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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经的政治书:国际政治梦工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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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有不能解释的“业”的存在，他们才分别有了“种族优越”（因为英国人累积了优越指数）或“反抗侵略”（因为英国人其实并未累积够优越指数）等意识，才会做出种种主观的对应“业”的抉择，尽管什么是“业”、有没有“业”，谁都不知道。
英国妇女同情印度人，质疑英国人到那里是“作业”，但也认定了以前印度的“业”导致今日如斯田地，以为“业”足以解释何以毋须易地而处地为殖民当局或印度人设想。英国奶奶决定一个人在东方流浪至死，作为潜意识的赎罪，年轻贵妇则忽然对自己的真正心迹觉悟，发觉原来自己不爱那位为殖民地工作的未婚夫，这些“顿悟”都是和她们的个人心理状态有关的。尽管二人信奉的意识形态和面对的客观环境相当接近，但行为各异，这就是心理学的微妙之处了。将虚无缥缈的“业”和现代心理学结合在一起，让不同人的心理对“业”作出不同反应，这种处理，就不是纯粹的宿命。反观杜琪峰的港产片《大块头有大智慧》，单靠前世今生来解释“业”，前生是日本兵的大好人张柏芝，在今世并无修改命运的任何空间，始终难逃变成恐怖无头女尸的悲惨结局。应该说，《印度之旅》对“业”的处理，是更符合人性的。
电影改变小说，制造大团员和谐结局
然而同样的小说、同样的布局，到了内地学者眼中，却容易成了彻底掩饰殖*义的罪证，原本的个人或群众心理元素，就仿佛不见了。根据陈红研究，《印度之旅》那些同情印度的白种人，都只是以东方主义的视角阅读问题，都是在猎奇，没有其他。他们对东方人无疑是同情的，但那只是形式主义的同情，固然没有达到愿意和东方人同化、融合的境界，更是为了延续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由上而下地同情、怜悯子民。换句话说，那对英国妇人不过是做好事的坏人，骨子里她们依然是英国人的工具。陈红认为《印度之旅》的精髓，就是将东方人一律视为“他者”，英国人一律归入“我者”。当然，这是片面的事实，也可以是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概念，完全变成毛泽东哲学的敌我矛盾（虽然两者也确有相似）。可惜如此演绎，难免大大降低了小说的深度：毕竟在印度独立后，虽则今人已不可能为殖民统治服务，但通过同样的布局、同样的主角，依然会催生同样的故事。
也许有见及此，大卫·里恩处理的电影，就故意将《印度之旅》原著的结局改掉。根据原著小说，那位身为殖民体系疑似精英的印度医生被当庭释放。重获新生后，他坚拒和原来深深向往的英国继续打交道，视昔日只求被提升为假洋鬼子的人生目标为耻辱，就是对旧日的白种友人，也要划清界限，因为他发现，原来“在印度独立前，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友谊”。电影结束时，阿齐兹医生最后却“良心发现”，决定写信原谅那位诬告他的英国淑女，又和从前在城市认识的一位英国官立学校校长冰释前嫌，更在避难的土邦“茅邦”与他相拥告别，一笑泯恩仇。
这些改变，当然和电影拍摄的年份有关。《印度之旅》在1984 年上映，当时印度已独立40 年，和旧宗主国英国也早已化敌为友，60 年前的政治文宣，已成过眼烟云，再谈不上什么“为殖民政府宣传”。在1984 年，提起南亚次大陆，舆论只有两个题目：（1）印巴冲突，因此电影铺垫了一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的伏笔（虽然不算明显）；（2）印度统治阶层的英式精英主义与本土主义、少数教派之间的冲突，例如在1984 年，来自尼克鲁世家的印度铁腕总理甘地夫人，正是被锡克教徒暗杀，因此电影导演凸显了那位本土医生好些英式傲慢与自欺欺人的习性，说明他其实不很印度、不很本土，将会无可避免地和独立后的新印度精英发生冲突。相信，他也不会以自己的医术，附和甘地夫人强行将贫穷男人阉割以控制人口的疯狂创举。通过这种电影视角，观众会发现那位印度精英，和生活在印度的白人虽然不是同路人，却信奉着大致相同的价值观，当那位印度医生被“茅邦”的印度人团团簇拥时，场景看来更格格不入，因为他其实不属于那里。由此可见，大卫·里恩眼中的“他者”，已不完全是全体东方人，因为医生等精英阶层的东方人，已迈入“我者”的过程了。也许这定位也是大卫·里恩一生的写照：他说过，票房欠佳的《印度之旅》，正是他最满意的作品，似乎他的所有功力都放在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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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也有印度之旅
