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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修纂永乐大典的过程中，不仅充分利用了官府所藏图书，而且派官遣员在民间广泛访求书籍。它收录的书有七八千种。古代的许多著作，正是借永乐大典才得以存其名，甚至存其内容。应当说，在中国文化史上，修纂永乐大典是一大功德。

　　　　永乐大典初置于南京文渊阁，迁都北京后移至北京文楼。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宫城大火，永乐大典多亏抢救及时，搬至史馆。世宗由此灾难想到孤本难存，萌发了抄一副本的念头。嘉靖四十一年正式下令重录永乐大典。这也是一个浩繁的工程，由礼部左侍郎高拱、左春坊左谕德瞿景淳充总校官，左春坊右中允张居正、翰林院修撰林燫等充分校官，物色善楷书的儒士百余人，分10馆进行抄录。经过将近5年时间，副本抄成，将正本贮于文渊阁，副本贮于皇史。

　　　　大约在明末，永乐大典的正本被毁，这证明了抄录副本的必要。而副本由于保护不够也未能保全。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检讨，永乐大典的副本残缺2400多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咸丰（1851—1861年）以后开始逐渐散失。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使它遭受更大的劫难，大部分被焚毁，其余部分（包括散失于国内私人手里的部分）被劫掠而去。据统计，现存于世的永乐大典只有300多册。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南京出版了一部集我国药物医学之大成的本草纲目。七年后，这部书经江西翻刻再次出版，很快风行全国。三年后此书传入日本、朝鲜，不久，又翻译成拉丁文、法文、俄文、英文等多种文字，广泛流传世界各地，被西方誉为“东方医学巨典”。

　　　　这部名扬国内外的科学著作，出自于医生出身的医学家、药物学家李时珍之手。

　　　　李时珍，字东壁，号濒湖，正德十三年（1518年）生于蕲州（今湖北蕲春）东门外的瓦哨坝村。他家世代行医，父亲李言闻医术高明，曾著有医学八脉法、四诊发明等医学专著。李时珍天赋聪明，14岁考中了秀才，但此后连续三次进省参加乡试，全都不第而归。仕宦之路不通，便在家跟父亲学医。

　　　　李时珍认为，医术重要，但药学也同样重要，仅有良医，却无良药，同样治不好病。于是在钻研医术的同时，花很大气力来研究药物。他在后园建立了一个小药圃，试种各种药材。那时的药学书，有汉代留下来的神农本草经、南朝陶弘景的本草经集、唐朝的新修本草和宋代的证类本草。李时珍在实践中深入探究，发现前人这些“本草”书的内容、品类不全，许多药物没有记载，而且分类杂乱，“玉石水土混同，诸虫鳞介不别”；更要不得的是说明有误，这不但起不到医病的效果，反而会因为误用而将病人毒死。因此，李时珍决心要把古代传下来的“本草”，重新修补增订，编写出一本新的、可靠的本草书来。

　　　　他把这个打算对父亲说了。老医生苦笑说：

　　　　“你看得太容易了，编这样一部药学书，要把全国所有的药物重新查访过，一样一样地来鉴定，那要花多少人力和财力？除了朝廷外谁有那么大的力量？”

　　　　李时珍听了很失望，但他重编“本草”的决心并未动摇。他开始自己搜集资料，把遇到的一些药物特点、功效都记录下来，作将来编书的准备。

　　　　后来在武昌的楚王朱英火佥的儿子病了，把李时珍叫去给治病。李时珍把他儿子的病给治好了，朱英火佥夫妇很高兴，于是答应了李时珍的要求，把他介绍到太医院当了个正八品的御医，分配在御药房供职。

　　　　御药房名叫圣济殿，保存着全国各地和外国进贡来的许多药品，还有很多藏书。李时珍在完成了分派给他的工作之后，就钻进药库里，看呀、摸呀、嗅呀，还要用牙咬下一小块，品一品滋味，然后就记录下来。李时珍把全部药材考查完了，就如饥似渴地看书、抄书。

