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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国-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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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以上所说是当时反帝制文学中的“反帝诗”，可圈可点的一首高级作品，竟出于“皇二子”之手（“皇二子”也是寒云楼主自嘲的笔名之一），故访录之，以与有文学兴趣的读者，共赏之也。在文学转型的过程中，“汉学底子”是江河日下了。今日吾人发政治牢骚，就只能搞搞“顺口溜”了。当然今天的新诗人，也还有以新诗形式来代替顺口溜的，但是新诗界以外的读者，就很有限了，虽然翻成外文却可以引起国际属目。
袁氏帝制时，反帝论文，也是雪片横飞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篇，当然就是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那一篇掷地有声，脍炙人口，而有深远影响的佳作了；为保存史实，不能不简略述之。梁氏在此万言长文上，他第一要把“国体”和“政体”的界说弄清楚。他说“共和”与“君主”国体也。而“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也。如今君宪救国论者，认为只有“君主”才能“立宪”，而“共和”就不能“立宪”，是何种逻辑呢？
第二，若说国情，继承式的君主立宪，比非继承式的共和立宪，更为适合于中国，则现行的《大总统选举法》（见上章的金匮石室制），不是既能传子，亦能传贤，岂不更优于帝制乎哉？何必改变国体？
第三，帝制派人士如今把美国古德诺顾问之言，奉为圭臬，要据之以恢复帝制，废弃共和，而梁氏在辛亥前，当他为维护“君主立宪制”与共和人士论战时，所阐发君主立宪之精义，实十倍百倍于古德诺之所言。（梁氏此言，不是吹牛。那时康、梁之言遍天下。所论确较古德诺之短文精辟多矣。历史家可为佐证也。）而当时诸公（包括筹安会的“六君子”），一味醉心共和，对我梁氏之言，充耳不闻；梁氏之书，过目不读，岂因“吾睛不蓝，吾髯不赤”哉？
第四，天下事之滑稽者，当年为坚持君主立宪制，曾为共和人士所诟病，今日要推翻中华民国，翻为当年的共和革命志士；而今日为维护共和国体者，翻为当年的君主立宪派，亦可怪矣。
最后，梁说他原是君主立宪派的元老，并无理由要为共和制度做辩护人，他只是认为国体一经确定便不可变动。辛亥前他反革命的原因，就是认为国体不可轻变。革命得不偿失。可是当时革命人士把他的善意良言，当成耳边风。而民国成立四年以来之所以糟乱若此，便是当年共和人士不听他的话的报应。如今共和的国体已定，而当年的翻云覆雨之士，又要再来覆雨翻云，乱来一泡，民不聊生，国亡无日，不难预测也。今日之动乱，已充分证明他十年前，所言之不虚。“十年以后真知我”，梁氏以“常带感情”之笔痛诋筹安会中之众莽夫说，尔等今日不听老子之言，硬要把今大总统拖下粪坑，与尔偕亡，十年后将再知吾言之不虚，而追悔莫及。尔曹其毋河汉余言。
篇末，梁更加一“附言”，曰：
「吾作此文既成，后得所谓筹安会者，寄余杨度氏所著《君宪救国论》，偶一翻阅，见其中有数语云：“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而为恶。”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毋己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
梁启超原是我国文学转型期中，文起八代的大文豪，笔端常带感情。他的鸿文钜著，一经京报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九月三日在北京的京报汉文版刊出之后，北京国民公报随即全文转载；全国各报闻风响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下子就烧遍全国。国人嬉笑怒骂，随之而来。不特杨度（皙子）一下便被摔入谷底，皇帝候选人老袁也被打得灰溜溜，无面目见人。
