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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策-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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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的“中国模式”（2）
其一，“中国模式”是全球化背景下积极回应和参与全球化的社会发展模式。它审时度势，以一种开放的眼光和世界的胸怀，充分利用、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以建设性的态度对待和参与国际机制，趋利避害，力争最大限度地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是“中国模式”中最富时代性的内容，离开了全球化来谈中国的发展道路与模式就没有抓住核心。“中国模式”之所以受到世人瞩目，恰恰在于一个当今世界的非主导性国家，在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全球化时代，能够以正确的理念、战略和政策，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其二，“中国模式”是一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发展模式。它坚持市场导向的全面改革，同时又注重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试图在两者的互动中找到平衡点。因此，总体上讲转型表现为相对有序，从而避免了剧烈的社会震荡。显然，作为一种经济转型模式，中国的经验与道路较之其他转型国家是比较成功的。而成功的关键在于并未把经济转型理解为私有化，因为市场化与私有化并非等同。与此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日益完善宏观调控，这就使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走上了一条渐进之路。
其三，“中国模式”是一种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它依据历史的经验和当代人类面临的最新问题，在突出经济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到生态和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坚持统筹安排、协调发展，倡导科学发展观，以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对发展道路、模式的理性定位，极为可贵。因为我们面临着艰巨的实现现代化的建设任务，并且有着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承诺，所以寻求发展自然成为第一选择。但当今时代，无论环境、资源状况还是人们对发展的更全面要求，都不允许后发展国家走发达国家走过的片面发展经济的道路。面对这种两难选择，“中国模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显而易见，这个答案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更符合时代的要求与指向。
其四，“中国模式”是一种以人的全面需求和全面发展为依归的社会发展模式。从抽象的人民、阶级扩展到具体、鲜活的个人，从整体的国家、民族扩展到个体的人，都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理念，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转变，同时也是一种历史性的回归。这里，转变是指从片面的、冰冷的社会主义转向全面的、具有亲和力的社会主义；而回归则是指回归到经典*主义，即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应当始终坚持的价值目标。正因为发生了这种转变与回归，中国的发展才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显示出活力与生机。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与理念的确立使“中国模式”更加人性化，同时也凝聚了人类文明的成果，使中国与世界更为贴近。
其五，“中国模式”是一种开始关注社会功能、挖掘社会潜力、发挥社会作用的社会发展模式。它意识到国家、政府等传统政治领域之外的社会空间的真实存在及其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意识到社会和谐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凝聚社会力量、促进公民参与的重要意义，因此，自觉倡导建立和谐社会。这显示了一种新的指向，即从国家政治向非国家政治的转型。虽说这种指向还不甚明了，但它同以人为中心的理念一起，成为“中国模式”的亮点。因为从单纯的国家视野扩展到非国家视野，充分重视、挖掘、发挥社会力量，包括国内公民社会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力量，这种转变是一种更具前瞻性的战略性转变。它不仅更真实地反映着中国的与时俱进，而且使中国站到了时代的前列。 。。
探索中的“中国模式”（3）
其六，“中国模式”是一种坚持社会主义，强调民族特色，但同时又倡导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处竞争、对话合作”的社会发展模式。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历史选择，所以在指导思想、价值目标上中国毫不隐讳自己的主张和立场。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挖掘并发扬中国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在社会发展中依据自身的情况，走中国式发展道路乃是理中之义。但是，历史与现实又告诫人类，大千世界是一个多元、复杂的世界，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目标、价值和制度选择，还存在众多的目标、价值和追求。我们必须学会在多样性的价值、文化、制度、社会中对话与合作，学会宽容与相互尊重，在共存竞争中推动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中国在明示自身的社会主义追求与实践的同时，正在由国际社会的习惯性批判者、革命者转向建设性的融入者、改革者，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国际事务。这既是中国的福音，也是世界的福音。
“中国模式”面临的问题
“中国模式”既然是一种正在生成、正在构建、尚不成熟的社会发展模式，所以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就不足为奇了。比如*、社会不公正、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较低、资源耗损大、环境污染严重；市场经济的不规范、不完善等等都是人们常常提到的问题，无疑应给予高度的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予以解决，否则“中国模式”的活力就会被窒息，其积极影响与意义也会被侵蚀、消解。然而，本文所要强调的问题，则主要着眼于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误解和担忧，并认为只有对这些误解和担忧给予解释与辨析，“中国模式”才能获得更好的理解与认同。
