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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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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五四运动，忽一变而为读书运动！”，“另一种是不相信胡氏的读书主义的，但是他同时也不赞成开会巡行的法子，以为要救国须先改良社会，所以这般人便去办书店，设工场，设学校，组织工读互助团，实行半工半读的计划。他们以为倘全国的人都能如此，将一件一件的好事做起来，中国便会达到好的地位，不知道这只是一些空想不可能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不论办一件什么事情，是逃不脱各种压迫，国家先不能救，却想先改良社会如何是可能的事” 。
胡适，是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认为五四运动的经验教训表明，专靠青年学生开会游行的办法不能有效的挽救国家危亡，要救国就要从重振文化入手，具体办法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研究问题”，即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的种种问题；“输入学理”，乃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整理国故”，就是通过整理古代典籍，“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寻出一个真价值来”，对旧文化， 要反对盲从，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通过上述办法，达到“再造文明”的目的。胡适的这套主张，其积极方面是继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传统，强调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和科学态度。他重视再造文明对一个国家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应该说是很有价值的。正如一位专家指出：“文化力是促进人的解放的重要杠杆” ，文化的发展为人的解放提供了重要手段和工具，对社会政治变革起着前导作用，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胡适本人在“再造文明”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并成为“五四”以来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胡适的悲剧在于，当历史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把政治推向非常突出的地位时，他却想避开###，“拿文化运动当做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陈独秀语），这就使他扮演了“诵五经退贼兵”的悲剧角色，也把自己置于时而声言“不谈政治”，时而大谈政治的尴尬地位。胡适悲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传统的了解，往往停留在书本上，而对活跃于社会和民间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生活，缺乏真切的感受，甚至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如说“中国百事不如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就使他的“再造文明”实际上变为“全盘西化”的主张。
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反思（2）
蔡元培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通过对五四运动的反思提出：“现在学生方面最要紧的是专心研究学问，试问现在一切政治社会的大问题，没有学问，怎样解决？有了学问还恐怕解决不了吗？” 。因此，主张“教育救国”。蔡元培和胡适有所不同：1、他充分肯定了学生运动的社会价值和对学生自身成长的重要意义，认为：“一年以来，因为学生有了这种运动，各界人士也都渐渐知道注意国家的重要问题，这个影响实在不小”，学生们通过“努力实行社会服务，……和平民社会直接接触，更是增进阅历的一个好机会” ，2、他并不认同“钻故纸堆”的做法，而是强调学术和知识的应用，认为：“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
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 。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杨杏佛，对“教育救国论”者“鄙视政治运动而不为”的弱点，做了重要补充。他一方面肯定：“中国尚文，当政治污浊之际，士常能以气节文章左右风气，挽回劫运”，称赞蔡元培面对腐败政府“一怒出都，以不合作主义为国人倡”；另一方面指出：“欲贯彻教育之主张，必先有政治修明之国家”，因此，“学者生当乱世，自当以救国救世为先勇”，他赞扬大科学家美国的佛兰克林和法国的拉瓦谢非，一个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功臣，一个是法国大革命的烈士 。
被称为“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的著名学者丁文江，对政治的态度则与胡适、蔡元培不同，他是自然科学家，也是人文学家和“学术界的政治家”。在努力研究地质科学的同时，积极参与创办评论政治的周报——《努力周报》，抨击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国时政，和胡适等人一起鼓吹“好人政府”的政治主张，发起了由众多学者参加的近代史上有名的“玄学与科学”的大辩论，宣传“科学的知识论”，“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他认定“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批评胡适：“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丁文江对苏俄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态度是矛盾的，有些看法入木三分，并且具有相当的预见性，现举数例：
丁文江言论之一：
“我少年时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一年以前我又曾
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我曾问我
自己：‘何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
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
还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的答
道：‘苏俄的地质技师！’”。——这段话摘自《再论民治与独裁》一文，
从中可以看出，丁文江的政治里，爱国主义甚于意识形态的选择。
