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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下五千年-第2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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觥４送猓骨胝爬さ隆⒐益鳌⑷毡救斯懦钦昙直鹑斡ⅰ⒎ā⑷瘴谋ㄖ揭胧隆Ｆ富拼悍嘉硎拢忾晕臁４磺凶急妇托骱螅庑鞫昶咴鲁跻唬�1896年8月9日）时务报第一期出版。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积极宣传改良救国思想。梁启超在创刊号上首载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是。列述西方发达国家办报业的发达，指出报纸的作用是“有助于耳目喉舌而起天下之废疾”。今日创办时务报目的在于“去塞求通”，时务报创刊初期，在梁启超主持下，几乎每册都有一至二篇论文。时务报第二至第三十九期连载了梁启超的变法通义。变法通义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抨击了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指出了变法的必要性。由于梁启超议论新颖，文字通俗，所以深受国人欢迎。数月之间报刊风行海内外，影响极大。因此，数月之间，销行万余份，是中国有报以来前所未有的。随着时务报销行日广，逐渐受到了各方注视。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饬行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命湖北省大小衙门，都要按期寄送一本，各局、各书院、各学堂分别分送，所有报款由善后局“汇总支发”并向报馆捐银五百元。
明定国是诏时务报自创办起就存在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和汪康年为代表的保守派之争。张之洞虽然初时支持时务报，但后来他主要成为汪康年的幕后支持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六月，时务报第四十期刊登了梁启超的知耻学会序，文中对封建官僚、军阀、买办备加指责，由此遭到了张之洞的干涉。他电告湖南巡抚陈宝箴等“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不允许有“干名犯义”的该册在所辖地区流传。汪梁矛盾从这时起开始激化。十一月，梁启超应黄遵宪等人之聘到湖南时务学堂任中文总教习，但仍兼管时务报，从这时起，汪康年担任时务报主笔。时务报刊登的论文减少，内容多“洋务”滥调，时务报从此转向保守，初期作用几乎丧失。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三月三日，梁启超致书汪康年，辞去时务报主笔职务，至此时务报完全被保守派控制。
同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下“定国是诏”实行变法。宋伯鲁上改时务报为官报折，认为时务报依西报体例，议论明达，翻译鲜明，对两年来民气大开，培养人才大有功绩，建议将时务报改为官报。光绪帝准奏。七月二十六日下谕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八月九日下谕按照官书局之例，由两江总督按月筹拨银一千两；并另拨开办经费六千两。时务报改为官报，是“百日维新”的一大政绩，但由于保守派张之洞等人的干涉，康有为终未督办事成。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十八日，时务报终刊，总计出刊六十九册。以后由汪康年改为倡言报。
孙中山与兴中会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兴中会总部在香港成立后，孙中山和陆皓东、杨衢云、郑士良等全力准备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策划部署当年重阳节起事，不料事泄，在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协同下，清政府两广总督谭锺麟将这次还未来得及正式发动的起义镇压了。陆皓东等七十余人被捕遇难，孙中山遣散起义队伍后乘轮船逃出广州经澳门抵香港，不久又与郑士良、陈少白一起赴日本。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出走国外后，清政府悬赏一千两花银缉拿“首逆孙文”，并派大批暗探到香港、澳门和新加坡一带“购线跟踪”，总理衙门还电驻亚、美、欧各国使馆，协助缉拿。香港英当局宣布了对孙中山等的驱逐令，五年内禁止其入境。孙中山毫没气馁。于同年十一月中旬在日本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后，指示陈少白留日本联络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士，派郑士良返香港以图再举。