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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下五千年-第1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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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淝笫椋荒艿玫绞种撸盼菊撸膊还蛴嗑恚⑶彝鸭蚨媳啵錾⑷币莸挠泻芏唷＝ㄒ榻苣恳酝獾囊焓榻枥创础２共厥橹甭Ｕ推吣辏�1116年），有人提出将秘书省所访遗书，按崇文总目的作法，讨论编次，补入总目，编成新的目录，即为秘书总目。宣和（1119—1125年）初，于秘书省设补写御前书籍所，搜求天下之书，以资校对，所获奇书不少，然后募工缮写，抄成三份，一份放在宣和殿，一份放在太清殿，一份放在秘阁。自熙宁以来，搜访补辑，至徽宗时，总括开国以来所撰集之目，有六千七百零五部，七万三千八百七十七卷，藏书可以说很可观了。然遭靖康之难，这些图书荡然殆尽。南渡之后，也广泛搜罗典籍，馆阁书目五十二类，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宁宗时，续目又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后至宋亡，史又续载之，共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
第176章 五代十国和两宋（14）（）
太宗改建三馆，赐名崇文院，其有蓄天下图书之功，亦有延四方贤俊之功。太宗尽收诸降王旧臣，将他们安置在馆阁，利用崇文院的浩瀚藏书，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之类。而修其他书，为避众人耳目，有时移置其他地方。如修太宗实录在诸王赐食厅，修真宗实录在元符观，仁宗实录、英宗实录同时于遂宁宫修撰。而自大中祥符以后，修国史、会要，则另外设置编修院主院。
书院的兴盛
北宋承五代丧乱，统治者为谋求长治久安，注意以科举笼络士子，而忽视兴办学校之事，自开国以来，八十多年没有兴办学校，出现“士病无所于学”，而多依山林，辟舍传习讲学的状况，于是书院作为讲学授徒育人的机构便应运而生。两宋书院发达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乡里兴学，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学校考中提到，州县之学都是奉诏所建，而乡党之学则是贤干大夫留意斯文所建，其田产和教养之规都优于学校。这种私人兴办的自给自足的书院，虽然也难免受到来自各方的侵夺，但在富庶地区，民间财力雄厚，其书院仍办得轰轰烈烈。另外，南宋书院之盛，也和其理学发展有一定关系。程颐、程颢、朱熹都是南宋的理学大师，他们的学说已被当时儒者士人所仰慕，其弟子门人为宣传师学，兴办书院，因而，南宋书院颇兴，受到理学传习的影响。由于书院是在学校衰颓时发展起来的，所以每当学校兴盛时，它就不免受到一定影响。北宋时有三次兴学之举，一次是宋仁宗庆历兴学；一次是神宗熙宁、元丰兴学；一次是徽宗崇宁兴学。不论太学还是州县学，均设备齐全，而且又是通向仕途的捷径，所以官府兴办学校，对由私人经办而补学校不足的书院是个不小的冲击。
朝廷对于办学成绩斐然的书院，要给以奖赏。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知府周述说庐山白鹿洞学徒常数千人，乞赐九经。诏国子监给本仍传送之。至道二年（996年）赐额西京（河南洛阳）嵩阳书院。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的曹诚造舍一百五十余间，聚书数千卷，延生徒讲习甚盛。府奏其事，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又赐潭州（今湖南长沙）岳麓书院额，并于便殿诏见其山长周式，拜国子学主簿，使归教授。仁宗年间分别赐额石鼓书院和茅山书院。这此受到赐额、赐书、赐田待遇的书院，就有了官助的因素。但总观宋代书院，主要还是民间力量兴办，书院奉一人为师，掌书院之教，称为“山长”或“洞主”，他们或是传一学派学术的大师，或是地方礼聘的有声望的学者，他们授业均不受官府的节制，很像汉代私学，甚至还沿其“精舍”的名称，如纪念朱熹的“教亭书院”，原名即称“沧州精舍”。
