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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臣子，忠贞不二，是我们这个以忠孝治国的古老国家最后也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几千年来，作为立身纲领的三纲，第一纲赫然便是“君为臣纲”！好女不事二夫，大难临头，大臣岂能背弃君主？
　　失节女子尚得承受千夫所指，你个朝秦暮楚的反复小人如何有颜活在世上？
　　于是不知有多少人，在暗夜里咬着被角低声抽泣，为了当时一步已不可挽回的失足痛不欲生，狠狠地扇着自己憔悴的老脸。
　　泪眼矇眬里，身边的金碧辉煌锦衣玉食都成了最刻骨最残酷的讽刺。
　　“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
　　字里行间的得意和欣慰，几乎能使后人看到，作者微笑着别袖于身后，傲然地俯视着天下苍生。而这几句话，却是出于历史上一个可能是最大的贰臣，末年对自己一生总结性的自叙中。
　　哦，准确地应该说，是“四臣”。他就是“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奉事八姓、十帝，五代时中原几乎所有王朝的首辅重臣：冯道。
　　自叙里，冯道为自己取了一个号：“长乐老。”
　　“礼义，治人之###；廉耻，立人之大节……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欧阳修）
　　“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司马光）
　　“位极人臣，国亡不能死，视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胡三省）
　　“（冯）道之恶浮于纣，祸烈于（盗）跖矣。”（王夫之）
　　……
　　这就是后人对这位长乐老的评价。
　　好像能闻到文字背后的火药味，甚至听到了从一个个鼻孔里发出的或响或轻的“嗤”声。
　　他们的愤慨可以理解，然而，如果历史能够换个时空，让他们处于冯道的位置上，这些慷慨激昂的忠臣义士，又会如何表现呢？
　　最大的可能，是多了一批远走高飞的逸民，多了一批牢骚满腹的隐士，情况如果急了，应该也会出现一个两个如几百年后方孝儒那样的铁骨烈士。
　　来自他们所处时代对道德越来越严格的约束，他们是会为了气节，为了身后铮铮的英名，牺牲其他所有一切的。然而，沧海横流的时代，这种逸民隐士或者忠臣烈士，除了在历史上留下贞烈不屈的遗迹以激励后人，替后人的朝代在思想的稳固性方面添一块砖，加一根血淋淋光闪闪的梁，对于当时水深火热中的黎民，又能有多大的意义呢？
　　

长乐老（2）
自从读了冯道的传记，我一直有个小小的愿望，希望能见一见这位长乐老人的墓碑。不仅是想看看上面是否留下了千百年来数不胜数的卫道士火气十足的批判文字，就像顽童在墙上“某某人是大乌龟”之类的即兴创作，或者像一篇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文章后唾沫横飞的跟帖；主要是觉得好奇：小小墓碑，如何篆得下这位不倒翁赫赫一长串连通五代的官名？——
　　他的碑上，到底刻的是哪朝哪代，哪个职位？
　　后周显德元年初夏，公元954年，七十三岁的冯道终于走完了他那连自己也不敢想象后人将如何评价的一生（他在自叙里，也留下了一句无奈而不祥的哀叹：“知之者，罪之者，未知众寡矣！”），走入了那块神秘的墓碑背后。
　　也许是修史人对冯道的厌恶，正史没有留下多少冯道死时朝野的反应，不过是例行的辍朝、封赠、追谥。但还是留下了一些无法掩饰的痕迹：据说他出殡那天，纸钱撒得让路旁的树都成了白色的；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更是不得不记下了这么一笔：“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
　　纸钱没说定是百姓自发撒的，但对于一个如后人所讥，是个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贰臣，是谁也不会想到拿他的寿数与孔子相提并论的——那岂不是大大亵渎了至圣先师吗？如此敢与孔圣类比的，后世好像只有魏忠贤，而冯道却是出了名的谦恭宽容，全无那种毒辣狂妄的手段。
