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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病人-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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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时间对手术的成功很重要，我迅速同好友小崔联系，因为小崔是上海《新闻晨报》健康版的主笔，她对上海医务界有深入的了解。一通电话之后，小崖决定向我推荐在视网膜疾病方面最有专长的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因蔡主任还在手术台上，约定中午1点把病人带过去。
我心里的不安平静了许多，马上拨通浦东香格里拉比尔的房间，让伊丽莎白迅速准备，我派司机接她去市一眼科。
伊丽莎白并没有兴奋，反复问我医院的位置，当得知要过江，交通很阻塞，她显然犹豫了。她告诉我，今天下午2点，她有一个主题发言，她不能推，这对她及大家都很重要，尽管她明白她的眼睛更重要。她要我把时间推到下午5点以后，或是明天。
我再次给蔡主任打电话，改了时间。蔡主任临挂电话时嘱咐道，让病人不要活动，最好平躺。我说我会转达，但我知道伊丽莎白做不到。
我只能祝她好运，明天，我会带她去看蔡主任。
我再次被感动了，被这一对美国夫妇及他们的生活态度感动了。我想你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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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一生成长的患者（1）
张灯，我经治的一个患者，他离开世间已经整整10年了。但他的思想情感、为人处事的态度和永不放弃的追求，对从医30年的我来说，犹如一盏“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的灯火；越发清晰、明亮起来。每每想起，在思念的同时，总有一种鼓舞与激励。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一想到他，就立刻充满了信心和力量。正如萧伯纳所说：“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张灯交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支火炬。
张灯，1932年生于辽宁海城，外语教师，精通俄、日、德及世界语。1953年被国家派往前苏联莫斯科做外事翻译工作，1998年因胃癌病逝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其弟张彩1949年随国民党去往台湾，2001年在台湾病逝。
手不释卷抗癌魔
张灯教授于1988年2月因患胃癌住进医院，由我与助手给他实施手术治疗，术后效果很好。一个人，最怕得病，得了病，最怕的是癌症。突如其来的恶疾并没有击倒这位坚强的老人。他坦然、他乐观、他面对、他抗争。他对生命无比热爱，对生活充满希望，对事业永远是那样执著进取。作为他的医生，我完全被他那顽强乐观与癌症抗争的大无畏勇气所感染，所鼓舞，油然而生一种敬佩和感动。他常说，医生把癌根都割净了，我把癌症吓跑了。我是医生，心里明白他的病情，暗自为他担忧，经常去他家看望，登门为他送医送药。
我第一次去他家时，一进屋就惊呆了，二室一厅的房间完全被书给占据，四壁都被书柜挤得满满的。桌上、床边、走廊过道全都是书，就连天棚上都钉着数不清的钉钩，挂着一个个小网袋，装满了各类书籍。有18世纪至20世纪国内外经典及大量外文书籍，有唐、宋、元、明、清线装书籍，有各类外交多种语言工具书，还有各种科学及边缘科学书籍，藏书量达4万册之多，这简直就是个小图书馆而不是居室。我被眼前这巨大的书库震撼着。自从有病以后，他更加珍惜时间，每天手不释卷，他说一钻进书里，就什么都忘了。他自己写个条幅：“以书为友，以字为情”，这是他自己发明的与癌症抗争的良药。应该说，读书使他的生命延长了10年。这10年，我们成了挚友。我给他治病，他给我“营养”，张灯本身就是一本大书，我一辈子也看不完。从他这本书里，我学到了在医科大学永远也学不到的最宝贵的“知识”，这对我来说，无论是做人还是行医都受益匪浅。
痛苦磨难不失志
