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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医务生涯-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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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讲一段小儿科名医徐小圃的故事。徐氏本是博学之士，写的魏碑极具气势，收藏的书画文物，在上海也是数一数二的，看儿科疾病，声誉最高。但是从前，小儿患了痧麻痘疹兼并发“肺风痰喘”，即今时所谓“肺炎”，中西医都没有特效药，患病后往往死亡。有一次，沪西郊区虹桥乡绅之家的孩子，也因此种情况而死，临死前是就诊于徐氏的。死后有一个同道口出狂言加以诽谤，那个乡绅明知到租界来打官司未必能取胜，所以在万国公墓中下葬死者后，竖立了一块石碑，碑上刻着“呜呼！杀我儿者，庸医徐小圃也！”字样。这块石碑真是狠毒得很。万国公墓虽然处于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地区，但是公共租界只能在道上派警巡查，路两边地区则不在管辖之内，那个乡绅又与上海县当局有些渊源，所以徐氏对他毫无办法；而见过这块石碑的人为之哗然，租界上的报纸也隐隐约约地登载其事，引起好多人到万国公墓去游览察看，徐小圃气得发昏。后来，幸亏有一个游侠儿，叫做“花园全根”，本是哈同花园的花王，原名顾嘉棠，人称此道中的四大金刚之一，他有一个孩子是徐小圃救活的，他也有花园在虹桥路上，知道了这件事，就大为不平，纠集了几个武夫，把这块石碑掘了起来，并且关照万国公墓看守人，说：“这块石碑是我顾嘉棠掘掉的，要是主人有什么话，我只好用拳头对付，你告诉他就是了。”这是一个武夫自动的义举。后来，消息传到徐小圃耳中，他对顾氏极为感激，但是自省对乡绅之子并无过失，所以连电话也不打一个给顾嘉棠道谢，可见徐小圃深具书生本色。这种情况，全是医家中人互相嫉妒所造成的。
我年轻时，随从仲英老师，仲英师常被同道推为中医学会会长，我便追随他当学会的秘书。我深感同道中互相胡乱批评别人药方的恶习是没有医德的，所以在会中议决，同道应该互相探讨，不应该在病家面前任意攻击。后来这张通告是我拟稿的，经几位老前辈修改了几个字，发给全体会员。从此，同道互相诽谤的恶习也就渐渐减少和消灭了。
病人阶层 逐渐提高
我对一切发热病方面的治疗渐能掌握疗效，逢到肺炎，我绝不拖延不放手，立刻指示病家就诊于西医，免得病人失去了有利时机。那时候盘尼西林还没有发明，用的无非是“消治龙”，敷的无非是“安福消肿膏”，在治疗上有十分之五六的把握，由此也挽救了十分之五六将死的病人。所以病家非但不说我没有本领，反而很感激我。
有一次，因为呢绒大王谭敬娱（旅沪粤人）的司机患上了重症。起初，谭先生主张将他送入医院，司机坚决不从，指明要我看，只得由他自己做主。这司机患的是“阳黄疸”（即近时所谓急性流行性肝炎），病势进展快得很，患病不过三天，已经全身都呈黄色，因为小便不通（即尿毒症），又有高热，神志不清，情况很严重。他住在闸北一个小楼上，家中除了床榻之外，只有两条长凳。我早晨去看他一次，晚上再出诊一次，那时节我的出诊诊金是六元六角，我看他境况很差，一个身为司机的人，要负担一家八口，所以每次只收他二元。长凳上坐着一个老妪，一声不响，只是在抹眼泪，还坐着一个穿长袍马褂、仪表非凡的老年人，他是一位古道热肠的人，每晚都亲自坐镇司机家中，看我如何为患者诊治。他原来乃广潮医院的董事，也懂得一些西医的知识，他对我说：“尿中毒到了昏迷的阶段，西医必然要插胶管放尿，否则必死无疑。”我默然不出一声，即刻叫他们去楼下购买葱一斤、白蜜半盏，将葱捣烂与蜜调和，敷在病人小腹部。葱与蜜糖有相克作用，不一会儿，病人腹中就咕咕作响，又浓又浊的小便即刻淙淙而下。在一旁的谭先生见到有这样快的效果，又惊又喜，惊的是怕尿中毒会泛滥全身，一厥而亡；喜的是不用插管，一下子就解决了小便畅通问题，他接着就猛和我拉手。我便关照司机的家人，葱与蜜糖每三小时换一次，日夜不可间断。次晨一早，我再去诊治，谭先生已依时等候着，只觉得一室臭气冲天，而病人已醒，吵着要吃粥。我说：“这个房屋太小太闷，须开半扇窗，一扇门，流通空气，以防并发肺炎。”这样的处理，黄疸也就一天好过一天。