　　对于鄙夷冯道的人来说，有场对话是他们津津乐道的。双方是冯道和辽主耶律德光。辽主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他答道：“这个时代，佛祖出世也救不得——只有大皇帝您救得”。听啊，多么的奴颜婢膝，多么的恶心肉麻！按后世那些直臣君子的做法，这个时候应该是昂首挺胸须眉倒立，给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胡夷好好上一堂圣人如何胜残去杀兼济天下的中华大义之课——堂堂一国宰辅，岂能如此卑微丢脸？
　　多年后，同样处于是非旋涡中心的王安石，却以实干家的胸襟，深深敬佩冯道这一席话的良苦用心，简直是“诸佛菩萨行”。说这是“屈身以安人”，为了安定天下百姓，一身之荣辱早已置之度外了。
　　欧阳修毕竟是合格的历史学家，他还是在《新五代史》上记下了这么一笔：“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
　　这次谈话，只是冯道一生中，尽自己所能，以安定乱世百姓的无数次努力中的一件。
　　史书还记下了他的其他一些即使是放入《良臣传》《循吏传》也毫不愧色的事迹：
　　小心而又巧妙地进谏暴躁的后唐明宗李嗣源，有机会便为这位行伍出身不识文字的皇帝宣讲儒家经书，希望他能收敛性子，兢兢业业体贴下民；
　　以自责为手段劝刘知远改正错误的律条以救护百姓；
　　在满朝文武对出使残暴无信的契丹心惊胆战时坦然领命，甚至领命后直接启程而不曾回宅咐嘱家事；
　　将契丹人掠夺而来的汉人子女赎身送还；
　　奖掖孤寒学子，大力提倡文教；
　　连天战火里，花大力气刻印《九经》，竭力保存文化；
　　每逢荒年就用自己的俸禄赈灾；
　　……
　　板荡的人世间，冯道使出浑身解数，力求使在他所能影响的土地上苦苦挣扎的百姓们，尽可能活得好一些。应该说一定程度上也做到了：起码后唐明宗时，史书上记载着“粗为小康”。
　　把目光稍微离开一下冯道，让我们看看那短短八十多年里，一茬一茬地在大唐帝国的废墟上来来往往的枭雄们吧。
　　有意思的是，无论他们用什么办法得到这个残缺的政权，也无论他们姓什么、属于什么族，只要他们的屁股下了战马，在坐上那把血迹斑斑的龙椅的同时，首先几乎都要做同一件事：
　　恭迎或者征召冯道。
　　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后汉隐帝刘承祐猜忌大将郭威并想杀了他，结果激起兵变。郭威率军进攻开封，刘承祐为乱兵所杀，皇位空出来了。羽翼已丰的郭威一心以为后汉大臣将拥自己为帝，可是见了冯道之后，居然发觉他一点表示也没有。他试探着向冯道行了礼，冯道竟然大咧咧地受了，郭威由此意识到夺位时机未到，只得暂且推别人为帝了。
　　冯道拥戴与否，差不多成了政权是否合法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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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老（3）
仔细想来，这个现象其实合情合理。
　　政权，原本就得由皇帝和大臣共同组成。在皇位如野菇般朝生夕灭缺少可靠性的时候，反而是较为固定的大臣们，对这个纷纭杂乱的天下能起多一些的震慑稳定作用。流水的皇帝铁打的臣，只要不在兴替的杀戮中卷得太深，大臣们就如同滔滔洪流中的舢板，继续漂流，继续载人——
　　而皇帝只是舵手：舵手可以常换，舢板要重打一艘却是麻烦。
　　冯道，这时就是小小舢板不可或缺的沉重的铁锚。
　　也许在那个时代，登基时，面对脚底万民，玉玺、龙案、兵马、冯道，四者俱全，新主刚放下刀枪戈矛的手才会觉得好像又抓住了什么，才会有沉甸甸的稳定感安全感，觉得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坐稳了。只有老臣顺服听命了，在子民们看来你才像是真正继承了那副烂摊子，才会绝了对前朝的念想——连多年的老伙计都不是继续干上活了吗？
　　而齐崭崭一色新人新衣的朝廷怎么看都像是草寇的山寨或是暴发户的店堂。
　　后来明成祖和方孝儒之间，以千百条人命了结的冲突，悲剧背后，也应该存在着同样的原因吧。