首先，“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发展模式，还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这种疑问的提出并非毫无意义，它实际上涉及“中国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大范围内具有可借鉴性。讲“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发展模式，就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模式与道路具有相当的普世性与可比性。它借鉴了人类已有的文明成果，反映了当代人类发展的某些共同性，比如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积极参与全球化和国际机制等等都是人类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回应全球相互依存、追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成果，体现了人类的共同要求与选择。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共同点在东亚模式、欧洲模式、拉美模式、日本模式、美国模式中也会有所体现，但其具体的表述方式、表现方法、实施途径则会反映各国、各民族的特点。这恐怕就是“和而不同”。这里，“和”乃是关涉人类生存发展之道、基本价值与指向意义上的“和”，违背了就会祸国殃民；“不同”则是文化层面、操作层面、技术层面上的不同。显然，“中国模式”不仅在文化、操作和技术层面上有其民族特色，同时也反映了现阶段人类对社会发展的科学性认识。正是这种认识具有世界范围内的可借鉴性。忽视了这一点，就难以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热衷与赞扬。而讲“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则着重强调了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与道路的特殊性，即社会主义的特征与价值追求，从而难以同其他社会发展模式放到同一框架内加以比较，减弱了其普世性意义。因此有必要对中国模式予以澄清。正像中国的市场经济首先是市场经济，但同时又不可能不考虑到社会主义价值与制度的某些制约一样，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也首先是一种共性意义上的社会发展模式，同时又具有社会主义的特色与因素。 。 想看书来
探索中的“中国模式”（4）
其次，“中国模式”能否实现市场经济与*政治的协调与统一。一种根深蒂固的见解是，市场经济与*政治的统一只能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中，而“中国模式”则坚持社会主义，因此市场导向的改革所要求的*政治，很难得到真正实现。这里的误解在于，正像市场经济并非独属于资本主义一样，*政治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的中国已把市场经济作为最基本的经济形式与制度，但并未因此而变成资本主义。同样，社会主义的中国也把*政治视为当代人类政治文明中最优秀的成果、最适宜的政治制度予以追求和实践。换言之，尽管市场经济和*政治最先存在并实践于资本主义，但它们本身并不就是资本主义，而是完全可以为其他社会制度所用。所以，讲市场经济与*政治在社会主义中的统一，在理论上是无可挑剔的。当然，这种疑问之所以存在并有相当大的影响，一是传统的中央集权式的那种被歪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至今令人记忆犹新；二是改革中的新型社会主义在政治领域中改革的力度及其绩效还与其在经济领域的作为有一段距离。因此，我们有理由说，被歪曲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能以被歪曲的社会主义作为衡量标准；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要求加快政治文明的建设，使中国模式的社会发展真正实现经济、政治的同步与协调。
最后，“中国模式”能否在全球与国家、世界与本土的复杂关系中保持理性的定位，不仅实现自身的和平发展，而且成为公认的国际社会的建设性力量和可信赖的合作伙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这三重身份使中国的发展模式与道路具有了更多的复杂性、敏感性、争议性。中国要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发展，维护和推进世界和平，这既是社会主义价值的内在要求，又是后发展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走向繁荣富强的理性选择。但是，“中国模式”所暗含的中国迅速发展的事实，的确使不少国家感到担忧，也容易使中国自身陷入盲目自大的误区。所以，“中国模式”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向世人展示其致力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的诚意与风范。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不仅追求本国、本民族的繁荣昌盛，而且要自觉协调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民族要求与人类文明指向的关系，理性地融入全球化，参与国际机制，在国际事务中担当起负责任的大国的重任，为人类的共同繁荣与进步营造良好的环境。真正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但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中国模式”更有魅力。
蔡拓，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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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1）
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
——对中国三十年政治发展的反思
林尚立
