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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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谘踅绾徒逃缡亲什准吨斗肿诱莆帐等ǎ缁嶂饕逶缴钊耄蔷驮降挚梗驮奖┞冻鏊堑姆吹撤瓷缁嶂饕宓拿婺俊�133。“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这一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表现之二：以专政的手段解决文化问题。
斯大林长期以来以肃反手段解决思想文化问题，禁止言论自由，并使言论自由者首先失去人身自由，甚至肉体消灭。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虽然吸取了斯大林的某些教训，如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化政策上的“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要以言定罪等等，但很快来个180°大转弯，在反右斗争中，对“右派分子”就实行“以言定罪”，并创造出“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自我矛盾的政治概念。应当说，这些现象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党和毛泽东主席始终坚持“以专政的手段解决文化问题”思想体系的必然结果。这些基本思想是：
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7）
（1）知识分子的影响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战场。1957年2月，毛泽东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134。当年7月，又说：“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35。这里，毛泽东不仅认为“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而且认为在“三大改造”之后，“思想战线”逐渐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战场。尽管作出这些政治论断的同时，也曾提出文化问题的某些不同的特点以及相应的政策，但只能是说一说或者是权宜之计。既然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和革命的主要战场，最终导致以政治的手段，即以专政的手段加以解决，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2）以思想划分阶级。1958年5月，康生在一个理论工作座谈会上曾对中央的这一理论解释如下：“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也包括在内。知识分子属于剥削阶级是从思想角度看的。有的知识分子说，我们越来越升级了，以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后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又是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呢？这是从思想范畴来看的”。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不仅把知识分子视为一般的剥削阶级分子，而且视为剥削阶级中最有资本与共产党对抗的分子。他认为地主名声臭了，买办资产阶级也早就臭了，然而知识分子影响大，“知识分子吃得开，那一样都缺不了他”，“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136。知识分子既然定性为剥削阶级，并且是最有威胁的剥削阶级，难道不应该施以无产阶级专政吗？
（3）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某些理论思想。列宁讲：“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137。这里突出的强调了两点：一是“采用暴力手段”；二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无产阶级专政改称为人民民主专政，但这两个理论思想没有任何变化，即强调暴力手段和不受法律约束。具体的说就是一切由党委决定或领导个人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可依，“人民”或“人民的敌人”成为极不确定的的概念。今天，领导者认为你是人民，明天就可能认为你是专政的对象。从而不仅失去一切“发言权”，连工作权力和一切人身权力都可能被剥夺。整个“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也随之成为极不确定的理论。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在上层建筑领域，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则是不值得奇怪的事了。在知识分子成堆的文化领域施以专政，则是不值得奇怪的事了。
表现之三：以官本位的体制管理文化事业。有一位资深的老专家所走过的人生之路，令我久久不能忘怀。经济学家陈翰笙，是1925年入党的老干部，终生不愿做官，从事学术研究工作，27岁即任北大教授。精通多种外语，学术成果甚丰。他的论文著作在美国197所大学都能见到，是在世界上很有知名度的学者。陈氏建国以前，从1928年到1934年曾组织人员跑遍大半个中国搞调查研究，收集第一手经济资料，为确定中国社会性质做出贡献，并培养出张稼夫、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一批经济学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骨干。建国以后，陈翰笙不愿做官，一心想继续搞学术研究，结果却很难在学术上发挥作用。尽管他注意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对“大跃进”之类的行为提出质疑，招来的是后半生的坎坷命运。“文革”后期，如此大的经济学者，不得不“自动在家里办起了外语学习班”，以发挥“余热”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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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8）