这位呢绒大王，在旅沪广东同乡会中是一位首要分子，他把我治愈他司机的经过，广为赞誉。广东人的团结力是极大的，谭先生这样一讲之后，从此我的病人范围也就更广了；旅沪广东巨商甘月松、冯炳南、陈炳谦、简玉阶，以及谭姓宗亲逢到有病，都由那位司机开了谭先生的车来接我到病家去看病。
粤籍巨商甘月松的掌珠，是上海早年最有名的交际花。由她的介绍，我才为徐志摩的情人陆小曼诊病。陆小曼患的是严重的胃病，剧痛常常使她作西子捧心状，经我诊治后渐渐痊愈。当时座中有一位世家子弟，叫做翁瑞午，以推拿术治她的疾病。徐志摩只求医好陆小曼的病，亦乐与结交，翁便成了徐宅的常客，常为小曼推拿筋骨，且劝小曼试吸鸦片成瘾，翁替她烧烟泡，一榻横陈，殷勤侍候，徐志摩泰然不以为意。小曼偶逢拮据，翁即尽力供应无缺，更博得小曼欢心。后来徐志摩由沪飞平，在山东境内飞机遇雾撞山，机毁人亡，时为民国二十年（1931）十一月。
徐志摩遇难后，小曼即与翁瑞午同居。翁尽量满足小曼的物质生活享受欲，陆续将家藏的古玩字画出售以应。日寇时攻上海，洋场顿呈萧条景况，生计渐趋艰难，小曼请我出诊，只说“记账”两字，即不付一钱。小曼并将徐志摩所写《爱眉小札》与《志摩日记》的版权，卖给出版公司，换取金钱过活。她在此极端困难中，鸦片已经吸不起了。此时陆小曼被恶劣环境折磨得形容憔悴，精神衰颓，大非当年徐悲鸿为她写生的光景了！
一九四九年后，两人生计全仗翁瑞午香港亲友汇款接济，翁且另外结识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因女学生尚未成年，但已相恋成孕，因此翁被判入狱。陆小曼入中国书院为画师，又不愿做翁瑞午的家属，只能将翁瑞午放弃，上海人乃戏称之为“陆放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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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大厦 化敌为友
我的医务上轨道之后，深信丁福保老先生教我的理财之道，平时绝不浪费，从事于积蓄与理财，我总想有一日能自建一座诊所。到了抗战开始，租界沦为孤岛，英商见将有剧变，纷纷将资产售与华人。跑马厅（今人民广场）巨幅土地，当然不易脱手，但是在跑马厅侧门对面有一块地，原是养马的马厩，地处马霍路（今黄陂北路）与威海卫路（今威海路）转角，他们登报出售。我一想这块地旺中带静，立刻就去付定洋买了下来。那时节，我每天门诊都超出一百号，出诊常达十余家，收入颇丰，所以兴建一座新诊所，足够有余。看空地的时候，感觉似乎不大，等到建筑竣工，却成为一座半圆形的大厦。我想假使我独用这座大厦为诊所，未免过于招摇。起先我定名为“国医研究所”，二楼三楼专供藏书，并且由我的八个学生当研究员，下面附设联合诊所，我自己挂一块横的内科招牌，其余延请同道主持儿科、妇科、外科、痔科等，各有一小室，分悬八块小招牌，内部附设药铺。三楼尚有多余的房间，出租给人，从此我就不需纳租，还有房租可收。
上海病家，看我逐步地兴旺起来，而这座大厦又附带义务性地悬出“上海市中医师公会”、“中医月报社”等招牌，格外烘托出我在中医界的地位，业务乃越来越旺。我又结集医友办了几个聚餐会，凡是从前嫉妒我的人，我也恭请他们参加，这是化敌为友的方法。有一个聚餐会叫做“经集”，每月聚餐一次，参加的人每次带医药文物及珍本医书，并备文房四宝，能书能画者即席挥毫，我们相聚甚欢，大家觉得很有意义，定出一个口号叫“一月一经，不得超前，不得落后”。每次还另请一位特殊客人，都是来自苏州、杭州、南京等地能书能画的名医列席，以志一时盛会。如是者历时数载，向来嫉妒我者也就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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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富之家 借钱赠地
