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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大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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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送太子入朝,曹魏晚上便撤兵回去。不料孙权不但不应,反而派兵临江拒守。这年冬天十一月,江风大作,孙吴军队船翻,吕范兵士溺水而死者数千。曹休乘机派臧霸出动轻舟五百只,敢死队万人袭攻徐陵(今安徽当涂西南),烧攻城车,杀略吴军数千人。吴将全琮、徐盛反击,追斩魏尹卢,杀获曹兵数百人。
曹、吴战端又起,对蜀汉与孙吴缓和关系是一个机会。刘备在苦思征吴失败原因时,似乎对征吴之失有所反省,他主动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以示和好之意。
同年十二月,孙权派太中大夫郑泉到白帝城见刘备,正式表示向蜀国请和。刘备问郑泉:“吴王为什么不给我回信?难道他认为我称帝不合适吗?”郑泉说:“曹操父子凌驾于汉室之上,最终取代了它。您既为汉室后裔,就应担负起藩卫汉室的责任。而您不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却先自称帝,这不合天下人之议,所以我们君主没回信。”其实,郑泉这番话是出于外交需要而寻找的理由。孙权不回信,决非不满刘备称帝,因为此时他也已经建年立号。孙权在与刘备通使后,仍与曹魏往来不绝,可见他不给刘备回信的真正原因,是对孙、刘联盟的前景仍有疑虑。尽管如此,孙权派人出使蜀汉,毕竟使蜀、吴重归旧好伸出了一只脚,只要这步迈出去,蜀、吴联盟就有可能重新恢复。刘备也遣太中大夫使吴,表示赞同蜀吴两国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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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中对”战略的修正(1)
传说远古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天崩地裂。那时候,“天不兼覆,地不周载”,地势高的地方烈火燃烧不灭,地势低的地方洪水浩荡不息。“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女娲的努力,终于使得“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百姓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
女娲补天只是个神话传说,但夷陵失败后,蜀汉出现的“天崩地裂”的局面却是事实。
“隆中对”是蜀汉立国的指导纲领,可以说它是蜀国的“天”。
“隆中对”政略方针和战略方针的自相矛盾,使得蜀汉与孙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结果打了一场惨遭失败的战争,从而使蜀汉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面临着天崩地裂的危机。
刘备已经病逝,这补天平地的任务全都落在了诸葛亮的肩上。
刘备的丧事办得比较简单:百官哭祭,满三天后立即脱掉丧服,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到遗体下葬时,再依礼举行哀悼活动,朝廷各部门长官、地方郡守、国相、都督、县令、县长,发哀三日,此后即脱掉丧服正常工作。
这种规模的丧葬,是按照西汉文帝刘恒的榜样办理的。
这种规模的丧葬,是按照刘备的临终嘱托办理的。
这种规模的丧葬,是根据蜀国内忧外患,不宜耗费过多时间、财力的实情办理的。诸葛亮大传第七章励精图治
该办的事办完了,现在,诸葛亮有时间仔细想想今后的事了。
诸葛亮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与孙吴的关系。这几天,他一直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与孙吴的关系闹到了这种地步呢?难道是孙权反复无常,寡信少义,不该与他联合吗?诸葛亮与孙权打过交道,他觉得孙权不是那样的人。在赤壁之战中,孙吴的联合诚意是经过事实检验的。况且,只有两家联合,才能与强敌曹魏鼎足峙立,才有可能战胜强曹,这是刘孙双方都很明白的道理。
然而,为什么在实现了跨有荆、益的战略设想之后,两国的关系就破裂了呢?是孙权改变了方针,要联曹灭蜀吗?孙吴联曹是事实,灭蜀却未必。因为夷陵得胜后,吴将徐盛、潘璋、宋谦等人都主张一鼓作气,攻打白帝城,擒拿刘备,但孙权、陆逊等却下令撤兵,回防曹魏。
看来,孙吴只想得到荆州,并不想灭掉蜀汉。
诸葛亮怎么也想不明白,孙吴为什么紧紧咬住荆州不放。难道他害怕蜀汉会利用荆州威胁他下游的安全?孙吴怎么就不理解蜀汉占有荆州的意图呢?蜀汉占有荆州,完全是为了对付曹魏,如果是为了对付孙吴,蜀汉为什么对孙吴一让再让,为什么派关羽荆州军北征而不东向?这意图表示的还不够明白吗?