他自己则断辫发，改服装，于十二月中旬赴檀香山。因此地“无大可为，遂决计赴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孙中山自旧金山登陆，乘火车横过美洲大陆纽约，沿途向华侨宣传革命，演讲“以祖国危亡，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在美三个月，响应者不多，孙中山便乘轮船“麦竭斯的”号东行赴英国，经利物浦于九月三十日抵伦敦，住斯屈朗区赫胥旅馆。次日，孙中山到波德区覃文省街四十六号去拜访原香港西医书院的老师和挚友詹姆士康德黎博士，在其帮助下移住葛兰旅店。随后又访问了他以前在香港学医时的另一位老师孟生博士。此后，两人来往密切。
在孙中山从日本经美到英的流亡过程中，清政府的驻日公使裕庚、驻美公使杨儒、驻英公使龚照瑗以及旧金山等地的领事都奉命行动起来，派出大批密探，竭力追踪缉拿孙中山。就在孙中山从美登上赴英的轮船后，驻美公使杨儒便从华盛顿密电驻英公使龚照瑗，请其在船靠岸后继续跟踪。孙中山一到英国，司赖特侦探社就派人跟踪他。龚照瑗公使也为策划缉捕孙中山，竭尽全力。他先和英国政府交涉援香港缅甸交犯条约（咸丰八年（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一款，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滇缅条件第十五条），请英国政府代为缉拿孙中山。不成之后，便设计诱骗孙中山入公使馆从而逮捕他。位于波德兰区的清政府驻英公使馆，正好在覃文省街康德黎寓所附近，是孙中山从葛兰旅店住所前往康德黎家的必经之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十时半，孙中山在从住所去康德黎家的路上，被早已窥伺在那里的清政府驻英公使馆人员邓廷铿等三人缠住，以广东老乡相称，邀请他去家里喝茶，推推拉拉，将其挟持进公使馆，秘密幽禁在三楼一间窗上有铁栅的小屋里。这次设计诱捕孙中山的主谋者之一，是英国人马格里，时为清政府驻英公使馆的二等参赞。幽禁了孙中山后，驻英公使龚照瑗用七千英镑高价租定一艘二千吨的轮船，又造了一只木箱，阴谋把孙中山装在箱内运回广州，“明下典刑”。如果此计不成，就将孙中山毒死，解华戮尸。
孙中山被幽禁在公使馆后，和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他想方设法，始终没能送出一点消息。直至十月十七日，才得到公使馆女工英人贺维的同情和帮助，由其密函康德黎的求救书。康德黎和孟生这两位著名医生获悉消息后，便多方奔走营救，一面正告清公使馆，一面向英外交部及伦敦警署投案，此外还通过报界揭发此事，公之于众。十月二十一日，英国地球报率先揭露事实真相，在第一版登出“革命家孙文被诱捕于伦敦”这一触目惊心的消息。当天，中央新闻、每日邮报的记者前来采访康德黎。次日，伦敦泰晤士报等各大报都以特大标题，竞相报道清公使馆这一丑闻，从而引起英国人民对清政府的极大不满。数以百计群众聚集到清公使馆门前，一再高呼“释放孙逸仙！”甚至有些市民声言要捣毁清使馆。在强大的社会舆论面前，英国政府派遣代表向清政府驻英公使馆提出交涉。十月二十二日，英国首相兼外相沙侯向清公使馆递交备忘录，要求按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迅速释放私捕人犯。次日下午，英国外交部代表和苏格兰场的侦察长，陪同康德黎来到清公使馆，马格里参赞被迫亲自释放了囚禁13天的孙中山。当孙中山从使馆走出时，伦敦回默街头人山人海，他们热烈地向孙中山挥手致意。回到旅店住处，各报记者蜂拥而至，孙中山慷慨陈词，痛斥清政府这一卑劣的绑架阴谋。英国各报继续以大量篇幅报道这一事件的始末，抨击清政府的不法行为。十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在伦敦报纸上发表了致谢英政府及报界书。是年冬，孙中山用英文撰写伦敦被难记。次年春在伦敦首次问世。从此，孙中山作为一名中国的革命家，在世界名声大著。
创立京师大学堂
第295章 清朝（49）（）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十二日，刑部侍郎李端上奏光绪帝，提出应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大学惟益加专精。对此光绪帝谕旨：此事由总理衙门妥议。七月，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奉旨召集有关官员商议办学堂事，强调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办学方针。并决定于北京西城原同文馆附近买地筹金扩建学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十五日，御史王鹏运上奏光绪帝再次提出开办京师大学堂。光绪帝下谕：“妥速办理”。六月十一日，光绪帝颁“明定国是”诏，实行变法。随后，命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妥议开办京师大学堂事。