“杨氏贤者也”，也是当时一位“旷世逸才”，最大的刀笔吏之一也。不意强中更有强中手。他梁、杨二人之对决，不谈政治，也是当时文坛一场好戏，当年中国总统为着做皇帝，和今日美国总统为着玩女人，而带动全国第一流的刀笔吏之对决，而好戏连台。两地虽远隔重洋；时间相差亦近一世纪，而两方面之精采镜头，却相互辉映，真是两幕难得的今古奇观。
【梁启超与文学转型的序幕】
梁启超既然以一篇文章闹垮了一个洪宪王朝，我们倒不妨顺便也谈谈，他在近代中国文学转型中所发生的作用。中国近代文学之从文言转入白话，胡适当然是个关键人物，但是胡适不是忽然间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之前还有个酝酿时期，梁启超便是这个酝酿时期酝酿出来的英雄。因为靠科举考试保镳而生存的文言文，在科举考试于一九○六年被废之后，他就失去了生存的保障。但是就在文言文逐渐被白话文完全取代之前，读者和作者的口味可不能变于旦夕，所以它要有个适合二者口味的一个文白混杂的转移阶段（Transitional Period）。再加以文言文在造句和运用成语方面之简洁有力，往往亦非语体所能完全代替，尤其是在大众媒体，所谓新式报刊兴起之后，这就注定了这个转移阶段之存在，甚或长期的存在。梁启超便是这个转移阶段前期的头号大师。他这篇“异哉”的大文，在今日报刊的读者读来，难免还是别别扭扭的诘屈聱牙，但是这别别扭扭的文体，正是他那个转型前期的报刊读者，每个人都看得懂，每个人都欣赏的时髦文体。明乎此，你就会体会到梁某的文章在那时何以有那样的煽动性了。
笔者这辈的老知识份子，幼年时还去古未远。我记得我还在念方块字的时候，便在祖父的书房里听到一些四五十岁的老头子，用手指点点我们在一旁旁听的小脑壳，说将来要我们学习写“报纸文”。当时根本不知啥叫“报纸文”。等到我在重庆读大学了，读到《大公报》上“看重庆念中原”一类的社论，才对当年老头子们的话，恍然有悟，原来“以浅近的文言加生动的白话”这种文体，最有说服力。当然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到王芸生的《大公报》，这两种“报纸文”之间，文言白话的比重，已经有霄壤之别了。胡适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说，毛泽东的诗词，很糟很糟。但是他却说，“毛泽东的白话文写得好”。我想毛泽东白话文写得好的道理，就是毛是个不守章法的人。写起文章来，文言白话，随心所欲的结果，而开这一文风的始作俑者，实在是梁启超他那篇“异哉”的文章，当时便风靡全国，洪宪王朝后来的彻底毁灭，“异哉”就要负一半的责任。文人的笔是可怕的啊。林肯向那个写《汤姆大叔的小木屋》（又译作《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女作家史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说，美国的内战就是你惹起来的啊。当然她夫人的小说可以惹起内战，但是真要解放黑奴，还是要靠林肯的枪杆啊……。梁启超固然能把候补皇帝骂得灰溜溜，但是要强迫洪宪皇帝退位，那还有赖于他的得意门生蔡锷将军的枪杆也。
【北洋系是诸系之祖】
前已言之，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一共只做了八十三天。他那“大典筹备处”替他在北京荣孚祥订制的两套、价值二十万袁大头一袭的龙袍（亦说四十万），还未试穿，那精雕细刻的九龙戏珠（加个活龙坐在上面就成十龙）的宝座，还未试坐，那大太子因为东宫难保，还在幻想要搞个“玄武门之变”，把他的政敌皇弟，老二、老六干掉（这是根据他皇妹叔桢晚年的回忆，历史家断不敢无中生有也）；新华后宫里六位活的大小美人，还在为着封“妃”封“嫔”，吵闹不休（史料同上）之时，袁“皇帝”已经从宝座之侧昏倒下来。想复位做“大总统”而未能，一口气不继，就龙驭上宾了。
