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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机，实施战役战斗的速战速决。毛泽东把战略上的“稳”与战役战斗中的“拼”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
　　在反“围剿”作战中，这一原则运用得淋漓尽致。毛泽东不急不躁，诱敌深入，以一个“磨”字贯穿战略指导，而以一个“快”字指导具体战役战斗。
　　

十　战略持久　战役速决（2）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历时8天，而关键之战消灭国民党军第18师仅用9个小时。第二次反“围剿”历时两个月，而红军反攻五次作战，每次都仅用数个小时就解决战斗，最短的只用了两小时。第三次反“围剿”历时三个月，而红军反攻作战每次也只用几个小时。
　　国民党军在总结“围剿”作战失利原因时，不得不赞叹毛泽东“指挥机敏，始终把握战术速决之原则”，称红军“指挥官对目标之选择及攻击目标之变换，均能把握实际，绝不胶着恋战，只求胜不求全，故能胜易胜”。
　　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成为红军运动战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总结作战经验，归纳了速决战的几个具体条件：“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他说：“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
　　陈伙成（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战役战斗速决战的具体条件，而且还具体分析了红军采取这种战法的必要性。他说：第一，红军装备落后，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难以支撑长时间作战；第二，敌人进攻一般有许多部队，而红军只有一支部队，只有迅速地连续地作战，才能粉碎敌人进攻；第三，如果敌人分路推进，且比较密集，红军的力量只能先打其中一路，假如不能迅速解决战斗，其余各路敌人就会蜂拥而至，陷红军于危险境地。
　　毛泽东真正从理论上阐明持久战战略是在全国抗战爆发十个月后的1938年5月。当时，正面战场作战的国民党军在连续失败之后，终于取得了台儿庄会战大捷。抗战初期弥漫的“亡国”言论尚未消失，“速胜论”观点又甚嚣尘上。中国抗战前途到底如何，究竟怎样才能夺取战争最后胜利，一时间众说纷纭，在中国共产党内也存在着意见分歧。
　　岳思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抗战爆发后，王明从苏联回国，带着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示，鼓吹“速胜论”，反对进行独立自主地游击战，要求八路军投入正面战场打大仗。他的意见在当时影响了党内相当一些人。在1937年召开的中央“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受到许多人的反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孤立的”。但是毛泽东对三条原则坚持不放，这就是持久战、游击战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为了澄清国内和党内的错误认识，坚定全国、全党、全军对抗战胜利的信心，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夜以继日，奋笔疾书，连续写下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名军事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做出了清晰而有说服力的结论：中国不会亡，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刘庭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指出：日本是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所进行的是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非正义的，中国虽然国力较弱，但进行的是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日本军力虽强，但是个小国，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军力虽弱，但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战争；日本的侵略战争必定遭到国际上的反对，失道寡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必定得到国际的广泛援助，得道多助。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蒋介石也看到了抗战是持久战，并将战争的进程划分为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但他却提不出行之有效的持久抗战战略，因而对战争的指导是只顾眼前，难出远谋。他的全部战争指导，都建立在一个“拖”字上。
　　毛泽东则把抗战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突出战略相持阶段的地位，指出：这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
　　

十　战略持久　战役速决（3）
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为战略相持阶段给出的战略指导方针也非常简单，只有一个字，就是“熬”，不是被动地熬时间，而是在非固定的作战线上，对敌实行有后方或无后方的运动作战；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发展游击战争；以频繁而持续的作战不断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积小胜为大胜，熬干敌人的实力，熬出敌强我弱形势的转变，“熬”出最终的战略反攻，夺取战争的胜利。
