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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和郜永宽结拜。本来，重用他们并非不合大清朝廷体制，毕竟过往不少太平天国降将也得到重用，最高级的有北王韦昌辉的弟弟、太平军四大主将之一的韦俊，最卖力的则有刚提及的程学启，想不到李鸿章不吃这一套，以“事先不知情”为由，拒绝特赦降将，这自然大扫戈登面子，而且李鸿章杀降当时，戈登还在太平军降将“纳王”家中做客，此举似有借刀杀人之嫌。戈登盛怒下曾找李鸿章问责，李避而不见，他居然向李的座位连放数枪，此“义举”令他成为英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加上他个人纪律在旅华洋人当中算是首屈一指，也相对不那么贪财，令他日后在苏丹被*马赫迪军杀害时，得到全英国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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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诸王比“清妖”更妖
《投名状》的太平军形象不俗，造型活像耶稣下凡，也默认了他们境内能进行有效管治，特别是苏州守将黄文金，更是全片唯一的英雄人物。这位黄将军史上真有其人，也是太平天国起义初期的广西*之一，不过并非苏州守将，晚期因战功受封“堵王”，最后在太平天国覆亡时护着洪秀全之子出走，兵败被杀，也算是一代人杰，不过电影说他家境富裕，毁家投效太平军，这明显是“北王”韦昌辉的事迹。
　　史上确有一些文献记载太平天国的种种“善政”，例如英国人呤唎（Augustus　Frederick　Lindley）曾在太平天国政府任职四年，是忠王李秀成的超级崇拜者，也跟着洪秀全“天父天兄”的乱拜一通。呤唎回英后著有《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Ti　Ping　Tien　Kwoh：　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　Including　a　Narrative　of　the　Author’s　Personal　Adventures）一书，赞誉太平天国制度完全*，人民可随时击鼓鸣冤，甚至可与大英帝国相提并论，主要目的似乎是要将自己提升至和戈登平起平坐的传奇地位，希望将自己在祖家的喽啰出身一笔勾销。这位呤唎君在电视剧《太平天国中也曾出场，造型十分滑稽。除呤唎外，李秀成旗下似乎有不少洋将，另一位名将是守青浦城为太平天国“殉国”的萨维治（S*age，名字已不可考），可见雇佣兵的概念在当时多么盛行。
　　近年内地学术气氛越趋自由，中国学者对相对真实的太平天国历史已有一定共识，并写下不少推翻昔日歌颂太平天国的普及著作：正规的有潘旭澜说故事式的《太平杂说》，颠覆性较强的有网络作家“赫连勃勃大王”的《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都比号称“太平天国权威”罗尔纲的旧著作显得客观。美国首席汉学史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也有专著关于太平天国，特别介绍了洪秀全如何和西方教义互动，读来趣味盎然。一言以蔽之，他们大都相信太平天国诸王治下的“小天堂”，可能比满清治下的乡镇更难讨生活。《投名状》的苏州、南京城破后有大量居民生活，就和史实明显不符，因为太平天国末年已没有多少“人民”，除了士兵，百姓已逃得十室九空，剩下的也要“人相食”。电影中太平军苏州守将有出乎常理的人本精神，自愿杀身成仁拯救百姓，这不但在整个太平天国史从未出现，在中国近代史也难得一见，相当超现实。