每当情绪不宁或思考问题时,诸葛亮总爱拿过一卷书来翻阅。几个月前,他还在永安陪伴刘备时,曾为太子刘禅抄写《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等书,但抄好之后,在送往成都的路上丢失了。刘备临死前,遗诏刘禅让他再求诸葛亮抄一份。恰巧,诸葛亮刚把《韩非子》抄完。他从案头上拿起《韩非子》翻阅着,一来看看有没有漏抄、错抄的地方,二来借翻书以帮助思考。突然,《韩非子》中的一篇寓言引起了他的沉思:
宋国有个卖酒的人,卖酒的时候从不缺斤短两,对待买酒的顾客非常热情。他的酒质量也很好,味道醇美。酒店的幌子也挂得很高,人们老远就能看见。但是,酒就是卖不出去,以致使美酒都变酸了。卖酒的感到很奇怪,就去请教闾里的智者杨倩。杨倩问卖酒者:“你的狗厉害吗?”卖酒者还是不明白:“我的狗确实厉害。但这和卖不出酒有什么关系呢?”杨倩说:“人们不买你的酒,是因为怕你的狗啊。你想想,有人叫孩子拿着钱提着壶到你店里买酒,老远就见你的狗龇牙咧嘴,站在门前,还不吓得掉头就走,谁还敢进去!”寓言的道理再明白不过了,买酒者从心眼里想把酒卖出去,但他养恶狗的行为又与他卖酒的愿望不能两全。看来,这个卖酒者面临一个非决定不可的选择:或者把狗处理掉,或者酒店关门歇业。
“隆中对”战略的修正(2)
蜀汉与孙吴的关系太像卖酒者与顾客了。
蜀国立国纲领“隆中对”中,丝毫没有与孙权敌对的意思,并两次提到要与他联合,以湘水为界与吴平分荆州,以示不想独占荆州;跨有荆、益后立即北上襄樊,以示占有荆州的进军目标不是东向孙吴,而是北向曹魏。
蜀汉联合孙吴的心迹不可谓不明,不可谓不诚。
但是孙吴仍感到害怕。可以说,只要蜀汉据有荆州,哪怕是荆州的一部分,孙吴就会忧虑自身的安全,就不会放弃对荆州的争夺,就不会真正与蜀汉结盟。诸葛亮意识到:蜀汉现在也面临一个非决定不可的选择,或者继续同孙吴争夺荆州,不要同他的联盟;或者放弃对荆州的要求,促成与孙吴联盟的恢复。
诸葛亮忽然又想起哥哥诸葛瑾在夷陵大战前写给蜀国的那封信,信中让刘备比较“荆州与天下哪个大哪个小”。很可惜,刘备、诸葛亮那时正处在夺回荆州的冲动之中,没有能认真体会诸葛瑾这句话的意思。现在看来,哥哥这句话是很可琢磨的。这句话传递了这样的信息:蜀国争夺荆州的战略与打败曹魏进而统一天下是矛盾的。因为蜀国要争夺荆州,吴国便只好奉陪到底,在无止境的荆州争夺战中,蜀国就会把吴国作为主要敌人,从而无力顾及曹魏这个最险恶的敌人,有可能失掉打败曹魏的机会。
如果放弃荆州,对蜀汉争夺天下是否有利呢?当然,对蜀汉来说,对争夺天下最有利的形势是跨有荆、益,夹击曹魏。但事实证明,要跨有荆、益,就得对付孙吴,并不能真正夹击曹魏。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放弃荆州,才能集中兵力对付曹魏这个主要敌人。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占领益州后,孙吴就要求刘备让出荆州。那时候,曹操还未彻底把马超、韩遂等势力消灭,在关中雍、凉等地区立足未稳,更未占领汉中。如果那时候答应孙吴的要求,让出荆州,而率主力北上,肯定会比曹操先据有汉中。然后再以“甚得羌、胡之心”。的马超为先锋,刘备率主力随后,并联合孙权在襄樊或合肥方面出击,这样,蜀汉的主力始终集中,又有孙吴为援,使曹操在关中立足未稳的情况下两面受敌,夺得关中雍、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真是那样,三国的局面将会改观。但刘备集团并未如此,而是与孙吴在荆州反复纠缠,先是在汉中被曹操抢了先,好不容易夺得汉中,荆州又遭孙权偷袭。从建安十九年到章武二年(222),八年的时间,蜀汉并未向关中雍、凉方向跨出一步,而在这八年里,曹魏不但在关中立脚已稳,而且据有了雍、凉二州。
八年过去了,蜀国仅仅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原来的起点,甚至不如原来的起点,因为他既失去占领关中的机会,又失去了荆州地盘。
这就是争夺荆州所付出的代价。
诸葛亮感到,为了抗衡强魏,为了将来的大业,不能再与孙吴纠缠于荆州了,不能再与孙吴敌对下去了。
放弃荆州,意味着认识到了自己战略方针的失误。
放弃荆州,意味着将对蜀国战略方针进行重大修改。
修改后的战略计划,史书上虽没有文字记载,但我们根据诸葛亮的一系列实践活动,可以发现大致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闭关息民,恢复元气,治理蜀汉,寻求自强,为北进打好物质基础。
第二,解决南中问题,开发南中,解除北进的后顾之忧。