一般说来，袁世凯帝制的失败，是出于蔡锷所领导的云南起义，来他个当头一棒之所致。这个历史单元论（single causation），在比较深入的史家看来，只能唯唯、否否、是是、非非，前章已略言之，袁氏对民国如无二心，他的统治是笃笃定定，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他如背叛民国，来恢复帝制，那他这洪宪王朝，便是个泡沫王朝，一戳即破。殊不知，蔡锷在云南领导起义，其情况亦复如是。云南起义假如没个北洋系的窝里反，作为内应，单凭云南一省，甚至西南五省联合造反，也是枉然。再缩小，用个毛记红朝的术语来说，那西南起义将领之间，所蕴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也会把反帝制运动搞垮。请先说说，袁氏北洋系，这个袁家班的班底和班底内部的窝里反。
北洋系是什么个东西呢？粗浅的说来，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期中，国家制度无定型、政府运作无法制的情况之下，一切靠的是人、系、或称党、称派、称团……。总之，它是一群人在一个头头之下的有形或无形的组织，君不见民国时期的大政客，动辄“我系”、“我党”如何，如何。（例如：北洋系、安福系、直系、奉系、政学系、交通系、研究系、老桂系，以及后来国民党的汪系、胡系、西山系、太子系、黄埔系、CC系、公馆系、桂系，乃至江浙财团等等；中共的国际派、毛派、托派、四人帮、四野系、二野系，甚至当年国军的黄埔系中的十一师、十八军也可形成个以陈诚为头头的“土木系”，真是举之不尽。细说之，只有去编一部中国军政派系名词大辞典才可略窥全豹。）
还是毛主席说得好，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孔老夫子说得更好，君子不党，“结党”就必然“营私”。小政客、孤鬼游魂们，称不了系，则结个“小团体”，一以自保福禄，一以把持若干小衙门，八五八书房以排除异己，共享所得。大陆上的顺口溜说，“不吃白不吃”、“有权不用，过时不候”，就说出小团体或个人把持衙门的经纬所在。这不只在政界军界为然，青帮、洪帮的黑社会，乃至满口德先生、赛先生的学术界、文艺界，作诗、著书、画画、唱曲子，都不能免。更可怜的则是，早年被贱视的所谓倡优，不结帮，也不能自保。做妓女的也有什么扬帮、苏帮，长三么二，来歧视土娼黑户。最奇怪的，连断肢瞎眼的乞丐，也各有其帮，不在其帮，也要被棒棍交加，打出街头巷尾，绝不容情……。换言之，在近代转型期的中国，个人单干，几乎是不存在的。不论为善或作恶，你都得有个帮。没有帮，就没有你。为着你的个人利益，为着帮的利益，乃至社区的利益、国家民族的利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都得“识大体”，以帮的利益为首。这样，有时为着帮的事，你就不能奢言是非；相反的，你得在是非之间，睁只眼，闭只眼，“识大体”，由它过去。这本是我民族搞中庸政治的特性，也是我们的劣根性吧。子夏说：“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这也就是我们圣贤之教，替我们当代小节不拘的贤者开了个后门。让他们为着各自帮派的利益，作了违心之事以后，暗室三省吾身而仍自觉无愧也。这种由一群死党组织，拥护一个帮主的帮派，在民国史上就是从袁世凯的北洋系开始的。在政治运作上，它的高级的死党，便叫做“班底”。这个名词是向在舞台上唱戏的戏班子借用的。像当时很红的梅兰芳那个班子里，萧长华、姜妙香等配角，便是梅氏的班底；梅则是他们的班主。双方相依为命，共存共荣。
政治舞台和戏剧舞台，原是一样的。大家都要有个班底。记得有一次我曾问过李宗仁先生，在国共内战最紧要的关头，为何突然飞离重庆？李说：“在重庆全是蒋先生的班底，我怎能留在那里？”后来我又问他：“你为什么不回台湾？你是那里的总统嘛！不回去，任人家弹劾你失职。”李说：“我在台湾没有班底嘛！”没有班底，就不能登台唱戏。只好待在美国做寓公了。
袁世凯那台滑稽戏的演出，也是全靠个班底的。他老人家晚年，班底里的主要配角，一个个各唱其戏，他这个袁兰芳只好唱个独脚戏，就卖不了票了。
【袁家班班底溯往】
朋友，上述这些现象，一般官史家都不愿着墨太多，因为那实在有损于庙堂形象，著书者往往也是“身在此山中”，不免为尊者讳。多写了，也难免与党史、国史体例有违。但是这一现象却是近代中国史上，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绝对事实啊。
