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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拯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曾建议在边境无事时将军队移到内地，但没有得到答复。现在，包拯请求：“罢除河北的屯兵，将他们分别安置在黄河以南的兖、郓、齐、濮、曹、济各州，即使边境告急，也无需担心来不及调遣。如果说边境的守兵不能一下子减少，那么就请求朝廷训练义勇，减少干粮，每年的花费，比不上屯兵一个月的费用，一州的财赋就很充足了。”没有得到答复。

　　　　移任瀛州知州，各州用公家的钱进行贸易，每年累计亏损十多万，包拯上奏全部罢除。因为儿子去世，包拯请求在方便的州郡任职，做扬州知州，又移任庐州，升为刑部郎中。因为保荐官员有失而获罪，被降为兵部员外郎、池州知州。

　　　　官复原职，移任江宁府知府，朝廷召任权知开封府，升为右司郎中。包拯在朝廷为人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收敛，听说过包拯的人都很怕他。人们把包拯笑比黄河水清了，儿童妇女也知道他的大名，喊他为“包待制”。京城称他说：“关节不到，有阎王爷包老。”以前的制度规定，凡是告状不得直接到官署庭下。包拯打开官府正门，使告状的人能够直接到他面前陈述是非曲直，使胥吏不敢欺骗长官。朝中官员和势家望族私筑园林楼榭，侵占了惠民河，因而使河道堵塞不通，正逢京城发大水，包拯于是将那些园林楼榭全部毁掉。有人拿着地券虚报自己的田地数，包拯都严格地加以检验，上奏弹劾弄虚作假的人。

　　　　升任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上奏说：“太子空缺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天下人都很担忧，陛下长时间犹豫不决，这是为什么？”仁宗说：“你想让谁立为太子呢？”包拯说：“微臣我没什么才能而担任朝廷官职，之所以请求皇上预立太子，是为国家长远着想。陛下问我想让谁做太子，这是怀疑我啊。我已年届七十，又没有儿子，并不是谋求好处的人。”皇帝高兴地说：“我会慢慢考虑这件事的。”包拯请求裁减内廷侍臣的人数，减损和节约浩大的开支，责成各路行政机构尽职尽业，御史府可以自行推荐属官，减少每年的休假日期，这些事情都得到了实行。

　　　　张方平任三司使，因购买豪民的财产而获罪、包拯上奏弹劾，罢免了张的官职；但宋祁取代张方平，包拯又加以指责；宋祁被罢免后，包拯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权兼三司使。欧阳修说道：“包拯真是左传中所说的‘牵牛踩了别人的地而地的主人把牛抢夺过来’，这种惩罚已经过重了，又贪恋三司使的肥缺，不也太过分了吗！”包拯因此呆在家里回避，过了很长时间才出来。他在三司任职时，凡是各库的供上物品，以前都向外地的州郡摊派，老百姓负担很重、深受困扰。包拯特地设置榷场进行公平买卖，百姓得以免遭困扰。官吏负欠公家钱帛的多被拘禁，一有机会就逃走，又把他的妻儿抓起来，包拯都给放了。升给事中，担任三司使。几天后，被任命为枢密副使。随即又升为礼部侍郎，包拯推辞不受。很快因病去世，享年64岁。朝廷赠他为礼部尚书，谥号为“孝肃”。

　　　　包拯性格严厉正直，对官吏苛刻之风十分厌恶，致力于敦厚宽容之政，虽然嫉恶如仇，但没有不以忠厚宽恕之道推行政务的，不随意附和别人，不装模作样地取悦别人，平时没有私人的书信往来，亲旧故友的消息都断绝了。虽然官位很高，但吃饭穿衣和日常用品都跟做平民时一样。他曾说：“后世子孙做官，有犯贪污之罪的，不得踏进家门，死后不得葬入大墓。不遵从我的志向，就不是我的子孙。”当初，包拯有一个儿子，名叫“镱”，娶崔氏为妻，担任潭州通判时死了。崔氏为亡夫守节，不再改嫁。包拯曾经把她的陪嫁女送走，在娘家生孩子，崔氏暗中慰问她的母亲，让她好好照顾那个陪嫁女。包镱死后，崔氏把陪嫁女的儿子带回家，取名叫“包纟廷”。包拯有奏议15卷。