第三,集中兵力进军雍、凉及关中地区,挽回以前错误方针所造成的损失,为将来出关平定中原准备条件。
第四,放弃荆州,以最大的诚意与吴国重建联盟,以寻求孙吴在东线的支援与配合。
可以说,这是一个新的钳形夹攻中原的战略计划,钳形的一臂是自己,另一臂是孙吴。这只“钳子”虽然不如以前设计的运用自如,但在此时却是惟一可行的选择。孙吴这只手臂是否配合得好,取决于自己与孙吴联盟的巩固程度,取决于自己壮大的程度,也取决于自己对曹操势力抗衡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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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中对”战略的修正(3)
诸葛亮决心在这三方面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孙吴最好的配合。
夷陵之战以后到刘备逝世以前的八个月间,为了与孙吴改善关系,摆脱外交方面的被动,蜀汉方面曾先后派宗玮、丁厷、阴化、费祎等人出使孙吴,但蜀吴关系始终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孙吴在与蜀汉通使的同时,仍没有断绝同曹魏的往来。蜀汉章武三年,刘备病逝,孙权派立信都尉冯熙出使蜀汉,吊唁刘备。回孙吴后,又被派往曹魏。魏文帝曹丕问冯熙:“吴国若想与我和好,就应该厉兵江关,进军巴蜀,然而我却听说你们又派使节前往巴蜀。你们的主意一定变了。”冯熙说:“我们往蜀汉派使节,是由于蜀汉派使节来我国,吴国不过是应付而已。并且,我们的使节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观察他们的虚实,哪里会改变主意!”《冯熙的上述回答,固然是外交使命使其这样说,但同时也说明吴、蜀之间虽有往来,并无信任。
蜀、吴和好进展不大,可能与蜀国派出的外交使节人选不宜有关。比如说丁厷,此人专会夸夸其谈,善于辞令,但给人以华而不实的感觉。再比如说阴化,又过于实在,不善词令,不能充分表达蜀汉的意思。但问题的关键还不在此。费祎是蜀国的一流人才,即使在三国中,费祎的才干也属上乘,他出使孙吴为什么也成效不大呢?关键的原因在于,刘备、诸葛亮还处于思考和摸索中,蜀国的战略方针还没有重大改变。
现在好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思,诸葛亮认识到了以前战略方针的缺陷,做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弥补了以前的缺陷。现在应以新人、新战略,开辟蜀、吴关系的新局面。
为什么要派个新人?诸葛亮认为,此次去孙吴,成功与否至关重要。这是确定新战略后的第一次,老的使臣丁厷、阴化显然不行,费祎当然可以,但与孙吴打交道是个长期任务,不可能一个人一次就能大功告成。费祎身为黄门侍郎,任务是辅佐皇帝,给皇帝出主意,新帝刚即位,正值用人之际,此时去不太合适。再说,为完成结好孙吴这件大事,蜀汉应有更多的出色的外交使臣。
派谁去合适呢?诸葛亮忽然想到了邓芝。
邓芝字伯苗,是义阳新野人,汉代大司徒邓禹的后代。刘备到新野时,邓芝早已入蜀,在刘璋巴西太守庞羲手下做事。刘备据益州以后,邓芝被任为郫县邸阁督,管理一县的粮食物资。邓芝与刘备毕竟有缘,虽然在新野二人未见,但刘备有一次到郫县发现了这个人才,“与语,大奇之”,立即提他为郫县令,以后,又任他为广汉太守。邓芝果然是个人才,治理广汉期间,政绩突出,被召入朝中任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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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孜求治
远古时候,虞舜与大禹、伯夷、皋陶一起讨论治国大事。舜对大禹说:“你尽管畅所欲言。”禹说:“我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是思日孳孳。”皋陶问:“什么叫孳孳?”禹答:“滔天的洪水,浩浩荡荡淹没了山陵,百姓苦于水深之中。我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与益一起给百姓以稻粮。挖九条大河把洪水引向大海,又疏通沟渠将洪水引入大河。然后和稷一起供给百姓难以得到的食物。食物少了,将其他地方的多余部分调来,或把缺少食物地方的居民迁走。这样,百姓就安定下来,天下大治。”
