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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了-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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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兆从头上开始。突然有新军去街上的剃头铺剪去发辫，而且一传十，十传百，满街突然地行走了已剪辫或未剪辫的武昌新军士兵。不到三个钟头，几乎全标人都剪了辫子。而且这股风潮开始向资州城内与四乡弥漫。
端方不可能没有感受到这种危险的气氛。下面这段话，有人说是端方主要召集新军的表白，有人说是新军士兵将端方兄弟抓到朝天宫后的对话，但内容大致如此：
〖端方：我本汉人，姓陶（据说端方有一方印章，上刻“陶方”），投旗才四代，今愿还汉姓如何？
众兵：晚了！
端方：我治军湖北，待兄弟们不薄，此次入川，优待加厚。请各位周全……
众兵：那是私恩，今日之事乃国仇。
至此众士兵大呼：武昌起义，天下响应，汉族健儿，理应还鄂，效命疆场。是何端方，巧言蒙蔽，使我辈处于附逆地位。今天公仇为重，不杀你端方决不是炎黄子孙！〗
其实，端方提出的两项理由，都很有道理。宽以待下，正是黎元洪等旧官僚被拥戴的重要原因，而脱旗返汉，更是辛亥年洗脱种族原罪的重要手段。成都满官签署的《四川满人投降文》中即明确表白：“然清皇摄政二百余秋，我汉人生逢斯时，而胁迫投旗者甚多……今知天命将终，而国祚改易，江山仍还旧主，睹此大局情形，我汉军不得不返旗还汉，原业归宗，何敢爱清室一官，而不念祖宗乎？”明白事理的革命党人也大抵只要求满人投降，而不是大肆屠戮，以安民心。
但是端方所处的情境不同，他倒霉就倒霉在他面对的是一帮无统属无归依的新军下层官兵。国仇云云，多一半只算借口。从最后士兵的大呼可以看出，这支军队，立志要返回武汉参加起义，但当此乱世，如何能稳固新军们起义的决心？如何能保证本标千余人的团结？如何能取得武昌方面的信任？领头的同盟会、共进会成员，必然要借端方这个钦差大臣的人头，当一颗定心丹，也做一张投名状。要说这，也是江湖政治的规则。
是以这位被《申报》称为“满人翘楚”的候补侍郎、督办川粤汉铁路大臣、署理四川总督，就被士兵们用指挥刀砍下了头颅。他的尸体装进木棺，棺盖上用粉笔写上“端儿之尸”（四川人蔑称某人即为“某儿”），可能是就地埋葬了。端方兄弟的首级，则被装进两个盛煤油的铁皮桶里，还浸上煤油以防腐烂。
新军次晨即开拔回武昌，沿途每经一地，都将端方兄弟的首级示众。那些绅商民众，看见半个多月前还路过这里并向他们宣讲清廷德音的两位端大人，而今身首异处，浸透煤油的头颅在空中摇晃，不知会做何感想？
〔人物：〕
【端方说相声】
湖北老革命党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中记述1905年端方、戴鸿慈等辈访问美国加州大学，他亲见的一幕：端、戴一齐上台，并立演讲席中，戴左端右。端谓戴曰：“请老前辈发言。”戴曰：“兄常与西人往来，识规矩，请发言。”于是端方发一言，翻译完，向戴鸿慈曰：“老前辈，对不对？”戴曰：“对。”端又发一言，又向戴曰：“对不对？”戴曰：“对对。”一篇演说约数百言，端问戴数百次，戴亦答数百次。
这简直像是在说相声嘛，搞得西人大惑不解，在场留学生也面上无光。
这则轶闻常被引来说明满清官员之昏庸可笑。我看见却是三类言论形式的冲突与并存。很显然，端方有能力独自演讲，而且他未必不知道西方式演讲是个体化的，但是他必须处处表现对戴鸿慈这个“老前辈”的敬重。这里的关键是，满官重身份（是“奴才”还是“臣”），汉官才重科辈。满官大可不必对汉官讲这一套科辈规矩。端方是满官，与汉官相处，能遵从汉官的礼仪，这当然能迅速赢得汉族同事与上司的好感，故而《申报》在众多满洲权贵中，独独推许端方为“能吏”。