书院院址多选在依山傍水之名胜处，如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下，有林泉之胜；石鼓书院在回雁峰下，山青水秀。有人认为书院选址与寺院选址旨趣颇近，是受到禅林的影响。还有，在讲学方式上也与寺院有相同处，如寺院讲经由禅师主持，有一定仪式，而陆九渊讲学，来时鸣鼓为号，讲时升高座，弟子环绕其座听讲，讲毕返回住所，弟子再往住所问难。
金黄玉凤纹佩理学是宋代兴起的新的儒学学派，开始多次遭到官方黜禁，其传习主要靠书院。南宋时，理学分成朱、陆二大派，各有书院传朱、陆之学。由于理宗的褒奖。朱学一跃成为官学，门徒颇众，多立书院，传朱学，也有的书院则传习其它学派的学说。每个书院，多以传习一派学说为主，学生多是仰慕这一学派前来，故多能刻苦求学，认真对待学问。书院虽有名师讲授，但并不搞一味的灌输，而是提倡生徒自学，并注重启发学生有所创见。书院也有必要的课程设置，而且注重考核，要求学生学好本学派的学说同时要兼取各家所长。
书院非常重视藏书，建院之初，征集图书是一大事，如应天府书院即聚书数千卷，还有一些大书院多得朝廷赐书，如太宗时赐白鹿洞书院书。南宋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除清赐监本九经注疏外，还向各处征书，这些书都入藏于书院。书院藏书，不仅有益于其教学、学术水平的提高，而且对保存、流传图书典籍也有促进作用。有的书院利用本身具备的良好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刻书，多以校勘精审，为世人称道，今传宋刻汉书集注即刻于白鹭洲书院。
书院从白鹿洞学馆建立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存在近千年，其间出现过不少著名的书院，北宋有四大书院，但具体所指，众说不一。王应麟玉海言，白鹿洞、岳麓、嵩阳、睢阳；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则去嵩阳取石鼓；衡阳图志去睢阳取石鼓。清全祖望以为玉海言是，其理由是石鼓至宋仁宗时才赐额，而不久又改为州学，为书院时间较短。金人南下，嵩阳、睢阳二书院被毁，仅存白鹿洞、岳麓。南宋吕祖谦新丽泽书院，陆九渊新开象山书院，与之齐名，故称之为南宋四大书院。书院盛于宋，宋亡后它继续存在了六百余年，对我国古代教育、学术的发展都产生过重要作用。
北宋四大部书
宋太宗至宋真宗时北宋政府主持修纂了四部大书。
太平广记始修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完成于次年八月，是一部古代类书。由李、扈蒙、李穆等奉太宗之命主编。全书五百卷、目录十卷。引用书目列出的是343种，实际有500种左右。取材于汉代至宋初的野史传记和释道等书。内容丰富，分类纂辑。按题材分为92大类，内分150余小类。内容为神仙、道术、方士、异人、报应、征应、定数、谶应、名贤、廉俭、知人、技巧、器玩、神、鬼、雷、风、山、石、草、木、马、牛、羊、禽鸟、水族等，而以神怪故事所占比重最大。如神仙占五十五卷、女仙占十五卷、报应占三十三卷、神二十五卷、鬼四十卷。所收入的书半数以上现已失传，如六朝志怪、唐代传奇等，赖以流传。宋元以来，不少、戏曲从中取材，如北宋末蔡番节取书中事实诗文，编成鹿革事实、文类各三十卷。它是研究宋代以前的珍贵资料。明代以前，太平广记刻本流传不多，主要为钞本。至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谈恺据钞本重刻后才广泛流行。
太平御览始修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三月，完成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十月，是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开始命名为太平总类，后由宋太宗诏改今名。由李主纂，扈蒙、王克贞、宋白等十三人编纂。全书一千卷，分五十五个部门，据周易誓辞“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而来，以示此书无所不包。各部门又分若干细目，共5363类，总字数约478万，引用经史书籍文章共2579种。内容包括天、时序、地、皇、王、皇帝、州郡、居处、封建、职官、兵、人事、逸民、宗亲、礼仪、乐、文、学、治道、刑法、释、道、仪式、服章、服用、方术、疾病、工艺、器物、舟车、奉使、四夷、珍宝、布帛、百谷、饮食、火、鬼神、妖异、兽、羽族、鳞介、虫豸、木、竹、果、菜、香、药、百卉等。