丁文江言论之二：
“我一方面相信人类的天赋是不平等的，一方面我相信社会的待
遇（物质的享受）不可以太相悬殊。不然社会的秩序是不能安宁的。
近年来苏俄的口号：‘各人尽其所长来服务于社会，各人视其所需来
取偿于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目标”，“然则我何以不是共产党的党员？
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唯一的途径——尤其不相信有什么‘历史的论理’
能包管使革命成功，或是在任何环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同样的方式。第
二我不相信人类的进步除去了长期继续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径。所
以我尽管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或是大部分）而不赞成共产党式
的革命”。——这段话摘自《我的信仰》一文，表明丁文江的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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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反思（3）
想是实现“各尽所长”、“按需取偿”的社会，然而他不赞成暴力革命
是实现理想社会的唯一途径，尤其不赞成只有苏俄一种模式，不赞成
过分夸大暴力革命在历史进步中所起的作用。
丁文江言论之三：
“我也不是迷信独裁制的。在现代社会中实行独裁的首领责任太
重了。任何富于天才的人都很难称职。何况这种制度的流弊太明显了。
要能永久独裁，不但必须要消灭政敌，而且要使政敌不能发生，所以
一定要禁止一切的批评和讨论。在这种制度之下做首领的腐化或是
‘盲从’只是时间问题”，“打倒神秘最努力的莫过于苏俄，但是最富
于宗教性的莫过于共产党”。——这段话也是摘自《我的信仰》一文，
他从理论上阐述了在现代世界实行专制制度的落后性，以及由此带来
的弊病——异化。使本来反对腐败和迷信的共产党，在高度集权制下
产生新的腐败和迷信即个人崇拜。
写到这里，我想到过去批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时，往往说他们盲目崇拜资本主义和对社会主义怀有本能的阶级仇恨。现在看来，过于简单化、形而上学了，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丁文江的上述言论可以作证。即使是长期被当作主要靶子的胡适与傅斯年也并不如此。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现象，作过认真的研究和思考。1926年6月，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写道：“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苦痛也渐渐明了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的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 。傅斯年和胡适一样，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资本主义时说：“百多年来，自由主义虽然为人们造成了法律的平等，却帮助资本主义更形成了经济的不平等，这是极可恨的。没有经济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不是真的” 。这说明，胡适傅斯年等人对资本主义制度还是采取批判态度的，有些见解是很深刻的。他们所说的两种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社会主义模式”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的丰富实践，“社会民主党模式”也在北欧的瑞士、瑞典诸国付诸现实，并见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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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与贡献（1）
文化保守主义，主张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某些外来的文化 ，创造中国新的文化。这一主张，大体上延续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促使欧洲思想界掀起批判和重新审视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潮。这一思潮传人中国，与原有的文化保守主义结合，形成东方文化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首先提出“东洋文化和西洋文化结合产生未来的新文化”的问题。梁启超访问欧洲归来，宣传“西方文化已经破产”，呼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梁漱溟于1921年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提出东西方文化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问题，而是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欧洲文化“意欲向前”，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强调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中国文化“意欲调和精神”，遇到问题不是改造局面，而是“自我意欲的调和”，“随遇而安”；印度文化“意欲反身向后”，遇到问题既不是改造局面，也不是变更主观想法，而是取消“意欲”，以超然出世的态度对待宇宙人生。他认为世界的未来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30年代又出现“本位文化派”，由陶希圣、何炳松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其宗旨，正如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所称：“以儒家之根本精神，为解决今世人生问题之要义” 。抗日战争时期兴起新儒学，主要有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著名哲学家担纲。如冯友兰提出：“社会制度是可变的，而基本道德则是不可变的”，贺麟主张：“以西洋之哲学发挥儒家之理学”，等等。
长期以来，对文化保守主义多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认为：“他是站在地主的立场而去软化农民和无产者的”；他是站在封建的立场而去反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近些年，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有所深入，并取得可喜成果。如青年学者何晓明所著《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一书，对文化保守主义从理论角度肯定了它的价值。该书认为：
