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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宣传队成员石体元回忆说：“成都本是一个肩摩踵接、繁荣热闹的大都市，至此立刻变成静悄悄冷清的现象。百业停闭，交易全无。悦来戏园、可园的锣鼓声，各茶馆的清唱声，鼓楼街估衣铺的叫卖声，各饭店的喊堂声，一概没有了。连半边街、走马街织丝绸的机声，打金街手饰店的钉锤声，向来是整天不停的，至是也看不见了。还有些棚户摊子，都把东西拣起来了。东大街的夜市也没人去赶了。”

各大街的中心都搭起了临时牌楼，高与屋檐，宽与街齐，上设香案，中间立“德宗景皇帝”，就是光绪的牌位。两边的对联是从光绪的上谕中摘出来的：铁路准归商办，庶政公诸舆论。保路同志会街道分会天天在此开会，痛骂盛宣怀、端方、李稷勋。

最狼狈的是各级官员，他们上下衙门，原本就是张伞喝道皂隶净街，现在见了光绪的牌位，格于规制，只好下来叩头行礼，步行通过，再行上轿。可是每条街都有牌楼，这……这也太不便了吧？那么，绕行小街？可是这些刁民发现了，再小的巷巷他们也扎个牌楼……很多官爷最后不得不撤轿，跟班拿着衣包，微服步行偷偷溜过去。

罢市从七月初一开始，半个月不见停息，反有愈演愈烈之势。内外交迫之下，赵尔丰才搞出了七月十五捕人开枪的大动作。

【独立】

同志军搞七月围城，成都变了孤城一座。沿途交通被截断，各县向首府的解款全停。这时出现了所谓“水电报”。

一般记载，“水电报”由同盟会员龙鸣剑于城南农事试验场发明，他们将几百片涂了桐油的木片投入锦江，顺水漂向川南各地。木片上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

这里要插一句，为什么木片只往川南传递？因为川南素来是四川的乱源。辛亥之前，同盟会依照孙中山“夺取长江上游”的方针，在四川发动五次武装起义，除第四次在川北广安举事，另外四次：江安、泸州之役、成都之役、叙府之役、嘉定之役，全在川南发生。连清廷组建新军，也规定只招川北人，不招川南人。

但也有人说，“水电报”是赵尔丰为了坐实蒲、罗等代表的造反罪名，吩咐田微葵、路子善等人伪造了“油粉兵符”，上写“调兵进省救援”等字样，投入江中，再自行捞起以为证据。没想到弄巧成拙，投入水的多而捞起的少，木牌顺流而下，反而帮助保路同志会传播了讯息。

最大的可能是两者皆有。据犍为人宁芷村说，他当时正好搭船从嘉定（乐山）回犍为，沿江看见许多木片，“捞起来看，上面有不同的写法，大都是报告消息，主张抗粮抗捐，组织同志军，坚持力争等等”。而且他看见很多人在岸边守候水电报，这时只不过成都闭城后第三天。

当时正在资阳模范小学念书的罗任一也回忆说，这种“水电报”被老师比作“檄”，“见方约七寸上下，厚约四分，有的两面写字，有的写一面。木牌上写的全是口号式的文字，反对铁路国有，争回川路自办以及铲除卖国贼等等”。模范小学的蔡老师带着学生去江边拾水电报，“捡回后照制木牌，刨光，写字，加油漆，再放到江里让它顺流漂去”。在这样的复制与传递中，水电报的讯息才能数日之内，传遍川南。

七月廿八日（9月20日），传来消息，朝廷命岑春煊来川“助理剿抚”，而且朝廷对川汉铁路的意见也很不统一。盛宣怀仍是秉持此前不准邮电互通保路消息的政策，认为隔绝舆论，有助于平息风潮。不过邮传部管不着报馆，他求助朝廷，希望民政部能出面，“严禁各报登路事”。然而民政部大臣桂春持反对意见，认为只要保证报纸报道“不得故作危词”、“不得附和乱党语气”，亦不必“过分束缚”。

这一来明显看出，朝廷也在剿抚之间因循，而且“抚”的意见颇有后来居上之势。又过两天，岑春煊《告蜀中父老子弟书》的电文也传到了四川。这位前任四川总督的文告写得很动感情：

