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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下五千年-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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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画，能建立各自的功勋，司马迁作的史记都有所记载，其灿烂的功绩依不同情况，记载得清清楚楚。干旱之神退走了，能兴云作雨的神龙才能在太空翱翔；朝廷的舞乐兴盛了，军队的舞乐就停息了；当盛夏之时，鹑火也退至酉位，寒冰凝结的季节，鼋鼍就冬眠了，现在，皇帝的恩惠普遍地润泽人间，国家统一，各地的质、剂等不同贸易券契都通用了，如果还没有功夫去完成著述，还谈得上建立什么功劳！立事有三，即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其次立言。立言即为著述，是立事中最末一项，如果最末的立言之事的希望不能达到，哪里还能希望达到立德与立功呢！
现在士大夫如天上的云彩，读书的人象树木一样成林，仕途顺利的人意气发舒，得意洋洋；仕进无路的人居于穷乡辟壤，心情抑郁，会有什么样的遭遇难以预测，还是趋吉避凶为好。世界是变化的，习俗千差万别，事物错综复杂，不能顺应事实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而用同一尺度去衡量复杂的事物，那就如同刻舟求剑，守株待兔一样了。冒着羞愧而放任心愿，必然要发生无道德的行为，这是有道德修养的人决不会去做的。越王勾践所作的“冒愧逞愿”之事，结果使帝王基业几乎不能长久地相传下去。用巧妙的手段很快达到不正当的目的，我不愿走那样的路，谋求晋升官职，苟且求容，我不愿缩着肩膀去奉承讨好，取悦于别人的赏识，虽有犀牛皮制造的坚舟及劲桨，别人渡河了，我却尚要等待。为人处事只有尊奉自然和顺的原则，格守忠实笃厚的信条，做官食禄，得之不以为荣，不得不以为耻。对名利视而不见，心中便不会失去清明，身处低位而不忧愁，这确实是具有高尚道德的人所时刻注意的事。正要以天老为师而地典为友，和他们一样具有不同流俗，清高傲岸的态度，黄帝的臣子尚且不足以羡慕，哪里还赞扬殷商时的贤臣彭咸和周聃。我的生活态度与世不同，虽然只自己一人如此，但仍坚持不懈地追求。您担忧朱漫的才能不能得到应用，我却恨轮扁的斫轮技艺不能用语言来传授给别人。你看到雕琢成器的木雕能独自高飞，怜悯我不能升迁高官而再次任史官之职，我却感叹你丢弃井底之蛙的固陋之见，却又去迁就鸱鹗嗜好腐鼠的口味，可悲你先笑而后又号哭啊。
斐豹杀掉了督戒，烧掉了丹书；礼至把国子挟着扔到城外，作了记载功绩的铭刻；弦高用牛群犒赏来犯的秦兵，而使之退敌；墨翟用解带为城制止攻宋，而保全了城市；贯高以正辞独自承担罪责，而显示了高尚的道义；苏武被匈奴扣留，持汉节牧羊直到节旄尽落，表现了效汉的忠贞气节；蒲且擅长使用射鸟短箭，而显露出高超的技巧；詹何的钓鱼技术，达到了精妙的地步；弈秋以高妙的棋术，而获得了声誉；王豹因善于唱歌，而名声流传。我前进不能把名字与立德、立功者并列，后退不能和上述的斐豹等人一样。担忧三皇之书三坟已经消亡，婉惜八卦之书八索没有人整理。期望推究前人的榜样，如且如老子任柱史一样，虽在朝廷为官，但淡泊恬退如同隐居。将美玉藏在木闸中等待识货者，按照颜回出仕与隐居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进退，连晋、楚那样富裕也不羡慕，敢于以此告诫于挚友。
