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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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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一方面具有革命性，因他们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
反帝反封建的正义感，有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有较高的文化程度，
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具有进步作用，在政治思想上能够接受革命的无产
阶级的思想影响，因此他们能够争取教育，并引导他们参加革命，为
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又具有动摇性和落后性，，主要是个人主义、患
得患失，摇摆不定，以及由于出身剥削阶级的家庭而带有剥削阶级的
意识，与长期所受的教育是地主阶级的教育，也就容易接受反动的地
主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因此他们必须经过思想改造，实际生活和工作
锻炼，才能达到与工农兵结合；甘心当人民勤务员的革命战士。
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一贯是采取争取、教育、改造
的方针” 。
如何认识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及其历史定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评价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受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以及“第二条战线”的历史作用。
把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学校教育笼统的说成地主阶级的教育，明显不符合中国近代教育历史的实际。众所周知，中国的学校教育自清末兴起办“洋学堂”，走上近代教育的轨道，它的基本内容和形式都是采取西方教育的模式，核心是科学与民主。经过新式教育培养出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成为反对封建主义，追求国家独立与民主，为实现现代化理想而奋斗的仁人志士。20世纪30年代前后，国民党政权曾经把“党化教育”强加于学校，但终因过于露骨而遭到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抵制，不得不废止，转而公布以三民主义为教育宗旨：“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活
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 。这一教育宗旨尽管有其冠冕堂皇的方面，但总不能说是地主阶级的教育。更何况还有些教育界的领导人、教育家如蔡元培，曾提出“五育”并重、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并一度为国民党政府确定为国民教育的宗旨。这一方针的提出与实施，“在中国教育史上有划时代意义，对中华民族新一代成长有重要影响” 。
蔡元培的“五育”，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方面内容。“军国民教育”即军事训练和体育锻炼，“实利主义教育”“就是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智育” ，“公民道德教育”，按蔡元培自己的解释是：“现代人的道德，须合于现代的社会，决非数百年或数千年以前之圣贤所能预为规定” ，而是法兰西革命所揭示的“自由、平等、亲爱” ，“世界观教育”，主要是沟通“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对于现象世界的事物，物质生活，人类幸福既不厌弃也不迷恋，对于实体世界具有渴望追求的心理，以期达到思想自由、意志自由的‘理想国’” 。“美育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应当说，这样的教育方针不是封建主义的而是反封建主义的，它的实施，对反封建主义的斗争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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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2）
此外，还有众多的民间教育家和他们的民办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陶行知，他提倡“教育救国”，主张“生活教育”，即“立足于人民大众，与生活联系，和社会活动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目的是改造社会，改变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文化，使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 ，陶行知认为，中国自废科举，兴新学以来，办了三十多年的新教育，虽然从“忠君、尊礼、尚公、尚武、尚实的宗旨”变为“依着三民主义的宗旨” ，但有个共同的毛病是“教育与生活脱离”，他在30年代前后办的晓庄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以及1945年春与李公朴、史良等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都实行“教学做合一”，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知识分子。
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成长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民族的危亡，社会的动荡，使他们具有更加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更为突出的政治参与倾向，更接近平民百姓的生活。日本入侵中国，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巨大破坏，如战前有中等学校3184所，学生57万余人中受战争影响的达50％；大学，战前有108所，到1938年10月，被轰炸破坏达91所，其中25所不得不停办，继续维持的仅83所 。从“七七事变”到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国民党统治区大批学校向大后方转移。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中，数以万计的学生和教师拔山涉水、风餐露宿，颠泊流离，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不仅经受了生活的磨练，了解了普通百姓的苦难，饱尝了政府的腐败无能，而且遭到了经济的巨大损失，承受了人员伤亡的巨大悲痛。上述难忘的经历，为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
