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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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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探索道路 驾驭战争（2）
毛泽东没有退缩，他的态度非常坚决：“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能照搬外国经验。中国革命必须走中国人自己的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保证了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在浏阳永和这座小城，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成立，总兵力达到4万余人。红军不再是几百人、几千人的游击武装，而是有着几万人的正规军队，开始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红色区域的发展和红军的壮大，令蒋介石坐立不安。从1930年10月开始，蒋介石调集重兵，对苏区展开大规模的“围剿”。怎样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如何在反“围剿”作战中完成红军的战略转变，毛泽东又开始了新的探索。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说：“所谓正规战争是中国型的，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计划性方面，其他则仍是游击性的，低级的……这种正规战，在某种意义上，是提高了的游击战”。他为红军反“围剿”作战制定的战略方针只有四个字：诱敌深入。
在这一新的作战思想指导下，毛泽东潇洒自如地指挥红一方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尽管国民党军的“围剿”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却败得一次比一次惨。中央苏区不仅没有被“剿”灭，反而越“剿”越大，越“剿”越巩固。
在红军作战原则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起到了核心作用。人多就打运动战，人少就打游击战。他创造了一整套红军作战的指导原则。这就是：诱敌深入、慎重初战、集中兵力各个歼敌三项原则；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三种作战要求。三项原则，三种要求灵活运用，即使在他被迫离开红军的统帅岗位时，仍然是红军以弱胜强的法宝。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抗战的怒潮席卷全国。国共两党也由内战中刀兵相见，变成了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随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
人民军队再次面临转折。在全国抗战中，只有4万多人的八路军采取何种作战样式，才既能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又能在战火中生存发展？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当前面对的重大问题。
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这次会议争论很大。一些同志认为：红军应该集中力量，配合国民党军多打大仗，扩大影响。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指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必须保持党和红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红军应以创建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与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为基本任务。
洛川小河口的一栋旧房子内，似乎还回荡着毛泽东那斩钉截铁的声音。毛泽东为八路军确定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他还形象地比喻说：“我们就是要插杨柳，让老母鸡生蛋。既能消灭敌人，又能立足自己，吃饱了再说。”
岳思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就为全党、全军指明了航向，确保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作战的胜利和自身的发展壮大，也实现了人民军队的又一次历史性军事战略转变，就是由正规军的运动战转向游击军的游击战。后来，毛泽东进一步概括出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就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这些主张高瞻远瞩，无比英明。
抗日战争也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他不再作为一名战场指挥员，直接指挥红军鏖兵沙场，而是成为全军统帅，坐镇中枢，把握全局，运筹帷幄，决战千里。
二 探索道路 驾驭战争（3）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下，八路军、新四军纵横驰骋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展开游击战争，掀起了人民战争的狂涛巨浪，造成了日本侵略者葬身的汪洋大海。
中国共产党成为持久抗战的中流砥柱，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与人民休戚与共，人民军队在战火中壮大成长。当抗战胜利的锣鼓响起，它再也不是在黄土高原求生存、求发展的弱旅，而是拥有132万部队和260多万民兵的雄师。
毛泽东的领袖与统帅才能，在解放战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挥洒。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他全局在胸，细部在目，从容不迫地指挥人民解放军向着夺取中国革命战争最终胜利的目标迈进。
1947年12月，毛泽东总结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制定了指导我军作战的著名十大军事原则。无比深奥的战争哲理被他言简意赅地用区区几百字就无比清晰地表达出来：
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包围并力求全歼敌人；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
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待条件成熟时夺取之；
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
善于利用两个战役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但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这些军事指导原则，寓深奥于浅显，他的各级指挥员都能灵活掌握，得心应手地将之运用于各个战场，将敌军打得魂飞胆寒。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这是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规律、经验的科学总结。它生动体现了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人民军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法则，是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指挥艺术的集中体现。它的核心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又包容了作战方针、作战目标、作战形式、作战方法、作战准备、战斗作风、休整补充等内容。十大军事原则表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把握和作战指导原则的认识，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更为奇妙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把十大军事原则视为兵法秘籍深藏不露，而是将它公之于众，昭示天下，公开告诉自己的对手。他非常明白，“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
精通哲学的毛泽东把战争变成了一种可以驾驭的艺术，他的战争指导体现出一种天人合一、博大精深的气象。他曾经精辟地指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他的这番话，道出了他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探索的全部奥秘，也使得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每一个转折关头，都能准确把握战争的脉搏，驾驭战争，指导战争，夺取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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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党指挥枪 枪服从党（1）
1954年，人民解放军全面展开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推进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对我军传统的政治工作制度是否过时，一度在军队中曾有不同认识。毛泽东得知此事明确表态：军队还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我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不能丢，军政双首长制不能变！
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时，亲笔恢复了一句被删掉的话：“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被称作“生命线”的政治工作，既非攻守之道，也非谋略之策，而是人民军队独有的治军方略。毛泽东用兵如神，不仅在于他的战争指导艺术出类拔萃，更在于他统帅的军队是与其他军队迥然不同的人民军队。党的宗旨注入了这支军队，赋予了这支军队的军魂。这支军队拥有坚定正确的政治信念，因而能够战胜任何艰难困苦，压倒一切强大敌人，一往无前，无敌天下。
翻开中国近代史，有枪就有势，枪多就势大，几乎成了一个不变的定律。各种各样的军队曾蜂拥登场，各领风骚。
