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作者简介
陈存仁1908—1990）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
　　1928年　　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
　　1929年3月17日　　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
　　1935年　　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1937年　　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
　　1949年赴港行医。
　　1957年　　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
　　1964年　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
　　1970年　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
　　1979年　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
　　1980年初　　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
　　1990年9月9日　　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的医务生涯》内容简介
陈存仁先生不仅是旧上海一位很有声望的中医，还是一位笔耕不辍、著作颇丰的作家。下面这段自述，便是他对这本《我的医务生涯》的最好诠释：
　　我三次环游世界，游览之外，无非是搜集海外中医药书的佚本和考古资料。有一次，我在纽约报摊上看到一本杂志，英文名字很长，意译是《我的职业真实生涯》，内容极为丰富，有些是太空人某某执笔的《我的太空训练和操作实况》，有些是会计师写的《我开业后缴税和逃税的实况》，有一篇是《我的皮匠生涯》，有一篇是医生写的《医务所开业后所见的形形色色》。这本杂志，非专家的文字不录，所以厚厚的一册，记录的全是各行各业的实情实况。可惜我的英文程度不够，而且这本杂志价格不菲，我没有买。但是我认为这种书的销路一定很广，因为小说家所描写的，不是他本身的职业，不过是肤浅的观察，现在我们看电视或电影，涉及专门性的职业，都似乎缺少真实性，因此我想写一篇《我的医务生涯》，来讲述我从医中的所见所闻。
　　◎　推荐
　　早年抗议国民政府“废止中医案”五位赴南京请愿代表之一
　　陆小曼、杜月笙、张学良、袁雪芬、戴笠等都曾求治于他
　　香港《星岛晚报》为其开设专栏十七年
　　他的诊所在港开业时，费穆、白沉、王人美、鲍方、###凤等众多电影界名人前去道贺……
　　　。　想看书来

《我的医务生涯》目录
楔子
　　第一章　　求学为医两不误
　　第二章　　英雄见惯亦常人
　　第三章　　英雄美人变化多
　　第四章　　奇人奇事与奇病
　　第五章　　美人黄土话林黛
　　第六章　　半夜失眠最痛苦
　　第七章　　苦心孤诣编药典
　　附录　　叶天士事迹考
　　

名师指导　　金玉良言
我从民立中学毕业之后，入南洋医科大学攻读西医。这是个德日派西医组织，实际上留德的教师只有一位，留日的教师倒有六七个，最看不上眼的是一个日本人藤下教师，因为那时正在“五四”风潮之后，大家对日本人恨之入骨，购买日本货已算是不爱国，更何况这个日本人还在学校中担任主任，颐指气使。我早想离开这间学校。在校两年，我患了伤寒病，他们只叫我常饮开水，静卧床上四星期，打一些葡萄糖钙针剂，痛得要命，热度却越来越高。供给我学费的伯父，主张一定要看中医。于是，我便就诊于名医丁甘仁先生，服了三帖药后，热度就退，因此我学西医的信心就动摇了。
