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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下五千年-第1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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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觥⑼踔傧嚷1000兵卒囚禁了昭宗,矫诏让太子即位。昭宗召朱全忠来诛杀宦官,被宦官发觉,昭宗被挟持到凤翔李茂贞军中。朱全忠围困凤翔半年有余,李茂贞请和,昭宗杀了神策军中尉韩全诲、张弘彦等二十余人返回长安,左右神策军从此被废除。
从肃宗朝李辅国起,宦官开始擅揽军权,先是以监军身份持权,节度反出其下,到后来典掌禁军。神策军的兴衰及神策军中尉的设置,集中反映了从代宗到昭宗时期,唐王朝试图任用宦官典掌军,制约骄兵悍将而最终又受到宦官挟制的历史。
“二王八司马”事件
第148章 隋唐(36)()
唐代德宗统治时期,朝廷政治十分腐败。德宗外惧于藩镇,内惧于宦官,在屡次对藩镇作战失败之后,便采取了姑息妥协的态度。与此同时,他在朝廷中有意排斥宰相,大权独揽,并任用裴延龄等一批佞臣,专门为他搜刮聚敛财赋。在德宗的一味横征暴敛之下,当时不仅中央的度支、盐铁、户部诸使都有贡献,而且地方藩镇也纷纷以“税外方圆”或“用度羡余”的名义“进奉市恩”。他们对百姓横征暴敛,割留中央常赋,将所得财赋的十分之一二献给皇帝,其余就都落入自己手中,并用作拥兵自重的资本,使朝廷对他们根本无法控制。此外由于德宗的姑息入纵,使朝廷内宦官的专权现象也日益严重。德宗后期,宦官不仅操纵朝政,还利用权势欺榨百姓。宦官主持的宫市,强买强卖,“置白望数十人,于两市及要闹坊曲,阄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高下者。”因此对百姓的掠夺最为残酷。又有宦官所领的宣徽院五坊小儿,也作恶多端。每到京畿放鹰、犬时,他们便至民家“恣其须索”,或以捕鸟雀为名,“皆为暴横以取钱物”,使“百姓畏之如寇盗”。德宗相信宦官,对此听之任之。尽管不断有大臣对宦官扰民提出指责,德宗却一概置之不理。
德宗朝政的腐败引起不少朝臣的不满,太子李涌对此也有看法。其时翰林待诏、杭州人王伾,由于善书法;越州(今浙江绍兴)人王叔文,由于善棋,可以出入东宫,侍奉太子。李涌常与他们谈论政事,对王叔文的见解尤为欣赏。经过多年的接触,李涌对王叔文非常信任。当时一批有才能的士大夫如韦执宜、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淮、程异以及吕温、李景俭、陆须、李谅、李位等人也是二王所引荐,使他们能经常在一起游处,密谋异日掌握朝政并进行改革,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王叔文为领袖,以二王及刘、柳等八人为核心的革新集团。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德宗病死,太子李涌继位,是为顺宗。在顺宗的支持下,王叔文集团掌握了政权。时以韦执宜为宰相,王叔文居中用事,颁布了一系列明赏罚、停苛征、除弊害的政令。其中包括蠲免百姓积欠的各类逋租旧赋;规定“常贡之外,悉罢进奉”,并停止盐铁使“月进”钱;德宗贞元末政事由人为造成祸患的,如宫市、五坊小儿之类,也一切罢免。此外,掊敛残暴的京兆尹李实,也被贬官。以上措施受到百姓的欢迎,史称“市里欢呼”,“人情大悦”。在此基础上,王叔文集团进一步采取了统一事权,革除弊政的行动。他们首先从掌握财权、裁抑藩镇入手,解除了浙西观察使李锜兼诸道盐铁转运使的职务。而以宰相杜佑兼度支及诸道盐铁使,并由王叔文协助,着手进行盐法改革。不久他们又开始了削夺宦官兵权的计划,任命与凌准有联系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李位为推官,以便夺取宦官掌握的京西诸镇神策军的指挥权。但这一举动遭到宦官集团的强烈抵制,他们密遣使者令诸将不要听从范希朝指挥,使希朝到后,“诸将无至者”,夺兵权的计划因而未能实现。