满清开国的老祖宗们，最近的殷鉴便是元明两朝。元朝式的排斥汉文化肯定是行不通的，但是明朝的文恬武嬉也让人心生警惕。有清一朝，皇帝或许会表现出对汉文化的好感，八旗体制却有形无形地将满汉置于不同的生活空间与职业场域。纳兰性德与曹雪芹当然是满族文人的骄傲，但总的来说满族的文化素质偏低，人人皆兵的八旗也没有贡献出太多的政治干才。
像端方那样，在文化、政治两方面都能跻身于全国一流的满人，清代几乎找不出第二个。据说端方少时也是纨袴一名，当京官时，因为不懂碑帖，受到了汉族同事王懿荣的文化羞辱，才发愿苦研金石。三年之后，端方已经俨然金石名家。
端方后来外放地方，有贪墨之名。考虑到他的收藏嗜好，巨大的金钱需要也很正常。当时有副嵌名对联说是：“卖差卖缺卖厘金，端人不若是也；买书买画买古董，方子何其多乎？”但即使辛亥时期的丑化描写，也承认端方“贪而狡”，比如他在武汉的时候，虽然不拒绝贿赂，但是“卖差不卖缺”，这就巧妙地利用了晚清差缺分离的官制，规避朝廷的监管。又有说他“凡与外人酬酢，时时演出一种献媚之态”，晚清较懂洋务较有弹性的官员，如郭嵩焘、曾纪泽，往往都会膺此恶名。而且端方在南京，率先改变督抚到任先拜各国领事的成规，逼得各国领事率先来拜，在当时中国官场，已算得上深谙国际政治规则。
辛亥年端方在资州被杀，被许多人视为汉人向满人报“国仇”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因为辛亥革命中身死的满族大员极少）。因此时评对端方不太客气，尤其是清末民初的笔记，对端方诋毁之语甚多，对于端方任两江总督期间的种种功业，不大好一笔抹杀，却可以做诛心之论：“端方知江苏人多文弱，又矜言新学。彼惟于学堂中拨款若干，以为辅助资。则趋之者，已如蚁慕膻。或则略与周旋，以施其牢笼之法。而江苏已争诵之。实则所拨者，皆取于汉族之财，而托名为国家也。”（《奴才小传》）这也未免太罗织罪名，以此概之，则天下尚有能吏乎？再往前走一步，就会出来“清官有害论”。
革命党人恨端方，其实也与他的能干有关。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招降革命党人甚伙，其中包括学问大家刘师培，这成为后来革命本位的论者心中永远的痛，如刘的弟子黄侃解读刘师培《与端方书》一面将端方称为“狡黠之虏酋”，一面又开脱老师“不谙世务，好交佞人”。端方这个骂名背得实在冤枉，他是革党口中之奸佞，当然就是清廷眼中之能臣，各为其主，何可厚非？关键是端方能让刘师培这样的大名士归心输诚，数年后还跟着他一路入川，并代端方潜入成都打探，可谓死心塌地追随，你当是个个封疆大吏都可以做到的吗？
反而是他效忠的满洲朝廷给了他当头一棒。1908年两宫葬礼，端方因为指使人沿途照相，被李鸿章之孙李国杰劾“大不敬”去职。以端方之世故圆滑，还曾因光绪大婚办事得力受赏识提拔，为何会犯此低级错误？有论者认为是“主少国疑”，不得不去权臣以立威，罢斥端方与袁世凯的理由都是借口。而这个借口之所以会出现，也是据说端方考察欧美，十分羡慕欧美立宪的“君臣一体，毫无隔阂”，无论君主、大总统，报馆记者皆可随时照相，一见大老板换了新人，不免想搞搞新意思。这样说来，端方又是因为第一个吃螃蟹被人抓了把柄。
端方吃第一只螃蟹的事例很多，后人亟亟于满汉之分、革命保守之别，就未必了解关注这些了：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现代幼儿园是他在湖北创办的，他在湖北、湖南、江苏，均是首创电话、无线电、图书馆、运动会。
他在南京、苏州、上海大力提倡全民种树，并用军功与刑罚诱使官员、军队普遍种树。
他把电影放映机带进了中国，也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牲畜屠宰与肉类检验的制度，希望中国仿效。
他创设了市民公园和现代监狱，又在中国官员中头一个实行了公费女子留学。