这里，介绍一所抗日战争时期很有名的学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它是由北平和天津向西南迁移的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合组成的。学校在战火纷飞、漂泊不定，处境艰难而又危险的条件下，坚持办学。有些学生回忆当年说：“联大实在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大学，校舍都是泥墙，宿舍是茅草盖顶。遇上龙卷风，屋顶就卷上天去，再碰上雨，你就可以撑起纸伞挨淋一夜。屋外就是野草，老鼠出没，跳蚤满地，白天黑夜咬得人不得安宁。吃饭更不用说了，国民党政府给我们吃的都是最坏的米，里头还常常有老鼠屎……” 。天上，日寇空袭不断，警报声刺耳不停，在混乱中，有的学生惨遭国民党宪兵杀害。学校里，仪器设备条件很差，图书馆里书籍寥寥。而学生们学习热情很高，“大多数学生不得不终日埋首于课业，个别学生甚至一个星期很少上床睡觉，疲劳时只好伏案假寐” ，有些“还组织了课外读书小组，主要是学习社会发展史” 。同学们为克服经济困难，积极开展半工半读活动，如“为学校图书馆借书、清理书刊”，“为昆明图书馆抄地方志”，“到中小学或私人家里教课”，“在电影院替观众对号找座位”等等 。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不仅学业精湛，而且富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主意识，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的摇篮”。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很快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引起饱经战乱之苦的广大知识分子的反对，由著名学者李公朴、闻一多筹备成立昆明各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委员会。并发起万人签名运动，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一天之内打死四人，打残一人，重伤11人，轻伤14人，第二年（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特务暗杀。这一事件极大地震撼了广大青年学生的心灵。1946年12月底，在北京又发生美国兵强暴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引起全国性的反美抗暴运动。不仅青年学生积极投入斗争，连大学教授们也义愤填膺的向美国大使提出抗议，据统计，“清华大学赞成罢课抗议的教授、助教达99％，赞成游行示威的亦达90％以上” 。许多平时不关心政治的学生，思想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如1947年1月12日《新华日报》曾刊登一个学生写的《我受了怎样的感召》的文章，他说：“我向来是一个死啃书本的‘好学生’，我关心的是学分、文凭、职业等，对于平时学校里的一切活动，我都是一个旁观者，甚至心里面常常对那些热心活跃的同学们起反感”，抗暴以来，“使得我孤独的心灵发生了激动，……羞辱与兴奋交织着，终于我自己决定：明天参加游行。……我将随着大家的爱国旗帜前进” 。
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3）
此后，在全国掀起更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毛泽东当时曾说：“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是整个人###动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动的高涨” 。著名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解放战争期间曾深入中国各地、各阶层进行采访，他所写的《中国震撼世界》一书的“知识分子的警醒”中，对学生运动做了如下述评：
“对知识分子的屠杀不仅使渴望和平的人民感到震惊，而且也使
社会上有政治敏感的分子彻底看清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真面目。”
“一切进步的思想和行动——都成了中共或‘八路’的同义词。
学生们不免要问：难道这一切都是共产主义吗？蒋介石迫使人民把自
己的思想和要求，以至自己内心的希望同共产党的口号联系起来。”
“几乎所有将被捕的人都逃奔解放区，这些知识分子便为农民提
供了领导骨干。……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宣布黑名单以后，据说有
一千七百名学生逃出蒋管区。同年十月，华中地区的开封被攻克后，
又有四千五百名学生投奔共产党。”
“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为埋葬蒋介石准备好了棺材，但正是许多
这样的知识分子起来造反，才在蒋介石的棺材上钉了最后一颗钉子” 。
到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青年知识分子们纷纷起来响应，并积极要求参军参干。1948年7月3日《中央批转陈克寒关于新区宣传工作与争取青年知识分子致新华总社电》，反映了这一情况：“一般知识青年，对我态度甚好，在平、沪的地富子弟，写信回家说蒋匪快倒，劝其父兄勿为蒋党作事。在家的知识青年，都愿接近我们，尤以较大城市为佳。在农村，当我打击统治派大地主时，一般不反对我们，有的秘密提供我许多材料，有的在蒋军来时向我通风报信” 。中共中央根据平津地区学生的要求决定：“北平学生既有参军的要求，我们原则上同意东北野战军在北平吸收一万名自愿参军的学生参加军队工作” 。这一时期，华北军大也发展到有一万一千多名学员，其中绝大部分是青年知识分子，华东军大“为部队和地方输送了三万余名毕业学员，连同福建、浙江、山东几个分校共为国家输送近5万名军政干部” ；华北联合大学也是学员愈万，“培养了文艺干部一千多人，教育工作干部二千人，政府行政干部三四千人，其他群众工作、党政工作、生产建设干部几千人” 。这数以十万计的青年革命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熟悉城市，和各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后占领城市、接管城市，乃至尔后建设城市，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上述历史情况表明，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 对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的人生之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他们为主体形成的“第二条战线”，对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他们中的多数人还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参军革命的方式还不是“与工农相结合”，而是与整个工农革命斗争相“配合”，这些都不妨碍他们是真正的革命战士。只看到近代西方式教育的消极方面而忽略它的积极方面，只看到家庭出身的影响而忽略时代与社会的更为重要的影响，只肯定“与工农相结合”一种形式而否定与整个工农革命斗争“相配合”的历史形式，是片面的。特别是把他们政治定位为“争取、教育、改造”对象，是错误的。