“孳孳”即“孜孜”,意思就是不懈地追求社会的安定与繁荣。
诸葛亮所生活的时代,所处的社会环境,所面临的任务,与大禹显然不同,但他们的“孜孜”精神是一致的。
白帝城诸葛亮接受刘备的托付,他深感任重道远,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在对外联合孙吴的同时,对内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治理。
西汉武帝以前,儒、法、道三家都曾作过帝王君主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春秋时,齐鲁等国用以治国的主要是儒家理论;秦朝所尊崇的主要是法家理论;西汉初,文帝、景帝则用道家理论支撑着“文景之治”。
诸葛亮用以治理蜀国的理论属于哪一家呢?
诸葛亮对治国之道曾发了很长一段议论,他说:
君臣之政,其犹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劝功也。君劝其政,臣劝其事,则功名之道具立矣。是故君南面向阳,著其声响;臣北面向阴,见其形景。声响者,教令也;形景者,功效也。教令得中则功立,功立则万物蒙其福。是以三纲六纪有上中下。上者为君臣,中者为父子,下者为夫妇,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故君惟为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则忠臣之事举。学者思明师,仕者思明君。故设官职之全,序爵禄之位,陈璇玑之政,建台辅之佐,私不乱公,邪不干正,此治国之道具矣。
看完这段议论,人们可以认为诸葛亮是以儒治国的。而在同一篇文章中,诸葛亮又说:
赏罚不明,教令有不从。必杀可生,众奸不禁;必生可杀,士卒散亡;忿怒不详,威武不行;赏罚不明,下不劝功;政教不当,法令不从;以私为公,人有二心。故众奸不禁,则不可久;士卒散亡,其众必寡;威武不行,见敌不起;下不劝功,上无强辅;法令不从,事乱不理;人有二心,其国危殆。故防奸以政,救奢以俭,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赏罚不曲,则人死服。路有饥人,厩有肥马,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人君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则人亲附,畏而爱之,不令而行。赏罚不正,则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公。赏赐不避怨仇,则齐桓得管仲之力;诛罚不避亲戚,则周公有杀弟之名。
诸葛亮这段议论,似乎又给人一个印象,他是个法家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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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言任贤(1)
对一个普通人而言,“耳聪目明”是说他生理器官健康。
对一个执政者而言,“耳聪目明”则有新的含义:
耳聪,就是纳言,就是听得进各种人、各方面的意见。
目明,就是任才,就是能慧眼发现人才,任用人才。
只要是个健全、健康的人,差不多都能达到耳聪目明;但是,并不是每个执政者都能做到政治意义上的耳聪目明。
如果说耳聪目明是政治家的一种可贵品质,那么这种品质在诸葛亮身上就越发显得珍贵。因为夷陵之战后的蜀汉,在三国中国土最小,受战争创伤最重,国力虚弱,人才奇缺。要想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力,就得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集中大家的智慧。三国抗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人才的抗衡,国土最小,就使人才的数量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如果执政者不具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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