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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下五千年-第1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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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汉武帝因为财力枯竭，用商人桑弘羊的建议，买贱卖贵，称它为均输。在那个时候，商人们停业不干，盗贼益发猖狂，几乎要发生动乱。汉昭帝即位，霍光顺着百姓的愿望，百姓想要的，就给他们，百姓因此归心，国家于是无事。没想到今天这种论调又产生了。立法的初期，耗费已经很多了，即使稍有所获，而由国家征收的商业税的数额，损失一定很多。这就像有人为他的主人管理牲畜，用一条牛换了五只羊，一条牛失去了，就隐瞒着不说；五只羊换到了，就指为自己的功劳。现在破坏了常平仓而不谈青苗法的功劳，亏损了商业税而得到了均输法的利益，同上面所说的用一条牛换五只羊的例子又有什么两样？我私下认为它甚至比用一条牛换五只羊更蠢呀！倡议新法的人一定会说：“百姓可以和他们快乐地享受成功，而难以和他们谋虑开始。”所以皇上执意不顾一切，而规定必需推行。这个恰恰是战国时代那些贪功的人所推行的冒险和侥幸的政治主张。结果必然是还没有享受到成功的喜悦，而百姓的怨声却早已四起了。我之所以希望皇上结人心的道理，就在这里呀！
国家之所以存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浅深，不在国力的强弱；一个朝代享国时间所以有长有短，在于社会风俗的淳厚和浅薄，不在社会的富和穷。做人主的知道了这个道理，就会知道孰轻孰重了。所以，我希望皇上务必推崇道德，看重风俗，不希望皇上急于事功，贪图富强。爱惜风俗，就像保护人的元气。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峻刻薄的方法可以齐聚众心，勇猛强悍的人士可以成就事业，忠厚的人近于迂阔，老成的人开始好像迟钝。然而圣人却始终不肯用那种人来替代这种人，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圣人知道那样做的结果得到的小，失去的大啊！仁祖皇帝执法非常宽，能按照规定的等级次第和劳绩大小进用官员，专门替人掩盖过失，未曾轻易改变旧的规章。考察他事业的是否成功，应该说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如果说到用兵，那么十次出兵有九次必失；如果说到国家的财政，只是仅仅能够足用而没有积余。他只是把德政和恩泽施信人民，使社会风俗能知道遵守一定的道德标准，所以他去世的时候，天下终于返回到仁的局面了。评论的人看到在他晚年官吏都恪守成规而不知变更，对政事都不思奋发有为，有所创举，就想用苛察来矫正它，用智能来齐一它，他们招来了新进勇锐的人，企图使朝廷的一切措施都能很快收到功效。结果是还没有享受到它的成功，而浅薄之风气已经形成。他们又开了很多能骤然进身的门路，这样就使人们容易得到意外的侥幸收获，公卿侍从只要稍稍抬举半步就可得到好处，这样就使那些原来按照正常制度调升的人产生了非分之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希望风俗淳厚，能做到吗？近年来朴拙的人愈来愈少，靠投机取巧而进身的读书人愈益增多。惟请皇上可怜这种情况，挽救这种情况，把简易作为治政的法则，把清静作为立国的指导思想，这样人民的道德就可以归于淳厚。我之所以希望皇上重视社会风俗的道理，就在这里啊！