“春煊与吾蜀中父老子弟一别九年矣，未知父老子弟尚念及春煊否？春煊则固未曾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丁此不幸之事，使春煊再与父老子弟相见，频年契阔之情，竟不胜其握手唏嘘之苦，引领西望，不知涕之何从……父老子弟苟有不能自白于朝廷之苦衷，但属事理可行，无论若何艰巨皆当委曲上陈，必得当面后已……父老子弟果幸听吾言，春煊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戮一人。”

而且他还向外界表示，平息四川乱事，有三条对策：（一）发还商股；（二）释放蒲殿俊等；（三）请朝廷下诏罪己以收人心。

这些对策完全与赵尔丰的举措相反，赵当然深感不安，作为因应，他一面致电朝廷，力阻岑春煊来川，并有“岑不来犹可若，岑前来恐终无宁日”之语，另一面，也向川内表示和解的意向。

9月23日，同志军自动解成都之围，四乡的米炭蔬菜得以进城，成都人的便溺垃圾也可以运出去，这座古城忍受了一个月的罢市，半个月的围困，终于回复了生活的正常。

武昌起义爆发，赵尔丰再也打不起精神来“平乱”了。眼瞅着全川有数十州县已经声称独立，川边平藏的部队被同志军挡着回不了省城，重庆听说革命党活动频繁，还有那个端方端老四，呆在资州，似乎随时来取己而代之，赵尔丰无复往日威风，也默许手下跟谘议局那帮立宪派你来我往地商量，尤其是听得传言说“宣统爷从北京跑了”，吓得赵总督一身冷汗：大清朝……怕是要完。

磨来磨去，总督衙门提出了一个“官定独立条件”，主要强调“不排满人”、“安置旗民生计”、“不论本省人与外省人视同一样”、“不准有仇官言动”，这些是赵尔丰为自己与下属、旗人提出来的条件，其余如保护外国人、保护商界、不准仇杀抢劫、维持藏边防务，倒是跟绅方提出的独立条件一致。

条件谈定，11月26日上午，赵尔丰将关防大印移交给新成立的军政府。11月27日，“四川大汉军政府”宣告成立，赵尔丰发表《宣布四川自治文》，蒲殿俊发布《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独立书》。

像是为了呼应这个日子，就在这一天凌晨，湖北来的新军冲进资州行辕端方的卧室，杀掉了这个清末最出色的旗人大员。四川人从保路到反清的斗争，到此有了一个转折点，但“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巴蜀的乱局，这才刚开了个头。

袍哥革命

【舵把子们】

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谘议局的立宪党人，但保路运动能够自上而下，快速推行至全川，靠的是袍哥的力量。

8月，保路运动久无结果。川西、川南的袍哥领袖在资州聚会，改“保路同志会”为“保路同志军”，一字之易，与朝廷对抗之意明显了太多。成都的议员们未必喜欢这种做法，不过他们也莫得办法。

保路同志军的发起者叫张达三，是个武秀才，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郫县新场总舵把子。他最要好的朋友叫张捷先，是个小学校长，同时也是灌县崇义镇的舵把子。

同盟会派去的王蕴滋是在鸦片烟铺里找到张达三的，他就这样站在烟榻前公开说明来意，并称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张达三当即慷慨表态：“郫（县）、崇（义）、灌（县）一带算我的！”——书中暗表，带张达三出道的大哥贺均山，本身就是反清老手，参加过洪杨起义，或许就是石达开的余部。

张达三如此，张捷先自不必说。他们又联手找了灌县舵把子姚宝珊，这个人在松潘、理番、茂县、汶川一带甚有威望，万一造反不成，还可以退守川西北。

9月7日蒲殿俊、罗纶等被捕。早有准备的川西南同志军立即行动，9月9日，温江舵把子孙泽沛率领的同志军便已抵达成都南门外红牌楼，另一支同志军则由张达三带领，在犀浦一带与赵尔丰的巡防军主力对峙。这才有了成都的孤城之围。

同志军气势很盛，口号是“打倒满清，打倒赵尔丰，打倒周驼子（劝业道周孝怀），打上成都！”他们人数很多，火力太差，几乎没有他们称为“硬火”的后膛枪，大都是土抬炮、鸟枪、大刀、矛子、梭标。

之所以能一路势如破竹，兵临城下，一是新军根本不奉赵尔丰号令，不肯跟同志军作战；二是同志军不扰民，如有违反军令者，必须按照袍哥规矩，当众自裁，自杀前还要在大腿上自穿三刀，所谓“三刀六个眼，自己找点点”。

