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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运动。如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思想，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梁漱溟的文化观，直到反右斗争。尔后又有“插红旗，拔白旗”，批判“白专”，矛头所指，几乎涉及学校的所有老师和学生。初期的运动，应当说对肃清西方殖民主义影响，振奋民族精神，在当时起了一些作用，然而，整个批判运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由思想文化转到知识分子群体，由思想清算转到###，由一般批判转到对人的政治惩罚。
　　今天回过头来反思，这一思想文化战略存在着明显的失误。它急于“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中绝种”，清除历史留下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实行两个“彻底决裂”（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实现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一统天下。这种思想上追求“纯而又纯”和经济上追求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一样，是在现实世界建造“空中楼阁”，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实施中以政权力量和政治运动形式，强制性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违背了思想的特点和认识的规律。正如一位伟人所说，思想是消灭不了的，思想只能改变。也就是只能以现有的思想认识为基础，通过学习和实践，逐步的提高和改变。急于求成的做法，还容易混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混淆政治问题与思想问题的界限，使许多人受到伤害，特别是传统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受到的伤害最大。
　　高度集权的体制，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一切行动无条件服从统一的指挥，思想上做“驯服工具”。林彪鼓吹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实际上是不需要理解，只需要执行，完全把人当成了机器，当成了工具。人和机器、工具最大的不同，恰恰在于人有思想，执行要靠主观能动性。即使战争年代，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之一，也是发扬军事民主。柯庆施唱得调子最高：“相信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则是赤裸裸的蒙昧主义。一时期，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气氛：“大树特树领袖的绝对权威”，“紧跟领袖就是方向，紧跟领袖就是胜利”。全党只有一个头脑在想问题，绝大多数人只是消极的服从和紧跟，扼杀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精神。一个人从儿童起，接受的教育就是：“听话才是好孩子”。到了青年时期必须学做一切听从领导安排的“螺丝钉”，当了干部要处处与顶头上司“保持一致”，一切“紧跟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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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昧主义何以一度泛滥成灾（3）
在这样一种气氛下，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显得格外不协调。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思想比较活跃，爱想问题，往往被视为“思想复杂”，“不好领导”；知识分子有较多的知识，“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眼界比较开阔，思维方式上具有多元性，不习惯单一性，容易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往往被领导视为“异类”；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式具有个体特点，每个人的脑袋都是一座独立的加工厂，习惯于发挥个人的独立性、创造性，反映在个性上往往“特立独行”，容易缺乏“集体主义”观念，这一特点常常被夸大为“个人主义”、“精神贵族”；知识分子相对地说接触书本知识多，对世俗社会缺乏深切的了解，在行为方式上往往“书生气十足”、“认死理儿”，有些人甚至不知天高地厚的喊出：“从道不从君”、“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也”之类的疯话，留给领导的印象：“十分狂妄”。知识分子的上述特点决定，碰到与领导有意见分歧，特别是重大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往往容易被“上纲上线”，当成敌对分子。在有了以思想划阶级的理论以后，知识分子顺理成章的被划为资产阶级，统统成为革命的对象，并被赶出上层建筑的舞台，于是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的惨痛悲剧。
　　这里，我想讲一讲“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并不一致，如有的认为，“‘一致’就是中央怎么想，我就怎么想；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有的一听有不同意见，就上纲为与中央不保持一致。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与中央保持一致呢？我认为，政治上保持一致，就是坚决拥护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思想上保持一致，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思想路线。至于在若干具体问题上，领导与被领导，中央与一般党员，干部与群众，由于所处的地位、思想水平、了解情况等方面的差别，出现这样那样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能随便扣上“不一致”的帽子。
　　从认识论上说，全党的认识状况总是处于又一致又不一致，由不一致到一致的过程中。问题在于，大的政治行动必须坚决贯彻中央的决议，全党统一行动；努力使认识上的不一致，通过学习、讨论，逐渐达到或接近一致。有些认识上的不一致，应当允许其在行动上不违反决议的条件下，保留意见，通过实践去解决。我想，只有这样认识“与中央保持一致”，才能有助于创造一种更加民主的空气，调动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全党的凝聚力进一步提高，全党的工作日臻完善。
　　

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是什么？（1）
“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
　　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
