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1）
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
　　王缉思
　　中国国际战略的界定和主体
　　本文中所探讨的“国际战略”，相当于美国人所说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应当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什么是本国的核心利益，对这些核心利益的主要外部威胁来自何方，在国际上应以什么方式和手段维护国家利益。
　　在这里强调“外部威胁”和“在国际上”，是有原因的。从道理上讲，中国的国际战略同美国的“大战略”一样，应当是“对外战略”。但中国的战略有其特殊性，即外部威胁与内部威胁经常相互转换，相互呼应。在古代，王朝即国家。远的不说，宋朝、明朝、清朝都是在外患内乱的夹击下灭亡的。国民党政权被推翻，也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兴起的大背景。中国真正有了现代国家意义上的　“国际战略”，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国际战略旨在维护主权与独立，同时与内部政治安全具有直接的关联。战略敌国即是外部的安全威胁，同时也构成内部的政治威胁。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60~70年代的苏联，对中国造成的威胁都是如此。于是有了50年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全面“一边倒”的战略，以及“*”十年期间“反帝必反修”的战略思想。
　　直至今天，中国内外政策密切互动的特点仍然相当鲜明。比如“*”问题、香港和澳门回归后的稳定繁荣问题、“*”、“*”等民族分裂主义和其他民族宗教问题、抵御境外敌对势力的政治渗透问题，等等，都涉及内外威胁的呼应与结合。这类问题在主要发达国家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或是不致危害国家核心利益或核心价值观的，在中国则可能因处理不当而产生严重后果。
　　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传统意义上的外部安全威胁对国内政治安全与稳定的消极作用，总体上呈现衰减的趋势。80年代初期至中期，中国仍视苏联霸权主义为主要安全威胁，在中国南部边境亦发生过军事冲突，但苏联在中国国内政治中的作用已经很小。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前后，美国对中国形成政治威胁，但在1996年之前却未形成直接军事威胁。此后中美经贸关系快速增长，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美国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逐渐下降。今天，尽管中国对外贸、外资的依存度很大，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国内外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中国政局的稳定性超过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爆发世界大战和大国之间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小于以往。“*”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但在中国国家实力快速上升的情况下，台湾真正“独立”并得到广泛国际承认的可能性可以基本排除。“*”、“*”更无达到目的之可能。中华民族已无亡国（受异国统治或主权丧失）、国家政权被颠覆之虞。
　　在这一国内国际大环境下探讨中国的国际战略，就可以比以往更多地考虑外部威胁和国际因素。同其他成熟大国一样，中国国际战略的主体应当是国家安全战略（包括国防战略）、外交战略，以及对外经济战略。至于涉及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民族宗教的国内问题，以及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应当作为设计国际战略时必须考虑的国情背景和重要变量来看待，但不是国际战略的主体。如果把应对这些国内问题的战略全部放到国际战略的大盘子里，它就会成为无所不包的大拼盘，以致不堪重负，无法作为国际战略来运作。因此我主张，构筑中国的国际战略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将主要视角转向对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外部因素，也就是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的国际大局。

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2）
日益深化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如能源、国际恐怖主义、环境保护、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等，本身都可能是跨越国界的，并且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理应成为国际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对外宣传（或是“对外文化战略”、“提高文化软实力”）是否应为中国国际战略的一部分，我认为尚可探讨。提高文化软实力，核心是国内文化建设和全民族的价值观，而对外文化宣传更多地是操作层面的问题，即如何去“包装”核心价值观。
　　国际战略研究的视角转换
　　建国以来，中国还没有成文的、可以被称为国际战略的权威文件。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对外政策声明中，连“国家利益”这个概念都不存在。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国没有过完整的国际战略。从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的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战略，到20世纪60年代同苏联进行意识形态论战时提出的革命路线，再到70年代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都是阐述相当完整、逻辑相当严密的、具有最高权威的国际战略思想。我认为，1977年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就其逻辑的完整性而言，在那个历史时期达到了国际战略思想的顶峰。