　　再看看当时的百姓吧。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短短两句俗语，道出了多少痛苦辛酸。走马灯般来去的帝王将相，早就使得他们流血的心结痂麻木了，谁有闲心管金銮殿上坐着的是哪一个呢，他们只想在兵与火的间隙喘口气，稍微舒舒蜷缩已久的腰。什么狗屁道德、狗屁气节，谁能让我们多活一天谁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冯道清廉、简朴、正直、聪明、仁慈、大度、博学……
　　就算你们说他圆滑、懦弱、没廉耻、有奶便是娘，可我们就是需要这样没廉耻没气节的不倒翁长乐老。
　　那些道貌岸然的大人君子，除了死死抱着自己的名节，为苍生做了什么？
　　退一万步讲，即使冯道是个卑鄙狠毒贪婪的赃官，养了这么几十年，也已经用民脂民膏磨钝了爪牙填饱了中囊，如果每朝兴起就新来一个瘦骨嶙峋双眼冒绿光的饿鬼，从头开始喂养，那岂不是雪上加霜，再剥一层皮吗？
　　老百姓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新锅费油。”
　　锅是谁也离不了的，家家已经穷得丁当响，经不起折腾，还是用老锅的好。
　　冯道能诗。绝不是风流才子风花雪月的格调，简简单单，从从容容，随手写来：
　　“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豺虎丛中也立身。”
　　这联诗，不知道当时他可敢吟诵于大庭广众，否则谁都可以听出，这个整天和颜悦色唯唯诺诺的老头，其实在心里，对于高高倨坐于九重玉墀之上那一位位轮流发威的君主，看出的是这样的一副本相：
　　豺虎，一丛丛的豺狼虎豹！
　　如果人人为了名节拂袖而去，难道满目疮痍的天下就任由这等尖牙利爪肆无忌惮地蹂躏残毒吗？
　　他一生要做的，就是从这些豺狼虎豹的血盆大口里尽可能多的救人。
　　苦海滔滔，何取何舍：白衣胜雪保持一生名节，抑或伏身泥淖不顾肮脏救几人算几人？
　　冯道似乎早就看透了名节的实质：我所做的，还不是与诸位口口声声的廉耻道德一样，最终都是为了大济苍生吗？
　　为什么要被个虚名束缚呢？
　　有个著名的笑话似乎能说明冯道对名讳的看法。一日，冯道让门客讲《道德经》。但读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就有了麻烦。由于避讳，直接说出“道”字便是对冯道不敬，门客于是自作聪明，读做：“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冯道不禁大笑，当即摆手制止，让他照原文放声读去便是。
　　名，对于彻悟者，是个什么东西呢？
　　坦然做去，“但教方寸无诸恶”，何处不长乐？
　　纸钱撒满了大路，风吹过，纷纷飞舞，舞白了绿树……
　　回溯千年吧，让我幻想一个场景，但我相信这很可能曾经真的发生过：
　　夜沉沉，除了有气无力的几声更柝，万籁俱寂。
　　冯道的相府如同城里其他人家一样，灭了灯火，大门紧闭。冯道已经熟睡了。
　　突然，皇宫方向响起了惊心动魄的呼噪，起了火，熊熊地照亮了半个天空。京城的每个角落，都传来金铁交击声和凄厉的惨叫哭喊。
　　一支支响镝呼啸着在大街上飞驰。
　　惊慌失措的下人衣冠不整地在冯道门外大声喊叫：“相爷，不好了，又有一支军队在攻打皇宫了，看情形是守不住了……”
　　“哦？”被惊醒的冯道翻了个身，呢哝了一声，“真的吗？”
　　没等下人回答，他就接着吩咐了：“那么你们起来，把家里打扫干净，摆好香案……把我那件最好的朝服准备好。下去吧。”
　　又翻了个身，掖了掖被角，冯道面朝床里，重新睡着了。
　　只是不知道，那夜的梦里，他会不会记起年轻时那次强谏暴戾的刘守光，劝阻其攻打邻镇，而下狱差点送命，从此完成了一生性格转变过程的经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梦到那为了天下苍生而一次次奔走于桀、汤之间的伊尹；更不知道，他在梦里会不会一次次地自责：
　　“奉身即有余矣，为时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
　　谁能怪他呢？大君，英明仁慈的大君，能结束这悲惨的乱世的大君，你在哪里呢？
　　我只知道，这位“四臣”，决不会像后世那些贰臣那样咬着被角抽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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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尽寒枝（1）
拣尽寒枝——苏轼的“平生功业”
　　抚着船舷，他突然记起了父亲为他取的名：“轼”。
