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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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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也显得牵强附会。
1、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早于民族资产阶级。
中###史和近代史讲到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之一是，它诞生于外国在华工厂企业和官办洋务企业中，早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看法，也完全适合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国最初的一批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外国教会学校，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中一批官办学校的兴起，使近代知识分子的队伍迅速扩大，70年代开始外派留学生，90年代民办学校出现，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据清朝学部统计，宣统元年（1909年）各省学生数达1626720人 。康梁维新变法运动，标志着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正式走上政治舞台，成为一支推动社会改革和现代化的活跃的社会力量。
与之相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要晚了许多。学术界一般公认的看法是：“中国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自一八八0年以后才开始慢慢地生长起来” 。民族资产阶级“无论上层和中下层势力在七八十年代都还没有形成为一种阶级力量” ，“一###四年中日战争中国的失败，彻底暴露了洋务派‘新政’的破产。洋务派把持工业的失败，给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有机会反对‘官办’工业，，以求自己的发展” 。直到1900年间，“私人资本的工厂共为七十九个，其资本总额为一千七百多万元，这个数目是很小的 。民族资本企业的初步发展并形成一个兴旺局面，是在20世纪初。可以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不仅不是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儿、附属品，而恰恰是催促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与发展的呼唤者。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长处与弱点，并不是某一个阶级属性的翻版，而是中国近代历史环境、社会总的状况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汇的综合产物。我们应该为首尝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禁果的东方亚当与夏娃们，重新填写“出生证”。
2、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于忧患与追求的历史大环境中，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和参与政治的热情。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忧患意识，苏轼的名句：“人生识字忧患始”，陆游的《病起抒怀》：“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及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充分表达了这一心态。到近代，由于列强的入侵和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无能，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整个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中，许多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情绪，积极投身政治活动，成为变革时代一支最为活跃的力量。如早期的著名知识分子魏源（1794—1857），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曾积极参加抗英斗争。失败以后发奋著书，主张变法改革，向西方学习，提出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的长篇巨著《海国图志》，介绍了世界五大州几十个国家的地理分布和历史政情，总结鸦片战争的教训，探索强国御海之道。该书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影响，可惜并未得到当权者的重视。墙内开花墙外香，《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却引起强烈反响，政界人士争相阅读。1854年至1856年间，日本出版选译本21种，有的地方还把它当作教科书，以至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也起了促进作用。梁启超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中介绍了这一历史情况：“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
另一位著名知识分子郑观应（1842—1922），从19世纪70年代起，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表达了强烈炽热的爱国图强思想。我们从他的文章题目即可领略一斑：《论吏治》、《论练兵》、《论水师》、《论商务》、《论税务》、、《论交涉》、《论船政》、《论边防》、《论传教》、《论机器》等等。1893年出版的《盛世危言》，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普遍的注意，直到若干年后，青年毛泽东也是这本书的热心读者，并点燃起他的救国救民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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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方的亚当夏娃重写出生证（2）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发动的维新运动，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正式以群体形式走上政治舞台，变法失败以后，不少知识分子摒弃改良主义，积极投入军事和革命活动，到辛亥革命前，“秀才当兵，已成普遍现象”，辛亥革命参加者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中说：“庚子以后，士人多投笔从戎，不以仓头为耻，甚至累年不迁，亦安之若素。遇有风潮，则易名再入他营。极少以从军为终南捷径，借吾党势谋飞腾者。所以无营不有知识分子，……不数年间，竟将政府之军队，于不知不觉中尽变为吾党之势力”（该书第234页）。据统计，1905年至1907年加入同盟会的会员，出身可考者有379人，其中学生354人，占93％以上。