“保守主义对现代化过程的本质分析，富有建设性的认识价值”，
“发轫于欧洲的原生型现代化，是以科技为主导的。在这种历史——
现实的背景下，西方思想家对现代化本质的理解，往往侧重于有关人
与自然关系（科学技术）方面的革新，而疏于有关人与人关系（心性
伦理）方面的进化。这种偏颇认识的现实报应，便是欧美地区科技突
飞猛进的同时，社会又为之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物欲横流，道德沦丧，
以至酿成全球性的战争悲剧。近代中国保守主义，则在承认科技进步
是现代化基本内容的前提下，着重强调现代化本质的另一面：心性人
伦绝非科技进步的牺牲品，它也应该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展、完善，
并以自己的功用来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和谐。换言之，科学技术和心
性人伦的共同进化，才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全部本质” 。文化
保守主义学者张君励，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曾指出：“现代化的程
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此话虽嫌矫枉过正，
但强调“现代化意识”的重要性，是十分深刻的。
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并不仅仅纸上谈兵，而是在中国农村搞了长达十几年的“乡村建设运动”，此举，被称为“儒学现代化运动的实践”。我们把梁氏的理论与“乡村建设运动”联系起来，或许更能了解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地位和认识价值。
梁漱溟为什么要搞“乡村建设运动”呢？他在1934年12月写的《乡村建设旨趣》中说：“近代西洋文明来了，逼着中国往资本主义工商路上走。……八十年来，除了乡村破坏外，没有都市的兴起，……不见新工商业之发达”，因此，他主张中国应当走一条不同的现代化之路，“这一条不同的路，便是从农业引发工业，农业工业为适当的结合，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乡村都市为自然均实的发展”，“我们只有向着创造新文明去努力才可以救中国” 。由此可见，梁漱溟所说的：“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所谓“文化问题”不是仅指窄义的文化，而是含盖了广义的“意识观念”。梁漱溟的“救国之路”，虽然回避了20—30年代的中国当务之急——社会革命问题（他不赞成和反对武装革命），但在探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乏真知灼见：其一，中国应该走与西方不同的，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化之路；其二，中国的现代化，应该考虑农业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三，以农业的发展促进工业的发展，工业与农业密切结合；其四，城市与乡村均衡发展，二者不可脱节；其五，“现代化意识”在实现现代化中占有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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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与贡献（2）
不必讳言，梁漱溟政治上是个改良主义者，不赞成搞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他曾说：“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动，必须另有一种农###动起来替代才可以。我们的农村组织除了一面从地方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动的正轨，可以替代共产党” 。我们以他在政治层面上的表态，代替“乡村建设运动”的总体指导思想，进而全部否定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思想，则有失片面。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抗日战争初期的表态，还是公允的。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向毛泽东宣传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毛泽东于百忙中详细阅读了梁漱溟的书，并且说：“你的著作对这个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 。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一般知识分子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统治，又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他们想找第三条道路，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乡村改良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梁漱溟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1930年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电召梁漱溟商议在山东开展乡村建设运动。1931年6月，在邹平县正式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梁任研究部主任，后任院长。1933年8月，山东省政府划出菏泽县为乡村建设实验区。一时吸引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来到这里，“他们主观上是企图改造乡村，改造中国，他们不是为着掩护地主资产阶级，甚至不是为着个人的金钱或地位，而是为着追求光明，追求自己的空洞的理想，而在这里艰苦地工作着” 。梁漱溟本人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到处宣传知识分子到农村工作。1930年暑期，他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演讲，中心讲“中国问题之解决”。他说，中国问题之解决的主动力，全在于其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打成一片，结合在一起所构成之伟大力量 。
乡村建设运动搞“乡村自治”，“政”（政权）、“教”（教育）、“富”（经济）、“卫”（保卫）合一，以村学乡学代替基层政权，“乡学村学，一方面是乡村自治机关，一方面是乡村教育机关”。到1935年，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13个县为实验区，1937年，山东省的107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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