决定由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各国学制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分八章五十二条。规定：京师大学堂的办学方针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课程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以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格致学、地理学、文学及体操学为普通学科；以各国语言文学、高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为专门学科。章程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同时提出“宽筹经费”、“宏建学舍”、“慎选管学大臣”、“简派总教习”等建议。七月三日，朝廷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随后委派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大学堂事务。任命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后又由黄绍箕、余诚格分别继任）。任命朱祖谋、李家驹为提调，许景澄为总教习，刘可毅、骆成骧为教习。原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同时决定将原设官书局和新设译书局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办。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九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学员不足百人，多为世家官宦子弟及少数各省中学堂选送的高材生。十二月三十日，又设立师范斋，规定于前三级学生中选其高材生为师范生，专讲教学之法，为以后派往各省学堂充当教习之用。次年九月，又设立史学、地理、政治三学堂。改派许景澄为管学大臣，黄绍箕为总办，刘可毅、骆成骧仍为教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京津一带兴起，京师大学堂内师生对此议论纷纷。管学大臣许景澄与京官袁昶等力主镇压。不久许以“极谏”围攻使馆和排外宣战的罪名而被清廷杀戮，教习刘可毅也被杀害。消息传来京师大学堂学生四散离去，校舍封闭，藏书损失殆尽。九月，慈禧太后下令停办京师大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一月七日，慈禧太后从西安返京筹办“新政”。十日，派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命其修改办学章程，扩大办学堂规模。京师大学堂重新恢复。二月十三日，张百熙奏陈筹备情况：一、准备设预科，预科分政科和艺科两门；设速成科，分仕学馆、师范馆。二、添建讲舍，在原有一百四十余间的基础上添盖一百二十余间。购西城瓦窑地方土地一千三百亩盖房。落成后除预备、速成两科外，新奏旨送大学堂仕学馆学习肄业的进士，附设医学馆的学生一并迁入。三、附设译局，译局由官书局筹办。四、经费：由华俄银行拨发百万，大省每年拨二万；中省一万；小省五千。又决定任命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张鹤龄为副总教习，于式枚为总办，李家驹、赵从蕃为副总办。对以上提议慈禧太后加以批准。十月十四日，京师大学堂正式举行招生考试。速成科学生考试科目有史论、舆地策、政治策、交涉策、算学策、物理策及外国文论七门。师范馆由各省选送学生若干，考试科目有：修身伦理大义、教育学大义、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学、代数、物理化学、浅近英文、日文等。仕学馆由各省推荐，不参加考试。结果共录取学生92名。后来又扩招九十名。十二月十七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又增设了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毕业生分别授给贡生、举人、进士头衔。一个月之后北京掀起了拒俄运动，四月三十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仕学馆学生二百余人鸣钟上堂，发起声讨沙俄罪行大会，会后起草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上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当晚，部分学生退学参加了抗俄义勇军。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京师大学堂又增设满蒙文学，七月，附设博物品实习科。