祖宗委任了谏院的官员以后，就没有开罪过一个言官。即使有轻微的责备，随即也就越级提升了他们，允许他们可以根据风闻就议论朝政，而不必顾及官长。在议论中涉及到帝王，那末天子就要改变神色；议论中涉及朝廷，那末宰相就要等候处分。做台谏的人本来未必都是贤人，他们讲的话也未必都正确，然而一定要培养我们的锐气，之所以要借给他们以重权，难道是白白地这样做的吗？是想用他们的权力不让奸臣萌生啊！现在法令严密，朝廷也很清明，说有奸臣，是万万没有这个道理的。然而养猫本来是为了灭鼠，不可以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捕捉老鼠的猫；养狗本来是为了防盗，不能因为没有盗贼就饲养不叫的狗。皇上你能够不上念祖宗创设谏官的原意，下为子孙万世设防吗？我听那些德高望重的长老们谈论，都说谏官们的言论，常常是根据天下人的公议而发的。公众的议论是赞美的，台谏也就赞美它；公众的议论是抨击的，台谏也就抨击它。现在公众的议论沸腾，怨言交互而来，公众的意见所在，也就可以知道了。我担心从此以后，习惯成风，都成了宰相的私人，以致君上孤立。朝廷的法度一旦废弛，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我之所以希望皇上保存法度的道理，也就在这里啊！
苏轼看到王安石用独断专任来赞美神宗，就借考试进士策问的机会，用“晋武帝靠独断平定东吴而取得胜利，后秦苻坚用独断讨伐东晋而失败，齐恒公专任管仲而成就了霸业，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亡，事情相同而成效不同”为问。王安石大怒，让御史谢景温劾奏苏轼的过错，搞得很凶，却一无所获。苏轼就自请外放，通判杭州。高丽（今朝鲜）来向中国进贡，使者在官吏面前打开礼物时，官吏们发现礼单上面用了甲子纪年。苏轼拒绝接受，说：“高丽对我们大宋是称臣的国家，而礼单上却不写明中国的年号，我怎么敢接受！”使者改甲子为熙宁，苏轼才接受了。
王安石像当时新政日益推行，苏轼在这中间，常常用变通的办法以方便百姓，百姓依靠这种变通才得以安定。后来调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当时司农推行新法，不按时推行的人以违背制度论处。苏轼对提举官说：“违背制度的罪名，如果是从朝廷规定下来的，谁敢不听从？现在只是司农决定的，这是擅自制定法律啊！”提举官吃惊地说：“您老姑且慢慢看着办吧！”没有多久，朝廷知道这个手实法实在是在害民，就取消了。
有个强盗的盗窃案子暴露了，安抚司派三班使臣带领着强悍的差役下乡捕捉，这些差役凶恶残暴，肆意横行，甚至用禁物来诬陷百姓，他们随便冲进老百姓家打人杀人，后来就畏罪逃跑，快要造成乱子了。百姓们奔赴官府向苏轼告状，苏轼故意把他们的诉状放置一边，看也不看地说：“一定不至于这样。”那些溃逃中的差役听到了，稍稍安定了下来，苏轼慢慢地派人把他们引出来杀了。
后来调任徐州（今属江苏）。当时正值黄河在曹村决口，泛滥到梁山泊，溢满了南清河，汇聚到了徐州城下，水势还在暴涨，如果不及时排泄，徐州城就将坍倒，城里的富户纷纷争着出城避水。苏轼说：“富户一旦出城，城里的百姓就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共同守城？只要我在徐州，就一定不让洪水冲倒徐州城。”于是把那些富户又赶进了城内。苏轼亲自趟水到武卫营中，唤来了卒长说：“黄河水将要败坏徐州城了，事态急了，虽然你们是禁军，也要请你们尽力帮助我。”卒长说：“太守尚且不躲避大水，我辈是小人，当然更该效命。”就带领了他的士兵拿着畚箕和铁锸奔了出去，修筑了东南的长堤，从戏马台开始，一直到徐州城为止。暴雨日夜不停，城墙不被淹没的只有三板了。苏轼住在城墙上临时搭的小屋里，就是经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们分段堵塞洪水，保护徐州城，最后终于保全了徐州城。苏轼又请求朝廷同意征调一年中应该征发的役夫增筑徐州攻城，造木岸，以防止洪水的再次袭击。朝廷依从了他的请求。
后又徙知湖州（今属浙江），苏轼上表谢恩。又因为对朝廷那些不利于民的措施不敢大胆直言，于是用诗歌寄托讽谏，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御史李定、舒、何正臣拾取苏轼表中的一些话，并且和他的诗歌联系起来，进行诬陷，说苏轼是在讪谤朝廷，把他逮捕押解到了台狱，想置他于死地，枉法诬陷，罗织罪名，拖了很长时间也无法断决。唯独宋神宗怜惜他，以团练副使的名义把他安置到了黄州。苏轼和田夫野老，一起玩于山水之间，苏轼还在东坡那里造了房子，自号为“东坡居士”。