随着交往的加深，我对他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了。张灯教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被国家选拔并派往原苏联莫斯科做外交翻译工作，当时他才22岁，英俊而富有才华。1956年应召回国，在当时的哈尔滨师范学院任外语教学工作。不幸是回国第二年，他在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派分子。祸不单行，1964年的“四清运动”，他又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在劳动改造中度日如年。3年后，他又赶上“文革”浪潮，从此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什么“苏修”、“日伪”、“台湾特务”等帽子戴在他的头上，让他直不起腰来。从那时起，他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劳改”生活，这一切他都默默承受。但是让他最不能接受的是家被抄、书被抢，他号啕大哭，也无济于事。他说，那是平生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最难过的时代。他曾经想到死，但又不能死，死了就是畏罪自杀，死了就是特务，不死有一天还可能他一个清白，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希望与祈求啊！等啊，盼啊，多少个不眠之夜，他心如刀绞，痛彻心肺。
20年后，1976年11月18日，是他永生不忘的日子，上级组织找到他，他忐忑不安，不知所措。组织派人正式向他宣读公文，将“历史反革命、苏修、日伪、台湾特务”等不实之词全部推翻。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组织上为他举行了公开平反大会，他长跪不起，大哭不止。这是他生平第二次大哭，哭得痛快，哭出了他所有的不平和委屈。与会者皆掩面，有的竟也失声痛哭。尔后，他向组织交上了长达120万字的“中日俄”三种文字对照的词典稿件，这是他在被迫害的日子里用心、用脑、用生命写出来的真正的“交待”材料，后来正式出版。
影响我一生成长的患者（2）
宵衣旰食追时光
在彻底平反后，他压抑了20年的激情像大河奔涌，一泻千里。大半生岁月失去了，他要用一天等于一年的速度追回逝去的时光。他重返三尺讲台，同时兼任三种外语教学工作，日以继夜，宵衣旰食。这时，一位中年女性成为他一生最得力的贤内助。她早上4点为他热上一杯牛奶，午间送上一盒午餐，他很是满足。晚上10点，她帮他披上一件外套，桌前、灯下帮助他铺纸弄墨。他一天除圆满完成教学工作外，还要编写教学大纲，甚至能写出两三篇论文。同时，先后撰写《中苏人民友好万岁》、《伏尔加河流水》、《大地回忆》、《人民给我一生》等40余部（篇）文学作品，分别发表在《十月》与《收获》等期刊上。他在抢时间，同时也预支了生命。可怕的癌症悄悄袭来，但是他一投入工作，所有的癌前病变信号都忽略了。直到有一天，他疼痛难忍、便血不止，才离开讲坛，急诊住进了医院。
1992年初，他意外接到51年前曾经学习过的前苏联东方语言学院的邀请，再度赴俄旧地重游。此时，他病入膏肓，仍执意前往。医院理解他的心情，派一名医师陪同，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他翻出51年前的各类学习笔记和信件文稿，用一个月时间写出回忆备忘录。当他再次踏上22岁时曾去过的列宁格勒、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格勒时，当他在莫斯科红场躹躬献上花圈，默默无言回忆时，他恍如梦中，苦辣酸甜的无限感慨一起涌上心头。
遥望海天盼回归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埋在他心底50多年的另一个愿望愈加强烈，那就是寻找被国民党裹胁到台湾的弟弟张彩。他时常翻看儿时与弟弟在一起的照片潸然泪下。何时天涯见亲人，骨肉同胞重相逢？ 1990年春，他被特邀赴北京参加全国台办统一工作大会，作为台胞台属，受到###主席接见。他兴奋得几天几夜不合眼，他思索用什么方式方法为祖国统一做一点工作。他就用外文世界语撰稿，奋笔疾书向弟弟张彩及台湾报界书写文章，宣传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盼望早一天踏上祖国宝岛台湾，看望自己魂牵梦绕的亲人。1992年###发表八项主张，他如获至宝，通过各种方式，向台湾同胞及亲友转达、介绍祖国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好机会，为祖国宝岛早日回归效尽全身之力。
