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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说不定马克思正在办一个学习班，就少我一个学员。我可要好好学习，转世当个厂长，怎么也要干出个样儿。”
　　没有想到，这句话竟真的成了他的诀别之辞。第二天晚上七点，我一如既往地走进他的宿舍，只是没有灯光。我拉开电灯，一眼看到：接了大半痰盂殷红的血液，张师傅靠在床头，睁着眼睛，脸色苍白，略带一丝微笑，只是口角挂着一丝淡淡的血迹。鼻孔没有气息，肢体已经冰凉，他就这么走了。
　　

张师傅的一千零一夜（2）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免想到：留守小组已经人去楼空，这个后事该怎么办呢？转眼看到方桌上正放着张师傅的黑框画像，旁边一张白纸上写着三个电话号码。我懂了，张师傅走得多么清楚明白啊！
　　我拨通了三个电话，原来分别是他的二子一女和老伴。电话那头一开始都很惊诧，我则为他们长期不在张师傅身边而悻悻然。然而，在24小时之后，一贯平静的宿舍被哭声炸开了。他老伴震天动地哭诉：“老张，你太狠啦！为什么不让我来喂你一口水，接你一口痰呀！为什么你写信总是说没病啦，说厂里生产也不错，交待我的硬任务，就是要带好外孙女。我想你呀！只是怕你生气，不敢来呀！……”
　　三个儿女哭得肝肠寸断，连声说：“老爸，你太要强啦！厂里一喊减员，你就叫我们下岗，岗位让给别人，把我们撵出去打工，还说一要得到奖状，二要带个媳妇。没有这两样，我们不敢回来呀……”
　　老大一边把女友拉到前面，一边哭诉：“老爸！儿子把媳妇带回来了，看看吧，你说话呀……”他们拿出一沓一沓的信件，公诸于众。其实左邻右舍早知道老张是这样的脾气。
　　女婿和未过门的媳妇都伤心得以泪洗脸。三岁的外孙女哭得呜呜啊啊……我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悲壮的场面。
　　左邻右舍出动，男的拉男的，女的劝女的，逐渐平息，节哀顺变，还要料理后事啊！不知是谁嘀咕了一句：“幸亏有年轻医生照看，老张少受些罪了。”转过话题，全家七口齐刷刷地向我磕头，感谢恩人。我一时诚恐诚惶，哪经受得起啊！说来时间不短，就算一千零一夜吧。如果说我做了些什么，这本是我份内的事。要说亏欠，我倒觉得当初为什么就没有力量动员他接受根治呢？
　　而在这个一千零一夜之中，张师傅传给我的人格魅力，是何等可贵的精神财富！
　　

往事并不如烟（1）
四十年前的这个时节，天气格外炎热。山东医学院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坐满了63级3个班的同学。晚上，日光灯发出煞白的光，招引了许多大小不同的昆虫扑棱棱直往灯管上撞，时时发出当当的响声。可是飞虫热情丝毫不减，依然当当、当当……许多人满脸流汗，急速地扇动着扇子，却赶不走满屋的闷热。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批判潘胜府的反党言行，他在几个月前就上书党中央，要求取消党纲党章。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狂潮中谁也不觉得它是个问题，潮起潮落，群雄四起，派别林立，不知怎么地星转斗移，它却又成了头号的大问题。
　　“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建立了党纲党章，向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取消党纲党章就是取消党的灵魂，取缔党的组织，不要党的领导，消灭共产主义！这正是国内外阶级敌人所梦寐以求的。国外以封资修为代表的阶级敌人向我党磨刀霍霍，国内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党内走资派时刻都想颠覆我们党的领导。而潘胜府却胆大包天，完全站在阶级敌人的立场上，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做出了他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慷慨激昂的发言震耳欲聋，一个接着一个，激动时还要挥舞拳头，摩拳擦掌。其他人浑身热辣辣地听着，一脸严肃。偶尔阵风吹来，却带来哗啦啦掀动大字报的响声，平添了几分浓重的火药味。