　　傅立群（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的“熬”，是一种主动的战略，把最后的胜利完全建立在中国自身抗战的基础之上，而蒋介石的“拖”，则是一种被动的战略，把战略反攻的希望全部寄托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大国的参战上。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毛泽东的“熬”字抵得上千篇大论。它指导敌后军民熬过了敌人最疯狂的“扫荡”、“蚕食”，指导中国抗战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熬垮了日本侵略者，熬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战略指导上是个“熬”字，而具体战役战斗上依旧是速决战。毛泽东为中国军队设计了一整套具体的速决战战术，并被八路军、新四军广泛运用于对日作战之中，是平型关等战役取得胜利的基本指导原则，并被证明是战胜优势装备的日本军队的有效战法。可惜，国民党军队依旧恪守西方正规作战的原则，与日军大打会战、决战和阵地战，结果伤亡惨重，却无法扭转战局。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更将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指导方针淋漓尽致地展现到战争舞台上。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战争指导上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歼敌计划抓得非常紧，对每个战略区在某个时期应该歼敌多少个旅，都有非常具体的量化指标规定，同时不断通过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分析，预测中国革命战争的进程和最后胜利的时限。这与抗日战争时期只确定各战略区的部队发展计划和根据地的发展步骤，而从来不确定歼敌指标，形成了鲜明对照。
　　1946年10月，战争进行了三个月，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25个旅。毛泽东确定：争取每个月歼敌8个旅，在三个月内再消灭国民党军25个旅，然后再用三个月歼敌25个旅，使双方军力对比产生重大变化。
　　1947年2月，战争进行了半年多。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正规军59个旅。毛泽东确定，争取在今后数月中，歼灭国民党军40—50个旅，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
　　1947年7月，战争进行了一年，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97个半旅。毛泽东确定，在第二年作战中，应争取歼敌100个正规旅，改变敌我在数量上的优劣形势，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
　　1948年7月，战争进行了两年，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78个半旅。毛泽东确定，在第三年作战中，应歼敌115个旅（师）左右，并举行带有决战性质的大会战，争取在5年时间内，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个旅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分派歼敌任务，一次又一次地调快战争进程表，驱动解放战争的车轮向着最后的胜利快速前进。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抗日战争要慢，解放战争要快”。他以只争朝夕的气魄指挥人民解放军向着新中国迈进。
　　人民解放军各大战略区坚决执行毛泽东确定的战争方略，超额完成毛泽东确定的歼敌任务。1948年8—11月，仅4个月，人民解放军即歼敌83个整师100余万人，使得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
　　毛泽东欣然修改自己的计划，发出了气势磅礴的预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五年计划，三年完成。毛泽东的科学预言化作了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轰鸣礼炮、璀璨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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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战略持久　战役速决（4）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持久中有速决，速决中寓持久。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是达成战略上持久战的根本途径，战略上的持久战则是进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的前提条件，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精通哲学的毛泽东把战略和战役战斗两个不同层面的持久性和速决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战争指导方略。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时，非常认真地说：“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仿佛是言犹未尽，他又补充一句，这一原则“也可以适应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十一　创造战场　空间制胜（1）
谈到国民党军的各部将领，毛泽东曾把号称“小诸葛”的桂系军阀白崇禧称为“中国境内最狡猾的军阀”。
　　就是这位白崇禧，听完周恩来介绍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的基本内容，大为叹服，认为这是中国抗战唯一的制胜之道。他把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在战争的舞台上，毛泽东所看重的从来都是生存的空间、作战的空间。以空间换生存，以空间换时间，以空间换发展，以空间换战机，以空间换胜利，创造战场，克敌制胜，毛泽东娴熟地掌控着战争的时空，挥洒自如地指挥着人民军队夺取战争的胜利。
　　1927年9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踏上了湘赣边界崎岖的山路。征程漫漫，疾病蔓延，敌军袭扰，部队疲惫不堪。此时的毛泽东，面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为这支队伍找到一个落脚之地，如何保存微弱的革命火种。
　　在宁冈古城，毛泽东决定：上井冈山，做革命的“山大王”。他说：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有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和我们比不了，那么敌人怎么能够消灭我们呢？
　　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在战争中，毛泽东始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一切从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从自身的力量出发。在力量弱小时，他考虑的是生存空间。力量壮大后，他考虑的是发展空间。