后来，他的病情逐渐恶化并危及生命，他深知自己与癌症抗争10年，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他让人搀扶着去了天安门，在国旗下深深三鞠躬后，强烈要求返回牡丹江。那几天，他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用颤抖的手，一天连写了20张信封，其中最重要一张是：中国台湾省桃园市玉林荣民街张彩家人收。信中只存一白纸，一幅儿时兄弟照片。我含泪站在他的床头，此时病房寂静无声，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他断断续续与我说：“赵志，把信邮……”
他有一肚子话，但永远也说不出来了。我与他的同事、领导和他妻子，按照他遗嘱安排了后事。那时，虽然我们没有通知更多人，竟有400余人含泪送别这位传奇老人。
2006年8月，我有幸取道香港经泰国赴宝岛台湾，按着信封地址找到张彩先生子女及家属，讲明来意，将信与照片交给其亲人。而后由亲人安排，来到荣民公墓前的张彩碑下，按照国人风俗，将张灯部分骨灰与祖国大陆东北一包黑土放在石碑旁，完成了张灯的遗嘱。
回到大陆，我来到张灯老人的墓前，向他述说了这一切……
医生，请听题！（1）
我同方教授的认识过程并不曲折，同人世间任何一次无意的邂逅一样，更多的是出于偶然，但就是这样看似平常的一次相遇，使他成为了我的病人和朋友，这里面也许的确是有一些戏剧性成分的。
那是一个阴郁的秋日上午，天阴沉沉的。清晨时分开始飘落的冷雨，在清冷北风的吹拂下，依然在纷纷扬扬地漫天飞洒，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我是提前五分钟到的门诊，打开电脑的自动呼号系统。今天病人不多，我无意间向外望了一眼。也许，就是那不经意的一瞥，让我记住了那张苍白而忧郁的面孔。这是一位中老年人，很浓的书卷气。一只黑色的公文包提在左手，背靠着墙站在我诊室的对面，有意无意地观察着诊室里的一切。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又随意地看过几眼，他都一直待在那里没动，保持着一个观察者的姿态。
11点左右，当我看完最后一位挂号病人的时候，那位观察者走进了我的诊室。当他把病历本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看清楚了他的名字——方维纲。别在病历本前面的挂号条显示他挂的是10号。我不解地问：“我刚才叫过您的，您怎么没有进来呢？”他笑了一下说：“哦，我想我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想等您看完别的病人后多占用您一点时间。”“原来是这么回事，怪不得您才进来。说说您的病情吧。”一般来说，同这样的知识分子沟通似乎更容易一些。
他坐下来，仔细地看了我一眼，慢慢地说：“我患的是糖尿病，两个月前体检时发现的。当时的空腹血糖是。1周后复查了一次是。我没有服用任何药物，昨天早晨的空腹血糖是。”说到这里，他迟疑了一下，又接着说道：“我这次来就诊的目的是想咨询您几个问题。不知您是否有时间或有兴趣回答。”
“当然可以！我很愿意！”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向来是很喜欢同病人沟通的，平和诚恳的性格使我拥有一个数目不小的固定患者群体，他们中好多人都跟我像亲人一样。“那太好了！”很显然，他的语调显示他很高兴听到我的回答。他非常熟练地打开公文包，从里面抽出一张纸，非常郑重地用双手呈送到我的手里。“就是这些问题。可能是多了一点，请您谅解！”我在日常的门诊和病房的临床工作中见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清单。但当我拿到这一份清单时，还是不由得感到有些惊讶。
在那张白色的标准A4大小的纸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十个问题。“问题确实不少，而且问得都还是挺专业的。您不是学医的吧？”我抬头看了他一眼。“哦，当然不是。我是学物理的。现在一所大学里教授物理。”他淡淡地笑了一下。“怪不得呢。做事这么严谨。原来是位大学老师。这样吧，您坐得离我近一点。咱们就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吧。”我把自己的椅子往前面挪了挪。
毋庸质疑，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学者型病人，我想，一般简单通俗的回答一定不会令他满意，我权且把这当成一个小型的学术讲座或学术交流吧。好在自己的基础知识还算是比较扎实，讲课也肯定不能算是我的弱项。开工吧，我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几张白纸放在手边，开始回答问题。我边讲边在白纸上写写画画，方同志听得非常认真，一边做记录，一边不住地点头示意以表明他对我讲解的理解与认同。讲解与讨论基本上是交叉进行的。当我解答完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几张白纸上已经画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曲线和图表。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这么在不知不觉中飞快地度过了。