　　病愈之后，我听了伯父的劝告，改进丁公甘仁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这是全国创办中医学校的第一家。毕业四年后，就随从丁公开方，这等于是实习。因为我听得懂他的常州话，所以落笔很快，同学们戏称我为“飞快手”。丁公对我亦青睐有加。他原有烟霞之好，那时我因兼从常州举人姚师公鹤习国文，姚师与丁公有同好，我就学到一套装鸦片烟的技术，而且会装“雌斗”。丁公每晨起身之前，我往往先替他装好三支烟枪的烟泡，又黄、又长、又松（按：有此癖者，对装得好的烟泡有三字好评即黄、长、松），唯有这种烟泡，吸的时候才可以一气呵成，大过其瘾。丁公知道是我装的烟，从此对我更加亲切，在烟榻上教导我几句话，说是“道无术不行，术无道不久。所谓道，即指医道而言；所谓术，是指医术而言，术不能走歧途”。我听了他这两句话，认为真是做医生的金玉良言。可惜丁公不久仙逝，我又拜在其哲嗣仲英先生门下，从游甚久，才敢开业。
　　谢公利恒当时是中医学校的校长，亲授课本，毕业后我邀集同学与谢师每月宴聚，谈笑甚欢。可惜在我离沪不久后，谢公即因郁郁寡欢而逝世了。
　　丁仲英老师，教我最多，不但医术，即心理卫生也是丁师教导的。四月三日适为其九十生辰，敬以此文，为丁师寿。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开业初期　　病家寥寥
我从丁仲英老师开方约两年，学到不少诊治的经验。丁老师在他家天井里有一间小室，专门作为施诊给药之用，由我处理其事，从早晨七时坐诊到九时。这两个小时之间，来的都是贫苦病人。我初时担当这个任务，病者几乎个个都不先讲病况，一定要等我诊脉之后，说出他的病情，才肯开口。揣测他们的心意，好像因为我年轻，要考考我的本领。可是诊脉之道，是四诊（望、闻、问、切）的末一诊。老实说，那时我初始诊脉，对脉理还没有把握，对他们的病情，有的说得就不对。我就觉得虽说学以致用，等到用时就发觉自己的本领还是不够。丁老师就教我一个秘诀，说：“病者坐定之后，你该先问他一声，起病有多久？凡是日子不多的，多数是外感症；日子久的，一定是内伤和虚弱症。”这真是一个由经验得来的秘诀。病人即使想考验我，他也不能不回答这第一句问话。从此，我于诊脉之后，就有了头绪，凡是起病只有两三天的，我就说：“你有头痛、咳嗽、流涕及泄泻。”一路说下去，他们总是点头称是。
　　旧时上海，大人患的多是伤寒病，小孩子多数是吃坏的病和出痧子（即麻疹）及喉痛，女性无非是头晕、白带、月经不调等，只要鉴貌辨色，已经能够知道。十个人之中，七八个人给我说对了。
　　我在丁家学到医伤寒症的一套处方用药的程序，到这时便有了“学以致用”的机会。
　　当时来看病的贫苦患者，也不知道我姓甚名谁，只是叫我“小郎中”，每天由十号八号增加到二十多号，我自己兼写药方，居然能应付裕如。其中有不少是人家的车夫、门房以及商店的小伙计，我治好了他们的病，传到他们的东家耳中，那些东家竟然也常常指定要“小郎中”来看。这时我用自己印的“丁仲英门生陈存仁”方笺，病人临走总是给我一个“红封袋”，里面放着小洋二角或四角，也有放入一元的。每天这种付钱的病人，也有三号五号，后来增加到###号。丁老师大度得很，毫不介意，还认为孺子可教；但是挂号先生和老师的家人则认为我是“饭店门前摆粥摊”，期期以为不可。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在南京路望平街（今山东路——编注，以下地名括注均为编注）转角柏林花纸行楼上设诊所，自己开业，同时又办了一份《康健报》。
　　望平街是上海报馆的集中地，也是报贩发报的聚集地。当时我的诊所，月租是五十银元，不但占了花纸行楼上整个一层，而且还连着“心心”照相馆的二楼，所以地方很大，除了挂号处，其余就是我的诊症室。我的座位之后，就是一行很大的书橱，诊病的桌子亦很考究，在对面就是一排候诊者坐的沙发。可是开诊伊始，第一天只来了一个病人。连续一个月，每天从未超过五人。因此，我感觉到我的诊症室太大，来看病的人，总是见不到其他病人。病人越多，业务越忙；病人接不上，便觉得冷清清的。病人少，是做医生最犯忌的事。