　　轼，不就是车上扶手的横木吗？有了扶手当然更稳当，但没有扶手，难道就会摔下车来吗？
　　没有轼，难道这车就走不动了吗？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的一个秋日。汴京最有名的篆工，安民老汉又提起了他那把已封多年的刻刀。这次的任务是刻一块蔡京蔡太师草拟、今上亲自审定，并且亲书的名录石碑。碑的名称很有些吓人：《元祐奸党碑》，听说天下所有的府县衙门前都要立一块永世留存——安民老汉这块则将安置在皇宫端礼门右侧。
　　那个老内侍正眯着眼倚坐在一边，似睡非睡的监着工。
　　“要说这世道变得也真快，”安民捋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才几年的功夫，新的来旧的去，旧的来新的去，翻了几遭快数不着了。也不知现在到底该算新呢还是算旧。”
　　“轻声呢——”内侍微微睁开眼，四下掠了一遍：“这是你我打听的吗？”
　　匠人干笑几声，又埋头干上了。过了一会，实在忍不住，又停下来问内侍：“小民可怎么也想不通，文太师、司马温公怎么成大奸臣了——”
　　内侍哼了一声。
　　安民连忙转过话头：“皇上的字就是漂亮！”
　　又是一阵沉默。
　　“啊！”突然一声惊呼，“苏轼！苏学士怎么又……”
　　这回内侍睁大了眼：“幸亏他死得早几年，不然……”
　　他冷笑几声：“圣上已经下令要焚了他所有的文集，毁了全部印版，天底下，只要他题过的碑、碣、榜、额，通通都得砸了。”
　　好像想起了什么，内侍来了劲头：“也奇怪了，每次无论谁上台，不管新的旧的，倒霉的怎么总是这个姓苏的呢？”可能想想有些滑稽，他也干笑了几声，接着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八成是他家祖坟冲了哪方神圣了吧。”
　　安民再不开口，一凿一凿憋着劲刻着。他要使出这辈子所有的本事，把这个名字刻得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字——甚至御笔——都遒劲都潇洒。
　　同时他暗暗打定了主意，就是杀头，也不在这块碑的刻工位置上像从前每一次那样，留下自己的名字。
　　冰冷的石屑簌簌落地。
　　那批石碑早已不知去向。
　　而直到今天，无论是大陆、香港、台湾，还是美国、日本，所有的中文教材上，都能在显眼的位置找出一篇又一篇苏轼的诗文。谁也无法统计，每天到底有多少张形状肤色各异、口音不同的嘴，吟哦着、朗诵着，陶醉在苏轼营造的艺术世界中。
　　甚至当年徽宗如此严厉的禁苏令，也无法抑制人们对苏轼诗文的喜爱，反而大大提高了苏轼诗文的身价：连官家搜来焚毁的悬赏高的都有八十万钱一篇（约相当于人民币十万元），那黑市的价格还了得？听说有个徐州太守，卖境内苏轼一块碑的拓片发了大财呢。太学生间，不是流传着这么一个顺口溜：“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吗？
　　同为艺术家的徽宗和蔡京如此大伤风雅的做法，是不是也因为妒忌呢？
　　如果能知道这些，作者苏轼会是什么感觉？欣慰？满足？骄傲？还是……
　　这许多文人墨客梦寐以求的辉煌，是苏轼一生终极的目标吗？
　　“问汝平生功业？”
　　宋元符三年（1100年），六十五岁的苏东坡，终于从海南贬所获赦北归。
　　立在船头，脚下波涛汹涌，身边大帆猎猎。倚着船栏，老人长长舒了口气，他仿佛预感到了什么，是啊，该对这一生做个总结了：他低声吟出了以上诗句。
　　良久良久，他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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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尽寒枝（2）
这一生，似乎都在风尘仆仆地奔走：外任、贬斥，好不容易进了京，又是外任、贬斥。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熬着吧，时间到了，量移吧，近了八寸倒随着又远了一尺。一把年纪了，干脆来个破天荒：快六十岁时居然做了本朝第一个被贬谪到大庾岭以南的朝官——甚至还过了海，那个蛮荒之地简直不能算是大宋本土了。由此想起很多年前另一个从手心里溜走的天下第一：进士会试时，被欧阳修误认为是门生曾巩而避嫌改判的第二，不觉涩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