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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有30艘被击毁或被俘，包括司令官罗哲斯特文斯基上将在内的6106名俄国海军官兵被俘虏，战死者达一万余人；而日本海军只损失三艘水雷艇，战死者仅115名官兵。此后，日军又攻占了库页岛。日俄战争基本结束。

　　　　为改变俄国独霸中国东北的局面，英、美以金融援助日本对俄作战；但为避免战后出现日本独霸中国东北的局面，美国又出面“调停”以结束战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九日，美国总统提奥多里罗斯福正式向日俄双方提议媾和。日本全权代表小村寿太郎和沙俄全权代表维特，从八月九日开始，在美国朴茨茅斯城举行谈判，并于九月五日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日本迫使沙俄承认在夺得中国的权益中将南满铁路、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等转让给日本，并使其承认日本对朝鲜的特权，割让库页岛南部（北纬五十度以南）。在附约中规定日本有权在鸭绿江右岸伐木和经营安奉铁路。在日俄战争期间，清朝政府竟然宣布严守“中立”，并将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当年十一月，日本强迫朝鲜签约，确定日本对朝鲜的独霸地位；十二月，日本又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确定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权。

　　　　中英拉萨条约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俄两国为争夺中国的西藏而进行了激烈地争夺。英国要占领中国西藏，试图把英属印度和它在中国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联成一片。俄国就把侵占中国的西藏作为它实施“黄俄罗斯计划”的一个重要步骤。沙俄政府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宣称：“我们皇上的脑袋中有伟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得满洲，把朝鲜归入我国，还想把西藏并入我国。”中国的西藏，成为英、俄两国谋求亚洲霸权的必争之地。光绪十四年（1888年），英国借口边界纠纷挑起第一次武装入侵西藏的斗争，通过中英会议签订的藏印条约，占领西藏属部哲孟雄（今锡金）为其“保护国”和攫取开亚东为商埠的特权。印度总督寇松还曾企图抛开清朝政府而通过与西藏上层单独谈判，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当它的计划没能得逞后，便又用武力入侵西藏。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英国驻哲孟雄的专员惠德带兵侵占了西藏的甲岗。第二年，英国派遣一支五百人的军队非法占据了西藏边境的干坝宗。与此同时，俄国也加紧向西藏扩张，施用“助藏抗英”、“保护”西藏、“西藏独立”等办法，以致十三世达赖投靠了沙俄，委派“西藏使团”前往俄国进行活动。此后，俄商和军队开始秘密进入西藏，英、俄争夺西藏的斗争更加尖锐化。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二月，英国趁俄国为在中国东北忙于准备通过日本作战之机，借口通商和边界问题，派遣以荣赫鹏为使节、麦克唐纳为军事指挥，带军万余人越过中印边界，先后偷越则利拉，攻占仁埋没冈，占领春丕。然后英军大举进犯江孜。十三世达赖逃离拉萨，经青海投到俄国，被清朝地方当局截留在库伦，后被沙俄间谍所控制。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十三日，英军占领拉萨。

　　　　当年九月七日，在拉萨布达拉宫，英军上校荣赫鹏以武力逼迫，西藏哲蚌、色拉、噶尔丹三大寺寺长罗生戛尔曾等人，在英方事先制定好的拉萨条约上非法签字画押。拉萨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有：开放江孜、噶大克、亚东为商埠，英国派驻官员；江孜、拉萨通道上的炮台和山寨一齐削平；向英国赔款55万英磅，三年偿还；第九款规定：西藏土地不得让卖租与他国；西藏一切事宜无论何国者不得干涉；无论何国皆不能派员或代理人进入藏境；铁路、道路、电线、矿产等项特权均不许外国享受；西藏进款、货物、钱币等不许给予外国抵押拨兑。这个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遭到全国各族人民首先是藏族人民的坚决反抗，清朝政府也不与承认，命令驻藏大臣有泰“切勿画押”，并指斥英国不应无视中国主权而径与西藏地方当局“立约”。但英国并不作罢，一再请求同清朝政府谈判。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清政府派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为钦差全权大臣，率参赞张荫棠、梁士诒等到印度谈判。唐绍仪指出所谓拉萨条约的签订是非法的，根本无效，应由中、英两国政府重新议定。英国代表不得不接受以重新议约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在谈判中，英方代表提出以所谓的“宗主权”问题，企图否认中国对西藏地方的领土主权，受到唐绍仪等严词驳斥。此次谈判双方接触十多次，毫无结果。转年四月，清政府再派唐绍仪等与英国驻华全权公使萨道义在北京继续谈判，并于四月二十七日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六款，将拉萨条约十款作为附约。新约虽然没能完全废除拉萨条约所规定的内容，但规定“英国国家允许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其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政治。”英国终于在事实上确认了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底，英国侵入西藏的军队全部撤出。