也不需要扰民，同志军甚至不用自带粮草。每到一处，自有当地的码头酒饭招待，还会放钱到各军首领房中。兄弟伙需要用钱，只要说一声，就可以到房中自取，拿多少也有规矩等级，从两百个铜钱到两千个不等。这就叫“望屋吃饭”，全川袍哥一家，有人的地方就有供应。

成都独立之后，各方势力交错，赵尔丰兵权未释，新军各怀心事，立宪党争权夺利。川籍军官代表、军政部长尹昌衡则一手拉拢本地军人，一手加紧联络袍哥。

各方矛盾激化，12月8日，四川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在东校场阅兵，部队借名索饷，发动哗变。成都全城枪声四起，火光烛天，新军、巡防军散往各街，大肆抢劫，成都人称为“打起发”，不同队伍的士兵碰面，就大喊“不照不照”，意思是各干各的。整整闹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各乡同志军赶进城来，才平息骚乱。藩库八百万两生银被洗劫一空，商民损失不计其数。

这场兵变，帮助了尹昌衡上台，当了军政府都督。参与兵变的各营，只是回营了事。转过年，发了洋财的兵丁纷纷拿出钱来娶妻成家，人称“起发太太”，赶上成都旗人生计无着，抛售房地，有钱的丘八更是乘机购房置地，面团团当起富家翁来。成都人无可奈何，只能唱民谣道：“不照不照两不照，明年生个大老少”，以纪念这场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革命。

尹昌衡当了都督，身兼军政职务，但他更在意的明显是另一个身份。他挂出了“大汉公”的香堂招牌，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都督要操袍哥，哪个敢不帮到扎起？尹都督前往成都各街的公口码头拜访，各公口码头都为他“挂红进酒”。尹都督一天进出都督府十几次，每一次出去都是长袍马褂，回来披一身的红绸红布，堆在床上，立刻又出去。都督府公事堆积如山，但显然尹都督认为酬酢袍哥更重要。

上行下效，继任的军政部长周骏也挂出了“大陆公”的招牌，其他部处也纷纷效仿，一座都督府几乎成了袍哥集中营。而哥老会提出“恢复汉族衣冠”，这帮哥子弟娃儿又不晓得啥子是汉族衣冠，个个头扎英雄结，身穿英雄靠或者蟒袍，腰佩宝剑，脚蹬花靴，满街招摇。成都几乎又成了一个大戏台。

而尹都督操袍哥亦不是全无用处。前清川督赵尔丰在独立之后，依然保有卫队，而且听说宣统未死，北京未陷，便有复辟之心，不断唆使亲信傅华封从川边率军反扑成都，并派人挑拨巡防军哗变。重庆蜀军政府听闻赵尔丰尚在，已派兵西来讨伐。尹昌衡于是决定杀赵。赵尔丰一死，傅华封投降，重庆军也回师了。杀赵不难，不起战端而杀赵，尹昌衡靠的就是袍哥内部的关系，先行诱降赵尔丰的卫队，再没收了少城旗人的武器。成都回复了暂时的平静。

这就是四川特色的袍哥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各地均借助会党之力，但是在四川，立宪派不过充当旗号，同盟会更是敲敲边鼓。如何革命，其实是由袍哥社会的法则决定的。

【端方之死】

民初社会传闻：端方花了四十万两白银买得川粤汉铁路督办大臣一职。这未免太小看端方的智商了。端方因两宫葬礼时派人摄影被罢斥后，急谋起复是事实，但他难道不知道，各地保路风潮如火如荼，此时督办路事，是一块烫手山芋？

端方在京未发时，自5月起，就一再上奏，希望朝廷收回“铁路国有”成命，又恳电沿各督抚，请“务须和平，勿专制强硬，以致激变”。

6月29日，拖延已久的端大臣队伍终于离开北京。因为怀着极大的疑惧之情，端方走走停停，还跑去彰德洹上跟袁世凯“商榷要政”，而且他还对记者说，此去“如无妥善办法，即拟辞职”——跟四川袍哥一样，端方也在铺后路。

本来自北京到武汉的火车只需一日，端方生生拖到7月4日才到武汉。据《申报》报道，湖北各官员从端方上月中旬放风说要出京，就屡屡相约往大智门车站迎接，结果屡屡扑空，大概一共白跑了十来次，人人把端方恨得要死。