　　这些还只是硬件问题，更严重的还是太平天国的管治方式，究竟是仁治（*自不可能），还是苛政，这就是《投名状》的禁忌了。即使是理应偏帮“革命”的电视剧《太平天国》，也通过清人之口讲述诸王王府建得比大清皇帝更华丽，连声望最高的忠王亦如是，弄得民穷财尽。当时诸王的“王娘”数目动辄数十，全部以数目字编排，像一个个私人夜总会，系统严密得令清军上下叹为观止。不少太平军将领又同好*、娈童，例如早期北伐军的主帅李开芳和后期的听王陈炳文，令盛产童子军的太平天国更添一劫，遭遇比当代乌干达、塞拉利昂等国的残暴洗脑童子军更坎坷。何况天王洪秀全等人定下的酷刑，丝毫不比著名的满清十大酷刑逊色，据说他最爱凌迟妃嫔“作乐”；东王杨秀清得势时，又不时拿贩夫走卒来个五马分尸赠兴（粤语，助兴，庆祝之意），充分暴露了农民政权崇拜暴力美学的愚昧无知。和一般明清农民起义一样，说是信奉上帝的太平天国也曾多次摆出著名的“*阵”，即让妇女*露出*，面向敌军炮火，据说这会让敌人攻力失灵，除非敌人使用安排壮男露出*的“阳门阵”反制。其实清朝官兵也曾在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之战时，因为强弱太过悬殊而使用过“*阵”，结果自然沦为笑柄。但以儒家宗师自居的曾国藩，自不会容许部属公然胡来，尽管史载也有不受他管辖的地方官，以同一类阴阳土法反制太平军。总之，由于太平天国推倒儒家纲领，那些经洪秀全大幅修改、以鼓吹个人崇拜为核心的拜上帝会，其教义却未能真正深入民心，太平天国内部的道德失去了社会力量监督，管治阶层就比他们口中的“清妖”更无所顾忌，农民遗传多年的集体蒙昧迷信，就借尸还魂地出现在“长毛”身上。
　　

清军乡勇的“反文革”情意结
《投名状》把清兵一切动机演绎为“抢钱、抢粮、抢娘们”，口号响亮，这固然涵盖了事实的部分，但始终解释不了何以也有乡勇自愿从相对和平的后方走来从军，因为电影的清军领袖“陈公”等都没有硬销任何信念，须知理念、名教在清末还是很有市场的。真正的“陈公”类人物自然是湘军头目曾国藩，他的最成功之处，就是定位自己为“保护名教”的使者，以儒家抗衡太平天国前期的基督教精神向心力，从而回避了自己身为汉人何以侍奉满人的尴尬。
　　太平军因教主洪秀全数次科举落第，认为是奇耻大辱，故刻意贬低孔子，士兵在战争期间推倒孔子像，连关帝像也被开膛挖腹，令不少乡绅义愤填膺，这和清兵的兵源不绝大有关系。后来石达开、李秀成等人弹性处理信仰问题，不管洪秀全在天京做什么上帝传话的梦，都在管辖范围内下令礼待乡绅、不强搞土改、尊重民间信仰。他被清军俘虏后，也坦白表示对洪秀全“一味靠天”大不以为然，但为时已晚，大错已铸成了。
　　“*”期间，红卫兵对孔子大批特批，将他当作封建大毒草，更将孔子像开膛挖腹，一切何其相似，其实早在洪秀全时代已被预演了一次。此外，太平天国亦盛行刨坟扬尸的行为，一来是为了破除儒家系统或封建迷信，所以他们规定要裸尸裹布地薄葬，连天王死后亦如是，这自然并非基督教教义，倒像波斯拜火教或《倚天屠龙记》明教的作风。二来太平军有“环保”思想，提倡古人棺木可“废物利用”来修筑城墙。如此大规模挖古坟的疯狂行动，在“*”期间又见重现。
　　“武斗”之余，在“文斗”方面，太平天国的官方文书可谓错漏百出。由于农民领袖们的错别字已够多，而官方又天天搞新的忌讳，即使不错也看成了错。在正式官函和洪天王的“天诗”里，竟夹杂不少广东和客家口语，例如什么“东王功劳咁大”、“做乜咁”，与香港人萨斯（SARS）期间的“千祈千祈要祷告”，或质问洋人的“尔人拜上帝、拜耶稣咁久”等似曾相识。当然，广东话是中国方言之一，在民国时代几乎被投票成为国语，但将之变成文字，起码连文法也未成型。天国的官制亦混乱不堪，高级官员排场大得惊人，人人身穿黄袍，每个王侯都有自己的编制，冗员数目应是古往今来第一，“宰相”一职居然每地都有数千，变成了秘书一类劳动性工作，令局外人和局中人都觉儿戏。后期的封王更滥，据说封了2　700　多个王（这数字似有水分），连为天王府当杂工的董金泉也得封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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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京城、王宫只是荔园、宋城