3、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于各种新式学校中，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和朝前意识。
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出现，使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摆脱了“读书——科考——做官”的独木桥，人生之路变得开阔了，许多人开始从事各种自由职业，如教员、编辑、记者、自由投稿人、工程师、医生等等，人们的命运不再一切由统治者的意志决定，自主意识逐渐增强了。新式学校的学生，摆脱了科举制度造成的知识结构凝固化，知识陈旧、视野狭窄的缺陷，学习西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开扩了视野，活跃了思想，不少人具备了朝前意识。从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20年代，形成一个各种思想十分活跃，也可以说是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并且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为后人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这里介绍几则前人谈独立思考和思想解放的言论，即使近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读起来也还是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深邃的启迪力。
梁启超《思想解放》一文摘录：
“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
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
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
“我中国千余年来，学术所以衰落，进步所以停顿，都是为此。
有人说，思想一旦解放，怕人人变了离经叛道。我说，这个全属杞
忧。若使不是经不是道，离他叛他不是应该吗？若使果是经果是道，
那么，俗话说得好：‘真金不怕红炉火’，……经一番刮垢磨光，越发
显出他真价。倘若对于某家学说不许人批评，倒象是这家学说经不起
批评了”。
“因为提倡解放思想的人，自然爱说抉破藩篱的话，有时也说得
太过，那些坏人就断章取义，拿些话头做护身符，公然作起恶来。须
知这也不能算思想解放的不好，因为他本来是满腔罪恶，从前却隐藏
掩饰起来，如今索性尽情暴露，落得个与众共弃，还不是于社会有益
吗？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我苦口谆劝那些关心世道人
心的大君子，不必反对这个潮流吧”。
陈独秀：《敬告青年》一文摘录：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
学与人权并重”，“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
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
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
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
特别历史国情之精神，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
之智识。国民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
《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月25日发表的《佩服与崇拜》（雁冰）一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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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方的亚当夏娃重写出生证（3）
“中国人崇拜心一向很重要；几千年来入儒家名流的人，对于孔
二先生，没有一句话是错的，这是一层崇拜；”
“我以为我们不论对于古人或今人，只有佩服没有崇拜；而且佩
服的也决不是这‘人’，却是这人的‘某话’、 ‘某行为’。换一句话，
即是佩服的是真理，不是其人”；
“凡是佩服，一定是先了解其人的话；就是听了这句话后，先经
过自己理性的审考，……否则，这是盲从”，“崇拜的心理，易使行为
入于盲从”；
“要晓得大家都是朝无尽长的阶段爬；我们千万不可自傲，不可
看人不起，却也不可崇拜什么人”，“我们若将崇拜心掯牢，便见不到
这境界，不但害了自己，也累了那爬到第十级的苦人儿，生生地做成
了个偶像”。
后来，沈雁冰又专门写了《谈独立思考》一文，对反对个人崇拜做了重要补充：
“教条主义是独立思考的敌人，它的另一敌人便是个人崇拜。如
果广博的知识是孕育独立思考的，那么，哺育独立思考的便应是民主
的精神”，“井底之蛙恐怕很难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应声虫大概从没有
感到有独立思考之必要。而且驰百里的驿马虽然见多识广，也未必善
于独立思考”。
“前人的经验和独立思考的成果，应当是后人所借以进行独立思
考的资本，而不是窒息独立思考的偶像”。
该文还告诫人们：“常常思想到自己，不想到别人的人，他们面
前的可能的危险是：让‘独自’思考顶替了独立思考”。
上述文章的观点表明，所谓“自主意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固然有个人摆脱人身依附的社会关系和“一日无君，六神无主”的奴才心理的方面，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更重要的是唤起广大民众的觉醒，自主意识的核心是民主意识。所谓“朝前意识”，就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如此落后和民众精神如此愚昧的情况下，能够以比较科学的观点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朝前意识就是科学意识。康有为谈及富国之道时曾明确的表示，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原因在于“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而我中国文物之邦，读书识字仅百分之二十”，“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 。康有为一个世纪前讲的话，中国的许多人几经折腾，饱尝教训，才在近20—30年真正有所领悟。直到近几年仍然把“知识差距导致国力差距”当成最新的理论加以宣传 。
4、中国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社会总的状况，决定初生的近代知识分子处于软弱无力的社会地位。