此时,由于顺宗有病,在宫中施帘帷,政事由王伾、王叔文决定,而通过宦官李忠言、顺宗妃牛昭容传达,引起朝臣的疑虑和反感。同时王叔文等治国日浅,在朝中没有什么地位和势力,也不为旧日的宰相大臣所容。剑南西川(治今为四川成都)节度使韦皋因求都领剑南三川遭到王叔文拒绝而心怀怨恨。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便利用这些矛盾,与朝中反对势力以及在外的直皋、荆南(治今湖北江陵)节度使裴均、河东(治今山西太原南)节度使严绶等串通起来反对王叔文集团。其年三月,俱文珍等先以顺宗名义宣召大臣,迫使顺宗同意立李淳为太子。五月,又削去王叔文翰林学士官职,减去其权限。七月,王叔文以母丧去位,革新集团的重要人物如陈谏等也纷纷被调离中央。接着,俱文珍等于八月,迫使顺宗让位于太子。由于顺宗预定此年改元永贞,故史称“永贞内禅”。
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太子即位,是为唐宪宗。此时王伾已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王叔文也已贬渝州司户,次年赐死。宪宗即位后,又将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宜八人先后贬为远州司马。此外,参与革新运动的其他人,也大都先后遭到贬谪,被赶出朝廷,使这次革新以失败告终。这就是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后人也称之“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历时146天。王叔文集团的施政方针,主要是抑制专横的宦官集团,改革德宗时期的弊政,并打算在此基础上,裁抑打击藩镇,以加强唐朝的统一和中央集权。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这次改革的过程中,他们虽遭失败并被罢职贬官,但事实上,一些改革的措施在宪宗朝还是得以继续和实行,由此导致了宪宗朝讨平藩镇的“中兴”。
宦官吐突承璀
吐突承璀小时候当了小黄门,在东宫供职,生性聪敏,很有才干。宪宗即位,任命他为内常侍、知内侍省事、左监门将军,不久又任命他为左神策军中尉、功德使。
宪宗元和四年,王承宗反叛,宪宗下诏任命吐突承璀为河中、河南、浙西、宣歙等道赴镇州行营兵马招讨等使,内侍省常侍宋惟澄为河南、陕州、河阳以来馆驿使,内官曹进玉、刘国珍、马江朝等人分别担任河北行营粮料、馆驿等使。谏官、御史接连上疏,都说自古没有由宦官担任马兵统帅的,补阙独孤郁、段平仲言词尤其激切。宪宗不得已,改任吐突承璀为充镇州以来招抚处置等使。及至吐突承璀率领禁军上路时,宪宗亲临通化门楼,劝慰一番,为他送行。
出兵一年,吐突承璀毫无建树,便派密使告诉王承宗,让他上疏听候治罪,答应停止用兵,为他调解。吐突承璀还奏称节度使卢从史一向与贼寇往来,答应为王承宗请求节度使的职务,于是诱使潞州牙将乌重胤定计捉住卢从史,押送京城。及至王承宗的奏表送到后,朝廷计议停止用兵,吐突承璀撤军,仍然担任禁军中尉。段平仲上疏直言,极力论述吐突承璀轻率定策、耗费赋税的罪过,请求杀死他,向天下谢罪。宪宗不得已,将吐突承璀降为军器使。不久,吐突承璀又当了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
当时,弓箭库使刘希先占用大将军孙王寿的20万钱来谋求节度使的职务,事情暴露后,宪宗命令刘希先自杀。经过互相告发,事情牵连到吐突承璀,宪宗便外放他为淮南节度监军使。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生性狂妄,居心险恶。他投匦上书,论述刘希先、吐突承璀无罪,不应一个遭贬,一个受戮。谏议大夫、知匦事孔癸戈见到李涉奏疏的副本,不肯受理他的申诉。李涉在光化门手拿奏疏,打算进呈,孔癸戈上疏说他是品行恶劣奸邪的小人,宪宗将李涉贬为硖州司仓。
宪宗对吐突承璀仍然依依不舍,而宰相李绛在翰林院时常指责吐突承璀的过失,所以宪宗才把他贬出朝廷。元和八年,宪宗打算召回吐突承璀,便免去了李绛的宰相职务。吐突承璀回京后,再次担任神策军中尉。
惠昭太子去世,吐突承璀建议立澧王李宽为太子,宪宗没有同意,结果立遂王李宥为太子。穆宗即位,怀恨吐突承璀当初不帮助自己,便将他杀死。敬宗时,中尉马存亮申述吐突承璀的冤屈,敬宗下诏昭雪,并让养子吐突士晔按礼法收葬他。
古文运动领导人韩愈