　　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
　　“不应该认为，所有民主派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者。
　　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
　　壤。”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9世纪中期，一些早期接触西方文化，睁开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深感封建王朝统治下的整个社会死气沉沉，渴望能有所作为。他们呼唤风雷，期待改革，向往着神州大地出现一派生机。晚清著名思想家、诗人龚自珍于1839年写下的一首诗，充分表达了这一情绪：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从19世纪40—5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应运而生。他们孜孜以求的向西方寻找真理，为国富民强、振兴中华奔走呼号；他们大胆著书立说，传播真理和科学知识以唤起民众；他们为剔除腐败，推动社会改革，流血牺牲，在所不惜。这批知识分子和先前的士大夫相比，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一是学习和研究学问的目的变了，不再象《儒林外史》中所描写的那样，为考取功名，终身围绕着科举场转，而是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为民生。这就使知识分子相当程度的摆脱了“无病呻吟”的低迷状态，增添了新的活力。二是知识结构起了变化，不再是只通晓“四书五经”、“子曰诗云”，开始接触西方的人文科学和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从而眼界大为扩展，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三是职业结构变化了，不再只有“读书为官”一条路，而是随着教育、出版、新闻、科学技术、法律、实业等各种职业的兴起，容纳了更多的知识精英。这就相对减少了知识分子对统治阶级的依附性，增强了独立性和对社会的批判性。他们之中涌现出一大批叱咤风云、彪炳史册的人物，如林则徐、魏源、洪秀全、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郑观应、李善兰、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以及一大批自然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
　　长期以来，我们在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些观点值得重新研究，如把这批知识分子，阶级定位为“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历史定位为追求西方文明的失败者，社会定位为“秀才造反三十年不成”的“多余的人”。特别是对他们留下的十分丰富而可贵的思想遗产，认真的研究和学习不够。我认为，要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首先需要明确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即这一时期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史学界一直把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做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并以此做为衡量一切人物、事件和思想主张的坐标。这一说法，近些年受到质疑。如有些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一直否认发展生产力、搞资本主义近代化是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之一，只把历史看成阶级斗争的历史，只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来研究历史，把一切反帝反封建斗争都加以充分肯定甚至有意地拔高，而对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搞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某些人和事，则有意贬低甚至否定”　。他们提出两种新的看法，一为“生产力主题”说，即：“只有努力发展生产力，使我们富强起来，才能解决近代中国的各种主要矛盾”　。一为“现代化主题”说，即：“近世中国，技术发展的趋向是从手工技术向机器技术变革；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向是从农业为主向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型；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向是从专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概括起来就是机器化、工业化和民主化。上述进程并没有在1949年中止，至今仍在继续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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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是什么？（2）
与“阶级斗争主题”说相比，“生产力主题”说和“现代化主题”说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视野更加开阔了，认识也进一步深化，然而，后两种说法虽然抓住了“现代化”这个主题，却对中国实现现代化所要面对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缺乏足够的注意，特别是说：“富强起来，才能解决近代中国的各种主要矛盾”，有明显的片面性，它把历史的因果关系颠倒了，“富强”是有条件的，不解决各种阻碍富强的矛盾，如不唤起民众的觉醒，不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主义的桎梏，“富强”只能是梦想。举个小例子，1905年，著名的工程师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铁轨铺到清河镇的广宅坟院，受到皇亲国戚的阻拦，说修路破坏了风水，必须改道，就这样顶在那里，使京张铁路的修建拖了很长时间不能进展。
　　我认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应该是“现代化”。这是从早年的启蒙思想家到现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不过认识的深浅有所区别。具体的说，“现代化”的内容，应该包含“工业化——民主化——中国化”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的递进过程。“工业化”是最早提出的振奋人心的目标；“民主化”，包括思想启蒙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也是对“工业化”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化”，则是对现代化认识的更高境界，即：现代化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而是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化。对于中国近代史前期（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具体主题和发展脉络，著名学者梁启超在20年代发表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做过如下描述：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