　　当然，改革开放之前的国内政策和整个国家发展方向，决定了当时国际战略所带有的时代烙印和局限性。当年中国的国际战略，从外延、内涵到表述方式，都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战略思想的延伸。其明显特征，是将国内阶级斗争的分析框架运用于“国际阶级斗争”，目标相对单一，敌我友营垒分明。往往被今人忽略的是，虽然在今天看来意识色彩浓厚，但当年的国际战略是以推进跨越国界的普世价值为基础的，这些普世价值诉求不仅基于国家关系准则，更基于推翻帝国主义秩序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让全世界无产者和革命人民翻身求解放。它的逻辑起点是世界各国的“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同时强调国家的阶级属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大大丰富了。思想樊笼被打破，相关的战略研究、学术研究逐渐发达，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但是，却没有出现过去那种具有理论权威和一以贯之的逻辑的“重头”标志性国际战略文件。究其原因，主要不在于当今理论家的水平不够，而在于作为国际战略根基的中国国家利益，在全球政治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已经多元化、复杂化；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也在重塑之中，更多追求中国特色而非突出人类普世价值。因此，国际战略不可能再沿用“一边倒”或“三个世界理论”那样的线性思维来构筑。
　　2006年8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坚持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统一，加强战略谋划和整体运筹”。同时，又明确了“外事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密结合国内工作大局，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加以推进”。这些论述，可以理解为中国国际战略的总目标，或者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不过，对于如何确定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威胁来自何方，又以何种方式和手段来消除威胁，最终达到战略目标，还是留下了思考余地。在现阶段，构筑更为明确的中国国际战略，核心问题在于确定各项国家利益之间的内在关系，统筹协调各个相关政策部门的不同视角。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3）
国家对外关系中的核心利益，至少包括主权、安全和发展三个方面。“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稳定压倒一切”，都是中国政府反复重申的原则。当然可以论证这几个方面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仍然会发生各项国家利益之间如何排列轻重缓急的问题，甚至在理论上也是众说纷纭。例如，有的论者认为如果不完成国家统一，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迟早会中断，因此国际战略不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而应首先完成统一大业；还有人强调，尽管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军事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也有一些观察家指出，金融安全才是真正的核心国家利益。一般而言，党和政府负责处理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国家统一、国内政治安全、外交事务的各个决策部门，都认为自己所主管的工作代表着国家的核心利益。如果这些都是核心利益，那么它们是如何合成的？是否有可能划分出首要次要，轻重缓急？
　　我认为，主权、安全和发展三大利益，缺一不可，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不同的紧急状态中，各项利益的轻重缓急是可能发生变化的。在外敌入侵、领土主权受到严重挑战或国家面临分裂的紧迫威胁（比如需要援引《反分裂国家法》使用武力制止分裂行为时），就需要暂时牺牲经济发展方面的利益。而一旦发生严重自然灾害、金融危机、公共卫生危机（如非典）等全局性的重大突发事件时，政府需要集中主要精力和调动国内外资源，用以处理“重中之重”的问题。在重大危机期间，其他方面的利益就只能兼顾。但是，既然在现阶段“外事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在没有出现其他方面重大危机的情况下，同经济建设相关的利益、事务，同中国经济关系最密切的国家，事实上处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且理应如此。
　　国家利益的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决定了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视角正在出现四个方面的重大转折。第一个转折，是从改革开放之前以保障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为核心的视角，转变到以经济发展和综合安全（除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以外，还包括经济安全、非传统安全等）为主要目标的视角。在军事安全方面，也出现了以军事手段保护中国海外利益和公民人身安全、应付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某种需求。
　　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没有可能再明显地划分国际战略上的“敌我友”。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国构成威胁的美国，对中国深怀战略疑虑并同美国结盟的日本，恰恰又都是同中国在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方面合作最广阔最深入的国家；当前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同中国合作最多的俄罗斯，同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交流关系与社会交往却远逊于美国、日本、欧盟甚至韩国。以经济建设的需要为主轴来观察中国对外关系中的远近亲疏，同以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安全为主轴的视角，存在明显的反差，而且这种反差将长期存在下去，　并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和舆论导向为转移。
　　第二，以国家关系为主的战略视角，正在向经贸、能源、生态环境、核不扩散、反恐、公共卫生、非法移民等功能性问题的视角转变。近年来，中国外交部为了处理日益繁重的功能性问题，分别创设了军控司和负责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涉外安全事务司。国内规模最大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则在近年来成立了若干研究功能性问题的中心。从近年来国内大学和研究单位相关学科的课程设置、研究项目来看，这一视角转变的趋势也很明显。功能性问题研究的比重上升，与地区与国别研究并驾齐驱，而且更容易取得政府、社会的支持和赞助。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4）