尽管我的病家阶层逐渐提高，但对平民阶级，我还是尽力服务。闸北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印刷工头，住在一间极简陋的木屋中，我看好了他的病。这个消息为商务印书馆董事鲍威亨所知。从前的东主对工人照拂周至，工人有了病，常去探望，送钱送米，有时还同太太一起去。鲍太太有一个女儿，嫁给哈同夫人罗迦陵的华裔长子罗友兰。一次罗友兰患了相当严重的病，鲍太太特地陪我到哈同花园去看他。罗氏患的是一种慢性复杂疾病，我竭力为之调治，使他终于恢复了健康。接着哈同夫人罗迦陵也患了病，她是极端信赖中医的，也请我去看。久之我就成为他家的医药顾问，还有他家五个华裔义子，有了病也都由我诊治。
哈同是英籍，在抗战时期已过世，日军将他们的财产一并冻结，每一房每月给予生活费军票一千元，因为他们都是华籍，所以没有被关进集中营。
后来，罗友兰和我成为好友，他每次请客，我都在被邀请之列，后来他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劣，经常向我借钱周转，我从不推却。又有一次他患上了伤寒重症，我又为他治愈了。等到日本人投降，经过了好多波折，才实行分产。分产的办法是照战前的旧价，分给各房。罗友兰分到大陆商场、慈惠南里及宏伟无比的迦陵大厦一座。各房所得价值参差不等，就将整个哈同花园划成数十方，作为调整相差之数。
但是产业转移之时，纸币月月跌，日日跌，迦陵大厦的房租，依照合约所收到的房租，每户的租金只能换到几盒火柴。因此罗友兰对我说：“我虽是富翁，却要饿死在米桶边了，我从前欠你的钱，现在已无法计算，我唯有将分到的花园中空地两块之一，一边沿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一边沿哈同路（今铜仁路），好到不能再好，送给你，你可以造一间上海伤寒病院。”我欣然接纳，立刻请建筑师画图样，连招牌也请青山农黄葆戌先生写好，而且将积储所得银三十万两，准备兴工，幸而眼看时局形势有些不妥，几经拖延，终于未造，才得保留现资，否则，我逃难到香港都没有资格。
再说，从前上海富商，对医生的馈赠都很阔绰，如薛文元为盛杏荪之妻庄太夫人治病甚久，后来庄太夫人逝世，遗嘱上写明赠予薛文元坐落在白克路（今凤阳路）的小洋房一幢。陆士谔为颜料巨商某夫人治病，遗嘱也送他一幢房子。罗友兰送我空地，也沿用此例，这是不足为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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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于助人 死于气恼
我觉得不论是英雄，或是美人，总不能见到白头，因为最近半世纪左右，实在是变动得太剧烈了。我在临诊之时，见到许多大小著名人物，一个个地倒下去，或死于非命，或贫病交迫，真是令我感慨万千！
尽人皆知上海有一位闻人杜月笙，前些时候香港佳艺电视的片集中播出的《顶爷》，便有影射他的内容。我要说一句公平的话，他早期的确与统销鸦片有关，而且又开过赌台，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自洗手之后，从这两方面赚来的钱，他随时随地帮助人家，行侠仗义，宁愿自己吃亏，为国出力，其事不胜枚举。譬如从前洋商在上海开办规模宏大的香烟厂，仗着强国的威力，行销全国，坚决不肯纳税，后来这家大烟厂，又因给工人的工资太低，数万工人发动罢工。