　　　　李时珍在太医院工作了将近一年，把那里的藏药和藏书都考察完了。他觉得再呆在这里已无必要，正赶上来了家信，说他父亲病重，要他回去。他便趁机辞了官，急忙奔回家中，但他父亲却已病故了，临死时还向儿媳打听李时珍编“本草”的情形。李时珍十分悲痛，觉得辜负了老父的期望，但他的决心更坚定了。

　　　　李时珍要养家糊口，便又开起诊所来，让儿子建方跟他学医，又招收了两个徒弟。诊病的余暇，就整理已经搜集到的单方和资料。在整理资料的同时，他特别注意去观察、分析和研究，如发现以前的说法不对，便给以纠正。比如：证类本草里有两种植物，一种叫白南星，一种叫虎草。李时珍经过仔细对照比较之后，发现是一物二名。

　　　　李时珍白天诊病，晚上修“本草”。手头资料用完了。他跟妻子商量，留下儿子和一个徒弟应诊，自己带着徒弟庞宪，外出采药。

　　　　师徒二人风餐露宿，踏上寻药的道路。因为大多数药材都生长在深山里，这样就倍加辛苦。他俩走遍了湖广、江西、浙江、河南等地的高山峻岭，涉过大江和湘、赣、汉、桐等河流。有时钱用完了，便回家来行医，待积攒了些路费，就再出去寻药。

　　　　寒来暑往，李时珍的头发渐渐白了，腰也开始佝偻，但他的决心毫不动摇，仍然和徒弟继续在全国各处考察、研究。

　　　　有一天，师徒二人来到武当山。这山是天下名山之一，从山脚望去，峰峦叠嶂，树木葱郁。李时珍非常高兴，认为在这山里定可采取珍贵的药材。可是等到进了山口，却见路边立着一座高大的石碑，碑上刻着“御批”二字。李时珍走过去又细看碑文，不由得大为失望。因为碑文上写着此山皇帝降旨，山上的一草一木，任何人不能砍伐采折，违者交由地方官予以惩处。

　　　　李时珍回头想走，但又舍不得入宝山而空手回去。于是他就带着徒弟从小路钻进山去。山里果然有许多珍奇的药物，他们采了很多，正采得高兴，被巡山的道士发现了。师徒被带到山上紫霄宫，见了住持。开始住持要把他二人送到官府，后来听李时珍把要编“本草”济世救人的事说了，大为感动。不但把他们采的药还给他们，还把后山生长的一些特殊草药让道士采来，送给李时珍，以助他早日编成“本草”。临走还赠送给李时珍50两银子，让他们做路费。

　　　　李时珍在山上住了一宿，第二天由道士送下山来，师徒二人又踏上了采药的路，继续向更远的山里走去就这样，李时珍前后用了27年的时间，走了几千里的路程，向千百个农民、渔人、猎户、樵夫、和尚、道士和药农求教，参阅了800多部医学著作和古代书籍，经过三次较大的修改，并动员了他全家——儿子、孙子和徒弟们的力量，终于完成了一部辉煌的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全书共190多万字，收载药物1892种，载入药方11096个，插图1110幅。

　　　　这是一部给人类造福的书。书上的每一个字，每一幅图，都凝聚着李时珍的血汗。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明王朝政治越来越腐败，边防也越来越松弛，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的一支——建州女真趁机扩大势力，开始强大起来，它的领袖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出身建州女真的贵族家庭。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都是建州女真的贵族，被明朝封为建州左卫的官员。努尔哈赤从小就练习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十岁那年，母亲死去，他的继母待他不好。努尔哈赤不得不离开家庭，和当地小伙伴在一起，在莽莽林海里打猎、挖人参、采松子、拾蘑菇，然后把这些山货带到抚顺去卖掉，挣钱过活。抚顺的集市很热闹，女真人常在那里用山货跟汉人交换铁器、粮食、盐和纺织品。努尔哈赤在抚顺接触了很多汉人，学会了汉文，他还挺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一类。

　　　　建州女真有好几个部落，互相攻杀。明朝总兵李成梁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统治。努尔哈赤二十五岁那年，建州女真部有个土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带引明军攻打古勒寨城主阿台。阿台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孙女。觉昌安得到消息，带着塔克世到古勒寨去探望孙女。正碰上明军攻打古勒寨，觉昌安和塔克世在混战中都被明军杀害。

