多用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语境之中。1934年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讲到：“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己。”这里的“中华民族”被明确地作为“中国人民”的同义语。1938年11月6日，《*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提出了“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其中的“全中华民族”或“中华各民族”标注为“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而1939年由八路军政治部所编的政治课本中更明确写到：“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是世界上最勤苦耐劳，最爱和平的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至此，摆脱同化论和大汉族主义的中华民族概念完全自觉了。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这一使用充分体现了*主义的民族平等原则，对团结各民族人民完成*革命，乃至后来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都产生了巨大的凝聚作用。而在此基础上的中华民族认同也更加深入人心。应该说，自“中华民族”概念出现以后，不论是基于同化论还是基于民族平等原则，也都得到了少数民族不同程度的认可。辛亥革命之后，外蒙古在沙俄策动下谋求独立，而爱国的蒙古王公则力陈“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坚决反对分裂。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的侵略促进了中华民族认同的巩固和深化，各少数民族普遍将自己置入“中华民族”的范畴之内。1933年，企图策划内蒙古独立的德王（德穆楚克栋鲁布）在其制定的《内蒙古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和要求“高度自治”的通电中，称“蒙古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将因日本的侵略导致国土沦陷称为“我中华民族之奇耻大辱”。尽管此言意在掩人耳目，但却透露出“中华民族”意识在内蒙古地区的强大影响。1936年，在西康甘孜县建立的藏族自治政权称为“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而当年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其“召集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通电”中则呼吁：“为我大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这都是当时少数民族认同中华民族的具体反映。由于我国是一个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故少数民族对各民族统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认可态度对检验全国民众的民族认同就有着更实际的意义。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5）
中国的历史走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后又经过了抗美援朝和对外自卫反击战以及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些伴随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不断磨砺中华民族精神的风雨历程，一步步地巩固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
民族政治核心与社会主导意识的历史选择
（一）中华民族政治核心的选择和确立
民族政治核心即是能够团结全民族的政治集团，而在现代社会一般就是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和政府。近代以来的中国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曲折发展，而中华民族政治核心的选择和确立始终是这一历程的中心环节。
19世纪末，内外交困的清朝统治风雨飘摇，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率先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发动了卓有成效的思想动员，屡次策动“公车上书”，力陈自己的政治主张，继而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发动了“百日维新”。在自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103天的时间里，他们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教推出了一整套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新政”，并一度入朝参政，创造了维新派主导中国政治的辉煌。然而变法维新很快失败了。代表旧势力的慈禧后党以囚禁光绪帝，逐杀维新派领袖和废除新政的全胜结局完结了维新派的政治尝试。维新派的失败在于社会基础的薄弱。他们所倚重的光绪皇帝势单力薄，同时远离人民大众。
189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走向历史舞台。11年之后，由兴中会和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结盟而成的中国同盟会成为中国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这个党推孙中山为总理，以“三*义”为旗帜，一度代表了中国社会的新方向。他们不畏牺牲、前赴后继，以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体制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以《*临时约法》的形式规定“*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确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同时颁布了其他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发展的政策法令。辛亥革命及其“*”，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中华民族奉献的最可贵的政治遗产。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至少在20世纪前20年的时间内，他所领导的政治力量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希望。但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的涣散和帝国主义的挤压，他们最终没能成为主导中国政治的核心力量。
袁世凯是中国由君主专制向共和体制转换过程中的过渡性人物。其后，由袁世凯营造的北洋军阀各方势力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叠次表演。政局混乱伴随的军阀混战使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这种为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政治集团是根本无法为全民族所认同的。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以*革命起家。1927年他们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口称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以实现“三*义”为己任，但实质上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国内实行的是具有封建法西斯专制性质的“*”体制。出于民族意识，也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这个集团曾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共同领导了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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