财政部长宋子文生性高傲，向来瞧不起上海人的，为了这次工潮，特地约杜月笙相见，一则要他解决工潮，二则要他提出凡是销行中国内地洋商香烟都要纳税。杜氏当即说出他的口头禅：“闲话一句。”于是他就先拿出一笔巨款，接济罢工工人的家属，教他们长期罢下去；一面代工人策划，应该加薪多少。并以该烟厂必须向政府纳税为先决条件。初时洋商不以为意，后来看到罢工的日子越拖越久，连所有工头都返家纳福，不问厂事，洋商当局才着急起来，答应向中国政府纳税和加薪，但是罢工期内概不补薪。杜氏说：“好，就这样，我来办。”于是叫工人代表及工头来和洋商签约，罢工期内所有工资由杜如数照发。由于他肯吃这么大的亏，事情就解决了。国家从此也开了数字庞大的税源。类似这种情形的事件，杜氏做的多得很。
我与杜氏原无交往，后由友人韦钟秀的介绍到杜家，初时为他家人看病。他的几个子女出痧子（麻疹），有些很轻，有些比较严重。我为他们一个个看好之后，又为他几位夫人诊脉。后来见到杜氏，他身长五尺一寸，比我矮一寸，体重是九十余磅，可以算是很瘦弱的人，经常有气喘病。当时在左右来往的人，都是些武夫，看见我常常躺在烟榻上与杜氏相谈，嫉妒得很，私底下叫我“孔子”。我知道了并不介意，误以为他们在捧我。后来韦钟秀轻轻告诉我，“孔子”二字是游侠儿的术语，实在是“空子”二字，表示此人非我族类，没有“前人”的。我也付之一笑。
杜氏的气喘病，时发时止。他说：“我的孩子咳嗽气喘，你用几帖药就医好了，为什么我的气喘，你总不能医治断根？”我说：“这个病，中西医都没有根治的药物。西药有一种麻黄素，是江苏青浦一家小药铺主人的儿子陈克恢提炼成功的，由美国××药厂专利发行，治气喘非常灵验，一服气喘即停，或者注射麻黄素针剂，也能片刻见效。”杜氏就说：“打针我不赞成，你能不能拿些麻黄素药粉来，让我在发作时试服一包？”我就设法为他买了几十包。他逢到气喘将发未发之时，服下一包，气喘也就平下来了，因此，他对我很有信心。此后他逢有什么发热病，都叫我去看。幸亏他的病那时都不是重症，所以能信手而愈。后来他很相信捏笔杆儿的人，认为有聘请一位秘书的必要。他的秘书先后计有六七人，以胡叙五先生做的时间最久。
杜氏本来是不识字的，只认识自己姓名三个字，后来不但会看报纸，还会看信件，出去赴宴还能亲笔签名。逢到有人来求事，他无不应允，如属求借，立刻在烟铺枕头底下抽出一张红色的中南银行五十元钞票（按：从前上海中外银行是没有一百元大钞的）。有些人和杜氏素不相识，忽然病故，其家人来哭诉无以为殓的话，他就抽出两张红底钞票，说：“快去办后事。”我还见到有一个外强中干的人，举行结婚礼，筵开百桌。他与杜氏有相当交谊，却是既不见杜氏来道贺，又不见杜氏有礼送来。这个人也有相当智慧，认为这笔礼一定给中间人吞没了，所以他第二天亲自去道谢。杜氏说：“昨天我发热，不克来道贺，但是我知道你的境况，这一次婚事，你一定欠了一身债。”说完这话，他也不再问，就在口袋中掏出二千元庄票一张给他，此人感激含泪而去。
到了“一·二八”时期，日军与国军在闸北开火，他立刻召集上海商界名人，组织抗敌后援会。那时其中多数名人因为怕绑票，一一递红帖，向他三鞠躬，算是他的门生，就在倾谈之余，筹集到五十万元。杜氏说：“这个数目还觉得不够。由我来凑足一百万。”杜氏此举，极大增强了抗战军人的士气。因此，日军伤亡甚多，不久偃旗息鼓，签下停战条约。
此事发生前后，日本军阀土肥原曾经到杜家求见杜氏，杜拒不接见，反而以十万元汇寄给在东北抗日的马占山，又以十万元用捐机名义，赠给孙桐岗。孙桐岗仰慕杜的为人，亦向杜执弟子礼。
后来八一三事件爆发，杜氏又推史量才做抗敌后援会首长，他本人又拿出七十余万元款项，作为支持抗日行动，如购保险汽车赠浦东驻军司令张发奎。这种事情，我知之甚详。我想别的地方一定也有若干人由于开赌贩毒而发财的，但是肯自动不断地出钱出力，为国家尽力的，恐怕数遍全国，只有杜氏一人而已。
杜氏到了香港，实际上带来的钱不多，而一位豪爽阔绰惯的人，就觉到心中百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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