汉顺帝阳嘉元年，张衡又创制了测定风向和地震方位的侯风地动仪。这种仪器是用纯铜铸造而成的，圆径八尺，上有隆起圆盖，外形象一个酒坛子，仪体的外表刻有篆体文字以及山、龟、鸟兽等图形，仪体内部的中央立着一根能作惯性运动的摆柱，连着指向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的八根横杆，安装着连动的机关枢纽，仪体外部八个方向铸有八条龙，每个龙头朝下，嘴里都各衔有一个铜球，对应于每个龙头的下方铸有八个蟾蜍，都张着嘴准备承接铜球。其内部的构件都巧妙地牵制着，起灵活的传动作用，这些都隐蔽地装在如同酒坛子里面，盖上外盖则周围紧密无缝。如果发生地震，地动仪内的摆柱因此受到振动，触击某一个方向的横杆而发动其他机械，使相应的龙头张开嘴巴吐出铜球，落在下面铜蟾蜍的嘴中，两者相撞时发出很大的响声，监视地动仪的人因此就知道发生了地震。某个方位的地震使一条龙内的机械发动，而其他七条龙头不动，从吐出铜球的那条龙头所指的方向，便可测知地震发生的方向。事实证明，实际地震情况与在地动仪上测到的地震情况完全吻合，据前代文献所记载，当不知道有地震发生的时候，曾经有一条龙机发动而没有感觉到有地震现象，京城的学者们都惊疑张衡的地动仪不灵验。几天以后，官方传达消息的驿卒到来，陇西果真发生了地震，于是大家都佩服这种仪器精准巧妙。从此以后，便命令史官用这个方法开始记载地震情况。
第76章 秦汉（40）（）
那时国家政事日渐败坏，皇帝的统治大权落到了外戚与宦官手中。张衡因此向皇帝呈上奏折，陈述这些事情说：“唯有陛下通达的智慧和美好的德行，受到人民敬仰，本应承受天意继承皇位，但中途遭到颠覆，帝王的美德一度被埋没了。今得以迅速升迁，登上至高无上的皇位，正如人们所说，将要登上崇高位置的人，必定是先要经历一番艰难困苦。亲身经历过艰难困苦的人才能知道百姓的疾苦，历经过很多的艰险难易的人才能明辨事物的真伪，所以能处理种种事务，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所有的事都能处理得很妥当，政绩显著，诸业兴盛。怪不得神灵赐给福禄，百姓给予荣誉。而今天下人事对立局面未得解决，灾祸不断发生，神灵虽然遥远，但暗地相合的儆戒就在眼前。仁政赐福，淫乱降祸，就像影子和声音一样随之而来。注重恩惠道德就会产生美好的结果，坚持过错就会带来祸患。通向天堂的道路虽然遥远，但吉祥和凶恶的事是可以看见的。近代的郑众、蔡伦、江京、樊丰、周广、王圣等人都可以效法。所以，恭敬俭朴、威严禁忌、必受到福气。奢侈荒淫，谄媚怠慢，很少不被杀戮的。记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以后的借鉴。情欲胜过天性，随欲而行，不知回首，难道只是不贤吗？中等才能的人都是如此。假若不是贤达，见有所得不考虑它是否符合道义，积累坏事而成罪过，其罪是不可原谅的。当初假使能瞻前顾后，做事谨慎周到，将前事当成镜子而引以为戒，则怎么能落入凶险灾难的境地呢？高贵宠幸的臣子，大家都敬仰，臣子有罪过，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赞扬美好的事，非难丑恶的事，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怨恨之言充满四海，神明降其祸害邪僻。常年雨水不充足，反思有什么过失，正如洪范书中所说：‘国君行为有差错，则出现久旱不雨。’担心群臣穷奢极欲，昏庸地越过法典和礼教，从下面影响到上面，因此加速了灾祸的到来。前年，国都洛阳发生地震，山崩地裂，地震的强烈破坏，给震区人民造成严重的灾难。君以静治于前，臣以动治以后，威望出自君主，不趋于下级，是合乎礼治施行的政治。我内心很担心圣上对治理国家的事有懈怠情绪，制度、政令不是完全出于皇帝一人，不能下决心政专于己，让群臣与圣上具有同样的威望。君威不可分于他人，君德不能让别人共有，正如洪范中所说：‘臣下如擅专威福和美食，就有害于国家。’上天鉴察甚明，虽然离得很远也不遗漏。上天以灾异警示于人，前后已有数次了，但未看出有什么改变，所以灾祸反复出现。自然不是圣人，就不可能没有过失。希望陛下考虑，所以才考察古代率由旧章，不要使驾驭臣下的刑德八柄，不由天子。如果恩泽都由皇上施给下面，事事依据礼制，礼制完善了，奢侈越轨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事情合理相宜就没有凶患过失。然后神灵也因为天下治理恰当，而灾祸消除不会再有了。”
