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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得2月12日，终于见着了父亲。吴建寅告诉吴宓，圣约翰的学费不必担心，陕西商号汇款。吴宓希望能跟父亲长谈一次，但吴建寅忙着送“豫晋秦陇红十字会”乘船往西北战场，只能向吴宓点点头：“改日吧，改日咱们谈谈。”

2月13日，上海大雨。几天来都觉得身体不适的吴宓“枯坐楼中，寂寥实甚，无术消遣”，终于病倒了。吃了几粒仁丹，似乎也不管用。而且上海的冬天实在过不惯，吴宓口角冻裂，张不了嘴，吃饭说话都很辛苦，“诸种交至，益觉怅怅”。这“怅怅”中大概不包括昨日清帝的逊位，今天孙中山的辞职。

密切关注政权交接大事的上海客，是早就自许“清国遗老”的郑孝胥。他的日记自然坚持不用阳历，但人在上海，对新历要敏感得多。1912年1月1日，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乃西历一千九百十二年元旦也。朝廷欲改用阳历，宜以今日宣布，闻项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

他“惜哉”的是南北所争，不在大局，而在私怨。在郑孝胥看来，“前日朝廷所颁信誓十九条，大权全在国会，政治改革之事已无可争。今革党欲倾覆王室，清臣欲保存王室，实则王室已成虚号，所争者乃对于王室之恩怨，固与改革政治毫无关涉者也。若争此而战，则所谓自乱自亡而已。”

郑孝胥觉得，南北议和尚未成功，南京方面就召集国会，决定政体，企图以此逼北京政府屈服，还自以为得计，实在愚蠢兼搞笑。“使政府在北京亦集国会，决定君主政体，亦行颁布，则如之何？”而且，“此次选举总统，止十七人，孙文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遂自称全国公举，真可笑杀人也”。

1月14日，郑孝胥在日记里怀念起故人端方来。当日端方两次来电，求郑孝胥同往四川，郑孝胥坚决不允。如果阴阳异途，总不免会想：倘若当日我去了，是不是端陶斋就可以不死？而今回头想来，有两条路：一，未从武昌出发，先请入都，声称要密奏方略，电报发出马上启程北上，到了北京，再设法拖延，那时武昌事变或许已起，或许被平，连四川或许都不必再去，这是上策；二呢，是入川后驻兵重庆，武昌新军不稳，让他们直接赴成都平乱，自己再从陕西、贵州调兵来护，即使来不及，重庆的新军也靠不住，至少兵变时可以逃进某国领事署，也不至于被害。郑孝胥盘算了半晌，觉得端方号称满臣能员，智不足以自救，难怪清室倾覆在即……

这些话都只是在日记里说说，对外，无论是南京来人联络，还是上海领事会要反对陈其美，郑孝胥都不参与，表示“久无动静，真守中立”。

从1月1日到2月12日，中国存在着两个政权，两套历法，同时也处于“战”与“和”的十字路口。这一段交织的时光，在每个人心中留下了不同的烙痕。

郑孝胥希望南北议和成功，但国会必须在北京召开，否则“南方人民惧革党之恫喝，终不能抱定主见”，所谓主见，便是君主立宪。郑孝胥引《大陆报》上的评论说：美国虽号共和，却接近立宪专制，总统的职权很像从前的英王，反而今日之英国，“虽曰君主立宪，实最有共和之精神”。

吴宓也支持南北议和，因为他的家乡陕西，正在承受着新旧两个阵营的拉锯战，只有南北实现和平，陕事才能平复。即使回不去清华，也能在上海好好念书。

叶圣陶则最激进。他赞同《天铎报》发起国事纠正会的举动，认为连“优待清室条件”都大可不必：“民国之中固人人平等，无或超出者也。清帝既逊位，则只居于齐民之列；既齐民矣，何以曰优待？优待即不平等也。”“进而言之，是谁之位而乃曰‘逊’？必待其逊，是已如受清廷之命令矣。故苟其见机而自去，则为至善；如不自去，则北伐军队在，令之肯去亦去，不肯去亦去。”（2月13日日记）不肯让位，那就打呗！

我们印象中主持语文改革、写童话的白胡子老先生，那时真是年轻啊。

【1643～1912】

侍卫武官唐在礼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廿四日接到内阁秘书处通知：明日清晨，护卫各国务大臣前往乾清宫参加接奉皇帝退位诏书的仪式。