编纂时充分利用皇室藏书、前代类书。太宗实录说其是以前代的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其他诸书编纂而成。采摭广博，每条皆注出处，便于使用引据。今修文殿御览、文思博要已失传，艺文类聚只有百卷，太平御览所引五代以前的古籍十之七八今已失传，其断篇残页赖之得以保存。如谶纬之学的有关纬书，论述农业技术的范子计然、汜胜之书，与竹书纪年同时出土的古文语，尚能从书中见到一些痕迹。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在北宋时失传，在太平御览中保存了四百八十多条。太平御览所依据多为宋以前古本，对所存先秦、汉、唐经史古籍得以纠错补漏，有很大的资料价值。但体例上有的失当，类目上有重复，引用书名也有错乱。
文苑英华始修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完成于雍熙三年（986年），是一部文学总集。李、宋白、徐铉等二十余人奉太宗之命编纂。宋真宗时几次修订，南宋孝宗时又命人校订。全书一千卷，继昭明文选上起萧梁，下迄晚唐五代，选录作家近2300人，作品近二万篇。按文体分为38类，每类又按题材分若干子目。如赋类下分有天象、岁时、地、水、帝德、京都等42小类。内容包括赋、诗、中书制诰、翰林制诰、策问、策、判、表、笺、状、檄、露布、弹文、移文、启、书、疏、序、论、议、连珠、喻对、颂、赞、铭、箴、传、记、谥哀册文、谥议、诔、碑、志、墓表、行状、祭文等方面。十分之一为南北朝时作品，十分之九为唐代人作品，多数根据当时流传的钞本收录，保存了很多有价值的文学资料，如白居易、李商隐、张说、张九龄、韩愈、柳宗元等人诗文。书中收录了大量的诏诰、书判、表疏、碑志，可以用来考订古籍得失、补充缺漏。书中有宋本小注，可作文字校勘、对照比较。书中收入不少律赋、诗贴诗、策论、公牍，为当时读书人和官吏考试作文和办公应酬提供了范本。宋以前书籍多靠手抄流传，错漏多又容易散失，宋初编纂这本类书，为后人提供方便。清代修纂全唐诗、四库全书均用它作参考。后人修的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不少资料取材于它。此书因量大，错误不少，“应有而无，应无而有”。尤其赋、诗两部分，清人李慈铭讥评所收赋十之七八“陈陈相因，最无足观”。因此，刊流后流传不广。此书在南宋宁宗时，经周必大、胡柯和彭叔夏复校后，于嘉泰元年（1201年）开始刻版，四年后印成。第二次刊刻在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由胡维新据传钞本重新刻印。
册府元龟始修于宋景德二年（1005年），完成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是一部史学类书。由宋真宗命王若饮、杨亿、孙等十八人编修自上古至五代君臣事迹。全书一千卷，据各朝正史及国语、管子、孟子、韩非子、淮南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和历代类书，用编年体和列传体相结合的方法分类编纂，分帝王、闰位、僭伪、列国君、储宫、宗室、外戚、宰辅、将帅、台省、邦计、宪官、谏诤、词臣、国史、掌礼、学校、刑法、卿监、环卫、铨选、贡举、奉使、内臣、牧守、令长、宫臣、幕府、陪臣、总录、外臣等31部，每部有总序。部下分门，共1104门，门又有小序。如帝王部分帝系、圣诞、名讳、运历、创业、继统、中兴、告功等门。前五百卷纪君，后五百卷纪臣。诏题书名曰册府元龟。“册府”是帝王藏书之所，元龟即大龟，古时用龟壳占卜，龟寿命长，取宋王朝用此书治理国家，国祚长久之意。此书材料丰富，概括了全部十七史，其中唐、五代部分，更是全书精华。此书编纂时各朝实录尚存的有很多，所引用的史籍，皆宋以前古本，可用以校史补史。四库全书所辑薛居正编旧五代史部分内容从此书辑出。清人刘文淇用它校勘旧唐书。魏书自宋南渡后即有缺页，严可均辑全后魏文时不知利用册府五百六十七卷所载此页全文补足，致使全后魏文三十八卷刘芳上书言乐事引魏书乐志只有一行，即注“原有缺页”。卢文撰群书拾补时认为所缺页“无从考补”。都是不重视册府之故。此书北宋本丢失前半部分，南宋本仅存八卷，明钞本错误又多。明崇祯本把宋本错重之文删去。清人陆心源藏有北宋残本四百八十三卷，与崇祯本校勘，将宋本多出页数、条数撰成册府元龟两题跋。