谈笑风生的毛泽东，挥斥方遒。他曾经将中国近代军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代的清末新军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完成了推翻清王朝的任务，却沦为军阀割据、鱼肉民众的武装；第二代是国民党建立的国民革命军，也曾经是一支革命的军队，后来又变成了蒋介石屠杀工农、镇压革命的工具。
而以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为标志建立的人民解放军，在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增添了一支崭新的武装力量。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第三代军队，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这支军队，也是产生于中国大地，成员多来自农民，思想意识依旧没有摆脱其固有的局限性。如何领导与改造这支军队，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型人民军队”，当然成了最大问题。
深谙中国历史与国情的毛泽东，对自己统帅的这支军队有着透彻的理解。要改造好这支军队，就必须让其彻底摆脱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实现这一点，首先必须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远大的革命目标。毛泽东悟透了这番道理。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刚刚遭受到挫折，急盼革命成功的官兵灰心丧气，部队中逃跑成风，5000人的队伍到永新县三湾村时，剩下不足千人，军心涣散，几乎已不战自溃。
著名的“三湾改编”，就发生在一间普通的杂货铺——“泰和祥”杂货铺里，毛泽东将部队缩编成一个团，并创造性地在部队中建立起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基本制度。班排设党小组，营团建党委，“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部队一切重大行动，必须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从而在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立了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铁律。
从此，仍是这支破衣烂枪的队伍，却列队整齐，目光炯炯。官兵知道了为谁打仗，懂得了为谁扛枪。党的战斗堡垒筑在了最基层，筑在了斗争的最前沿。
井冈山斗争，形势异常艰苦，红军数度濒临绝境，但始终军心不散，队伍不垮，反而日益壮大，“支部建在连上”正是最根本的原因。
一支军队的改造；绝非朝夕之功。1929年；在红4军转战赣南、闽西时；又起争论。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当时到红4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一位负责人，挑起了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一些同志对重大决策由党委、支部讨论决定非常不习惯，认为党委领导是“自上而下的家长制”，甚至把党的领导说成是“书记独裁”。部队中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也很严重。
1929年6月22日，福建龙岩小城，红4军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前委书记改选中落选，他离开了红4军，到了闽西特委。随后召开的红4军“八大”仍未正确地解决问题。由于红4军中思想不统一，军事上也吃了败仗，许多同志这才认识到毛泽东是正确的。
三 党指挥枪 枪服从党（2）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军事工作的周恩来，看到红4军的有关报告并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后，肯定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明确指出“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红4军恢复了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
这年12月28日，在上杭古田一个院子里，红4军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八个决议案，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些基本原则主要是：一、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方针、路线与政策。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必须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二、规定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强调必须健全连以上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在党内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三、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指出在组织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司令部对外是错误的。规定政治机关和军事机关在党的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所担负的工作，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必须加强对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四、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原则。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制度，尊重地方民主政权，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实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等等。
古田会议，澄清了红军建设中一系列错误认识，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从而划清了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界限，铸就了人民军队独有的政治品格，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基石，成为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被毛泽东视为立军之本、建军之魂。1935年6月，四川懋功，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张国焘将军权看得高于党权，依恃兵多枪多公然伸手向党要权，甚至企图以武力危害中央。没有达到目的后，他公然违抗党的北上战略方针，擅自率领右路军南下，并另立“中央”，自封主席，走上了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最终在屡遭失败、无法生存和全党全军的反对下，不得不撤销其另立的中央，重新北上。
毛泽东在总结教训时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
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容许其他势力插手人民军队。
刘庭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党方面要派特务头子康泽到八路军任政治部副主任，毛泽东一口回绝。为了抗战，我们可以换上青天白日帽徽，但决不容许康泽之类的特务插手人民军队。
全国抗战初期，王明从苏联飞到延安，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军实行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统一纪律，一句话，要取消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坚定地指出：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是国民政府的武装。
为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落实，毛泽东逐步确立了一整套党领导军队的组织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三大环节：
王幸生（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一是政治领导，就是用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统一全军的思想与行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二是思想领导，不断用马列主义的先进理论与思想武装官兵，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三是组织领导，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形成与部队建制体系相适应的组织系统，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党的集体领导与军事指挥高度统一。
三 党指挥枪 枪服从党（3）
军队政治工作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保证。毛泽东为政治工作确立了三项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官兵一致，就是要彻底废除旧军队中的军阀主义，建立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的新型官兵关系。他首先要废除官兵生活上的不平等待遇。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罗荣桓回忆说：“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菜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后，官兵艰苦与共，待遇改成完全一样，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从毛泽东做起，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
如果说生活待遇还仅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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