我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望着依然处于凝神沉思状态的方先生，轻声地问了一句：“怎么样？您是否同意我的解答呢？”我的问话把他拉回到了现实之中，他赶紧使劲地点了点头：“我非常满意，郭主任，您解答得非常透彻，既解除了我的许多疑惑，也证实了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您讲得太好了！”他再次打开公文包，从中拿出厚厚的一摞文稿：“您看，这是我前一段时间读过的一些有关糖尿病的文献。”
。。
医生，请听题！（2）
我接过去一看，的的确确全是有关糖尿病的医学专业文献，中文、外文的全有，我粗略地翻了一下，估计有五十余篇。“您真是没少下工夫啊！”我衷心地赞叹道。“因为我是个爱较真的人。”他回答得非常认真。他再次打开公文包，这次从中拿出的是几个不同颜色的小本子，他把它们依次排开摆放在我的面前，我低头一看，这不是病历本吗，而且是几家非常著名医院的病历本。这是什么意思呢？
看到我不解的样子，方先生笑了笑：“说实话，来你们医院之前，我已经去过很多家医院了，也看了很多位医生。不瞒您说，您是唯一认真而准确地回答了我全部问题的人。您所表现出来的耐心和您对相关知识的把握程度让我感动。我今天决定，以后我的治疗就交给您了。您是我值得信赖的人。”
我听了他的话，既高兴，又有些惆怅。我拿过那些病历本，快速地翻看了一遍，沉吟了片刻，说道：“谢谢您对我的评价和信任。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内科医生，只是今天碰巧有足够的时间解答了您的疑问。其实是天气帮了我们的忙。要是赶上我的病人很多，我也许就不会跟您谈这么多的问题了。”
他笑着说：“在我今天进入您的诊室之前，我已经在门外观察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相信我自己的眼睛。”他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我拿起那几张画得密密麻麻的白纸正准备丢进纸篓，他拦住了我：“这几张纸能送给我吗？”
“当然可以。有什么用吗？”我把纸递给他。“当然有用了。我拿回去再复习一下。对了，您是每周二和周四上午出门诊吧。那好吧，我周四上午再过来。该怎么治疗，我就全听您的了。还有，冒昧地问一句，您能把您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吗？”“没有问题！您记一下吧。”我把手机号码同办公室号码都告诉了他。看得出来，他很高兴。随后，他也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这时我才知道，这是一位来自一所非常著名高校著名的物理学教授。
周四上午，他如约前来，开始接受正规治疗。此后，他每个月都如期前来，每次都要或多或少地同我讨论一些有关的学术问题，或交换一些相关的学术资料。现在，方教授的血糖、血脂等指标都控制得非常理想，我们也成了比较好的朋友。
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我刚下班，电话响了，我一看，是方教授。“是郭主任吧，您后天下午有空吗？我刚拿到美国糖尿病学会ADA最近刚刚公布的2008版的糖尿病诊疗标准，还有另外几篇文献，您肯定感兴趣的。您帮我解读一下可以吗？”方教授到底是个搞学术的，消息还真是灵通。这个指南是一个月前才公布的，我也是两周前才拿到的，而且只是浏览了一下，并没有非常详细地阅读，看来晚上有事干了。
我一直认为，医生应该向病人学习，因为每个病人本身都是一本活生生的教材。同时医生也应该尽力当好病人的老师，努力给病人传授更多相关的医学知识。这话说起来容易，但要真正做好，有时可能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是多一些像方教授这样的学者型病人，医生想不进步都难。他们给予我们的，不只是挑战，更多的是动力。
我很庆幸自己选择了医生这样一个职业，使我有机会结识这么多生动而真实的生命，并能够有机会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他们。承担如此沉重的生命之托，使我深感惶恐，但能够有幸担此托付，又使我备感欣慰。其实，正是这些病人的存在，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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