东汉开国之初，汉光武帝刘秀善于用图谶来预言治乱兴废、吉凶得失，到汉明帝、汉章帝，还是效法祖先。刘秀建立东汉，振兴汉朝之后，儒家学者都争先恐后学习宣扬神学迷信的图谶和纬书，并且还加附以迷惑人的妖言邪说。张衡认为图谶和纬书都是虚妄之言，不是圣人的说法，于是向皇帝上疏说：“我听说圣人明确审定阴阳历法以确定吉凶，重视用龟甲和蓍草占卦，同时也采用九宫（按：中央宫加上卦的八宫）的方法占卦，通过天象以验证人事间的吉凶之道，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有的是观察星辰运行合乎规律可不符合规律，来确定千万气候寒暖变化的原因，有的是根据龟甲和蓍草的占卦、策问情况而进行吉凶判断，女巫男觋装神弄鬼祈祷预言吉凶，他们这样做的根据，其道理是各不相同的。事先确定各种现象所预示对应的吉凶祸福，然后再以事实去证验，因为一些有知识的人推崇它，所以称之为谶书。谶书开始出现的时候，知道它的人很少，从汉朝代替秦朝，经过激烈的战争才建立汉朝，功成业就，可谓是件大事情，就是在这个时期，尚没有出现图谶之学。如西汉时期的经学家夏侯胜、眭弘等人，都以讲阴阳灾异等学术而闻名，在他们的著述中，没有一句讲谶书的事。西汉的经学家和目录学家刘向、刘歆父子，所领导校订的国家秘藏图书，查阅审定的所谓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九家之学术著作，也没有谶说的记录。汉成帝和汉哀帝之后，才开始听到谶说之言。尚书记载上古帝王唐尧命令部落首领鲧治理洪水，鲧用了九年时间而绩业无成，被杀死在羽山，大禹奉首领虞舜之命继续治理江河、兴修水利，获得了成功。而春秋谶却说是由名叫共工的人治理的洪水。凡图谶之书都说黄帝讨伐蚩尤，而唯独诗谶一书认为是“蚩尤失败，然后是唐尧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般与墨翟（墨子）的故事，其事出自战国时期，并非是春秋时代的事情。该书又说“另外有个益州”，而益州的建置始于汉代。长安周围三辅地区的帝王坟墓，历代都可知道。至于谶书图中的内容终止于汉成帝时。同一卷书，几件事前后说法互相矛盾，圣人的言语势必不能象这样的。恐怕一定是一些弄虚作假的人要挟世人，以骗取资财。过去有位在宫廷任侍中之职的贾逵（字景伯，是天文学家和经学家），他曾摘录谶书中互相矛盾的事三十余件，那些宣扬图谶的人都不能解答。至于王莽篡夺汉朝的王位，给西汉造成莫大的祸患，八十卷所谓谶纬之书为什么没有预言而引起人们的戒备？由此可见，图谶纬书形成于西汉哀帝刘欣和平帝刘衍之际。而且河图络书的篇幅，著录已经固定，后人想加上谶纬之说，是不容许轻易改动的。东汉永元年间，清河郡的谶纬学者宋景根据历史记载推测，预言要发生水灾，并且虚妄地说，他很清楚地看见了伏羲氏传给大禹平治水土的玉简。有些人以至于放弃家产，逃往山上，以避水灾。后来都没有应验，于是又重新采取以往已发生过的事，用来作为验证。至于东汉顺帝刘保恢复帝位，谶纬家们也未能预先知道。所以，谶纬之说是欺骗世人、有害风俗的虚妄之言，以此来欺瞒皇上和达官贵族，事情的真假十分明显，不如将其揭露和禁止。何况律历、卦候、九宫、风角之卦占，常常能够得到应验。世人就是不肯学习，而且竟然认为是不可信的。就好象绘画家，实际存在的东西难以画得像，而虚假的东西可以随意乱画，别人不好讲究。应该把收藏的图谶之书，一概严令禁绝使用，才能使正邪不再有所混乱，各种典籍就无缺点和受到玷污了。”
张衡于阳嘉元年（132年）升任公车司马令侍中，皇帝召引他到自己所住的宫内任职，他在皇帝左右，常以含蓄的语言议论政事，并给予暗示和劝告。皇帝曾问张衡天下有什么憎恨厌恶的事情，宫中的太监们害怕所作的坏事被告发而毁掉自己，都用眼睛看着他，于是张衡未用真话对答而离开。宦官竖子们唯恐日后会有所祸患，索性都在皇帝身边说他的坏话。
张衡常常图谋自身安全之事，认为吉凶之间具有依赖转换关系，其结果难以预测。于是就撰著思玄赋，用以宣扬、寄托自己的感情和志向。
汉顺帝刘保永和初年，到诸侯国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作相。当时河间国王刘政态度骄横，各种设施超过出了与自己身分相应的规定，不遵守制度法令；又有很多豪强大族，也和河间王一样做出不合法度的事。张衡一到任，严明法律，整顿法度，暗中查明奸党的姓名，很快将这些人捉拿归案，于是从上到下的人都规规矩矩，没有人敢再做越轨的事，人们都称颂他对国家政事治理很好。任职三年，上书请求退休，未获允准，被征召授以尚书之职，协助皇帝管理文书等事。东汉永和四年（139年）逝世，终年六十二岁。