　　没有一个人起来为潘辩驳，而潘呢，紧皱双眉，眼盯前下方，好像思索着更深远的问题，偶尔口中喃喃地说：“我是要修改党章。”会间，他进出屋子好几次，好像有些烦躁，但未做任何发言。
　　潘胜府是我班一位相当本分的同学。1963年入学以来，他上课认真听讲，课下和同学相处融洽。生活朴素，行为稍显拘谨。有时候他到讲台上从老师手里领回实验报告时，还要规矩地立正站好向老师鞠躬。他是潍坊地区人，方言较重还夹杂一点口齿不清，让人听起来有些费力。1966年6月“文革”开始了，停课闹革命，首先受冲击的是我们的王哲院长，没隔几周就开始炮轰院党委。一直无声无息的潘活跃起来：风风火火地到处跑着演讲；写了许多大字报在全校张贴；最轰动的是给院党委的办公楼大门贴上了对联。上联和横批写的什么我忘记了，只记得下联是“牛鬼蛇神一门多”。那字的每一笔画都波折而曲卷，明显反映出执笔人的右手在剧烈而不停地抖动着。他在演讲时嘴唇也时时有些颤抖，好像情绪有无法抑制的激动。我想，他是不是早期的甲状腺机能亢进？就想找个机会劝劝他去治疗。
　　一天我在操场边碰到了他，喊了声：“潘胜府！”他一怔：“有事吗？”我说：“从前您借给我看的那本小册子写得真不错！它鼓励我们努力学习，还讲了许多很好的学习方法。别的同学还想借了看，您还记得它吗？”他立刻睁大眼睛鼓着嘴唇对着我，“都到什么时候了，还搞封资修的那一套！王哲讲：只专不红也比不专不红好，其实就是白专道路，业务挂帅！你明天赶快把书还给我，决不让它毒害革命小将！”说完一转身急匆匆地走了。谁料想，第二天他真的向我讨书。我把书还给了他，没想到他双手颤抖着当面把书撕了个粉碎，一边还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他炯炯有神的双眼布满血丝，嘴唇带动着面部肌肉一起跳动，双手抖动得更加剧烈。至此我心中断定他一定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病！以后的日子如火如荼，“炮轰”“火烧”“油炸”满天飞，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至于潘何以想起上书中央取消党纲党章，实在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自从上次会后，有几周没见到潘了。一开始怀疑甲亢，后来拟诊反应性精神病，再后来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已住精神病院三周了。我好像恍然大悟，怎么在我的诊断里压根就没想到呢？定下神来又在琢磨，甲亢的特点就是三高：神经的高激动，血液的高循环，组织的高代谢。他的手如此的抖，是不是过分的高激动被误认为精神病了？一个受过三年高等教育的人精神会如此容易分裂吗？带着这三分的疑惑我决定去看看他。
　　

往事并不如烟（2）
一天下午，我独自一人到了精神病院，正逢院内放风。我和他坐在假山旁的水泥台上，看他精神并无异常，就问：“你还好吗？”他却低下头迟迟没有回答。后来渐渐抬起头来缓缓地说：“在我糊涂的时候，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人；在我清醒的时候，觉得我活着还不如一条狗！”我心里打了个寒噤，原来他如是地想着！我极力地劝他说：“还记得有一首诗吗？——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像海洋，凡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我们都应该热爱生活，你说对吗？”他好像毫无反应，缓缓地说：“活着还不如一条狗！”正在这时，旁边走来个高个青年，微躬着腰用手指着潘说：“他是花痴！——嘻嘻嘻嘻！”脸上露出了奇怪的笑容。“他也是‘文革’中得病的，病还没好！还有那个……那个。”潘指着远近的几个人告诉我。