　　要做革命的“山大王”，首先需要获取生存空间。井冈山有一支由王佐、袁文才领导的农军。毛泽东以诚相见，以理服人，成功地收编改造了这支武装，在崇山峻岭呵护下休养生息，红色革命力量终于有了一个宝贵的生存空间。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毛泽东对这座山充满了感情，他说：这山，它革命，这座山是革命的山。蒋介石“占市为王”，我们“占山为王”。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红军要发展不仅需要生存空间，更需要发展空间。落脚井冈山暂时解决了生存问题，但发展的空间是不够的。毛泽东说：没有回旋余地，三十五计用完，第三十六计就用不上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也。三十六计用不上，无处可走之谓也。
　　红4军前委会议上，毛泽东挥手指向了赣南、闽西，那里是红4军“前进的基础”。他指出：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相接。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要创建革命根据地，更要依托根据地，去不断扩大发展根据地。在扩大苏区时，不是急风暴雨式地推进，而是循序渐进地巩固一块，发展一块。当根据地推进到某一地区，就暂时停止推进，待新区巩固并可以作为依托后，再继续向前推进。
　　按照这个部署，红4军在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第4团配合下，首先在兴国、宁都、瑞金、雩都四县建立起赣南苏区，巩固后挥师入闽，三打龙岩，将红色苏区逐步推进到闽西地区。随后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不断粉碎国民党军的“会剿”，并逐步向外扩张战略区。红军不仅力量迅速壮大，而且获取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和作战空间，为采取以“空间换时间”“以空间换战机”的战略、迎击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奠定了基础。
　　寿晓松（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研究员）一部红军反“围剿”作战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以空间换时间”、“以空间换战机”的作战史。红军以部分根据地“空间”的丧失，争取到集中兵力、选择战场和疲劳敌人的“时间”，获得了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机，从而赢得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但毛泽东并不满足于这些胜利。他已感到红军如果局限于固定区域，将便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困和“围剿”，会影响红军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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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创造战场　空间制胜（2）
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之后，1932年3月，苏区中央局在赣州江口圩这个地方开会，毛泽东又提出了“出击求巩固”的新的发展方略，建议红军主力立即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和空虚的赣东北以及闽北、浙江、皖南、苏南等地区发展，以“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求得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苏区，发展革命战争。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是一个非常大胆而务实的战略性出击方案。它标志着毛泽东的目光已经不局限于在中央苏区内外进行反“围剿”斗争，而是要变依托根据地波浪式推进为战略性的外线出击，将固定的根据地与流动的战略区相结合，打到敌人的腹心地带，开拓更加广阔的发展与作战空间。但非常可惜，苏区中央局多数否决了这一方案。几十年后，朱德元帅重游旧地，往事回望，他无限感慨地写下了“不听仙人指”的诗句。
　　战略性出击的方案被否决，毛泽东只得退求其次，寻求首先向东，然后再向东北发展。仔细研究国民党军的部署后，毛泽东建议：红军以一部主力出敌不意，兵出闽南，直下漳州、泉州，“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立即召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由毛泽东率红1军团、红5军团远征闽南。
　　闽南只有国民党杂牌军张贞部一个师，且战斗力不强。红军所向披靡，顺利打下了漳州，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大部，缴获大批装备、物资，还捎上两架飞机。这一仗不但解决了中央苏区的财政、物资困难，并且打开了战局。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历尽艰辛，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胜利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与红15军团会师，开始创建西北革命大本营。
　　完成长征的红军，并没有摆脱危险。蒋介石调集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和西北地方军阀，从四面八方压向陕甘苏区。
　　当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红军主力大举东渡黄河，不是“以巩固中求发展”，而是“以发展求巩固”。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的主张，当时在党内引起了一场争论。一些同志主张，红军应该以巩固陕甘苏区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地区发展。但毛泽东坚决反对。因为面对优势的敌人，只有1万多兵力的红军很难巩固陕甘苏区。只有以攻为守，以发展求巩固，方能稳固陕甘苏区，发展陕甘苏区。
　　1936年2月，黄河岸边，漫天飞雪，毛泽东吟诵了豪迈的词章——《沁园春·雪》，率部以“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魄，迈上了东征的新路。历时75天的东征作战，战果辉煌。红军消灭敌人7个团，扩大了新兵8000多人，筹款30余万元，并且迫使“进剿”陕甘苏区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甘苏区。
　　东征回师，毛泽东又将目光投向了西面。1936年5月，彭德怀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西征作战，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