十一月廿五日，也就是阳历2月12日，天刚亮，唐在礼与其余三名侍卫武官一道，进东华门，奔乾清宫。只见东华门外戒备森严，“像是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的样子”。后来听说是各大臣很担心，怕闯出几个宗社党来拼命，“宗社党”在北京传得很厉害，说是连袁宫保都没把握制住他们。

到了乾清宫宫门内东南角的长廊上，国务大臣们都已经到齐，袁世凯自从1月16日遇炸，便称病不朝，内阁交胡惟德代领。十名国务大臣中，满人有度支大臣绍英、工农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汉人有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部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养心殿里，就这么十位袍帽顶戴的大臣，四名军装军刀的武官。

没过多少时候，有人来说“太后要上殿了”，大伙儿依序往殿里走，大臣们走到离宝座一丈的地方，面向宝座，横列一行排开。四名侍从武官站在他们身后。

两名太监走了出来，分站两旁，像京剧里打旗儿的。隆裕太后带着小皇帝出现了。唐在礼也顾不得什么天颜不天颜，从两位大臣的肩膀之间望过去，仔细看了看小皇帝。他后来记道：“溥仪生得很清秀，只是看上去天庭虽还饱满，口鼻生得迫近，下颏尖促。我心里就想：‘这个小皇上到底不是个福相。’”（《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

唐在礼有机会细看小皇帝，还发此大逆不道之想，全因当日臣下没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而只是由胡惟德带领着，向皇上、太后三鞠躬——这是商量了好些回才定下来的，所以隆裕也不吃惊，宣统可能有些奇怪，但他没说话。

隆裕落座之后，与胡惟德自然有一番早经设计好的对话。隆裕的大意跟逊位诏书一致，就是说希望全国老百姓早一天得到安顿，国家早一天得到统一，过太平日子不打仗，所以“我按照议和的条件把国家的大权交出来，交给袁世凯办共和政府”。胡惟德赶紧安慰几句，说“太后睿明鉴远，顾全皇室，顾全百姓”，“今后这个天下就是大家的太平天下了。敬祈太后保重，太后放心。”这种时候，在场诸人当然都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据说此时宫外也还有些人想阻止诏书的发布，自然被拦住了。隆裕太后这几天被袁世凯、小德张等人吓得够呛，什么路易十六全家上断头台之类的故事听了不少，此时也就下了决心，对内阁说：“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一旦用印，木已成舟，再反对也没用了。

饶是如此，往逊位诏书上盖印之事，仍然没有让隆裕亲自动手。倒不是怕她悲痛过度手劲不足盖歪了，而是有人担心这位太后会效仿汉元帝皇后那样，面对王莽逼宫摔玉玺，所以专设了用玺官。其实隆裕哪有这份勇气？不过也反映出大伙儿潜意识里都觉得今天这事儿很像西汉末年。

因为诏书里言明“即由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退朝之后，十大臣便直奔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袁世凯早已在那里守候，外交大楼今天重重警卫，比皇宫守卫得还要森严。里面早设下一张大条案，条案中间放着一个紫檀雕花的大帖架。大楼内外人很多，但静静地都没有声息。

十大臣站在上首，袁世凯站在下首。袁世凯深鞠一躬，胡惟德将诏书递过去。袁世凯并未宣读，只是将之放在大帖架上。胡袁两人谈了两句，仪式结束。当天晚上，袁世凯在外交大楼剪了辫子，据说“在剪的时候袁自己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在袁的一生中，如此感情外露，似乎是唯一一次。

第二天，各家报纸都发表了诏书全文。警察厅用黄纸缮写了逊位诏书，供在天安门外一个牌座上，供人观览。辛亥年的最后几天，皇城内三殿与社稷坛都对外开放，任人游览，不收门票。不过游社稷坛的人多，进皇城开眼的人少。

龙旗都收起来了。北京人还不是太清楚逊位意味着什么，不过至少是不打仗了，马上就是年关，愁云惨雾了四个月，强行挤出一丝喜庆来，逛逛未曾去过的社稷坛、太和殿，也是好的。