要是我们换上21 世纪的西化印度知识分子角度，究竟谁又是与时并进的“他者”？1990 年，著名英籍印度裔作家奈保尔（V。 S。 Naipaul），根据个人回乡探亲的痛苦经历，出版了名著《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作为“印度三部曲”之一，引起的涟漪荡漾至今。他那趟个人野游的印度之旅，可以作为福斯特小说和大卫·里恩同名电影的倒影。
在奈保尔眼中，印度在经济开始飞跃、人民得到“解放”的同时，政府官员贪污*，民族毫不团结，全国充满他瞧不起的劣等DNA。他对婆罗门种姓制度残留的遗毒、路有冻死骨的贫富悬殊社会、卫生极差的非常市容，都持强烈批判态度，其笔墨和语调，远远逾越了一般白人作家的政治正确底线，站到了“世界的高度”，因而有部分中国学者称之为“印度鲁迅”。
在受到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者广泛非议的同时，奈保尔自然也有不少知音，他们对奈保尔对自己民族的批判性大为激赏，认为他是世界知识分子的典范，特别值得“我们”学习：至于“我们”是谁，就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了。对奈保尔而言，要是印度不独立，继续接受殖民管治，只要管治者是大英帝国，相信是会比现在优越的，这种论点部分还有数据和事实支持。
鲁迅的东方后人们在“自我东方化”？
作为2001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自然引起其不同家乡的广泛注意。他经常对第三世界各国—特别是自己的第一祖国加勒比地区特立尼达岛和第二祖国印度—辛辣讽刺，如此“内举不避亲”地大公无私，自然被同胞批评为“数典忘祖”，他的世界之旅被批评为“猎奇抹黑之旅”，而这位已获英女王册封的大英爵士，也毫不忌讳怀有高等印度人的“再殖*义者”（recolonizer）心态，虽然他也在作品中讽刺模仿英国人的印度同胞为“假英国人”。萨尔德甚至认为：奈保尔是地地道道一个“叛徒”。一旦以奈保尔《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的尺度，来重新量度福斯特和大卫·里恩的《印度之旅》，“他者”就有更多。因为整出电影的印度人，连同那些同情印度人的白人，都可以说是缺乏自我批判能力、把第三世界盲目予以浪漫化处理的“他者”。
虽然奈保尔总算是半个印度人，但他和落后故乡的互动、和内里潜藏的“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情结，以及始终身份不明的痛苦，似乎比《印度之旅》的小说和电影台前幕后的班底都要强。若我们将一切概念符号化，内地学者以1924年的角度来研究电影，看到的“他者”可当是基数X（全体印度人）；西方导演大卫·里恩在1984 年拍电影时，拍出的“他者”就是X–1（印度人，但不包括西化印度精英）；而西化印度文人奈保尔在21 世纪看印度，反而得出了“他者”最多的X＋1（印度人，加上同情印度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当观众变成是你，阁下会闷出鸟来，还是自己构想属于你个人的寻找“他者”的故事？
延伸影画：
* 《甘地传》（Gandhi） （英国/1982）
* 《Heat and Dust》（英国/1983）
延伸阅读：
* 《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 （王宁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 《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Pengui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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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见希特勒 （Mein Fuehrer： The Truly Truest Truth about Adolf Hitler）