　　　　“梅妻鹤子”的林逋

　　　　林逋，字君复，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年少丧父，学习勤奋，不搞章句之学。性情恬淡，喜尚古风，不求功名利禄，家境贫困，衣食不足，却表现得十分安然。早年，在江、淮之间漫游，很久以后，才回到杭州，在西湖边的孤山上搭了一间茅屋，20年中足迹不到城市。真宗听到他的名声、赏赐给他粮食和布匹，命令地方长官逢年过节的时候去慰问他。薛映、李及在杭州，每次去林逋的茅庐，总是要清淡终日才离去。他曾经在庐舍旁边替自己造了一个坟墓，临死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意：“来日如果像求取司马相如的遗稿，那样值得高兴的是我不像相如那样留下封禅书。”死后，州里把林逋的情况报告了朝廷，仁宗为他感叹和哀悼，给林逋赐了一个“和靖先生”的谥号，同时还赠送了粮食和布匹，帮助办理丧事。

　　　　林逋善写行书，喜欢作诗，他的文词清澈峭拔，多奇文。写好以后，又总是随手把它们抛掉。有人问他说：“为什么不把它们誊录下来，传到后世去呢？”林逋说：“我正隐迹山林，尚且不领意用诗赢得一时的名声，何况是后世呢！”然而那些爱管闲事的人们常常把它们偷偷地记下来。喜诗，尤善写梅，佳作也并不多。

　　　　林逋曾客游临江（今江西清江），当时李谘刚刚中进士，还没有人知道他，林逋对人说：“此公是宰相的材料啊！”等到林逋去世，李谘恰巧被罢斥相位而出为州官，李谘为林逋穿了白衣服，和他的弟子们一起守了七天丧，然后才为林逋下葬，他又把林逋的遗诗刻在石碑上放入墓中。

　　　　林逋没有娶妻，没有儿子。喜植梅，喜养鹤，号称“梅妻鹤子”。教育哥哥的儿子林宥，登上了进士甲科。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他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他所编撰的资治通鉴，这既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中一部巨著，也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杰作。

　　　　司马光年轻时就对史学书籍感兴趣，二十岁，他一举考中了进士甲科。正当他在仕途上刚刚起步的时候，父母先后病逝，按照当时的礼教，他必须辞去官职回家服丧。于是，司马光和哥哥一起回到了故乡。在服丧的几年时间里，他读了不少书，写了不少评论古人的文章，了解了许多下层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他在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认真的总结评论时，也在探求历代统治者在统治方法上的利弊得失，总结经验教训，吸取精华，剔其糟粕，为资治通鉴的编著工作奠定了基础。

第179章　五代十国和两宋（17）（）　
司马光不但善于阅读史书，他还悉心钻研历史，勤于思考。他在读书过程中发现自春秋之后的一些史书卷数太多，一个人就是用一生的经历也难以读完并说出其大致情况，由此，社会上的读书人就出现了弃难读易的不良倾向，势必导致许多繁难的典籍要失传的严重后果。鉴于此，司马光便产生了想编一本简明扼要的通史，便于人们用较短的时间就能掌握历史发展梗概的念头。有一次，他对刘恕说：“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韩、魏、赵为诸侯，下迄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成一家书。”可见，这时的司马光对于著书立说已经是深思熟虑、成竹在胸了。于是，在嘉年间司马光开始修历年图一书，并于治平元年修成，进呈给当时在位的英宗皇帝。从这部书的内容来看，它实际上就是资治通鉴的基本雏型。之后，司马光又用了两年时间编撰了通志，深得皇帝的赞赏。英宗皇帝也是一个非常爱好学习历史的人，他下诏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可以接续通志并同意设立书局，由司马光自己选择地方、选择人员。这实际上又为资治通鉴的修成提供了一定的保证。书局成立后，地址设在了崇文院，司马光精心挑选了几位史学方面的英才，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三人先后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他们依据各自的专长实行分兵把口，草拟初稿，最后由司马光定夺成篇。这样，既保证了资治通鉴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也保证了它在政治方面的观点一致性。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在编纂之前，制定了一个共同遵循的编修方法和原则，那就是先作丛目，然后修长编，最后由司马光勒定成书。这曾被人们形象地概括为司马光修书三部曲。