《投名状》无疑做了不少历史资料搜集，但始终难以凸显时代的真实，原因是真正的太平天国硬景，拍出来只能变成喜剧，而且还是王晶式的80　年代港产喜剧。从电影可见，就算太平天国治下百姓要挨饿，其首领总部的派头还是挺讲究，“天京”的气派亦俨然一国之都，那支太平军更是阵容齐整得出奇。电视剧《太平天国》刻画的“小天堂”，更是一片金碧辉煌。但只要我们通过亲历太平天国的各类洋人的笔记，就会发现这个政权的一切建设毫无国家风范，和步入衰败的清朝相比，还要相形见绌得多。例如洪秀全的王宫只是以廉价镀金装饰，在汗水、雨水和闲杂人等的腐蚀下，早就成了一片令人想起排泄物的黑黄。宫内绘上的龙画工粗糙，不久就剩下一团邪恶的黑影。王宫四周满布剩余的建筑材料，地上痰渍处处。
　　那些太平天国新贵们出巡时又极爱穿金戴银，特别是俗不可耐的阿婆式金银手镯，暴发味道浓厚，却又坚持老农式赤脚生活（因此《投名状》中苏州守将的赤脚造型是真实的），有时又穿上木屐。他们的军服基本上就是戏台的戏服，造型比八国联军更让人失笑，但配合了暴力政策，却能给予乡民真切的恐惧感和“尊重”。如此政府的文化程度和品味，充分反映了陶杰所说的“小农DNA”，不但让曾国藩等人引为笑谈，更成了洋人如获至宝的调侃对象。受科举文化熏陶的士绅、他们旗下的乡勇，都不希望日后的中国文化会变成如此状态。“小农DNA”这名词并非陶杰今天原创，百年前恩格斯就有专文研究以自给自足、社会宗法和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小农经济”（Petty　Peasant　Economy）。可惜更严重的文化浩劫，却是在一百年后的“*”出现了。
　　

满清皇亲国戚有大局观
《投名状》的结局，说清朝的剿匪将军被鼓励要互相制衡、互不合作，这明显有历史根据。清廷*太平天国初年，正规军绿营兵经营的江南、江北两大营，和曾国藩自行招募的乡勇新军体系互相仇视，满汉将领分歧严重，后期的曾国藩和又名“败保”的满人大将胜保是公开的多年宿敌，胜保后来更因对捻军作战时“纵敌误国”而被赐死，可见朝廷的猜忌并非只针对汉人。本来和汉人军队抗衡的，还有蒙族大将“僧王”僧格林沁，他在大沽口击退英法联军而名震西方，在西方世界比曾国藩更知名，可惜还是“逆转胜”不了，在太平天国覆亡后死于捻军之手，自此满蒙嫡系军队已不成气候。
　　慈禧太后担心湘军尾大不掉，暗中鼓励左宗棠、李鸿章等自立门户分庭抗礼，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唯有像庞青云一样“如履薄冰”，也是他每一篇日记和《挺经》一类著作反复记载的事实。然而，以非民选产生的领袖而言，清朝权贵一向尚算有整体的大局观，不可能在1870　年亲手暗杀朝廷命官巡抚来损害朝廷威望，顶多只会改派那些他们担心会造反的人，当位尊而无权的文职。虽然慈禧有意压抑地方派系的势力，也厚着脸皮收回了咸丰帝当年“攻克南京者封王”的圣旨，但她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个人操守还是大致信任的，对他们的能力更是衷心欣赏。“七爷”醇亲王奕（即光绪生父）个人虽然无大作为，亦一直为各省督军说话，力阻保守派种种挑拨离间，否则洋务运动的多项改革根本不能展开，这在历史剧《走向共和》也有交代。30　多年后，摄政王载沣真的要杀袁世凯，却已杀不了，这也算不上是完全私怨，因为那时大清倒真的要亡国了。
　　这种无可选择的、并非建立于西式社会契约基础上的“互信”，多少是儒家鼓吹君臣思想的功劳，也有大中华民族主义的影子，后人似乎不能单以一句“愚忠”或“权谋”交代一切。革命文学过分着墨朝廷的权谋、臣子的愚忠，反而显得革命的一方没有大局观，让今人怀疑已在自我完善中的清政府其实不值得被推翻—这信息在《走向共和》隐约出现过，这正是它受争议处之一。总之，《投名状》有太多引而不发的情景，令主角三人的兄弟情缺乏合理的时空维度，颇有被掏空了的不真实感，一切电影不便说的固然意在言外，但对观众来说，却是意犹未尽。
　　延伸影画：
　　*　《太平天国》＇电视剧＇　（中国/2000）
　　*　《刺马》（中国香港/1973）
　　延伸阅读：
　　*　《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赫连勃勃大王：同心出版社/2008）
　　*　《太平杂说》　（潘旭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呤唎/王维周译：上海古籍出版/1985）
　　

印度之旅
时代背景　约公元1928　年