在武汉的两个月，端方确实竭尽所能，希望在“朝廷国有”的定策与“铁路商办”的民意之间寻找一条折衷之路。比如他曾派夏寿田返京与邮传部商议，是否将川汉铁路四川段宜昌经万县、重庆至成都的原有路线，改为由潼关经川北保宁府达成都，宁愿从陕西境内绕一下，这样可以朝廷、绅民分别筑路，既满足民意，又不失政府尊严。

但是内阁与邮传部拒绝了他的建议，路线已经与四国银行团签定协议，改路？那不知又要多费多少口舌工夫？

好吧，端方于是守在汉阳，只是修修督办大臣公所，找人来绘制路线图，招聘铁路人才。比起其势汹汹的四川绅民，湖北各界对他的态度要好得多，而武汉三镇比起已全面罢市的成都，也要平静很多。

而且，他的儿女亲家袁世凯早有信来，要端方在路潮平息之前“宜先驻汉阳，分投委员勘查，步步为营”。后世史家说，如果端方按此行事，纵然在武汉碰上了辛亥首义，多半也不会身首异处。毕竟，瑞澂、张彪，诸多湖北大员一个都没有死。

然而赵尔丰搞出了成都血案，朝廷严令端方入川查办，端方回奏力辞，朝廷再严令，怕川人武力暴动？给你兵队，而且派楚同号军舰护送入川。看你还有什么借口？

端方几乎每停一处地方，都要向内阁或盛宣怀发电，叹苦经，找后路，巴不得停在宜昌，停在夔州，停在万县，停在重庆，等路潮出个结果再说。

然而朝廷并没有放过他，不仅连番催促，甚至在武昌事变之后，于11月6日谕令端方署理四川总督，将整个四川的重担都压在了他身上。不过，由于武昌事变后电报不通，端方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又当了一回制台大人。

有史料显示，在知道武昌事变、湖北独立的消息，又有流言传说北京失陷、宣统逃亡之后，端方确曾认真考虑过自己在大变动的四川中的位置。他认为赵尔丰已经失去民心，朝廷又无力控制西陲，按照武昌推举黎元洪的前例，他是否也可以被推举为四川总督，甚至四川独立后的军政府首脑？

他曾派刘师培等人潜入成都探听消息，但回音很不乐观，据说赵尔丰已经做好准备，端方一到成都，就会被软禁起来，连地方都预备好了。

端方更不肯往前走了。而且，入川以来，沿路补给相当困难。端方家丁日后回忆说：“沿途饮食，并无菜蔬可食，每饭只有白饭咸菜。沿途所住之房即系养猪堆粪之屋，即钦差亦系此等之房。行至两三月均如是。”于是，命运将端方送到了资州，也留在了资州。

资州离重庆六百多里，距成都四百里，可进可退，而且地面安靖，似乎没有自立军活动，比一路上的滋扰不宁好得多。端方就此住了下来。

他一路走来，每到一处即鸣锣集众，寻一处宽敞庙所，派六弟端锦前往演说，表示对所有“匪徒”均不带兵剿赶，愿自行解散者，发与盘费，优给奖励。尔等川人，也莫以为川地坚固，有蜀道之难，现时有机关枪炮，一旦天兵到来，四川如何抵挡？……

端方家丁说：“每到一处，绅商学界以及匪徒皆悬灯结彩鸣鞭，各户换粘新对，欢迎数十里外，各界感情殷殷。”这不免有点儿往端大臣脸上贴金，地方绅粮自然对钦差大臣还是尽量敷衍，端方在资州，便“天天饮酒宴会”。但群情激昂的四川，如何会因端方片言便解难去纷？端方在重庆通衢遍贴六言安民告示（方便不识字者听人诵读），就被人在每句后面都加了注解：

〖蒲罗九人释放（未必）田周王饶参办（应该）

尔等迫切请求（何曾）天恩果如尔愿（放屁）

良民各自归家（做梦）匪徒从速解散（不能）

倘有持械抗拒（一定）官兵痛剿莫怨（请来）〗

不管怎么说，端方绝非满人中的顽固派，川人中也颇有对这位“主抚不主剿”的钦差大臣有好感者，成都方面甚至传来“虽经宣布独立，仍复预备欢迎”的消息。这里的吊诡之处在于：如果端方身处大城市，无论武汉、重庆还是成都，他都很可能不死，唯独在资州，没有外敌的压迫，但本地也没有弹压支援的力量，端方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他从武昌带来的新军第八镇步队一营手中。

事兆从头上开始。突然有新军去街上的剃头铺剪去发辫，而且一传十，十传百，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