　　　　努尔哈赤痛哭了一场，葬了他的祖父、父亲，但是想到自己的力量太小，不敢得罪明军，就把一股怨恨全集中在尼堪外兰身上。他跑到明朝官吏那里说：“杀我的祖父、父亲是尼堪外兰，只要你们把尼堪外兰交给我，我也就甘心了。”明朝官吏只把他祖父、父亲的遗体交还他，但不肯交出尼堪外兰。

　　　　努尔哈赤曾用过的宝刀努尔哈赤满腔悲愤回到家里，翻出了他父亲留下的十三副盔甲，分发给他手下兵士，向土伦城进攻。努尔哈赤英勇善战，尼堪外兰不是他的对手，狼狈逃走。努尔哈赤攻克了土伦城，继续追击，趁机又征服了建州女真的一些部落。尼堪外兰东奔西窜，最后逃到了鄂勒珲（今齐齐哈尔附近），请求明军保护。努尔哈赤也追到那里。明军看他不肯罢休，怕因此引起战争，就让努尔哈赤杀了尼堪外兰。

　　　　努尔哈赤灭了尼堪外兰，声势越来越大。过了几年，统一了建州女真。这就引起女真族其他部的恐慌。当时的女真族，共有三部，除了建州女真之外，还有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海西女真中有个叶赫部最强。公元1593年，叶赫部联合了女真、蒙古九个部落，结成联盟，合兵三万，分三路进攻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听到九部联军来攻，事先做好迎战的准备。他在敌军来路上，埋伏了精兵；在路旁山岭边，安放了滚木石块，一切安排妥当，他就安安稳稳睡起觉来。他的妻子看了很着急，把他推醒，问他：“九部兵来攻打，你怎么睡起觉来，难道真的你给吓胡涂了？”

　　　　努尔哈赤笑着说：“如果我害怕，就是想睡也睡不着。”

　　　　第二天，建州派出的探子回报敌兵人数众多，将士们听了也有点害怕。努尔哈赤就解释说：“别害怕，现在我们占据险要地形，敌兵虽然多，不过是乌合之众，一定互相观望。如有哪一个领兵先攻，我们就杀他一二个头目，不怕他们不退。”

　　　　九部联军到了古勒山下，建州兵在山上严阵以待，先派出一百骑兵挑战。叶赫部一个头目冲来，马被木桩绊倒，建州兵上去把他杀了，另一头目看到这情景也吓昏过去。这一来，九部联军没有统一指挥，四散逃窜，努尔哈赤乘胜追击，击败了叶赫部。又过了几年，基本统一了女真族各部。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过程中，把女真人编为八个旗，旗既是一个行政单位，又是军事组织。每旗下面有许多牛录，一个牛录三百人，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打仗。这样既推动了生产，又加强了战斗力。为了麻痹明朝，他继续向明朝朝贡称臣，明朝廷认为努尔哈赤态度恭顺，封他为龙虎将军。他还多次到北京，亲自察看明朝政府的虚实。公元1616年，他认为时机成熟，就在八旗贵族拥护下，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附近）即位称汗，国号大金。为了跟过去的金朝区别，历史上把它称为后金。

　　　　张居正辅改

　　　　张居正，字叔大，别号太岳。祖籍安徽凤阳定远人。其先祖张关保曾是朱元璋起义队伍中的一名士卒，明朝建立后，因有军功授归州千户所世袭千户，加入湖广军籍。张居正的曾祖是其次子，不能世袭千户，就从归州迁到江陵（今属湖北）入籍，所以湖北江陵就成为了张居正的原籍，因此人们称其为张江陵。张居正自少颖敏绝伦，15岁为诸生，写得一手的文章，时巡抚顾夸其文为“国器”。16岁乡试中举。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2岁的张居正，二甲进士及第，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任编修等官，得到当时任内阁首辅徐阶的器重。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升任右春坊右中允，管太子奏请、启笺和讲读之事，并领国子监司业事。隆庆元年（1567年）二月，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四月，又进升为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因为他是穆宗为裕王时的老师，入阁虽晚，资历较浅，但深得穆宗重视。在隆庆时期的内阁斗争中，他处事稳重，地位不但没有因此动摇，反而步步高升。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穆宗死。六月，明神宗继位，张居正与太监冯保联结，攻倒首辅高拱，成为内阁首辅，独揽了明朝内阁大权。