熙宁三年（1071年），宋神宗几次有意重新起用苏轼，总是被掌握大权的人阻挡了。神宗曾经对宰相王、蔡确说：“国朝的历史至关重要，可以任命苏轼把它写出来。”王面有难色。神宗说：“苏轼不行，姑且用曾巩。”曾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感到不妥当，就写了亲笔信命令把苏轼移到汝州（今河南临汝）。其中有这样的话：“苏轼被贬黜后，闭门思过，经历的岁月很长了，人才实在难得，不忍心终身让他弃置在外。”苏轼没有去汝州，上书说自己处境饥寒，有田产在常州，希望能回常州定居。早上上的奏书，傍晚就被批准了。
在路过金陵（今江苏南京），苏轼去见了王安石，他对王安石说：“大的兵灾、大的狱讼，是汉朝、唐朝灭亡的先兆。祖宗用仁厚治理天下，正是希望革除这种情况。现在对西方的用兵，连年不断，东南又屡次兴起大的狱讼，明公为什么不说一句挽救这种危局的话呢？”王安石说：“这两件事都是吕惠卿挑起的，我王安石身在外，怎敢随便说话？”苏轼说：“在朝廷就议政，在朝外就不说，这不过是侍奉君王的常礼罢了。现在皇上对待明公不用常礼，明公对待皇上难道可以用常礼吗？”王安石厉声地说：“王安石必须说。”又说：“话出在我王安石的嘴里，听在你苏子瞻的耳内。”又说：“一个人必须知道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即使能得到天下也不去做，才可以同他相交。”苏轼开玩笑地说：“现在的君子，为了争着减少半年的磨勘年限，虽然叫他杀人也是肯干的。”王安石笑而不言。
第183章 五代十国和两宋（21）（）
苏轼回到常州，正值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又恢复苏轼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不久又召为礼部郎中。苏轼过去和司马光、章相好。当时司马光是门下侍郎，章知枢密院，二人意见不合，章常常用开玩笑的方式轻慢留难司马光，司马光很苦恼。苏轼对章说：“司马君实现在在人们中的声望很高。从前许靖因为徒有虚名没有实际，被蜀先主瞧不起，法正说：‘许靖的声誉，传播天下，如果不给他礼遇，你一定会因为瞧不起贤才而受到麻烦。’先主采纳了他的意见，就加封许靖为司徒。许靖尚且不可轻慢，何况君实呢？”章认为很对，司马光赖此得以稍安。
朝廷迁为起居舍人。苏轼经历了一番忧患，不希望骤然踏进要地，就向宰相蔡确推辞。蔡确说：“明公徊翔久了，朝中人士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你的。”苏轼说：“从前我和林希同在馆阁之中，而且他的年纪比我长。”蔡确说：“林希一定要先于明公吗？”终于不同意苏轼的推辞。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皇上即赐银绯，迁中书舍人。
当初，在神宗时，差役法实行长久后产生了流弊。编户充当役夫的人不习惯服役，役头又用暴虐的方法役使他们，造成编户大量破产，狭乡的百姓甚至有终年不得休息的。王安石做宰相后，改差役法为免役法，使编户按等级的高低出钱雇用役夫，执法的人常常超过标准索取，成为人民的祸害。司马光做了宰相，只知道免役法给人民带来的灾害，而不知道它也有有利的一面，就想恢复差役法，派遣官员去筹备设置机构，苏轼也被派参与了这个工作。苏轼说：“差役法、免役法，各有利弊。免役法的流弊，在于聚敛百姓的钱财，以至十室九空，，上面聚敛了很多钱财，下面给人民带来了钱荒的灾难。差役法的流弊，在于人民常在官府服役，不得专力农耕，而贪暴的官吏和奸猾的差役得以借此做坏事。这二种役法给人民带来灾难的轻重，大概是相等的。”司马光说：“那末，以你看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呢？”