唐宪宗依靠裴度、李,平定了淮西叛乱,觉得脸上光彩。他决定立一个纪功碑,来纪念这一次大胜利。叫谁来写这个碑文呢?恰好裴度手下有个行军司马韩愈,擅长写文章,又跟随裴度到过淮西。唐宪宗就命令韩愈起草平淮西碑。
韩愈是唐朝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西)人。他认为自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社会风气不好,连文风也衰落了。许多文人写的文章,喜欢堆砌词藻,讲求对偶,缺少真情实感。他决心对这种文风进行改革,写了不少散文,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主张和写作实践实际上是一种改革,但是也继承了古代散文的一些传统,所以被称做“古文运动”。后来,人们把他和柳宗元两人称为“古文运动”的创导人。
韩愈像韩愈不但善于写文章,还是个直言敢谏的大臣。在他写完平淮西碑之后,又发生了一件得罪朝廷的事儿。
原来唐宪宗到了晚年,迷信起佛法来。他打听到凤翔的法门寺里,有一座宝塔,叫护国真身塔。塔里供奉着一根骨头,据说是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一节指骨,每三十年开放一次,让人瞻仰礼拜。这样做,就能够求得风调雨顺,人人平安。
唐宪宗给人说得相信了,特地派了三十人的队伍,到法门寺把佛骨隆重地迎接到长安。他先把佛骨放在皇宫里供奉,再送到寺里,让大家瞻仰。下面的一班王公大臣,一看皇帝这样认真,不论信或是不信,都要凑个趣。许多人千方百计想弄到瞻仰佛骨的机会。有钱的,捐了香火钱;没钱的,就用香火在头顶、手臂上烫几个香疤,也算表示对佛的虔诚。
韩愈是向来不信佛的,更不要说瞻仰佛骨了。他对这样铺张浪费来迎接佛骨,很不满意,就给唐宪宗上了一道奏章,劝谏宪宗不要干这种迷信的事。他说,佛法的事,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只有在汉明帝以来,才从西域传了进来。他又说,历史上凡是信佛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可见佛是不可信的。
唐宪宗收到这个奏章,大发脾气,立刻把宰相裴度叫了来,说韩愈诽谤朝廷,非把他处死不可。
裴度连忙替韩愈求情,唐宪宗气慢慢平了,说:“韩愈说我信佛过了头,我还可宽恕他;他竟说信佛的皇帝,寿命都短促,这不是在咒我吗?就凭这一点,我不能饶他。”
后来,替韩愈求情的人越来越多,唐宪宗没杀韩愈,就把他降职到潮州去当刺史。
从长安到潮州,路远迢迢,韩愈孤单一个人,被派到那么边远的地方去,一路上的辛酸心情,就别提了。
韩愈到了潮州,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也考虑到百姓的生活。他把潮州官府里的官员找了来,问当地老百姓有什么疾苦。
有人说:“这儿出产少,老百姓日子过得很苦;还有城东恶溪(今广东韩江)里有条鳄鱼,经常上岸来伤害牲畜,百姓真被它害苦了。”
韩愈说:“既是这样,我们就得想法把它除掉。”
话虽那样说,可韩愈是个文人,一不会动刀,二不会射箭,怎能除掉鳄鱼呢?后来,他写了一篇祭鳄鱼文,专门派人到江边去读这篇祭文,又叫人杀了一口猪一头羊,把它丢到江里去喂鳄鱼。在那篇祭文里,他限令鳄鱼在七天之内迁到大海里去,否则就用强弓毒箭,把鳄鱼全部射杀。
韩愈不信佛,怎么会信鳄鱼有灵呢?这当然只是他安定人心的一种手法罢了。
事有凑巧,据说打那以后,大池里的鳄鱼真的没有再出现过。当地的百姓认为朝廷派来的大官给鳄鱼下的驱逐令见了效,都安心生产了。
韩愈在外地做了一年官,才又回到长安,负责国子监的工作。就在这一年(820年),唐宪宗被宦官所杀。他的儿子李恒即位,这就是唐穆宗。
诗人刘禹锡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祖父刘云,父亲刘溆,历官州县令佐吏,于时以儒学著称。
刘禹锡贞元九年(793年)中进士第,又登宏辞科。他精于写古文,又善作五言诗,今体文章也表现多才而华丽。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中干事,掌管记室,尤受礼遇。跟随杜佑入朝,为监察御史。他和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友好。