　　

业务发展　　贫病做起
一天，有一个穿灰布棉衣裤的人进来，见到另有一个病人，他就站在旁边看我写药方，我用药都是三钱、五钱、钱半、八分。等那个病人一走，他坐了下来，似讽非讽地唱着“三两、二两、两半、八钱”，接着就说：“陈先生，你用药何以如此的轻？”我说：“我的老师丁甘仁和丁仲英先生，都是这样用药。譬如要通大便，只要熟大黄钱半必通，用二两三两就泻过了头，所以用药太重，等于浪费，而且病人会腹痛抵受不住。”那人听了我的话，态度为之一变，又带着笑容问我：“照《伤寒论》上的用药，都是讲二两三两的。”我说：“我的国学老师章太炎先生曾经考证过，医圣张仲景是汉朝人，汉时的一两即今时的槽秤二钱，所以我的用药是根据标准的。”他肃然起敬，说：“啊！料不到你的老师都是大名人。老实告诉你，我是三友实业社的总经理陈万运。你的诊所和我公司门市部很近，而且我知道你医好过我公司一个职员的伤寒症。现在我想请你当我公司的常年医生。在门市部的职员及外埠邮购部人员有二百多人，在高郎桥厂中，有工人三千。我每月送你三百银元，只是高郎桥远得很，你每天要到那边一次。”我说：“承蒙你看得起，很是感激。”他就和我拉拉手说：“好，一言为定。”我送他走了之后，心中大悦，一因门诊部天天可以多十个八个人来；二因到他们厂中，我也可以发挥医治各种发热病和伤寒病的能力。又有一家是南京路上的冠生园，老板冼冠生，本来是相熟的，他听说三友实业社请我当常年医生，也到我诊所来，请我做常年医生，不过月薪只得二十元。从此我的诊所就渐渐热闹起来了。
　　就在这时，我另外印了一种“施诊卡”，发给望平街上每一个报贩头子。因为我的《康健报》销量多，他们对我很有信心。他们拿到施诊卡，不但给自己家人用，还借给他们各人属下的派报人，因此一张施诊卡，用不到一个月，已经又皱又烂。有一个报贩头子向我建议：“你不如印两千张施诊卡，分给各头子派给所有派报人，免得借来借去的麻烦。”我就照办。谁知道这样一来，影响之大，出乎意外。
　　因为从前到人家去派报的人，和订户都有感情。有些主人清晨等候报纸，见到报纸来得迟，就会问是否出了什么特别事故。派报人就告诉他：“南京出了什么什么秘密消息，报馆当局再三考虑，究竟发不发表，因此就耽搁了印刷时间。”这些订户最喜欢听报纸以外的秘闻。有时报纸中间忽然有一块空白，上海人名为“开天窗”。这是因为某种秘闻，已经排好上版，临时抽去，来不及发稿补充，只得留出空白。逢到这种情形，订户必然追问派报人到底为了什么事，派报人总是说得头头是道，因此双方感情相当好。有时派报人生了病，请行中人代派，主人又会问，某人为何不派？代派的人就说，某人因为生病。有时生了病十几天或一个月才会恢复再派，订户就会问：“你生的什么病？”派报人就据实以告，并且说：“幸亏我有一张陈存仁医生的施诊卡，省了钱还挽回我一条命。”那个主人就把我的名字深印脑海。由此，产生出来不少新病家，这是我事先料不到的。
　　我想到初做医生，该由下层阶级病人开始，诊金虽有定例，但是对这类人要不计诊金，并且要仔细诊断，竭力把他们的病医好。因为上海人用的是黄浦江和苏州河的水，很容易染上伤寒病，此症一发生，往往搅到七死八活，你能挽救过来，病人不但感恩不尽，而且广为宣传：当车夫的会拉他的主人来看病，当佣仆的会带他的女主人和小姐们来看病。从前上海的有钱人家，生了一个孩子，就要雇用一个奶婶婶（即奶妈）护理，孩子生了病她们会坚决主张一定要找我，这种人的力量很大。还有一种专门为女主人梳头的，所谓“走梳头”，因为从前没有女子理发铺，所以就产生了这种走梳头。她们依着太太小姐的起身时间，一家一家前去梳头，这种人一边梳头，一边和主人谈天说地，谈到看病，要是提到我的话，以后他们就成为我的病家。