长期以来有一种影响颇深的看法：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近代知识分子具有软弱性。这一看法，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认识上有很大的片面性。理论上也有简单化、贴标签的毛病。知识分子在一定时期，曾扮演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的呼唤者和政治理论代表的角色，并非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奴仆。马克思曾讲过：“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 ，“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 。恩格斯也讲：“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表现，也证明了这些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时，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六君子”，在顽固派的屠刀下血洒京城，英勇就义。谭嗣同就义前慷慨陈词：“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有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后来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运动，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方声洞（时年26岁，留日学生）给父亲的遗书中掷地有声的说：“男儿在世能建功立业以强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烈士冯超麟（时年22岁，南洋水师学校学生）参加起义前，闻父病危乃曰：“国事公也，家事私也，……吾宁受负父之大罪，不能失此千载一时之机，而终为亡国奴也”。烈士林觉民（时年25岁，留日学生）在给妻子的遗书中深情地说到：“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做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其业绩与精神，将永垂青史。
为东方的亚当夏娃重写出生证（4）
我认为，这些才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主流。那种把“资产阶级软弱性”说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本性，而大加鞭搭的做法，明显的带有偏激情绪。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本身与他们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相比，确实处于“软弱无力”地位，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是以自己的知识立足于社会，既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也不掌握政权，更没有军队。它推动社会改革和现代化的主要手段是知识，靠“一支笔”（著书立说、写文章）“一张嘴”（教学讲课，演讲）造舆论、发议论、宣传其主张。而它所面临的社会，是极其黑暗的封建专制统治，既无议会可利用，又无言论、出版等自由，一切靠“枪杆子”说话。此时的知识分子人单力薄，“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很难施展才华，实现抱负。
中国近代工商业和资产阶级的发展状况，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政治活动有没有影响呢？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近代工商业发展很晚，始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很迟，直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处于形成过程中。这就使得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虽有强国富民、实现现代化的愿望，却很少能从中国的社会现实中获得思考和研究的丰富材料，从而形成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坚实的思想理论。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经济思想，往往只是借鉴了西方经济理论观点，而缺少对中国现实的深刻思考。据19世纪长期在中国办报的李提摩太讲，他在报上所发表的文章有一半以上都为当时中国国内各报纸所转载过。他的著作《时事新论》和林乐知的《中西关系略论》，几乎是当时谈洋务、讲维新的人所家喻户晓的。“这些外国侵略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知识是十分浅薄的，……由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多半没有受过系统的资产阶级学术训练，不容易直接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吸取所需要的理论观点。相比之下，倒是这些外国侵略分子所介绍的零散的、浅薄的知识，还较容易为他们所理论和吸收” 。思想浅薄，缺少现实的深厚根基，缺乏理论的力度，是构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软弱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是新兴资产阶级对近代知识分子提倡改革、推动现代化的政治态度，各不相同。中国较早的和较大的企业，除外资创办者外，许多都是由大官僚们首先着手经办的，他们经济实力强，政治势力大，如对10个纺纱厂的创办人的调查，能查出身份的有9人，7人是现任官僚和退职官僚，包括当朝宰相、头号大官僚李鸿章，这些人虽然也赞成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但积极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反对搞君主立宪，不赞成政治体制的改革。另一部分民办企业家发展较晚，再加上受到“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控制，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都远不如官僚资本。以近代著名的资本家张謇为例，他自己没多少资本，所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主要得到了两江官方（主要是刘坤一）的支持。又由于同封建势力有着密切联系，其企业才得以较为迅速的发展。这就决定张謇虽有改革要求，却对封建势力表现出更大的妥协性和保守性。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变法维新运动时，张謇虽然也是知识分子出身，却不肯积极参加变法活动，并且一再劝康、梁“勿轻举” 。至于民办企业家的中下层，处境更为艰难，其态度显得十分无奈。《徐愚斋自述年谱》的作者徐润评说道：“＇官方经理＇有强权而无公理，何以服人……余明知不合公理，但卵石之势，无可如何，只可随众而已” 。因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推动政治改革、呼唤现代化的活动，很难得到正在形成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有力支持。
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于贫穷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在中国近代史上，虽然也表现出反抗和斗争精神，如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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