所谓北洋系便是袁家班的班底。那是他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代所慢慢铸造出来的。但那为时尚早，现代化的独裁政党（包括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这时都还没有出现。大清帝国的政治制度虽已日趋崩溃，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地方政治上的回避制还是继续有效。所以后来蒋、毛二公所搞的“党政军”一把抓的个人独裁制，还非袁之所能及。老袁只能以曾国藩、李鸿章的老办法，抓抓军。军，事实上他也不能全抓。西太后在死前，为夺其兵权，把他从北洋大臣调入军机，他也只有乖乖地交出兵权，迨西后、光绪同时死亡，以一个糊涂蛋的醇王载沣，拥一对寡妇孤儿入承大统，对老袁要报一箭之仇，袁世凯也只有抱头鼠窜而逃，不死者几希。迨朝命以足疾开缺，回籍养痾，老袁也只有磕头谢恩，跌跌爬爬而去，不敢说半个不字？这是中华帝国的制度使然。以后国共两朝，都是绝对做不到的。
可是满清大帝国的衰亡的周期已届，老袁虽按“祖制”百分之百的交出兵权，那个腐烂的王朝却找不到一个人可以照单接收。迨武昌变起，还要优诏袁某出山平乱。这个班底便又在袁氏掌握之中了。等到他养寇逼宫，取得政权，当了总统以后，奇書网这个总统如何运作，他虽然在五千年政治传统里，找不到蓝本，对新制又茫无所知，幸好他还掌握了一个如臂使指的老班底，在新的舞台上，还是可以旧调新腔随机乱弹。（“乱弹”也是旧剧目之一种，它杂糅众家不拘一格，随机应变，然终不出传统老套也。）迨帝制骤起，袁要恢复旧戏，而班底诸配角，乱弹已久，如今已分别弹出各自的名堂来，班主要旧调重弹，就很难号召全班了。
【北洋系的窝里反】
北洋系的班底的主要配角是那些人呢？简言之，从小站时期开始，文场最高领导大致以所谓“嵩山四友”：徐世昌、李经羲、张謇、赵尔巽四人为首。此四友者，经“朝议”虽比照汉初的“商山四皓”，而位隆于四皓也。他们一免跪拜称臣，二赐朝服肩舆，三为入朝赐座，四锡优厚年金（二万银元）。然此四人皆不领情。最重要的是号称相国的徐太保，时任袁政府的国务卿，筹安会出现未几，徐即称病离职。其他三人亦挂冠求去，其时袁的参政院与政事堂中，原网罗有共和复辟两派，政见相反，而一致拥袁排孙的人士甚众。赵尔巽便是复辟派的领袖，总检察长罗文干则共和派之中坚也。如今两派领导者皆纷纷求去，给袁之难堪虽多，然究无直接致命之伤害。袁也就淡然处之了。但是他们在袁氏帝制中所发生的破坏力，则无法估计了。
可是武班底的窝里反，情况就更严重了。袁之真正的实力，还是他那老北洋六镇（六师）的枪杆。这个枪杆除老袁自己紧握在手，绝不放松之外，下面能代他掌握的便是所谓“北洋三杰龙虎狗”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了。王士珍这条“龙”，由于诸种公私原因，在军中虽声望弥高，然一直未掌握实权。迨袁有意帝制时，王事实上已告老还乡，享其儿孙之乐了。（参见上引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页七○～七二。比较晚出的一手史料，如大陆上出版的文史资料，所记亦多，不备载，详史料篇。）
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冯国璋（一八五九～一九一九），这两个一“虎”一“狗”，可不一样了。袁的看家之宝的六镇之兵，都掌握在他二人手里。袁为防制他们建立私人势力，乃把他们在六镇之中，不时调动，因此段一人在六镇之中，曾历任四镇的“统制”（师长）。袁的本意只是对其部属搞“将不专兵”的把戏，等到他们水涨船高，段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袁的六镇班底，也都做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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