陈翰笙的悲剧，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官本位体制与发表文化学术事业的矛盾。官本位体制在文化和学术领域的表现，不仅是做官在实际利益方面，如工资、待遇、房子、车子、社会地位等，远远高于学者，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学术方面的发言权、决策权、决定权，也远远大于学者。官是文化学术上的“主人”，学者则仅仅是贯彻官员思想的“驯服工具”。其结果，不仅压制了广大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甚至使学术成为盲目听命于政治的附庸品和牺牲品。如1958年“大跃进”狂热中，有关部门曾下达指示给中国科学院六个化学和生物学研究所，研究“粮食多了怎么办？”，当时被认为是“具有重要的世界战略意义”的课题。而此时即将面临的是粮食紧缺、瓜菜代、浮肿病、上千万人饿死的残酷现实。
有的学者对我国目前仍在实行的这一套文化学术管理体制的弊病，作了如下剖析：
“首先，由各部门拟定下达研究项目，研究人员填表申报以争取
项目的经费，既象命题作文，又象计划管理。这就象一个女人准备生
小孩，申请营养费一样，有的说我生的小孩将来智力超群，有的说我
生的小孩将来是个大歌星。然后叫一批评委打分评等级，分发营养
费。……通过申报选题获得资助这一途径取得的研究成果，多少有学
术创新价值？”——读到这里，我想起美籍华人大数学家陈省身讲一
段听着颇为偏颇，然而却中时弊的话。他说：“科学最坏的是有计划。
最好的科学是没有计划的，是发现出来的。X光是怎么发现的？是伦
琴晚上到实验室，发现这个光太怪，于是去研究，才发现了它特殊的
性质。……最要紧的发现不是上边有个支持，然后跟着做就做得出来
的”139。
“其次，政府评奖。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而不是哪个部
门的认可，……许多研究成果的真理性经过许多年后才能看出来”，
特别是这一作法又和“增加工资，扩大房子，安排孩子”等联系在一
起，“迎合了一些人的虚荣浮躁心理，评出的成果多为平庸之作”。
“第三，评价人文社科成果的许多方法不科学。许多部门、单位
把全国报刊和出版社分三六九等，以此作为论著的质量等级，这种方
法荒唐到连起码的学术史常识都不顾及的程度。历史上许多高质量的
学术成果在作者生前没有机会发表，死后才得以发表；有的投给大报
刊不予发表，在小报刊上发表后证明是高质量的，这些都是人们所共
知的常识”140。
官本位体制对文化学术事业影响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重视官的权威性的同时，在学者中大力推行“群体意识”。——打着群众路线的幌子，反对个人冒尖。我们国家在培养人才上，从小学生起，就在老师的绝对权威领导下，要求学生处处整齐划一，循规蹈矩，考试要求统一的答案，发言不喜欢有不同的声音。到科学研究单位，在统一规划下确定研究课题，课题的实施也往往要组织“大兵团作战”。等等。其负面的后果，在此体制下限制精英，培养平庸，对文化学术的发展造成极大的伤害。一位学者就这个问题讲的意见值得重视：
“在学术和专业发展的历程中，从业者组成了学会，聚集于大学
或研究机构，这对互相支持、传递信息、奖励杰出成就等，都起了很
积极的作用。但学术界的体制群体，往往也对创新者有负作用。这部
分是因为新的想法对权威是一种挑战；在更深的层次上，是多数人恐
惧在新思维的冲击之下，世代艰苦建成的知识大厦会土崩瓦解。
哥白尼一直到临终才出版他的《天体运行论》，不是因为恐惧教
会的反对（……），而是不敢面对天文学同行的嘲笑。远在与教会的
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9）
矛盾激化之前，伽利略的学说已引起了意大利大学里服膺亚里士多德
教条的学术权威一致的敌视。现代集合论的奠基者康托就因为他对实
数性质的发现，被当时的数学界权威视为异端，终其一生未能在德国
的重点大学里获得教席“141。
1949年前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分析（1）
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提出，建党64年来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演变，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从1921年到1928年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不存在轻视知识分子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是在知识分子中进行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还有方志敏，都是大知识分子，所以这一阶段不存在排斥、打击知识分子问题。
从1928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为第二阶段。当时革命失败了，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说就是给大知识分子弄坏了，党内大批引进工人，包括项忠发、顾顺章等。大批知识分子被打下去。张国焘自己是知识分子，也杀知识分子，排斥知识分子。
从1936年到1956年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我们是正确的。毛主席提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提倡爱护知识分子，提出“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第三阶段以后10年，主观上好象问题解决了，没有一个文件讲这个问题。所以，一到1957年就抓“右派”。
从1957年到1977年为第四阶段。又犯错误，不断排斥知识分子，什么“右派”、“臭老九”、“反动权威”。毛主席本身也经历这个变化，从重视知识分子到轻视知识分子。
1977年以后为第五阶段。我们重新开始继承毛主席第三阶段正确的东西，充分尊重知识分子，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42。