　　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
　　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觉得外国
　　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
　　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
　　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
　　人，真象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
　　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
　　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第三期，便是
　　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指辛亥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
　　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返思，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
　　拿旧心理运用旧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
　　对于梁启超这段话，有的学者把它概括为“现代化”内容的三个阶梯：“第一步，科技进步；第二步，科技进步＋政治改革；第三步，科技进步＋政治改革＋思想解放”　。它大体上表明了中国近代历史前期（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也表明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早期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认识过程，应该成为我们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的较为客观的坐标。
　　

近代知识分子与洋学堂的功过是非（1）
中国要富强，必须“改科举，兴西学”。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清王朝内部危机日益尖锐，外部又遭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加紧入侵，社会处于急剧动荡中。一部分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较为开明的官僚，要求革除弊政，抵御外来侵略，实行一定的改革措施。
　　他们把矛头首先指向禁锢思想、遏制人才的科举制度和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
　　科举制度本来对培养人才、选拔官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到明、清两代，把八股文与科举制结合起来，从而走进了死胡同。考试内容限制极严，只许围绕经书，“代圣贤立言”，甚至必须模仿孔、孟、程、朱等先贤的口气，不许有任何个人的思想发挥，写作形式规定极死，必须按八股文的“启、承、转、合”等框框行文，不得越雷池一步。久而久之，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知识结构，乃至人生价值取向，都被禁锢在科举与八股范围内，扼杀了思想的生机和人才的成长。据书载，清道光年间，广东三水县有个叫陆云的书生，从儿时考科举，直到103岁才以举人身份入京应试，人的一生精力和追求，包括喜怒哀乐，都消耗在科举考场上。
　　针对科举弊病，早在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就曾指出，科举制度胜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日知录》卷十六“拟题”）。晚清思想家冯桂芬也表示：科举制“禁锢人生之心思才力”，“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另一位思想家郑观应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改科举”、“采西学”。维新派主要思想领袖康有为，甚至激昂慷慨地说：“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推求本质，皆由科第不变致之也”。维新派另一位著名人物梁启超则具体指出科举制度的危害：“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通古今，不知五洲”。
　　再从学术风气方面看，清朝乾隆、嘉庆时代（1736—1820）考据之学风行于世，并形成盛极一时的考据学派。许多文人在清朝政府屡兴文字狱的高压和利诱下，不问世事，纷纷到古书中寻章摘句，从事训诂、校勘、辨伪、辑佚等工作。“终日在书本之内下功夫，使学术完全脱离了实际生活，眼光窄隘，思想闭塞，排挤了一切进步思想的发展”　。在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的危难中，一些富于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对舍本求末、烦琐、空疏的考据学风，越来越不满，并给予愤怒的抨击，代之兴起了经世致用之学。著名知识分子龚自珍、魏源就是倡导者和代表人物。经世致用的主张者们认为，考据学“考证于不必考证之地”，使得“学术衰而人才坏”，“术愈精而人愈无用”　。主张“经世致用”，即学术要和经邦治国、治理世事联系起来，“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体”　。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经世致用做了更加通俗的解释：“抛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做学问而做学问，而是为政治而做学问”。引导人们正视现实，揭露时弊，并建议朝廷“广贤路”、“整戎政”，强化清政府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对科举制度、考据学风弊病的揭露与批判，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为改革教育制度、开办新式学校，做了思想和舆论准备。
　　到19世纪60年代，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较为开明的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维持清政府的统治，发起“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曾国藩于1862年6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李鸿章也认为，要想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状况，“造就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当务之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