　　　　公元1067年，英宗病死。即位的宋神宗也是一个爱好历史的人，他非常重视历史经验，也和英宗一样极力支持司马光修书。他即位不久，便将此书赐名为资治通鉴，他主要是根据书中的内容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亲自写了一篇序文，在第一次读此书时赐给了司马光，让他等书全部完成之时再写入书中。此时的司马光，依旧在朝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由于公务繁忙，没有充足的修书时间，所以修书的进度并不快，五年的时间修成七十卷，却还没到全书的四分之一。

　　　　司马光像公元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对此是极力反对的，他在给王安石连写三封书信进行劝说无效后，大失所望，清楚地意识自己不能在朝廷继续安身了，便请求离开京城。皇帝应允后，他先去了西安任职，于公元1071年，他又辞去职务来到洛阳，当了一个闲官，决心著书立说了。而实际上，他在洛阳隐居时恰好给他提供了编书的条件，没有了官场的喧烦，有的只是充足的时间、安静的环境和各方面的优裕条件。司马光到洛阳的第二年，便把书局搬迁过来设在了崇德寺，随之而来的只有范祖禹一人。刘恕、刘攽都在书局之外进行编修。公元1073年，司马光为了修书时有个更好的环境，在洛阳尊贤坊北侧买了二十亩地，建成了“独乐园”。园中设有读书堂、弄水轩、钓鱼庵等景致，是个依山傍水、鸟语花香、清静优雅的小园林。在这里，司马光在从事艰苦、紧张的修书劳动之余可以自己调节一下，但更多的时候，他还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进行写作。他常常是早起晚睡，废寝忘食，对待删削工作谨慎细致、精益求精。相传，司马光为了时刻提醒自己不得贪睡，就用圆木做了一个枕头，取名为“警枕”。当他把头枕在圆木上，进入梦乡后，只要稍稍一动，“警枕”就会翻滚，司马光马上就醒了，并且绝不再睡，继续拿起笔编纂这庞大的著作。朝朝如此，夜夜这样，十几年如一日，对于一个已经五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又是何等的艰辛啊！

　　　　当然，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何况司马光年事已高。身体的疲劳及眼力昏花常迫使他去到园中休息，放松一下绷紧的神经，活动一下乏累的身体，但他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耽误太多的时间。只有一年春天，洛阳牡丹花盛开的季节，有朋友接连几日邀他去游春赏花。一天游罢回到园中，他的老仆人非常惋惜地说：“您一走就是十几天，不曾看过一行书，可惜您浪费了资治通鉴书影时间啊！”一句话，使司马光感到很惭愧，他发誓再也不出门了。以后，只要有人一邀请他，他便把仆人的话告诉人家，并婉转地谢绝了。司马光就是这样靠珍惜分分秒秒的时间刻苦著书，和他的助手们一起毫不吝惜地奉献着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汗水，凭着强烈的事业心，顶着社会上的流言蜚语，终于在公元1084年的十一月修完了资治通鉴的全书。这时，司马光已是六十六岁的高龄了。他已经累得到了“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的地步了，为了这部书，他已耗费了近三十年的心血，就是从书局成立之日算起，还历时十九年，从隐居洛阳算起，他还艰苦地奋斗修书十五载。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可见，司马光已经为这部浩大的史书耗尽了毕生的精力。

　　　　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巨著，一共是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它网罗了众家之长，包括正史、别史、杂史等三百多种，取材的广泛性是任何一部史学著作无法比拟的；它记载的历史最长，文字多达三百多万字，不但记述了政治史，还涉及了经济、文化、天文、历法、地理等诸多内容，史料记载详实，叙事准确、客观、完备而简明；文字朴实、生动，寓意明显深刻。梁启超说：通鉴的“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