贞元(785—805年)末年,王叔文在东宫任职,晚辈求进取的,多依附他。刘禹锡尤其为王叔文所了解和奖掖,把他看作宰相之才。唐顺宗登帝位,病了很久,不能胜任政事,宫禁中的文诰,都是由王叔文发出的。王叔文引刘禹锡和柳宗元入宫中,和他们商议大事,他们所说的,无不听从。刘禹锡转官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颇自恃威权,伤害朝士。柳宗元平时不喜欢武元衡,那时武元衡任御史中丞,把他降为右庶子。侍御史窦群上奏说刘禹锡挟邪乱政,不适宜留在朝中,窦群当日就被罢官。韩皋凭借他是贵门出身,不依附王叔文之党,被出为湖南观察使。刘禹锡任性以喜怒欺凌于人,京师人士不敢提他的名,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当时号称“二王刘柳”。
王叔文革新失败,刘禹锡受累被贬为连州刺史,在途中,又贬为朗州司马。朗州地处西南夷之境,风俗鄙陋,举目异样,没有可以对话的。刘禹锡在朗州十年,平时只是写文章吟诗歌,借以陶冶情性。蛮夷风俗喜好巫术,每逢神祀设祭,击鼓跳舞,一定要唱些俚俗的歌词。刘禹锡在这中间干事,有时参与这类活动,于是按骚人写歌词那样,为巫歌写新词,教巫祝传唱。所以武陵谿洞之间的夷歌,大多是刘禹锡的歌词。
刘禹锡初时,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触犯众怒,宪宗也发怒,所以再贬朗州。在朝廷的制令中有“逢恩不赦”的话。然而掌朝政的大臣爱惜他们的才华,想洗掉身上的政治痕累,渐渐地再起用他们。正逢程异又掌转运大权,下诏命以韩臬和刘禹锡等人为远郡刺史。当武元衡任中书,谏官十多人上书议论此事,说这些人不可再用,因而作罢。
第149章 隋唐(37)()
刘禹锡多年在湘江澧水之间,郁郁寡欢,因读了张九龄文集,乃叙写其意说:“世称曲江张九龄当宰相,建议放逐罪臣不宜放于好地方,多半徙居五不毛之地,今读他的文章,自内庭任职出守始安(在今广西桂林),有叹息瘴疠之气的意思;自罢相出任荆州(今湖北江陵),有感叹被拘禁的意思。托讽于禽鸟,寄辞于草木,郁郁然和骚人同一风韵。哎呀,身被放逐于边远之地,一旦失意便难以忍受,何况华人士族,而被处于丑陋之地,然后还能感到快意!议论的人认为张九龄是良臣,识破胡雏安禄山有反骨之相,以与庸材凡器同列为羞耻,私下上奏,廷上谏诤,就是古时的贤哲之人也比不上,辅佐君王之忠勤,没人比得上,然而却终于成为饿鬼。岂不是猜忌之心失于恕道,暗罚最大,虽有二美也不能赎罪啊?不是那样,袁公哪能一句话明断楚之冤狱而招福四世呢?以此相比较,神明哪能欺瞒呢?”
元和十年(815年),刘禹锡从武陵被召回京师,宰相又想把他安排在朝内官署任职。那时刘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诗语中含有讥刺之意,令掌政的朝臣不高兴,又被出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诏书颁发下去,御史中丞裴度上奏说:“刘禹锡有老母,年纪已经八十多岁。今播州在西南极远之地,是猿猴所居的地方,人迹很少到达。刘禹锡确实有罪,但他的老母实在不能去播州,那么只能和儿子作死别,臣深恐这有伤于陛下孝治之风。希望屈折一下法律,稍移于近处。”宪宗说:“作为人子,每件事都要特别谨慎,应常考虑到会不会给双亲带来忧患。今日刘禹锡所应得的罪,理应更重于其他人,你哪里能以孝来议论从宽处理呢?”裴度无语以对。过了很久,皇帝改变面色说:“我所说的,是指责作为人子的事,然而总不想伤他老母的心。”于是改授刘禹锡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他离开京师又经历十多年,接连做了几郡的刺史。
大和二年(828年),刘禹锡被从和州(今安微和县)刺史召入朝,官拜主客郎中。刘禹锡对以前的事衔恨不已,又作游玄都观诗序说:“我于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任尚书屯田员外郎,那时这个道观还没有花木,这一年我出任连州刺史,不久又贬为朗州司马。在朗州居住十年,被召入京师,那时人人都说有道士手种红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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