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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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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文革重知识 冲破凡是搞平反（3）
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政治气候和大环境中，大张旗鼓的为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气派的，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承受巨大的压力。有些人从“两个凡是”出发，认为：“只可以单纯摘帽，不能平反”，“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全党不就乱套了吗？”。有些人主张：“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点样板，作为反面教材，进行教育么！”。甚至有些人指责：“平反冤假错案，势必搞乱局势，制造新的不稳定”，“改正右派是‘右倾’，为右派翻案”，“你们自找麻烦，将自食其果”237。当时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胡耀邦同志等，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两个不管”，即：“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针对有人说：“这样改，太多了！”，胡耀邦回答：“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一批党的领导人和老革命，带头反省自己，承担责任。邓小平说：“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238。另一位老革命家李维汉也说：“我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对反右是积极的，错误多大，我都有一份重要责任，对于一切被误伤的同志和朋友，我至今仍然感到深深的歉意”239。李维汉最先提出“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是“不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要复查平反”，并且提出为历史上王实味的冤案平反问题，他说：“我是当事人之一，为了向党和同志负责，有责任提出我的意见”240。这一时期负责复查平反工作的胡耀邦，1982年12月25日主动给中组部写信，建议为团中央被错误处理的干部项南平反，他说：“当时我是团中央第一书记，理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并一再表示：“这一案件办不好，我心中是很不安的”241。中央领导人和老革命家们的这种认真负责、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精神，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也在广大知识分子心目中，留下极深的印象。
回顾这段历史，尽管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知识分子（主要是“右派分子”）的平反工作也有差强人意的地方，如反右斗争中55万右派分子只有90余人不予平反，也就是说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八以上搞错了，却出于某种政治考虑，不顾判定事物的量与质的关系，坚持说反右斗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是“严重地扩大化了”。既然以上都搞错了，怎么能说“完全正确和必要”，仅仅是“扩大化”了呢？尽管存在着这样一些瑕疵，然而中央为知识分子平反所作的大量工作，是有目共睹的。它为纠正长期以来被丑化了的知识分子形象，为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为全国人民重新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籍以实现现代化，起了巨大而深远的作用。
知识分子新理论在拨乱反正中形成（1）
早在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舆论，如“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不学ABC，照样干革命”，以及对知识分子的种种迫害行为，他在听取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汇报后，肯定了《科学院汇报提纲》（草稿），鲜明的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对有水平的科技人员要爱护，发挥其作用”。后来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又讲：“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要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同年8月18日，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邓小平提出：“随着工业的发展，企业的科技人员数量应该越来越多，在全部职工中所占的比例应当越来越大”，要解决知识分子用非所学的问题，发挥他们的技能。在随后刮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邓小平的这些正确主张，统统被“四人帮”批判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毒草”。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在拨乱反正中，不仅坚持了上述正确思想，并且提出一系列关于知识、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观点。如在批判“四人帮”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中。邓小平针对197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批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说：“《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纵观这一时期邓小平的言论，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新时期知识分子的理论、方针，其要点是：
1、搞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因此，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由此可见，新时期知识分子理论、方针的出发点，与“文革”中和“文革”前有了根本的变化。过去尽管对一部分科技知识分子，主要是搞国防科技和尖端技术有关的知识分子，也还是很重视、很重用的。从总体上看，是为了搞阶级斗争而团结、利用和改造知识分子，团结和改造、批判和利用的矛盾始终不能解决。新时期放弃了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现代化做出发点，认识和对待知识分子问题。
2、在培养人才上，不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课堂”，“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和“生产斗争实践”中培养人，而是看重系统的正规的学校教育。邓小平通过批判“两个估计”（即：“文革”前的学校都是资产阶级专政，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纠正了否定学校正规教育的错误观点，恢复了高等学校的考试制度。1977年，全国约有570万青年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全国各大专院校从中择优录取新生273000名。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培养了一大批有生力量。
3、改变过去从知识分子与阶级的隶属关系视角所做的形而上学分析，坚持“马克思曾经指出，一般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这就是说，他们也是受资本家剥削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特别是现代化大生产，“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这样，就从理论上回答了“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242。后来，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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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新理论在拨乱反正中形成（2）
4、邓小平的新时期知识分子理论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前瞻性。他十分注意人的现代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现代化的人。他说：“按经济规律办事，就要培养一批能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244。为此，他主张“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实行开放政策”，“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要积极参加这个世界实验室的工作”245，他以放眼世界的远见卓识，冲破闭关自守的狭隘的人才概念。一方面“请进来”，吸收大批国外人才到我国工作，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仅1986年引进国外技术和管理人员1600人，后来很快上升到几万人。另一方面“走出去”，1978年第一批向28个国家派出480名留学人员，到1986年，外派留学生达增至30500余人。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学成回国的只占29％左右，但丝毫未影响我们的决心。出国留学人员越来越多，回国效力的也越来越多，其成效越来越显著。据有关调查统计，由1979年对外开放至20世纪末出国留学总数达58万人，分布于103个国家。除已回国的15万人以外，5年内准备回国的占21％，5——10年内回国的占37％，10年以后回国的占23％，不愿回国的只占19％。