　　　　资治通鉴自修成之后，不断受到学者们的推崇、重视和赞誉，不愧为我国文化宝库里的一颗明珠。

　　　　理学的兴起

　　　　理学，也有的人称为道学，有的称之新儒学（new…fuism）。

　　　　宋初有三位先生是理学的先驱。他们是：胡瑗（安定先生）、孙复（泰山先生）、石介（徂徕先生）。宋初三先生的那些论述，初步提出或涉及一些理学的范畴。胡瑗字翼之，他的思想从现存的资料看，论及性与情，“安定说中庸，始于情性。”孙复字明复，号富春，宣扬道统论等，他的春秋尊王发微等著作，强调名分等级的神圣性。宋元学案说：安定、泰山“开伊洛之先”。石介字守道，号徂徕，师事泰山。他突出宣扬道统，采用了“道”“气”的概念解说世界等。

　　　　宋初三先生又都是教育家，这对于理学的发展很重要。胡瑗在教育上影响更大，他总结在苏州、湖州的教学经验，称之为“苏湖教学法”。在他门下，“学徒数千，日月刮为文章，皆传经义，必以理胜；信其师说，敦尚行实，后为大学，四方归之。”后来大理学家如程颐等都出自他的门下。其中又有一批门下通过科举进入宋代的统治机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政治、学校、教育联结在一起，推波助澜，理学思潮发展很快。

　　　　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是理学勃起阶段，所谓“庆历之际，学统四起”。这一阶段前后，提倡理学的有：齐、鲁有孙复、石介。以夹辅泰山（孙复）的有士建中、刘颜。在宋有戚同文，欧阳修。关中有侯可、申颜，后来关学形成与他们有关系。浙西的有吴师仁。浙东地区在永嘉有王开祖、丁昌期；在鄞，有杨、杜五子，即杨适、杜醇、王致、楼郁、王说。在闽的有所谓古灵四先生，即陈襄、周希孟、郑穆、陈烈。在蜀有宇文之邵。

　　　　宋代理学进一步发展形成重要的流派，北宋五子主要的代表人物。北宋五子是：周敦颐（濂溪）、张载（横渠）、邵雍（康节）、程颢（明道）、程颐（伊川）。他们代表的理学流派是：一、周敦颐的濂学。其主要著作是太极图说、通书。他以“无极而太极”说，建立宇宙万物形成的体系。又仿“太极”而建立“人极”；“太极”派生出的阳气，“诚”是其体现。诚为最高的道德境界。他吸收佛、道的学说建立较为完整的宇宙观。由周敦颐开始，出现所谓“圣学大昌”的局面。二、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他的主要著作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及文集、张子语录等。他继承发展中国古代气一元论，认为“太虚即气”，以气为体建立气化流行的理论，西铭中提出“民吾胞与，物吾与也”，后来程颐发挥这一说法，认为这是“一一分殊”的思想的表达。三、邵雍的象数学。著作有皇极经世、渔樵对问、伊川击壤集等。他认为宇宙本原为太极，太极动静以及刚柔交互作用生万物，万物变化依先天象数展开。他依象数把宇宙运动过程区分为元、会、运、世。一元十二会，一会三十运，一运十二世，一世三十年。人类历史至帝尧至极盛时期，由尧至宋经历皇、帝、王、霸四个阶段。历史运动的这个过程中呈现倒退趋向。四、程颢、程颐的洛学。二程的思想有分歧，但主要方面相同，因此二程并提作为洛学的创始人。程颢的主要著作是识仁篇、定性书等。程颐的主要著作有周易程氏传、遗书、人集、经说等。明人将二程著作合编为二程全书。

　　　　二程认为万物一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理一而分殊。理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是为心，实则只是一个道理。封建纲常伦理道德以及名分等级都是天理的体现。维系纲常是治理社会的根本。程颐以“气”有清、浊，说明人有贤、愚的分别，为学的方法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格物穷理，达到豁然贯通，而直接体悟天理。读诗、书考古今，察人伦都是格物致知的途径。程颢认为人心自有“明觉”，具有良知良能。程颢对后来陆九渊心学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朱熹的朱学和程颐的思想有直接的联系。

　　　　北宋五子外有苏轼为首的蜀学。

　　　　濂、洛、关学等学术体系形成，标志理学的确立。濂学自周敦颐后已无传人，关学再传而断。程学由于谢良佐、杨时、游酢、尹等门人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