欧阳修与史学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他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在天圣八年（1030年），即他24岁时考中进士，景间为馆阁校勘。范仲淹、余清等被宰相吕夷简指为“朋党”，欧阳修作朋党论进行申辩，被贬为夷陵县令，“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又出知滁州、扬州、颍州等地，大约就在这一期间，他开始撰辑五代史记，他在免进五代史状中说：“前者曾任夷陵县令及知滁州，以负罪谪官，闲僻无事，因将五代史试加补辑。”欧阳修的撰辑五代史记工作，当初是和尹洙（师鲁）分工合作的，欧阳修负责梁、汉、周三代，尹洙负责唐、晋两代，但庆历七年（1047年）尹洙去世以后，这一工作便不得不由欧阳修一人来完成了，直到皇五年（1053年），他才全部完成了这一工作，前后共用去了18年时间。后人为了区别于薛居正的五代史，遂称薛史为旧五代史，欧史为新五代史。新五代史共七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记载了从后梁开平元年至后周显德七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清代学者赵翼评论说：“薛史据各朝实录，故成之易，而记载或有沿袭失实之处。欧史博采群言，旁参互证，则真伪见而是非得其真，故所书事实，所记日月，多有与旧史不合者，卷帙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
第177章 五代十国和两宋（15）（）
从至和元年（1054年）到嘉五年（1060年），欧阳修又用六年多的时间，主持完成了新唐书的修撰。由于宋人不满意后晋刘所奏进的唐书，仁宗庆历四年，枢密使贾昌朝始奏重修唐书，第二年，仁宗正式下诏设局修史，以贾昌朝为提举，以王尧臣、宋祁、赵桀、杨察为判馆，以张方平、余靖为修撰，以曾公亮、赵师民、何中立、范镇、邵必、宋敏求为编修。其中不少人任职不久就离开了史馆，始终参与修唐书的只有三人，即宋祁、范镇和宋敏求。宋祁负责列传的撰修。他在局六年，出知毫州，后又任咸德军、定州、益州、郑州等处的地方官，虽“朝廷许将史草自随，悉力编纂”，但终因史局“止有删修官王畴以下四员”，工作进展缓慢，设局已有十年来，而“纪志俱未有草卷。”为加快撰修唐书的进度，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命欧阳修“刊修唐书”，负责本纪、志表的编撰。在范镇、宋敏求、刘羲叟、梅尧区等人的协助下，嘉五年（1060年），唐书全部修成。后人为区别于刘的唐书称刘书为旧唐书，欧阳修等所修为新唐书。据欧阳修的长子欧阳发说：“初，奉撰唐书，专成纪、志、表，而列传则宋公祁所撰。朝廷恐其体不一，诏公看详，令删为一体。公虽受命，退而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己意？于是一无所易。”表现了欧阳修对他人的尊重和学风上的优良。新唐书共二百二十五卷，其中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二十二卷，列传一百四十三卷。虽卷数比旧唐书多，但字数却比旧唐书少了许多，真正作到了曾公亮在进新唐书表中所说的：“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
综看欧阳修所修的两部史书，可以发现有下列共同特点：一是在体例上有所创新，如新唐书即增加了旧史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新五代史把志改为考，学同天考和职方考，其它典制则省略。欧阳修在两史中还编制了新的谱表，如新唐书有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新五代史中有十国世家谱等，这虽不是创新，却是继承了司马迁开创的，又几乎被史家摒而不用的史表传统。二是在大力开拓史料来源，吸收丰富了史料。他曾奏请派人专门查阅当时尚存的“唐朝至五代已来奏牍案簿”，不仅系统整理了唐代科举制和兵制的演变资料，写成了选举志和兵志，而且还整理了唐代不少经济史料，致使新唐书之食货志比旧志增加了一倍还多的篇幅。特别是全文志，更作了大幅度的补充。不值得一提的是新五代史司天考，旧王代史历志载有王朴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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