江苏的第一次公开民意代表选举是他主持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商博览会也是他筹划的……
应当记住，这个曾经的浪荡旗人，中国当时最好的收藏家之一，曾被万众唾骂的狡诈的“满洲狗”，同时也是一位中国现代之门的开启者。
【死水微澜】
石体元是四川省川东道绥定府东乡县人，东乡就是今天的宣汉县。1910年，他在成都高等巡警学堂肄业，熟识的同学里，有参加同盟会的，在他们手里看过《民报》、《浙江潮》等杂志。1911年他参加了保路运动。成都血案后，石体元和许多同学一样，觉得省城运动已是瓶颈，打算回家乡看看，能否相机而行。
但是这几年一直在外读书，家乡的情形也颇隔膜，难道拿《民报》上的道理去跟乡里人说说，他们就能起来革命？
石体元想到一个人：冉崇根。
这个人具备了石体元在成都看到的运动领袖的一切特质：出身本土世家，少年时即加入袍哥帮会，位置还不低，又被选为县谘议局议员，兼川路公司董事。
说曹操曹操到，冉大爷也不在乡下，他到宜昌去看铁路情况，现在跑回成都来探听风声。一听要回县闹独立，很感兴趣。恰好这时武昌事变的消息传来，两个小伙子更没了顾虑，纠结几个同乡就往东乡赶。
沿途打听情况，发现下东各县，只有万县有巡防军一标——这就意味着在东乡独立基本不会有官方干涉。但是各县的帮会很发达，除了江湖会（就是袍哥）之外，有个叫孝义会的组织也搞得热闹，尤其保路风潮起后，各县舵把子来往频繁。
到了县里，自然是一班同志筹备独立。第一大问题，倒不是号召力不足——冉崇根交游很广，又是袍哥大爷，怕只怕树起义旗，投效的人太多。全都收纳，未免良莠不齐，影响声誉；予以选择，又恐引起反感，招人闲话。最后觉得全部欢迎，但不定职务，等到独立成功，再依据表现分派职位。
县里虽然没有军队，但“堂勇”还是有的，没有枪杆子何来政权？于是大伙儿议定，由冉崇根下令，以离城八十里范围内的乡镇为限，每个“场”（以集市为中心的村社范围）调二十至六十，队伍总额三百人，有枪带枪，无枪带刀矛。进城的队伍必须严守纪律，绝对禁止自由行动。当然这些军队操典跟进城农民军说不通，由冉崇根“拿出帮会的条规来约束各公口的兄弟”就行了。起义时间定在阴历十月十二日（12月2日）。
谁知起义日期与调集团队办法刚刚确定，正要派人出去传述各乡，消息不知怎地就泄漏了，通城皆知。由此也可见参与核心的人就很复杂。知县吴巽赶忙跑来拜会冉大爷，进门一看：几个裁缝正在缝制白布旗帜和袖章标记。这是摆明要造反。但是吴知县根本没有力量捉拿这帮反贼，他回署的措施，无非是将堂勇全部调来县衙，层层守卫，又将巡街警察的枪都收走。
起义者们也吓了一大跳。虽说县里防卫力量不强，但也不能亮明牌来打吧？就算亮明牌来打，也不能连什么时间出牌都让对手一清二楚吧？马上决定：提前两天起义，飞速传达各场。
石体元在省城，是见识过赵制台的手段的，很怕吴知县有样学样，建议立即去找警佐李树滋，要县城四门的钥匙。这事本来之前就已经沟通得差不多了，不过李警佐胆子小，交出钥匙就溜回家中闭门不出，管你牛打死马马打死牛。
大家都认为吴知县不敢抵抗，所以消息走漏也不甚畏惧，后来才知道，吴知县是有想法的，他也想学赵制台，搞个诱捕，擒贼先擒王。但是堂勇班头也很胆小，一边是朝廷命官，一边是袍哥大爷，得罪哪方都不合适，只肯守县衙，不肯抓人。就这样，专政力量失效了。
11月30日清晨，起义者派人把文昌宫打扫干净，布置整齐。冉崇根冉大爷派人去接收警察，警佐不在，警察们就跟倒来人跑来维持秩序。十点，起义大会开始，警察站岗巡逻，还帮着四处张贴告示，挨门挨户通知居民悬挂白旗。晓得的晓得是在起义，不晓得的还以为知县大人搞国服——听说宣统皇帝被革了命，翘辫子了得嘛。
开了会，宣布独立。冉大爷再派两位有身份的绅士，一位是在大邑当教谕的本家冉人瑞，一位是当过县视学的景昌运，当代表，去县衙劝告吴知县交出印信档卷，全部堂勇缴上枪械，保证吴知县全家安全。吴知县也说不出啥子来，同意了，只是要求冉大爷雇船送他一家到绥定府。冉大爷说“要得”，于是定盘。