　　秋后的冬天，天不算冷，可山医大院里却冷冷清清，人去楼空了。“文革”到了“斗批改”阶段都要下楼出院，到基层去办学。我班从济南一路步行到兖州泗水之间的城前才安营下寨。师生们都住在中学教室的大通铺上，由军宣队来领导。当地老百姓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因为我们白天下地去干农活，还有穿军装的跟着，猜想我们可能是犯错误后来劳改的。晚上我们“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又在公社礼堂演出，老百姓只是看，又猜我们是唱戏的。后来见我们穿着白大衣在医院给人看病，还到农户家给病人针灸，才知道我们是医学生。
　　我和潘胜府同在一个大组，每天到城前东北方向三里路开外的一个小村庄刨土、推粪。干得最猛的不是别人，正是赫赫有名的潘胜府！他推起小车总是一路小跑，放下小车就去给人针灸。生产大队干部看他干得好，在广播喇叭里点名表扬。时不多久，一天晚上，潘跑到了大队书记家，和他大谈生产发展宏图。建议在南北山头之间连上一条铁索，运土车可以自由滑动，能提高百倍效率。开始书记还热情地听着，后来就有些糊涂了，再后来就越发地不可思议了。第二天，汇报给我们领导，大家猜测他一定是又犯病了！晚饭后，班里决定给他打支冬眠灵让他好好睡一夜，第二天送他回济南。他瞪着眼睛看一周的同学，大声喊着：“我积极劳动，给贫下中农治病也有罪吗？你们跟踪我，迫害我，想让我躺倒不干，办不到！”说着，一把抢走了装满药水的注射器，“嗤”的一声推了个精光。“想给我打冬眠灵，还以为我不知道！”后来我们就跟他谈，你不但没有罪，还干得很好。但你太累了，需要休息。“我的力气一点也不小，可以和班里任何人比，只要有人能比过我，我就打针！”“真的吗？”“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班里就挑臂力最好的李友庆同学和他掰手腕，三比零胜潘。他即刻无声地退下裤子打了针，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由两位“大力士”同学陪他返回济南。进了精神病院，医生才问了几句话，他要如厕，就在那短短的两分钟后再也见不到他的人影。两位同学在医院内外学校角落全找遍了，折腾了大半夜还是不见人影！第二天一早派出所传来了消息：黑虎泉发现一具年轻尸体。同学看时，只见潘胜府在泉水中依墙而立，双手半张着，好像要升天的样子。墙壁上用润肤的马牌油写着“潘公在此”四个大字。同学们运回了变了色的尸体，给他穿上了一身高级呢料制服——“破四旧”时从王哲院长家抄出来的。就这样把他送走了。
　　医务工作生涯不但使我医技长高，也使我有渐多的文化沉淀。四十年后的今天又唤醒了沉睡的记忆。一生不知诊治了多少病人：起死回生的喜悦有过；意料不到的死亡见过。它们都不曾如此地引起我心灵震撼，而潘胜府——大学的同窗，我第一个亲历的不敢给予正确诊断的病人，一个义无反顾地走向坟墓的狂人，在我强烈心灵震撼后更令我得到许多教益。
　　太阳从东方升起，标志着白天的开始，从西山落下意味着黑夜的来临，这是再常识不过的事了。想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因为心中有一颗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照耀着，它使人心血沸腾，灵魂轰鸣，神经闪电，每一个细胞都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化生！常常废寝忘食，无黑无白，一觉醒来望着西山的红日误认为东升的太阳。多少个不眠之夜在一心一意干革命！在那“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年代，谁又能苟且偷生呢。这一切我都经历过，我也曾一样地活跃过，激越过，“头脑发热”过！之所以没有“烛炬成灰泪始干”就是在已故病人的启迪下保持了几分清醒。
　　

往事并不如烟（3）
难忘病故人，常使我怀着幸存者的快乐，不苟安、不敷衍，只是一步一步地前行。
　　难忘病故人，多一分清醒，不做那些勉强自己，努力而达不到的事情。