【新的国】

仿佛真有天人感应，2月12日这天，上海的天气居然是“骤暖，甚有春气”。

逊位诏书，南北政府各拟有稿。北方的那份，之前几天报章便有披露，开头便说自武昌变起，朝廷已俯顺人民之请，颁布“十九信条”，“将一切政权付诸国务大臣”，早已显示朝廷“不私君位之心”。但是现在情势危急，“若徐待国会之召集，诚恐延长战祸，大局难支”，而总理大臣之权势，“对内不足统制全国，对外不足综理外交”，所以将总理大臣名目取消，改为大总统，“一切政权悉由大总统主持，其大总统即由国民公举”。

诏书稿强调说：“惟皇帝之尊严，除谢去政权外，与前定‘十九信条’无甚差异”，然后是“特命袁世凯会同南北官绅暂行组织临时统一政府，以消乱萌”。最后说“凡我军民人等，须知朝廷此举纯为国利民福，维持治安起见，一切事宜悉如其旧，万毋听信谣言，致滋纷扰”。

这份诏书稿，可以用俗谚形容，叫做“倒驴不倒架”，又叫做“鸭子死了嘴还在”。可以想见，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是不太可能为南方接受的。这一点，清廷中人何尝不知？所以他们最终还是采用了南方张謇主持拟定的诏稿，只是加上了“即由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这句话，有人说是袁世凯加的，有人说是隆裕太后的主意。从清廷的角度说，将政权移交给一位大臣，总比移交给“孙汶”之流的乱党，来得稳当，也来得体面。

郑孝胥直到辛亥年的除夕（2月17日），才在日记中抄录了逊位诏书。在诏书之前，他写道：“北为乱臣，南为贼子，天下安得不亡！”抄完又大骂列名诏书诸大臣：“干名犯义，丧心昧良，此乃豺狼狗彘之种族耳，何足以列于世界之人类乎！孟子曰：‘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今日之谓也。”

辛亥的上海除夕，热闹倒似乎过于京师。漫天的爆竹声中，郑孝胥写道：“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他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会由他来逆天而行，重兴大清？大概连郑孝胥都不曾梦到，二十年后，他将站在今日紫禁城里那个六岁稚子身边，出任“满洲国第一任总理”。

而此时，青年吴宓站在上海大马路一带，看着灯火光明，听着笙歌嘹亮，“回忆昨年今夕，其情况真不可问”——去年除夕，吴宓随父亲进京考清华学堂，被大雪堵在河南府，住在泰安客栈里。听栈里诸客谈论，有说京中鼠疫盛行，京奉铁路已停开，又有人谈起清华园，离城二十余里，靠近颐和园，风景优美，听得从未离乡的吴宓心中七上八下。路上雪厚近尺，无处可游，街道旁的人家都已换了新的门联，晚间爆竹声大作，“劈拍可厌”，想起家乡，吴宓又不免黯然神伤——可是，跟辛亥年的动荡坎坷比起来，旧年除夕“真不可问”矣。

叶圣陶于旧年除夕毫无感觉。他正沉浸对“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的失望与愤恨之中。“以专制之魔王而任共和国之总统，吾不知其可也！如火如荼之革命，大雄无畏之革命家，竖自由旗，策国民军，血花飞舞，城市尽烬，乃其结果为不三不四之议和，为袁世凯任大总统！呜呼，吾希望者已失望矣！”那么，在叶同学，不，现在是小学堂的叶先生了，在叶先生心目中，辛亥革命是失败了。

整整一个月，他都在与顾颉刚等朋友讨论“无政府主义”，认定“政府之行为断不能为吾人造福”。仿佛为了印证他的观点，3月27日，苏州发生兵变，军队持枪抢劫，“将阊门马路及上塘街、下塘街、山塘街、南濠街各商铺及民家尽行抢完……抢毕后复各处放火，延烧竟夜”。这场兵变当然不像2月29日北京曹锟兵变那样具有政治意义，却足以打击一般民众对“天下从此太平”的向往。叶圣陶写道：“触我目入我耳者，无非此不情世界之恶消息。余本热心人，乃欲作厌世观矣。”这种厌世的情绪，在今后数年内，还将压在许多人心头。

也许，还是让大清最后一任侍从武官唐在礼说着了：“很多人只知‘共和’，但是这个共和怎样共法，怎样建立新局面，新局面究竟如何，谁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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