问题出在送吴家人上船时，正好碰到各场团队开进城。吴巽是个贪官，平日农民对他恨之入骨，一听说要打县城捉贪官，个个都很踊跃。哪晓得跑来看到贪官上船要走，而且还是大箱小笼的，当时哗然。他们不晓得是冉大爷吩咐同意的，以为是吴知县私逃，立刻排成一排，持枪，瞄准。后来的团队一看这阵仗，更加兴奋，一声令下，夹岸都是一枝枝后膛枪、大刀、红缨枪指着那艘还没装完货的大船。
整到这步田地，冉大爷也不好意思再让吴知县顺利离开，马上派人把吴巽带回文昌宫审讯。他自己不便出尔反尔，就找了个绅士代审，并让各场团队领队观审。
审讯一开，就成了批斗大会，不断有人跳出来历数吴巽贪污公款、欺压良善的劣迹，搞得最后，连主持审讯的罗绅粮都觉得这个贪官放不得，于是当即宣布收监。各场团队欢声雷动。
另一桩意外，是征收局吴局长的儿子，以为进城的普光寺团队要危害他家，拿着手枪就射，惹动团丁怒火，反而冲进吴家，把东西抢了个七七八八。冉大爷闻讯，连忙阻止，并让吴局长一家住进了文昌宫，过几日局势稳定，与县议会一致决定宽大处理的吴知县一家，一同礼送出境了。
除这些小事故外，整场起义清风雅静，各场团丁进城，更像是过节赶集。石体元在《东乡光复记》中写道：“起义那天，城内居民没有一人搬家或关门；大小商店没有停业，饮食茶酒店营业更好；县衙十房文册无损，监所人犯毫无异状，仓廒无恙，粮册完好；只有学堂停了两天课，警察停了一天岗；市面现象丝毫未变，就连距城较远的场市和农村也都秩序如常。风鹤不惊，不特没有聚众抢劫情事，即小小的偷盗事件亦罕有闻见。”这么良好的治安程度，几个从省城归来的学生哥也万想不到。他们封缴了县印，派人送往重庆军政府，东乡的独立就这么完成了。
有意思的是，这场起义中的领导人，一个同盟会员都没有。“关于光复的意义，只在刊物上看到过一些，关于施政纲领和组织机构，脑筋中纯是一片白纸”。好在前县视学景昌运订有《申报》，那上面详细记载着武汉军政府的组织结构，他们才知道东乡光复后，领导机构该叫“军政分府”，首领称参督。冉大爷就当了参督兼民军司令。再往下的组织架构，《申报》上也没有了，只好仿着武汉军政府的模样，设什么部什么部，也不设部长，也没有官阶，参加光复的人，分到哪个部，就叫某某部员。杂事谁碰上谁做，大事呢，冉大爷跟几名核心成员讨论决定。石体元是巡警学堂毕业的，就负责审批案件；有个姓王的，是从前冉大爷开的盐号伙计，很得冉大爷信任，就掌管财政；提供《申报》的景昌运自然分管交际、参谋。
职责派定，就在独立后两天，又开了个全县代表大会，新的政府便运作起来。东乡出产烟土，在川东各县中还算富裕。但冉大爷很讲义气，表示要廉洁奉公，提倡不请客，不送礼，不应酬，政府人员革除烟赌恶习。冉大爷自己只拿五十元一月的薪水，其他办事人员少则十元，多也只有三十元。
这种运作方式一直延续到蜀军政府派人颁下《地方组织条例》，军事部分为军谋、军政、军需、军书四处，政治部分为行政、财政、司法、学务四科，参督改成县知事。政府部门整齐多了，人员增衍，花费也就上去了，一个政法科长，每月也不止五十元薪水。
1912年8月，冉崇根奉令调城口县知事，石体元也早在2月便往重庆地方议会联合会当代表去了。回想起这“从本县宣布光复日起，至崇根赴城口止”的十个月，石体元不禁感慨：“机构组织已经三度改变，人事的变动尤大，从前树立的优良风气，更是昙花一现，仍归腐化。”
东乡县的光复，搞的是袍哥革命，社会秩序变动极小，这对于东乡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冉大爷治下，“优良风气”维持了十个月之久，换个人会不会急速腐化？要是外来的同盟会员领导起义，新造一批功臣官僚，又将如何？东乡虽小，或许可以喻大。
断了皇帝的后路
【潼关以西】
1900年庚子事变，西太后、光绪帝“两宫西狩”，跑到西安猫了一年多，后来成功地通过谈判回到北京，搞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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