5、改变了过去用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标准，邓小平说：“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246。人们谈起邓小平，往往和“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猫论”联系在一起。赞赏者称之为“务实哲学”，贬损者谓之“实用主义”。我认为，具体到邓小平提出的用人标准，这两种看法都显得浅薄。“为人民造福”，突显了共产党人的根本目的，共产党人过去搞社会革命和今天所搞的社会主义事业，除了“为人民造福”，还能有别的目的吗？“发展生产力”，不仅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依托，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列宁讲：“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资本主义”247。由此可见，还有比“发展生产力”更重要的政治吗？
纵观邓小平的新时期知识分子理论、方针，主要是讲科学技术知识分子，尽管偶尔也说过：“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248，但很少涉及社会科学知识分子。我想，这和老一代革命的政治家们，在如何对待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上，始终处于矛盾和困惑的状态有关。建国初期的“反右斗争”中，其主要对象是搞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大学里的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右派分子”占的比例比其他系要高得多。60年代的“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占领”的夺取阵地的斗争中，主要对象仍然是搞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文革”结束以后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年代，社会科学工作者既为现实的###（批评“两个凡是”），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了大力，也为政治家们添了麻烦，如一部分人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宣传，以及国外各种学术思想的引进，“扰乱了人们的思想”，以致引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波澜。邓小平既是新时期的开拓者、总设计师，又属于老一代革命领导人的范畴，历史不能不在他的身上留下痕迹。
到了以###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从“###”的高度认识和对待文化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努力建设先进文化，与努力发展生产力，同样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任务。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知识分子理论、方针。
一是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族的兴衰和现代化的进程。90年代初，###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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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新理论在拨乱反正中形成（3）
二是强调了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极为重要。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给人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49。2002年4月28日，###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对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五点希望：“增强创新意识”，“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与时俱进”；“努力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衡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性质、方向和水平的根本尺度”250。
三是把重视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与战胜愚昧迷信联系起来，与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联系起来，“一个社会如果愚昧迷信盛行，科技创新不仅难以产生，就是产生了也可能被忽视、被扼杀，难以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作用。事实告诉我们，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科学与迷信、知识与愚昧的斗争并未停止”251。“科学技术是战胜愚昧落后的强大力量，是反对迷信和邪教的尖锐武器”，要“努力传播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向，提高群众的科学素养”252。这一见解，抓住了重视知识，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基础。
四是把对知识分子的方针由过去的“团结、教育、改造”，改变为“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这一新的方针，为知识分子全面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若干思考（1）
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要思想，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赞同和拥护。其中“代表先进文化”，尤其引起广大知识分子和理论工作者的重视。不少人就“什么是先进文化”发表了很好的见解，对我们提高认识和加深理解，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如有的认为：“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能够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文化”253。有的认为：“先进文化，就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社会成员最根本利益，反映时代发展潮流的文化”254。还有些人对先进文化的具体内涵做了探讨，如“五种特征”说认为：先进文化应当是兼容并蓄的文化；先进文化应当保持本文化的优良传统；先进文化是有着灿烂未来的进步文化；先进文化必然要和先进生产力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联系；先进文化是保证人民身心健康的文化255。
上述看法，各自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先进文化问题，然而我更倾向于一种简明扼要的概括：即先进文化应包含“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四化”（民族化、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其中，是否要“民主化”，近些年一直有争议。有些人担心讲“民主化”，就会和资本主义文化混淆了界限。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远在“五四”时代，陈独秀等革命者就高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后来的几十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是称为“新民主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后，人民当家做主人了，更应当理直气壮的高举起“民主”的旗帜，“民主”是我们的根基所在。也有些人认为：“大众化”就包括“民主化”了。不对，大众的不一定是民主的。封建社会也有大众的文化，其内容反映了老百姓的呼声，其形式也为老百姓所喜欢，然而它并不具备现代意义的民主思想和民主精神。
在学习“代表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我也明显的感到有些文章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极不利于我们总结经验与教训，以求更好的发展。如宣传我们党始终代表着先进文化的方向，那么，50年代把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60年代大搞封建愚昧的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全面摧毁文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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