苏轼说：“一切政策法令，前后应该互相衔接，这样事情就容易办成，做一件事情，一点一点地逐步进行，那末百姓就不会受到惊扰。夏、商、周三代的办法，是士兵和农夫合而为一，到秦王朝才开始一分为二，到了唐朝中叶，又把府兵制改成了募兵制，士兵一生都在军队里。自从那时以来，民不知道兵，兵不知晓农，农民拿出粮食和布帛来养兵，士兵拿出性命来保卫农，天下人民都感到方便。虽然圣人再出，也不能改变这个办法。今天的免役法，其实和上面所说的差不多。明公想骤然取消免役法实行差役法，就正像要取消长征的兵而恢复民兵，这是不容易的呀！”司马光不以为然。苏轼又把这些看法在政事堂上陈说，司马光很生气。苏轼说：“从前韩琦指责陕西义勇，您为谏官，争论得很厉害，韩公不高兴，您也不顾。我从前听您详细地讲过这个故事，难道今天您做了宰相，就不允许我把话讲完了吗？”司马光笑了，不久任命苏轼为翰林学士。
哲宗文二年（1087年），苏轼兼侍读。他每次进宫侍读，当读到治乱兴衰、邪正得失的时候，总是反复开导，希望皇上得到启发有所领悟。哲宗虽然恭默不语，但总是点头肯定了苏轼的看法。他们曾经拜读祖宗宝训，因而涉及时事，苏轼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进行分析说：“现在是赏罚不明，善和恶没有人勉励和阻止；又黄河的水势正向北方流，却要强迫它向东流；西夏入侵镇戎（今宁夏固原），屠杀和掳掠了几万人，统兵的主帅却不把消息报告朝廷。如果每件事情都像这样，我担心会逐渐地造成衰乱的加剧。”
苏辙像苏轼经常闭门锁居禁中，有次被召入对便殿，宣仁皇后问他：“你以前是做什么官？”苏轼说：“臣是常州团练副使。”又问：“现在是什么官？”回答说：“臣现在是待罪翰林学士。”宣仁后又问：“你怎么会从团练副使这样迅速就做了翰林学士呢？”苏轼说：“因为受到了太皇太后和皇帝陛下的恩典啊！”宣仁后说：“不是的。”苏轼便反问道：“难道是大臣们的舆论推荐了我吗？”宣仁后说：“也不是的。”苏轼吃惊地说：“臣虽然没有规矩，但是也不敢从其它通途进身翰林。”宣仁后说：“这是先帝的旨意呀！先帝每次读到你的文章，总是感慨地说：‘奇才，奇才！’只是没有来得及晋用您就是了。”苏轼不禁失声痛哭，宣仁后和哲宗皇帝也哭了起来，左右的人也都个个感动得流出了眼泪。随后，宣仁后和哲宗命苏轼坐下并赐茶，最后让太监取下御前的金莲烛照送苏轼归院。
哲宗三年（1088年），苏轼权知礼部贡举。恰巧大雪纷飞，天气奇冷，考生们端坐庭中，都冻得不能说话。苏轼放宽了原来那些严格的规定，让考生们能尽量发挥自己的才能。巡视考场的一些内侍们常常挑剔和侮慢考生们，还拿了意思比较暖昧的单词，以此诬蔑考生们有罪，苏轼把这种情况统统报告了宋哲宗，赶走了这些讨厌的巡场内侍们。
哲宗四年（1089年），苏轼因为议论朝政多了，被执掌大权的大臣所忌恨。苏轼担心会不被见容，要求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还没有起行，谏官告发前宰相蔡确知安州时写诗借郝处俊的事件讥刺太皇太后。大臣们在议罪中认为应该迁谪到岭南。苏轼给皇帝上了一道密疏说：“朝廷如果从轻处理蔡确的罪行，那么对于皇帝来说，孝治就显得不够；如果从重处置蔡确的罪行，那么对于太皇太后的仁政就会带来小小的影响。我认为应该由皇帝下令设置专案，专门处理这个案件，而由太皇太后再写一道手诏赦免他，那么于仁于孝就可两全了。”宣仁看后心里赞赏苏轼的建议，但却没有用这个办法。苏轼车马出京郊，皇上用对待前执政大臣的恩例，派遣内侍赐给苏轼龙荣、银合，慰劳非常丰厚。
苏轼回到了杭州，恰巧碰上大旱、饥荒和瘟疫等几种大灾疫同时并作。苏轼向朝廷提出请求，免除本路上供大米三分之一，又得到了朝廷赐予的度僧牒，把它换了粮食以赈济灾民。第二年的春天，又减低价格出售常平仓的粮食还煮了很多粥和药剂，派人带着医生分别到各个街坊为灾民治病，被救活的人很多。苏轼说：“杭州，是水陆的交会处，因此遭疫病而死的也常常要比其它各处多。”苏轼还收集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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