胡耀邦的“五个阶段”说法，讲出一个基本事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历史上曾经大起大伏。这里，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大起大伏？每个阶段变化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怎样评价党 对知识分子的基本理论认识？怎样估计“苏联文化模式”对我们的影响？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足以认真的总结并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建党前后和建党初期，个别领袖曾从理论上探讨过知识分子问题，如陈独秀于1921年1月22日《在工业学校演说词》中，提出“工程师和技术家，皆用脑力，都是劳动者”，“在独立生产上，脑力不可少，体力也不可少。脑力和体力，是同在一个阶级”。然而在党成立以后，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建设党，如何开展工农运动。因此，党的领袖们更多的是从政治视角观察和研究知识分子问题，他们一方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如指出近代史上三合会、洪门会、太平天国等失败的原因之一，皆是不信任知识分子，排斥知识分子143。也看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没有充分发动工农，“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包括在内）独唱的舞台，也就是屡次失败之根本原因”144。知道搞政治、搞革命、搞群众斗争，离开了知识分子不行。另一方面又感到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或弱点），与党的建设和群众斗争的需要不协调。因此，对知识分子更多的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如恽代英曾写过《为甚么智识阶级不能依赖呢？》、《秀才造反论》等文章，指责知识分子“空话多而实际行动少”、“很不容易有纪律的行动”，“争当领袖”等，甚至把革命事业与科学技术对立起来，认为没有社会的改革，“多一个技术家，便多一个流氓”。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革命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从主观方面看，由于吸取了十年内战中排斥和打击知识分子的历史教训，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于1939年12月做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我们的政府工作”，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并提出：“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的口号145。这一时期中央军委发布的许多文件，充分体现了党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精神。如强调“不要把知识分子的固有弱点（如缺乏组织性等）当作政治嫌疑看待”，“应加以信任”146。提出“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贫农、革命知识分子的军队，亦就是说共产党领导的劳动人民的军队”147。1941年8月8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关于培养知识干部的指示》更从“现代化”的认识高度，给知识和知识分子定位：“我军建设目标是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的有高度战斗力的强大的正规军，这不仅要有高度的政治质量，而且要能掌握现代化军事技术。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准备大批有相当文化水平的知识干部。因为要掌握现代技术，没有知识，不懂科学是不成的”。1942年9月17日，军委总政治部又提出对知识分子“容”、“化”、“用”的政策，“容”即“容纳”，“化”即“革命化”、“无产阶级化”，“用”即“正确分配工作”。
1949年前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分析（2）
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有四件事，对党的领袖们关于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态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四件事是：清算教条主义，中央研究院肃反，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以“第三条路线”和“民主个人主义”的批判。
十年内战中，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统治全党，教条主义之风盛行，毛泽东身受其压，深感其害。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全党开始清算教条主义，树立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对于全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然而在清算教条主义过程中，毛泽东也产生了某些偏颇之处。胡乔木曾说：毛泽东写的几章清算教条主义的文章“用语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它是毛主席编《六大以来》时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这与1942年初开始的普遍整风运动中他所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很不协调”148。其中包括对知识分子的若干片面的、过头的看法。如离开知识分子从事脑力劳动的特点，以及现阶段存在的不同社会分工，指责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作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认为学习书本知识“比大司父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牠，牠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那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甚至指责教条主义的书本知识“实在比狗屎还没有用”149。
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是从知识分子问题开始的，当时院里的知识分子多，年青人多，办了个《矢与的》墙报，鼓吹“彻底民主”、“绝对民主”，片面要求民主，忽视集中。王实味也发表文章，主张在生活待遇上搞平均主义，对延安的某些问题冷嘲热讽，表现出很大的情绪。他的文章在延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央研究院有95％的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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