第三，以促进经济增长、外贸外资增长为主要目标的视角，正在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防范国际经济环境变化风险的视角转变。*十七大进一步确定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注重统筹兼顾，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强调人同自然的和谐，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意味着中国发展战略的侧重点和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需要进一步调整。这种调整，同全球化潮流下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加强是相一致的。同时，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增速放缓、国际竞争激烈、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增大、国际市场粮食、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提高等等，加之政治因素的介入，都促使中国必须从战略高度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
　　第四，从强调中国国情和价值观特殊性，逐渐转向强调全球面临共同威胁及人类各文明享有一些共同价值观。“构筑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就反映了这一视角转换。“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反对将奥运会政治化的口号，体现的是以体育运动促进合作与公平竞争的理念；加强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体现了人类对子孙万代的负责任态度和对自然的终极关怀；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和救援行动，体现了以实际行动维护他国和地区稳定、扶助灾民的“利他”意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体现了对公平、正义、法治的追求。所有这些思想和行动，都具有超越国家利益、寻求人类共同目标和共享价值观的深刻意义。
　　从美国大战略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研究国际战略的国内专家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把眼光投向冷战以来的美国大战略，以为他山之石。毫无疑问，冷战以来几个阶段的美国大战略都比较鲜明、完整，维护了美国的核心利益和世界地位；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水平，无论从其成果的数量、质量看，还是从其研究人员同决策部门的互动看，都居于世界各国之首。因此，从美国的战略研究中借鉴理论和方法是必要的。但是，中美两国的国情和战略目标迥然不同，使这种借鉴必然有其限度。本文更想强调的，是如何从美国战略的缺陷和错误中吸取教训。
　　首先，今天中国的国际战略不需要像美国的大战略那样预设敌国。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中心内容是以苏联为主要敌手的遏制战略，9？11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内容是以*激进势力为主要敌手的反恐战略。这两项战略都是敌友分明，目标和手段明确，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遏制战略达到了目标（尽管其过程和结果包含许多可以深入探讨的内容），但是也付出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沉重代价。目前的反恐战略，特别是先发制人地发动伊拉克战争，已经严重地消耗了美国实力，损害了它的国际形象。
　　美国有深厚的战略思维，强大的战略研究队伍，近年来却因何会犯下如此难以挽回的战略错误呢？我认为，最值得反思的应当是美国大战略目标的失当，而不是一般政策和策略的失误。在世界其他大国都没有确定主要敌手的新世纪，美国却把战略目标指向一个无法消灭（甚至无法明确界定）的敌人——*激进势力，其动机和原因值得深究。难以否认的一个动机，是一些美国战略家认为美国需要一个敌人，以维护美国的世界地位和国家特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5）
其实，从1989年到2000年的12年里，也就是老布什和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在其公开的政策宣言中，是没有确定的战略敌人的。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都引起过争议，但其目标的有限决定了其消极后果的有限。克林顿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被界定为“接触与扩展战略”，确定了经济、安全、*的全球战略“三大支柱”。在这12年中，美国享受了“和平红利”、高速经济增长、信息革命的成果，巩固了原有联盟，霸权地位得到加强。这一历史事实证明，不明确界定战略敌手的战略，更符合冷战后美国的长远利益。
　　如果我们的国际战略借鉴的是“国家需要敌人来加强内部凝聚力”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结果将是违背时代潮流，造成国家灾难。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俄罗斯、印度在内，都没有公开明确地认定敌国；有的国家甚至没有明确的竞争对手，却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中国的社会凝聚力，亦无须靠设定“敌国”来维持。
　　其次，美国大战略是以美国倡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基础的。从某种角度看，这是美国的一种战略优势、战略资源；但认定美国价值观便是普世价值，用它来判断国际事务和他国内部事务的是非曲直，也经常把美国战略引入歧途。
　　我们在国际战略研究中，需要吸取美国的教训，防止将本国的经验和价值评判标准视为普遍适用的标准，或用判断本国国内事务是非的标准来判断别国的国内事务。比如，中国现在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其他许多国家却有别的优先次序。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应当是世界之福，国外有些人士（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士）却有别的看法。他们未必都是出于忌妒或别有用心，而是他们的国家和社会处于同中国不一样的发展阶段，或持有其他价值标准（包括宗教标准）。再如，我们认为维护国家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