第238章　明朝（18）（）　
明自中叶以来，统治集团中出现了全面的危机，到明世宗死，其子穆宗、其孙神宗相继即位，这种危机继续发展，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激化，斗争日趋尖锐。嘉靖以后，明朝统治集团内部分化成两派，一派是以皇戚贵族为核心的保守势力，一派是由比较有政治远见的官僚形成的改革势力。这两派在对统治危机的态度和政见自然不一致。在宦官专权的年代，往往会形成官僚集团和宦官集团的斗争。皇戚贵族和宦官往往结成宦党，他们是朝廷内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保住已到手的特权，肆无忌惮地剥夺财富，又以“祖训”为由，反对任何改革。官僚集团虽然也是朝廷统治集团的一部分，但他们的既得利益不多，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的官僚，基本上是由科举而重用的，他们对统治危机有实际的认识，希望在不损害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条件下，实行一定程度的改革，重新加固封建统治的基础，挽救危机之局，使明廷的统治能长期维护下去。当时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于隆庆六年（1572年）成为内阁首辅时，明神宗仅十岁，朝廷“大柄悉以委居正”。为了缓和当时日益尖锐的社会危机，挽救明廷内部的统治危机，张居正从政治、军事和经济诸方面进行了改革，以便扭转嘉靖后期以来乃至隆庆年间政治腐败、民穷财竭、边防危急的局面。张居正的改革方针是：“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以“强公室，杜私门”。强调国家集中权力，政府控制经济来加强封建的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希望把摇摇欲坠的明廷统治稳定下来。

　　　　张居正的政治改革，实行对官吏的“考成法”。在他执政后的万历元年（1573年）六月他提出考成法，目的在于提高官吏的素质和提高行政工作的办事效率。他认为，当时的官吏办事不讲效率，“敷奏虽勤，而实效盖鲜”。官吏的敷衍塞责，虎头蛇尾，以及“请托之私”等积习普遍存在。他认为，“盖天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者，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他的“考成法”的具体办法是：令各个衙门分别各置三本薄籍，一本登记一切收文、发文和间程计划等，把本机关来往公文和办理的公事一律登记备查，留为底册。在这本底册里，其中的例行公事不查考者，予以剔除，再造两本同样的薄籍，一本送六科，一本送呈内阁。送六科的一本，为六科备注，实行一件就注销一件，如有尚未实行者，即由该科具奏候旨。送交内阁的一本，是为了内阁首辅随时稽考。张居正在改革中，在内阁和六部之间设置了六科，用六科控制与之相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再由内阁控制六科。六科是张居正改革的特有的政治机构，各科设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等。六科对六部有纠劾之权，实际是六部的监察机关，用六科来牵制六部，再由内阁控制六科，这是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中，进一步扩大内阁的实权的重要步骤。改革之前，明廷的内阁是皇帝的秘书处，不负有行政责任。张居正改革之后的内阁，不仅代表皇帝掌握最高行政权，而且实际上控制了监察权。张居正按“考成法”，在其任首辅期间，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推行，淘汰了许多不称职的官僚，选拔了不少“优秀”人才，行政效率大为提高，能使中央发布的命令和下达的任务，“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奏行。”他针对当时权势地主兼并土地，隐瞒人口，欺隐税粮，形成私家日富，公家日贫、国匮民穷局面，说他们是“倚法为私，割上为己”。在推行考成法中，规定各级官员征赋不足额者，巡抚和巡按御史听纠，府州县官听调；有司催征不力者，都以新令从事。从而改变了嘉靖以来开支无策的状况，至万厉十年间，帑藏丰殷，粮仓均满，最称富庶的局面。考成法在财政上的推行获得了最大的成功。

　　　　张居正军事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加强了北方对蒙古族的防御和对东北建州女真的镇抚。张居正对北方蒙古族的政策采取软硬两手，“软”是指对蒙古族的关系要改善，促进并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