　　　　界革命

　　　　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主办时务报时，在他著名的变法通议一文中，首次提出了革新的建议。他发现比之六经有通俗易懂的特点，所以提出革新内容，发挥的社会教育作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为蒙学报、演义报作序，又从外国中意识到的社会政治作用，认为是救国的最有效的工具。

　　　　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创刊清议报，在该报“规例”中，梁启超第一次提出“政治”这一新的概念，并亲自翻译日本柴四郎的佳人奇遇，以“政治”加以刊布。十一月在清议报上发表论文译印政治序，这是他提出界革命的前奏。文章进一步强调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认为应成为推动政治进步的重要力量，自觉地把革新与政治斗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第300章　清朝（54）（）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了两篇未完剧作（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进一步阐明创作戏曲的目的，务在“振国民精神”。经过这长期的理论酝酿和创作实践，于当年冬，在他主编的新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论与群治之关系，正式揭开了界革命的序幕。该文就是他发起界革命的正式宣言。文章高呼“改良群治，必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始”。抓此关键，就能无往而不立，所以“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欲新道德，必新；欲新宗教，必新；欲新政治，必新；欲新风俗，必新；欲新学艺，必新；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他认为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除具有“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通俗性特点之外，还因为具有描写理想和反映现实的功用，以及具有“支配人道”的四种力，即熏、浸、刺、提，也就是具有对读者潜移默化的艺术感染力量。他视“为文学之最上乘”。认为既有“启迪民智”的知识意义，又有塑造人类灵魂的作用。梁启超还针对中国的现状和社会现状，抨击了旧和当时的创作。他认为当时社会上存在很多腐朽思想和黑暗现象，都是受旧影响的结果，即旧的不良影响是“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他批判了正统派文人轻视的错误观点，鼓动把的创作权从“华士坊贾”的手中夺过来，创作新，以达到为改良主义政治服务的目的。论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从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出发，对的社会作用、文学地位、艺术特点等都作了较系统地论述，提出了必须革新的强烈主张。

　　　　界革命的号召提出后，立即在文坛上发生了巨大的反响，掀起了一个规模大、声势强的改良运动。自此，一向受歧视的在清末声价百倍，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首先，以刊登为主的杂志，自新后大量出现，为新建立了阵地；家和新作品如雨后春笋；内容从封建思想束缚下摆脱出来，而以改良群治为主旨。新以绝对优势取代了才子佳人、狭邪等旧的统治地位。新创和新译以其崭新的内容强烈地吸引着读者，风行于社会。其次，随着新创作的繁荣，在理论批评、考证、研究方面，也由于梁启超的倡导和影响，有了空前的发展而极一时之盛。第三，由于对作用的强调和与政治密切关系的认识，大大提高了的地位。界革命还有力地促进了清末文学通俗化运动的发展，推动了文言向白话过渡的进程。总之，界革命给文坛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梁启超所做出的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比如，偏重强调的内容而忽视了的艺术性，使许多作品囿于政治说教。又如，过分地夸大了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说是“国民之魂”。这种至上观贬低了政治斗争的意义。再如，他片面夸大中国的消极作用，认为都“不出海盗海淫两端”而一概予以否定，从而落入崇外贬内的民族虚无主义中。

　　　　中国同盟会成立

　　　　二十世纪初，各种反清的革命小团体在国内纷纷建立起来。这些革命小团体，大多都互不联合，各自为政，缺乏明确而完备的纲领，没有严密的组织。为了便于“召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完成革命任务，革命党人已经意识到必须将这些分散的、带有地方性的革命力量尽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夏，孙中山由欧洲前往日本。这时的日本东京，已成为中国留日学生从事反清斗争的活动中心，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的一些领导和骨干分子，如黄兴、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等，也先后来到这里。

　　　　同盟会革命纲领七月十九日，孙中山到达日本后，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认识了华兴会领袖黄兴。孙中山建议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共同致力革命，对此黄兴欣然应允。孙中山又约华兴会的重要骨干宋教仁、陈天华在20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会面。会见时，孙中山着重强调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的重要性，指出：“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而不相联络，各自起事，单独行动，“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