　　地域背景　印度（英属）
　　原著小说　A　Passage　to　India　（）
　　电影制作　英国/1984/163　分钟
　　电影导演　大卫·里恩
　　电影编剧　桑撒·拉米·罗
　　电影演员　维克多·班纳杰/　詹姆斯·福克斯/　朱迪·戴维斯/　佩吉·阿什克罗夫特
　　剧情简介　两名同情第三世界的英国贵族妇女到印度探亲，通过新结识的印度人阿齐兹医生了解当地文化。在参观神秘的巴拉马古洞时，发生阿齐兹涉嫌*女主角的悬案，英印双方压抑的种族主义被唤醒，最后女方承认是幻觉，两族关系却堕入新低。
　　寻找“他者”的故事
　　近年，亚洲电影节不断推介伊朗、土耳其、泰国等国的电影，其实老牌导演大卫·里恩的最后作品《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　），也是新一代阅读亚洲的进阶选择。有缘重温这电影，是因为备课时读过一本由学者王宁等编辑的《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的学术结集，内有陈红博士将电影同名原著小说的作者福斯特（），说成是“完全站在白人立场说话”，这立论和笔者从前的认知颇有出入，因此才找来VCD　进修。迟有迟得，我们迟至21　世纪才看这经典，原来更容易证实文化研究常说的“他者”（The　Others），实在不可能是一个静止的观念。假如不同的人在《印度之旅》原版小说出版的1924　年、电影上映的1984　年、以及今天的21　世纪看同一出《印度之旅》，必会找出心目中的不同“他者”，从而释出不同的结论。
　　

宗教古洞内的身份觉醒
未说“他者”前，我们应交待《印度之旅》原著的布局。表面上，它的情节不算复杂，但含义有颇多留白，更牵涉到不少深层心理学问题，就算是拍惯《沙漠枭雄》（Lawrence　of　Arabia　）、《桂河大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　）等场面壮丽的历史大片的一代名导演大卫·里恩，也难以将这个看似平平静静的故事/　寓言轻易化成影像。故事的时代背景，设在英国殖民统治印度开始动摇的20　世纪20　年代末，讲述一名英国妇女和她未婚夫的母亲结伴到英国统治的印度帝国本部旅游，探望在那里当地方法官的未婚夫/　儿子。两个女人都算是“好人”、有心人，都同情被歧视的本土印度人，她们感到和当地高高在上的白人统治阶层格格不入，因此刻意打入印度群众。在这带有目的性的心态驱使下，她们视认识不久的印度医生阿齐兹为好友，并获对方邀请，参观神秘的传统印度宗教圣地巴拉马古洞。在参观过程中出现重重误会，两大文明社交联谊的目标开始迷失，老妇的体力逐渐不支，先告离开，少妇则独自前往古洞，在洞内听见重重回音，产生幻觉，居然以为印度医生打算对她性侵犯，大惊之下逃回白人小区、其实也是要寻回白人怀抱，在同胞簇拥下，决定控告阿齐兹。
　　于是，案件演变成印度独立运动的前哨*，双方剑拔弩张。想不到在法庭上，经控方律师重组案情，少妇忽然发现原来一切只是自己的幻觉，决定临时撤销指控。被告获当庭释放，成为印度民族英雄，但也因为所有私隐（包括丧妻后种种绝密的性私隐）被揭发而深受伤害，对英国人（和他们所代表的文明体系）彻底失去信心，选择逃离英属印度，前往依然由土王统治的“茅邦”（Mau），过着没有白人在左近的新生活。
　　现代心理学结合《大块头有大智慧》的“业”
　　为什么同情印度人的白种妇女到了个人独处的时刻，却产生被当地人侵犯的幻觉？　为什么白人律师的走过场式盘问，却能让当事人从灵魂深处明了一切？　她们真是“好人”吗？　这些，都是作者的曲笔，更是导演的曲笔，值得玩味。上述属于现代心理学范畴的疑问，在电影的印度教婆罗门教授眼中，都成了因果报应的“业”（Karma）。他说，“不管我们怎么做，结果还是一样”，相信假如不是“业”，两名英国妇女就不会无缘无故来到印度，也不会发生这种意外。表面上，这论调相当宿命，而且消极。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电影的白人和印度人都主观地相信有不能解释的“业”的存在，他们才分别有了“种族优越”（因为英国人累积了优越指数）或“反抗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