　　认清了这一点之后，我对这类人总是不计较诊金，后果甚佳，好多高贵人家的老爷太太或是小孩都来就诊。这个时候，我规定初诊二元，复诊一元二角，他（她）们无不照付如仪。因此我想到做医生，要是门口只挂一块招牌，病人自己是不会摸上门来的。医生业务的发展都是靠口碑，因为病家最喜欢打听医生，有人介绍才肯信赖，登门就诊。
　　

同行嫉妒　　你争我夺
若干人的本性，每每含有嫉妒心，不仅同行嫉妒，而同学更嫉妒得厉害，因为越是接近的人，眼看着别人一步步高升，自己依然故我，就会加以嫉妒。兄弟之间，因为接触更多，嫉妒起来更会不择手段；譬如弟弟做了皇帝，登基前后，总是先杀哥哥，此类故事，历史上多到不可胜计。
　　从前在上海做中医的，都是几代相传的世家。记得孔夫子说过：“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这两句话，我就反对，第一代第二代的人难道就没有人服他的药吗？叫这两代的人怎样生存下去？所以我初做医生，一般老医生有时看我所开的药方，总是摇摇头，好像我的方子不对，甚至连正眼也不望一望。其实这是旧时上海病人的习惯，病重时常常请两三个医生各处一方，来对证一下，但是医生与医生之间，往往甲医说乙医不对，乙医说丙医不对，相互讥评，已成习惯。
　　当时在上海医界，我年纪最轻，吃亏当然最大。后来我想出一个办法，逢到高贵人家患伤寒症来请我出诊，我就知道病家必定请过张先生、夏先生、严先生和另一位医家等四人诊治。我到了病者家中，先问一句，从前看过哪位医生？病家说：“我先看张聋朋门诊，因为张是不出诊的，病重之后，由他的侄子张蔚孙出诊。”我知道张医生的药方必用那几味药，第一次出诊，我用药与前医完全相同，但在后面加三味重要成药，如紫雪丹、神犀丹、甘露消毒丹等，我总是解释给病家听，前面的药味，力量不够，而且病人即将昏迷，为预防计，另外要加三味药。病家看了就大为佩服，认为我的处方比张医生周到而有预见，从此只请我一个医生诊治了。
　　至于夏应堂的药方，我也熟稔得很，所以凡是请过夏先生的，我的第一张方子，用药就多数与夏相同，后面也加两三味。夏先生每日出诊有二三十家之多，到得极晚，一到之后就匆匆处方，话没有三五句，便急急离去。病家把我的药方一比，药味虽然相同，但后面加有预防病变的药味，所以次日就请我。我到得早，说得明。其他两位，诊金都比我高，还要加上车夫和保镖的钱，病家负担很大，从此就改请我看了。
　　以上所说，好像是我在抢夺别人生意的行为，我自己也知道。其实当时我首先用寒暑表（温度计——编注）探热，凡遇高热到了一百零四度（华氏温度，相当于摄氏四十度——编注）以上，就会有昏迷不醒、抽筋、拘挛等症状，我加上三味药，正好防止这些情况出现，所以继续请我看病的，就不会有这种险象发生。因之我的病家也日益增多，而同行的讥评，也说不出什么坏话来，这是我抵制别人嫉妒的办法。
　　　。。

两个故事　　可为殷鉴
我要引用两个故事：从前上海看小儿科的有一位殷受田，他确是三代医家，看小儿病候富有经验。一天，在处方之后，方欲离去，忽然来了一个声若洪钟的老医生恽铁樵。恽耳聋，所以和人谈话总是大声，深恐人家听不到，而且大模大样地迈着八字步进来，他也不认识殷受田，睬也不睬殷。诊病之后，恽一边高声朗诵，一边挥洒自如地写药方。恽的药方确乎不差，因为他是商务印书馆编辑出身，常州恽家也懂得一些医道，但半途出家，有些药方是书本上的成方，他却不会根据病家的情况来活用。病家把殷受田的药方给他看，恽氏竟然高声说：“这种药方，一吃之后，送终有份！”殷受田在旁听了，气得说不出话来，拂袖而去，对恽铁樵恨之入骨。后来恽铁樵看中华书局股东周某人，周是位饱学之士。一次，周的女儿病了，也是先看殷受田，后看恽铁樵，吃的是恽铁樵的药，一帖药之后，周某的女儿就死了。周某哀女至恸，就向法院提起控诉。法院将药方交医学会评判，因恽氏向来喜欢说同道的坏话，所以医学会的评议书，也对他极端不利。初审时恽氏就败诉，二审时恽氏托人对法官有所“贡献”，只被当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