　　　　经过孙中山的积极活动，他所提出的建立统一革命组织的设想，得到了在日本的各革命小团体中大多数人的同意。

　　　　三十日，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分头邀请各省有志革命的留日学生，到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内田良平的住宅，召开建立统一革命组织的筹备会。到会的有孙中山、黄兴、张继、陈天华、宋教仁、冯自由、居正、胡毅生、曹亚伯、朱执信、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七十余人，包括除甘肃在外的国内十七个省的留学生。会上，孙中山被推为会议主席，并用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演讲革命的道理、革命的形势和革命的方法。接着黄兴等也相继发表演说，说明革命后如何普及教育，如何振兴实业，如何整理内政，如何修睦外交。他们的演讲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在讨论统一后的革命组织的名称时，孙中山提议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有人则主张用“对满同盟会”。对此孙中山做了阐述，他认为革命的目的并不专在排满，还要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国。还有人建议，这是个秘密组织，不应明用“革命”二字。经过大家反复讨论，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在讨论宗旨时，孙中山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作为同盟会的革命宗旨。但有人对“平均地权”表示疑议，要求取消。孙中山当即历举世界革命发展的趋势和社会民生问题的重要性，说明平均地权就是解决社会民生的第一步方法，并指出，作为世界最新的革命党，应高瞻远瞩，不仅仅只去解决种族、政治这两大问题，还应将最大困难的社会问题，一起连带解决，才可建设一个世界上最良最善的富强国家。孙中山解释完，众人鼓掌，表示赞同。于是同盟会宗旨获会议通过。接着，黄兴提议，与会者签订盟书。于是，每人抄写一份，由孙中山带着大家举右手宣誓。誓词是：“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任众处罚。”宣誓后，孙中山又到隔壁一屋，分别传授同志相见的握手暗语和三种秘密口号。随后，孙中山与各会员一一握手，并祝贺说：“为君等庆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会议最后推举黄兴、陈天华、马君武等八人起草同盟会章程，准备召开成立大会。

　　　　经过二十天的筹备后，八月二十日下午二时，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阪本金弥住宅内举行了同盟会的正式成立大会。出席会员有一百多人。会上，首先由黄兴宣读了同盟会章程草案三十条。这个章程明确规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设本部在东京。本部机构根据三权分立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执行部权力最重，由总理直接领导，内分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议、调查六科。在这六科中，又以庶务科最为重要，如总理不在本部，“庶务”可代行总理职权。另外在评议部里，设有评议长和评议员；在司法部里，设有判事长、判事和检事长。同盟会章程还规定在国内外分设九个支部，接受东京本部的领导。国内有东、南、西、北、中五个支部，国外有南洋支部、美洲支部、欧洲支部、檀岛支部。支部之下还设立各省区的分会。这个章程草案经过讨论修改，被大会通过。接着，在黄兴的倡议下，选举了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会上又根据会章选举了同盟会各部职员，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协助总理处理本部工作；汪精卫被推选为评议长，邓家彦为判事长，宋教仁为检事长。最后，黄兴提议把20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大家一致鼓掌通过。整个会议过程十分热烈。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基本上结束了各革命小团体分散斗争的局面，中国革命运动开始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将推翻帝制的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

　　　　民报的出版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旅留日本，奔走檀香山、南洋、澳洲、美洲各地，建立保皇会，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诋毁革命。梁启超还曾佯称愿与孙中山合作，诱骗许多兴中会员（包括孙眉）转入保皇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梁启超从美国回日本后，宣布“宗旨顿改，标明保皇，力批革命，且声言当与异己者宣战”。

　　　　孙中山曾为梁启超的“合作到底，至死不渝”的发誓所欺骗，想和康梁派合作。但是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孙中山到檀香山看到保皇会的严重危害，痛感“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于是相继发表了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两文，揭破保皇派的“爱国”是爱虐民媚外的“大清国”，断然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换位。”第二年夏，孙中山到美国几十个城市访问，在华侨中广泛宣传革命，驳斥保皇派谬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宋教仁、程家柽等在东京创办20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反清革命。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时，由于20世纪之支那杂志社社员有半数加入同盟会，大会根据黄兴提议通过以这个杂志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九月三日，在孙中山监收下，宋教仁、黄兴办完20世纪之支那移交手续，因其第二期载有揭露日本侵华的文章而被全部没收停刊，遂改名为民报，另行出版。

　　　　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初定月刊，后为不定期，每期六至八万字。编辑部设在东京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发行所设在东京半多摩郡内藤新宿宇番集町三十四番地宫崎寅藏家中。民报共发行二十六期，附另外一张、天讨增刊一册。先后署名为编辑兼发行人的有张继、章炳麟（太炎）、陶成章、汪精卫等。实际主编人，前五期是胡汉民；第六至二十四期，主要是章太炎（其中几期由汪东、刘师培代编）；最后两期是汪精卫。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出至第二十四期，日本政府受清朝政府请求，下令查禁。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一日，汪精卫任主编再刊，秘密刊行第二十五期，标称法国巴黎濮侣街四号出版，实则仍在日本印刷，出至第二十六期即停刊。民报以刊载政论文章为主，分论说、时评、译丛、纪事、撰录、图画等栏，多数稿件由本社成员撰写或编译。主要撰稿人有章太炎、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汪东、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