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1）
暴力革命的历史争论与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
正如著名作家鲁迅所说：“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 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五四运动以后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走出书
斋 ，走出研究室，来到工农大众中，短短几年发动上百万工人、上千万农民，投入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和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中国共产党被迫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道路。经过22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迎来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对于这段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历史，近些年有些人提出种种质疑和否定，有人说：“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是把事情搞糟了，若通过改良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则会顺利得多”；有的认为激进主义思潮贯穿于中国近代史，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激进主义的产物，此乃近代中国贫困落后、动荡不休的根本所在；有的认为，如果“一心一意搞建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定会快得多”，一下子把清王朝搞掉“反而糟”，“辛亥革命后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就是因为推翻了清朝皇帝”；有的甚至认为：“革命就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等等。这些看法，从方法论上说，固然有把革命与革命中的极左东西混为一谈，把今天的结论无条件的套到昨天历史的头上，以及因果倒置等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提出了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理论问题，怎样看待暴力革命的历史地位？中国近代为什么会爆发革命？
早在辛亥革命前，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改良派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就此问题进行过长达几年的辩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成为两方对峙的主要阵地。1902年春，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极力散布革命恐怖论：“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是使四万万之同胞，死其半也”，“以四万万人命为戏场也”。1903年5月，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出：“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同年，邹容发表热情洋溢的《革命军》：
1、 高度赞扬革命，认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
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度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
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善良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
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2、 申明中国为图存发展必需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州人之
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
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
不革命”；
3、 指出中国发生革命的原因：“我四万万同胞，今日为何而革
命？吾先叫绝曰：不平哉！不平哉！”，政治上不民主，四万万同胞受
一人驱使。经济上万民之膏脂，供那拉氏一人之笑傲。“中国之所谓
二十四朝之史，实为一部大奴隶史也”。
4、 提出建立“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凡为国人，男
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等纲领。
梁启超先后发表《论开明专制于今日之中国》、《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杂答某报》等长篇文章，宣传今日中国“不必行社会革命”，“不可行社会革命”，“不能行社会革命”。其理由：中国“无极贫极富之两阶级存”，“中国则自秦以来，贵族即已消灭”，“祖父所有财产，子孙得而均治之”，“人无三代富”；“今日中国所急当研究者，乃生产问题也。……生产问题不解决，则后此将无复分配问题容我解决也”。此外，梁启超还提出两个问题：一、“一切生产事业，皆由国家独占，而国民不得以此竞也”，“有自由竞争绝而进化将滞之问题”。也就是说，一切工厂、工地都归国有，收入“分配极均”，这样容易失去竞争，没有竞争的社会发展将有停顿的危险。二、“国家为一大公司，且为独一无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质，则取全国人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此等政府……能保其无滥用职权专制以为民病乎？”，也就是说国家权力过大，把全国的衣食住行乃至工作都包下来，统一管理，会不会出现专权和权力滥用问题呢？
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2）
回顾20世纪初的这场争论，革命派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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