　　难忘病故人，多一分冷静，积极而不狂热，进取而不浮躁。命运就是如此，过多的执着有可能被作弄。
　　难忘病故人，多了点自知之明，给自己留些空间，保全自身，完善自我，热爱生活，珍惜生命，永不去做无谓的牺牲。
　　

百味人生（1）
打开我专用的病人信息登记簿，许多熟悉的名字呈现在眼前，如同打翻了调味瓶，各种滋味涌上心头。
　　苦——苦涩的记忆
　　老任已经去世两年多了，他是一位皮肌炎患者，发病时是2002年，先后到多家医院就诊。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呼吸科的抢救室，我去为他会诊，而那是他刚从北京某大医院住院治疗回来不久，病史一年多了。诊断上写着“特发性间质性肺炎”，而我的第一印象应该是“皮肌炎”，看过厚厚的病历资料，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更坚定了我的看法——“无肌病性皮肌炎”。于是建议转风湿科治疗，也许患者和家属对我这个年轻的医生并不信任，毕竟在北京的大医院都没有治好，不久该患者从呼吸科出院去南方诊治了。
　　过了一周左右，一位同事找到我，说那个病人是他亲戚，要求到我科里住院，就安排他住了下来。随后进行了全面检查，排除了实体肿瘤，先后给予丙球、甲强龙、羟氯喹、环磷酰胺等应用，好转出院，并且长期门诊随访。2004年复查肺CT，我惊奇地发现他的肺部间质性病变竟然基本吸收了！真为他感到高兴。
　　然而半年后，我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患者长期不到医院检查，听其爱人讲出现了胸腹水，肝脏占位，在一家小医院抽出了血性胸水，我的第一反应是可能合并了恶性肿瘤，建议立刻来我院住院治疗。可患者原本宽裕的家庭由于这几年东奔西走，到处求医，已经不堪重负！患者本人也拒绝住院。后来出现了全身疼痛，只能靠止痛针缓解痛苦，不久离开了人世。最终我也没有机会为他明确最后的诊断，至今遗憾不已！
　　辣——火辣的青春
　　小苗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长期的病痛已经折磨得他八年不能正常行走了，仅靠一根拳头粗的木棍向前挪步，睡觉时不能平卧，更谈不上生活自理了。他的父亲患有慢性肾病在我们科住院（我们肾内科和风湿科在一起），通过了解后，将儿子带来住院。
　　小伙子长得很帅，原本1米75的身材由于腰背弯曲高度不到1米65。长期的病痛折磨加上自卑，脾气变得暴躁无常，对未来充满了悲观失望，有时像吃了火药，对诊疗工作很不配合。经过耐心的劝导，完成了一系列检查，很快诊断明确——强直性脊柱炎，双侧髋关节受累。我让他父亲为他换一副拐杖，他坚决不肯，说那么多年，习惯了。
　　我为他制定了周密的治疗方案，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加强体育锻炼，循序渐进，根据家庭情况选择价廉物美的药物，不久疼痛缓解出院治疗。半年后，他终于扔下了那根抱了八年的木棍，我还记得他在电话里对我喊道：“臧医生，我能走了，我能走了！谢谢你，谢谢你！”如今，他在一家板材厂打工，每月将近千元的收入，可以自食其力了，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向往，我衷心地为他祝福！
　　酸——酸楚的忧伤
　　小徐是我的第一位SLE患者，那年她18岁，本该花季的年龄的她，却永远无法享受到同龄人的幸福与欢乐。
　　2002年我从上海进修回来，将她收住入院，当时她已在某医院治疗了半年，病程一年多。长期大量的激素治疗使她失去了作为一名少女应有的体态——满月脸、水牛背。住院检查发现，有肾脏累及，但全身的活动指数并不高，我果断加用环磷酰胺，减少激素用量，半月后患者双侧髋部疼痛，活动时明显。一种不祥之兆笼在心头：莫非出现了股骨头坏死？立即行X线、CT检查，令人伤心的是结果的确为双侧股骨头坏死（Ⅲ期）。随后尽可能对她减少激素的用量，加用活血化瘀药，减少负重、行走，并请骨科协助治疗，同时建议转外院治疗，但患者家庭困难，无法实现。半年后，患者肾炎得以控制，尿蛋白转阴，24小时定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