著有周官训诂，崔瑗认为与诸儒生不能有什么不同。张衡又想继孔子研究、解释周易所作的彖、象之书尚未完成的部分，遗憾的是最终未能完成。还著有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间、七辩、巡诰、悬图等共三十二篇。
汉顺帝永初年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桃马余等在洛阳南宫东观从事著作，修撰汉记，据此制定汉代的礼仪制度，上书请求张衡参加研究其事，恰巧此时刘珍、刘桃马余二人相继逝世了，因而张衡常常因此叹息，想最终完成这件事情。他在做侍中期间，上疏请求允许他专门从事东观的修撰事业，收捡整理遗文，全力继续修撰汉记。又条陈司马迁、班固所记叙的与典籍不相符合的事有十多项。还认为王莽传中只应该记载他篡位的事就足已了，至于逐年逐月记录国家大事及灾祥，宜放在元后本纪中。又认为淮阳王刘玄即位，为大家所公认。刘玄于光武帝刘秀初年为将军，然后即皇帝位，所以应该以更始年号建于光武年号之初。多次上书，始终不被采纳。到了后人著述的时候，都不详备，对此人们感到很遗憾。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评论道：崔瑗称颂张衡说：“技术穷究天地，制作和自然造化相同。”他“数术”与“制作”的精巧细密难道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吗！推究张衡设计制作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的巧夺天工的构思，似乎天地都无法包蕴他的灵秀之气；运用心思制作候风地动仪等机械，世界上任何人的智慧都不能与他相提并论，所以说他的思路深刻精微，是人的智慧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礼记乐记上说：“德行先建立起来，而后技艺才能方能获得发展。”衡量张衡这种才智思虑，难道仅仅是“艺”吗？他的技艺精巧，对德行又有什么损害呢？
道教的兴起
从战国始，黄老之学便开始盛行起来，并逐渐分衍为几个流派。当时，申不害论学本于黄老而专主刑名，韩非也喜谈刑名法术之学，而归本于黄老。齐国邹衍则将黄老与阴阳五行结合起来，使阴阳五行成为道家的一个分支。在齐楚，神仙方技家则将黄老与养生之术结合起来，以致古代的医学、房中、神仙等祛病延年著作，多托于黄帝名下，这些在后来成了道教成立的重要渊源。
汉初，黄老之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影响颇大。以上几股思潮也都相应地得到了发展。汉中期，武帝重用董仲舒提倡儒学，但仍充分利用了社会上流行的谶纬之学。汉武帝自己也非常相信神仙方术，当时有个名叫李少君的人，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武帝，称炼丹的一系列程序是黄帝得以成仙的途径，武帝马上让人按此去办。如此上行下效，使整个社会对道术的信仰翕然成风。至汉成帝（前32—前7年）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把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与真人奉命传达“天意”给经书创造者的观念结合起来，即把天帝、真人、方士的构成体系融于经书之中，并让天帝之道教人的使者直接干预社会政治生活，企图借神仙之力替天传道。
到了东汉，黄老的地位越来越高，而奉黄老养性以求长生的风气遍及朝野。光武帝勤政不怠，太子刘庄劝他：“陛下你虽然有禹、汤的英明，但缺乏黄、老的修身养性之福。希望您爱好精神，优游自宁。”楚王英到了晚年也更喜黄老，并把黄老与浮屠置于一起祭祀。建初七年（82年），汉章帝刘曾赐秘书、列仙图、道术秘方予王苍，这表明在当时已出现了绘图成册的道术宣传品。
与此同时，民间也开始流传后来作为道教早期经典的太平经一书，顺帝在位时（125—144年），由琅邪人宫崇把它献给皇帝。它开初只是一个提纲式的文本，经过一些好道者的不断增饰，最后由于吉、宫崇等的编纂，逐步发展成一部内容庞杂、行文有差、卷帙浩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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