时代背景 公元1944—1945 年
地域背景 德国
电影制作 德国/2007/95 分钟
电影导演 丹尼·雷维
电影编剧 丹尼·雷维
电影演员 赫尔基·施楚奈德/ 乌尔里希·穆埃/ 西尔维斯特·格洛斯
剧情简介 二战末期，德国败局已呈，希特勒信心尽失。宣传部长戈培尔从集中营召来犹太演员为希特勒训练，希特勒居然乐意接受，视之为亲信，向他坦白透露一切心理病源。戈培尔原计划暗杀希特勒，嫁祸予犹太演员，但演员代希特勒幕后演说时自由发挥，被杀。
黑色历史幽默还是恶搞？
德国电影《拜见希特勒》，以《帝国的毁灭》、《再见列宁！》幕后班底兼《窃听风暴》男主角乌尔里希遗作作招徕，犹太裔导演利维表示，希望电影“以轻松的方式展现纳粹政权的荒谬”。那位以饰演东德秘密警察导师而在西方成名的男主角，在他的遗作却扮演希特勒的犹太裔演讲导师，这已可算是黑色幽默。
希特勒的病：研究，还是揭秘？
拿希特勒和纳粹开玩笑的传统更是源远流长，一些德国人苦中作乐，就制作了大量希特勒笑话。近年德国作家赫尔佐克（Rudolph Herzog）重新整理这些笑话，还出版了《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Heil Hitler，DasSchwein Ist tot ！ Lachen unter Hitler … Komik und Humor im Dritten Reich ）一书，以结合理论层面去探讨当时的黑色幽默，此书已被改编为德国电视纪录片，中译版也已出版。可惜相信参考了上述著作的《拜见希特勒》，似乎未有上述德国佳作的人性刻画，只是单刀直入地嘲讽一国元首，纵然也有一点*意味，但手法近似互联网流行的平面恶搞，大多能引起大众反思的立体反讽。为什么一般恶搞不能上升到更高的思考层次？答案涉及“个人”和“结构”两者在宏观历史分别占多大比重的问题，触及后者的往往是黑色幽默，停留在前者的，相对就偏向恶搞了。
《拜见希特勒》以希特勒的心理病为卖点，处处刻画他虚弱、缺乏自信的人性化一面，这似乎应是讽刺*者的绝佳切入点，因此出现了我们难得一见的希特勒尿床，或躺在泡泡浴里玩军舰玩具等超现实场景。其实这也算是稍有所本，因为希特勒是公开的迪斯尼卡通迷（迪斯尼本人也是一个大右派），戈培尔曾以米奇老鼠画送给他作礼物。不过希特勒的精神状态飘忽，即使在当时也并非什么新闻，从来没有正常人—包括他的盟友墨索里尼—私下认为纳粹“元首”（Fuhrer）不是疯子。但他个人的病，和纳粹德国的国家政策，究竟有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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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妓、恋母狂、同性恋者，都是希特勒？
电影说，希特勒年幼时曾被父亲无理虐打，导致长大后心理失衡，因此才要在弱小民族身上发泄。这类病情并非空穴来风，而且还有更多尘封的蛛丝马迹供我们捕风捉影。例如近年确有美国作家海登（Deborah Hayden）在著作《天才、疯狂与梅毒之谜》（Pox： Genius， Madness and the Mysteries of Syphilis ）中，推论希特勒曾经从犹太*身上染上梅毒，所以才那么憎恨犹太人（乃至女人），并要在自传《我的奋斗》中抹黑梅毒为“犹太病”。
此外，却有立论相反的德国史家马赫坦（Lothar Machtan）在《隐藏的希特勒》（The Hidden Hitler ）一书中，通过翻阅旧警察档案言之凿凿地“证实”，希特勒不但是一位同性恋者，对男性肌肉有特殊喜好（并以之演化了著名的纳粹男体审美观），而且还在奥地利维也纳当过应召男（相信价格也不会高），只是他掌权后为了掩饰性取向，才欲盖弥彰地将同性恋者列入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吉卜赛人之后的*名单，但依然“本性难移”，还是忍不住和头号亲信、军备部长施佩尔—即电影唯一对希特勒忠心耿耿的纳粹高官—维持众所周知的暧昧关系。施佩尔是希特勒的御用建筑师，二人以“艺术”平辈论交，他也是战后唯一认罪的纳粹高层，梦工场也出品过关于他本人的传记电影。