次年，建立京师大学堂图书馆，清政府将热河文津阁的四库全书拨给京师大学堂图书馆。宣统二年（1910年）改设分科为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民国一年（1912年）五月三日，袁世凯批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是一批标榜自由思想的维新派诗人在戊戌变法前后掀起的诗体革新运动，它与当时文坛以“时务文体”、“新民体”为模式的“文体解放”，“界革命”以及戏剧界的“国剧刷新”等文艺浪潮，都是改良主义文化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以扫除封建正统文学的“薄今爱古”颓风，推动中国文学复兴为己任，试图以新理想使民开化，而为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变法图存的政治纲领服务。
“诗界革命”的理论前驱与杰出实践者是黄遵宪。早在同治七年（1868年），黄遵宪就在杂感一诗中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创作原则，成为最早的“诗界革命”的宣言。与朗山论诗一文称“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市井”之声，“皆有真意以行其间者，皆天地之至文也。”若“不能牵其真，而含我以从人”，“而吾心声皆他人心声”，则无诗可言。反对“尊古”、“剽盗”，要求写人间“真意”，自我“心声”。此后，黄遵宪以外交官的身份，遍游日本、美、英、新加坡，长达17年。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卢梭、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说，开拓了他的视野，形成了他既批判封建专制，但又“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的改良主义政治观。对其后期文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光绪十七年（1891年），黄遵宪在伦教作人境庐诗草序一文，根据“今之世导于古”的进化观点，强调今人应抛弃古人的糟粕，而不被古人所束缚，今诗必须“别创诗界”，而“自立”于古人之后。为“新派诗”的诞生大声疾呼。文中又提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的重要命题，对“新派诗”的创作原则和本质特质做了完整的理论阐述。所谓“诗之外有事”，就是要在现实生活中拓展创作题材，以国内外大事入诗，更以“欧洲诗人”，“鼓吹文明之笔”为模式。所谓“诗之中有人”，就是要求诗有鲜明的艺术个性，“要不失乎为我之诗”，同时要有新的时代精神，塑造新的诗人自我形象。黄遵宪反对仿古，但不拒绝文学遗产。他主张“复古人比兴之体”，“取离骚之神理”，“不名一格，不专一体”，形成独立的艺术风格。在诗歌形式上，要“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即以古文家之法入诗，使诗散文化，加强诗的表现力。人境庐诗草序，在文学发展论、创作论、风格论诸方面都具有近代的理论色彩，是“诗界革命”的理论指导。黄遵宪自称其诗为“新派诗”，梁启超则称黄为“近世诗家三杰”之一。康有为序人境庐诗草称“上感国变，中伤仲族，下哀生民，博以寰球之游历，浩渺肆恣，感激豪宕，情兴而意远”。黄诗形成了晚清诗坛中，继龚自珍后的又一高峰，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台湾行、渡辽将军歌、聂将军歌等诗，确实已“弃史籍而采近事”，洋溢着爱国反帝精神，是“诗界革命”的实绩。今别离、登巴黎铁塔、樱花歌、锡兰岛卧佛等诗，写域外生活，为晚清诗开辟了另一生面。
黄遵宪之后，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十三年（1897年）间，夏曾佑、丘逢甲、谭嗣同、蒋智由、金天羽等相继竟为“新诗”，梁启超及一般晚清文学编年，据此界定“诗界革命”的兴起，就在此时。夏曾佑、谭嗣同之诗，被梁启超批评为“操撦新名词以表自异”，并无实绩可言。甲午战后，丘逢甲崛起台湾。论诗与黄梁接近，称“新筑诗中大舞台，侏儒几辈剧堪哀。即今开幕推绅手，要选人天绝代才”，希望有“神手”领导“诗界”。丘逢甲主张新诗要开拓新视野，寻求新题材。以史为诗，寓兴亡之感，则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丘逢甲曾亲率军民，御倭寇于台海，失败后内渡，居广东，与康有为、梁启超有所交往，与黄遵宪则为诗友。丘逢甲感事伤国，对时势之危殆，体会较深，“大禽大兽知何日，目极全球战正酣”。内渡之后，作诗1700余首，其中愁云（1895年）、春愁（1896年）、元夕无月（1898年）、题兰史罗浮纪游图（19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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