人类文明的发展，虽然有现代和古代之分，但其发展的内在基础结构是一致的：这就是财富的积累、秩序的完善和人民的幸福。劳动使财富的增长得以可能，秩序使财富造福于人民得以可能。如果说劳动使猿变为人，那么秩序的建构则使人类从野蛮步入文明，政治就是在这种秩序建构中诞生和成长的。到目前为止，其最成熟的作品就是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政治的使命就是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以满足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可以说，人之伟大在于创造了政治；同时，人之幸福也有赖于政治。对于个人如此，对于社会和国家也是如此。”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类对于发展和幸福的期待，都会落实于政治的期待；人类建设良好社会的努力，都会落实于政治建设的努力。所以，人和社会的发展既离不开对良好政治的期待，也离不开现实政治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对于政治发展的良好期待，使政治发展迈向至善成为可能；而现实政治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是这种期待转为实际发展的根本。一个国家成长，必须追求至善的政治，然而，其成长的首要前提之一就是：现实的政治能够有效地作用于经济与社会发展，促进国家进步与成长。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和世界上大国发展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让我们再度感受到有效政治在大国成长中的重要作用。
政治与社会发展：反思性的比较
尽管人们对政治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以及起多大作用的问题会有不同意见，但谁都不会否认政治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作用的客观存在。对于这种作用，恩格斯有过这样的概括：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经济发展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由此可见，在任何社会发展都无法超越国家作用的前提条件下，以国家权力为核心所形成的政治在什么样的方向上作用于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将直接决定着一个社会发展的进程与最终成败。
历史唯物主义表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由经济与社会发展决定的。但是，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政治发展与政治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与治国理政者的主观认识和把握有密切的关系。这种认识和把握，不仅体现为治国理政者对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和现实的认识与把握，而且体现为治国理政者对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治国理政者在任何一个层面上把握失误，都可能导致政治建设无法有效作用于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而可能进一步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灾难。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在研究一些国家推动的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时，深刻地指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2）
可以设想，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可靠的手段了解人口的数量和分布，不能知道他们的财富状况、不能用地图表示出其土地、资源和居住状况，那么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必然是拙劣的。对于国家来说，相对不透明的社会会阻隔一些形式的国家干预，包括受欢迎的（普遍预防接种疫苗）和讨厌的（个人所得税）。所实施的干预往往要以当地人为中介，他们了解社会内部的情况，同时很可能加入自身特有的利益。如果没有这些中介——但通常是存在的——国家的行动往往是无效的，无法命中目标。
治国理政者要能在对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前很好地把握社会现实，除了需要良好的组织力量和技术手段之外，还要有一个科学的发展理念和制度条件，也就是说还取决于政治本身。政治的极端化，往往会导致政治无视经济与社会的实际要求，从极端化意志出发，进行极端化的决策，其结果必然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灾难。
治国理政者对经济与社会把握的失误所带来的风险，相对来说，要低于对政治建设把握失误所带来的风险。这是因为政治建设与发展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反作用有时候是致命性的。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一旦失败，就有可能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政治危机一旦导致经济与社会动荡，轻则使国家治理失效，进而大幅销蚀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使其停滞或倒退；重则可能导致国家解体，进而摧毁现有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体系。苏联解体的教训足以让所有人认识到政治发展失败所带来的冲击是多么的巨大。尽管20世纪前苏联所进行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然而，改革最终失败，导致国家解体。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其中就与政治建设和发展失败有直接的关系，而失败的关键就在于没有把握好政治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分寸。戈尔巴乔夫在总结这段历史教训时指出了这一点：
在脑子里反复回味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初我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几乎我们所有的挫折、错误和损失恰恰都和我们偏离了合理分权相关系。有时候是在进行已成熟的步骤时过分急躁；而有时候又相反——拖拖拉拉，慢慢腾腾。
正如一个国家的危机和治理失败都必然与政治建设和发展出现问题有关一样，一个国家的兴起和快速发展也都必然与这个国家的政治能够有效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直接的关系。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就明确认为：“英国作为一个工业大国的伟大成就的基础是由爱德华三世以来的一系列明智的统治者所奠定的”。美国历史学家戴维？罗伯兹对这段时期的历史考察证明了这个判断。他对繁荣昌盛的维多利亚时代进行考察后就指出，当时英国政治与社会所营造的社会妥协直接呼应于当时的英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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