问题是，要判断希特勒的童年阴影是否真的影响了他的具体施政，电影要么得证明他有能力凌驾全体德国人，让个人病扩散为集体病；要么得相信纳粹高层官员都有类似情结，都和希特勒所见略同，否则，就不能否定纳粹推行的集体*有其他更深远的渊源。只要我们承认纳粹逼害犹太人和反同性恋，在欧洲有深厚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成因，这类政策的出台，就需要上述成因共同负责，令希特勒本人的心路历程，甚至是他本人有少量犹太血统的说法，在宏观历史而言，变得相对不重要。过分聚焦个人，只会沦为纯八卦式揭秘，让应有的视线被转移，这就像我们容易因为殖民地出现了救苦救难的传教士，而忽略殖民制度的本质，或过分喜爱丑化布什失言的一面，而忽略其外交政策的精打细算。反而另一部同一班底制作的电影《帝国的毁灭》，则着墨于希特勒晚年患上的帕金森病，这背景却真正改变了历史，因为帕金森病确实影响了希特勒对战争的判断力和自信，以致军事理论家认为，他晚年犯下的军事失误和早年的军事成就同样惊人，而他决定向哪里出兵是乾纲独运、密室决策的，毋须像落实反犹政策那样，要启动政府机器反复公开宣传。两出电影的分别，大概就是历史和恶搞的分野。
丘吉尔和希特勒有同样的心理病？
谈起心理病，其实包括你、我、他，大家多少总有一点，《拜见希特勒》中希特勒的精神面貌，绝非独一无二。法国记者阿考斯和瑞士医生朗契尼克合著的名作《病夫治国》（续集《非常病人》），就记载了20 世纪几乎所有主要领袖的心理病。以希特勒的同代人为例，生于政治世家、以实行绥靖政策闻名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就因为要隐瞒患上肠癌而变得越发孤僻，以致偏执得一意孤行地相信希特勒的和平“诚意”，在二战爆发后不久不得不病死（和气死）。
张伯伦的老对手、也是希特勒老对手的一代名相丘吉尔，据二人研究，原来同样患有焦虑症。丘吉尔患病的成因据说包括：（1）童年时家道中落，缺乏家庭温暖，造成“恋奶妈情结”；（2）有轻微语障，不能操标准牛津腔，令他在传统英式贵族家庭里感觉不够贵族；（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败仗，导致自信心严重受损。丘吉尔在二战前是公开的墨索里尼崇拜者，曾说“假如生在意大利就会加入法西斯”，二战期间做出过大量*指令，经常提出暗杀敌人、狂轰平民一类非常举措，冷血无情的指数直逼希特勒，原来都是“病”。难怪不少史家认为，他虽然保卫了英国，但他的“病”也多次让英国走到毁灭边缘，全靠身旁的顾问和医生力挽狂澜。相对而言，丘吉尔始终比希特勒幸运，因为希特勒的存在，就是丘吉尔的病的最佳解药，唯有他的顶级疯狂，能够让丘吉尔的次级疯狂有机会合法地、英雄地发泄。二战结束后，丘吉尔多次承认，这让他“很失落”，因为真正的“医生”已一去不返。嗯，这是多么的令人同情啊！
单看上述档案背景，可以说丘吉尔虽然是大英贵族，但他的童年阴影和成年行径，岂不是和侍母至孝（Vs。 恋奶娘）、出身贫寒（Vs。 家道中落）、一战战败（Vs。 在战胜国打败仗）的希特勒大同小异？所以英国人不但对希特勒有戒心，对丘吉尔其实同样有戒心，认为这位“病人”根本是不适合治国的。战争过后，丘吉尔立刻被洞悉世情和理性的英国选民抛弃。然而，《拜见丘吉尔》是不会面世的，因为一方面，讽刺英国战时制度的黑色幽默没有多大市场；另一方面，丘吉尔已成为世界英雄，把他的“病”无限夸张地恶搞又显得政治不正确。成王败寇，对病人而言，也是金科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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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见希特勒》另一个希望营造幽默感的讽刺对象，是那种干什么都要填表的日耳曼官僚主义。表面上，这似乎是德国的民族性，和纳粹无关，但电影要说的，正是纳粹反犹主义必须和德国官僚主义的传统结合，才会变成“将人化为数字”的僵化管理，才能把惨绝人寰的暴行轻描淡写地执行。将残酷的现实和儿戏的决策过程、从容的领袖风范并列，从而带来巨大反差，理论上，这是很“幽默”的。例如电影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多次神态自若、故作轻盈，对那位协助希特勒演讲的犹太教授格林巴姆说：“嘿，屠杀犹太人的‘最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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